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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父辈足迹重走长征路,自驾行46天全纪录第21天

2021-07-08 09:58:5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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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日 参观泸定桥纪念馆、纪念碑 从泸定县~翻越二郎山~天全

  早上起来发现阳光灿烂,今天泸定县是一个好天气呀!

  但是家人中却有人心情不好。我们出行的领队、“舵手”,早晨在整理照片时,不小心把手机里的照片全部误删掉了,一路辛辛苦苦拍过来,居然因一时不慎前功尽弃,而且这还是无法弥补的错误,气得他要差点要把手机给摔掉了。好在带了手提电脑,在前一段的路途中,还在手提电脑中保存了不少以往行程里拍的照片,不然真要气疯了。但是,损失了近几天还没有来得及进电脑的照片,也是十分令人懊恼的。大家都安慰说,不要紧,我们其他人都拍了不少,到时互相传一下也可以弥补一些损失,行程中大家拍的照片大同小异,主要的场景都在,大面上的东西都没有遗漏,这么远的行程嘛,总会有一些不令人顺心的事,不必放在心上。

  可惜的是,这些天来他本人看重的画面,以及昨天与“草原孤狼”的合影及录像都是他个人唯一拍的,这些画面的损失是无法再挽回了。因为他对这个手机的功能使用上还不太熟悉。其实这已是他第二次误删照片了,第一次是在贵州的黎平县,那次误删的照片好在大都已在手提电脑中做了保存,损失不太大,

  鉴于这个情况,大家决定,今天上午趁天气好,再去走一次泸定桥,把昨天损失的画面做一些个弥补,让我们的领队、“舵手”心气能够顺一些。走完泸定桥再去看纪念馆和纪念碑。这样原计划上午看完纪念馆就接着出发去天全的行程就只好往后拖一拖了,下午再走。

  我们的领队、“舵手”仍不死心,又专门跑去泸定县城里寻找专业手机店,请他们看看能不能把误删的照片再重新找回来(据网上说,有的师傅可以做到),手机店的师傅问,手机误删照片后,有没有再拍照片?我们说,今天上午又拍了。师傅说,手机误删照片后,在没有再拍摄前,马上来店里或许还可以挽回,如果已又拍了,就没有办法了。另外即使即没有再拍可以找回,也需要几天时间。听师傅如此一说,我们这位领队、“舵手”也就彻底死心了,因为就算可以找回,我们也不可能在泸定县再等几天,该咋地咋地,后面的路还得走!临行前只好再拍两张泸定桥全景照吧!

  随后,我们马上赶往“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参观。纪念馆在大渡河西岸,距泸定桥头约有3公里路程。

  走近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2人夺桥突击队员的碑雕,在纪念馆前的路两边排列,但碑雕上有名有姓的夺桥勇士只有5人:廖大珠(红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夺桥突击队队长)、王海云(红四团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李友林(红四团一营二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四团一营三连党支部书记、夺桥突击队指导员)、刘梓华(红四团一营三连副班长);5人之中也只有李友林、刘梓华两位勇士塑有头部浮雕像(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逝世),其他的17位勇士直到建馆时也未能查知其姓名,也更无照片,因此都只能用无名空碑。

  后来我们从网上得知,1975年泸定县所在的甘孜州成立了一个红军长征文物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王永模任组长(后曾任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调查小组在泸定桥夺桥勇士的名单寻找上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功夫,也获得了不少信息。

  1975年8月,调查小组在南昌“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发现一个叫刘梓华烈士的相片(泸定桥纪念碑雕上的刘梓华浮雕像也是由此得来),他的生平介绍中写着:“刘梓华同志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英雄之一”,生前原在廊坊军分区工作。1976年1月,调查小组给廊坊军分区去信了解有关刘梓华同志的情况。1977年1月,调查小组收到了廊坊军分区回信,信中肯定刘梓华同志就是当年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之一,并说明刘梓华同志生前系天津廊坊军分区副参谋长,1951年患恶性淋巴肿瘤去世。调查小组其后在刘梓华子女保存的材料中,发现有刘梓华同志当年保存下来的一个特殊处分的记录材料,记录的是刘梓华参加夺桥战斗后被授予的“飞夺泸定桥勋章”却不慎被他本人遗失,因此所在部队给他记了一个小处分。这份处分记录就成为确认刘梓华同志是夺桥22勇士之一的珍贵历史证据。

  1985年1月,调查小组邀请杨成武同志来泸定故地重游,席间,杨成武回忆起,“有一个在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只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大而有神。家里很贫穷,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中采药、打柴,攀崖涉水很内行。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云贵川'。在夺桥战斗中,他攀援铁索,和廖大珠一起冲锋在前,后来,打腊子口他还立了一功。”由此可以确定,夺桥勇士中还有一个贵州籍的苗族红军战士名叫“云贵川”(尽管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2007年,调查小组分别在上海和南昌意外又发现了两名夺桥勇士的名单,他们是:机枪手赵长发和战士杨田铭。起因是调查小组在查阅《江西日报》老报纸时,发现在1961年5月21日的《江西日报》上,一个名叫杨田铭的人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在这篇文章中,杨田铭提到他积极报名参加夺桥敢死队,但因个子太矮被拒绝,后杨田铭哭着恳求机枪手赵长发替他说情,最后杨田铭如愿以偿参加了夺桥战斗。调查小组还提到,在江西省图书馆找到了有关杨田铭的资料以及在家中保存的照片。

  2011年5月,调查小组又收到了烈士后代寄来的刘金山勇士的照片和生平史料。

  倘若调查小组上述查询的线索都得到证实,那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后,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我们就可以看到刘金山和杨田铭两位夺桥勇士的浮雕画像,而无名碑雕上也可以增加刻上赵长发、杨田铭、云贵川三位红军夺桥勇士的名字了。这将是对夺桥勇士们的最好纪念!

  现在网上给出的参加飞夺泸定桥战斗22勇士(当年红一军团186期《战士报》报道说是21勇士,但186期《战士报》在漫长的战斗历史中遗憾地遗失了),已确认其中12人的姓名,他们是:

  廖大珠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连长、突击队长(1935年在陕北牺牲)

  王海云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政治指导员(1935年在陕北牺牲)

  李友林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党支部书记(1997年在北京去世)

  刘金山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3连 党支部书记、突击指导员(1999年9月在苏州去世)

  刘梓华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3连 副班长(1951年在天津病逝)

  赵长发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特等机枪手(去世时间不详)

  杨田铭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战士(1963年在上海去世)

  云贵川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战士(苗族,去世时间不详)

  魏小三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战士(夺桥牺牲)

  刘大贵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战士(夺桥牺牲)

  王洪山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战士(夺桥牺牲)

  李富仁 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 战士(夺桥牺牲)

  这里有疑问的是,这4名牺牲战士的名字从何而来?当年参加过这次战斗,建国后仍健在的人中间,没有人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些名字,也没有媒体报道出自何处,因此,这也还是一个待解的谜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来此,是为了感受、学习、继承红军当年那种为了革命胜利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其他的问题都已不是那么重要了。

  走过了夺桥勇士碑雕群,前面就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馆和碑背靠大山。

  纪念碑名是由邓小平题写的。纪念碑是由大渡河桥铁索和红军投手榴弹两部分造型组成,形象地反映和表现了飞夺泸定桥的战斗特征。碑前还悬挂有“2015年泸定县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的红色横幅。

  纪念馆正面大门是仿古的青砖桥头堡造型,简洁、庄重,历史厚重感很强。

  红四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攻占泸定桥的当晚(1935年5月29日),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的右路军到达泸定城。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着马灯,陪同刘伯承和聂荣臻走上泸定桥。

  刘伯承对着泸定桥连跺三脚,无限感慨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对刘伯承说:“是的,我们胜利了!”泸定桥一战,成为我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关于飞夺泸定桥之战的详细情况,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沿续了传统的、正统的宣传,主要是依据彭家伦同志(彭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干部)当年在红一军团《战士报》186期上登载的泸定桥战斗的记叙文章(彭本人未参加夺桥战斗,是根据战况报告即兴写成的),以及杨成武同志(时任红四团政委)在彭家伦的文章初稿基础上改写的《飞夺泸定桥》一文。

  近些年来,人们研究历史上当年这场战斗的兴趣渐浓,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对战斗具体细节的一些不同看法和论点。比如,当年红四团夺桥时,铁索桥上的木板是否被敌人全部拆光了?突击队是攀爬着光溜溜的铁索攻击前进还是边铺桥板边攻击前进?红四团在奔袭泸定桥途中遭遇敌人两个团阻击不耽误时间吗,又如何能在一天一夜内跑完240里山路?红四团5月29日清晨赶到泸定桥,为什么到下午四点之后才发起攻击?泸定桥雄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百米之距,枪响人落,不要说敌人一个团守桥,哪怕是三五个敌人,一挺机枪,甚至几支步枪,也是来一个打一个,红军如何过得了桥?

  当然,伴随着对这些个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有关军史研究人员最终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红军在向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挺进,以及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这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在大渡河一线布防阻击的部队主要是川军刘文辉二十四军的四个旅,全部集中在大渡河东岸(即红军右路军路线上),即:川军第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镛(国瑞);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二旅,旅长余如海(松琳)。另有川军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第六旅,旅长王泽浚,暂调归刘文辉指挥。而但任泸定桥一线主要防务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旅)的三个团:38团,10团,11团。

  红军右路军的行军路线是走大渡河东岸的大路,本来相对好走,距离也较西岸稍近一些,但因为沿途敌川军两个旅层层阻拦,右路军边打仗边绕路赶路,也多走了好多路,耽误了不少时间。

  而在大渡河西岸(红军左路军路线上),大都是山间小路,路滑难行。但左路没有国民党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些零星乡村自卫队或民团保甲组织武装。红四团在奔袭泸定桥途中,虽曾遭遇川军袁镛旅38团派到西岸来筹粮的一支数十人的运输队,但红四团迅速将其击溃。加上红四团指战员以超人的毅力高强度急行军,终于创造了一天一夜飞奔240里的奇迹!

  关于夺桥战斗的有关细节,原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副部长、少将李维民曾撰写文章指出:敌人为阻挡红军从泸定桥上过河,确曾下令拆除桥板,但守桥的川军是所谓“两枪兵”,就是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战斗力很差,拆桥板的速度也极其缓慢。他们只拆除了一部分桥板,红军先头部队就赶到了。李维民还指出,红四团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于29日早上抢占了泸定桥的西桥头。这时天已大亮,由于需要准备木板,同时,河东我军还未到达泸定桥,河西的红四团与桥东的敌人处于对峙状态。黄昏前,河东我军赶到了泸定桥。这时,红四团组成的以二连连长廖大珠为队长的突击队,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向东桥头发起冲击。

  这种说法可以与川军的回忆相验证:根据川军的回忆,傍晚前,红军开始攻桥,由于火力猛烈,川军38团团长李金山给旅长袁国瑞打电话,说泸定桥很难防守,问怎么办?袁答“我这里也很紧张”,遂放下电话,此时从电话中传来“旅长,快点!快点!”的催促声,随后电话就断了。当时东岸袁国瑞旅正受到红军右路军的猛烈攻击。38团李金山此刻担心自己腹背受敌,决定撤退,只剩一班人守桥。

  这一个班的人是否能阻止红军的进攻是个未知数,然而答案很快就有了。聂荣臻元帅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和题写的《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纪念碑碑文两篇文章中记述的最为准确,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夺桥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在突击队发起攻击后,敌人在桥头纵火,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这时东岸我军也赶到了泸定桥,很快将火扑灭,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有的被我军消灭,两岸红军在泸定城胜利会师。”

  可见,泸定桥确实是夺下来的,只是胜利的果实不能为红四团所独占,而是如聂荣臻所说,“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

  1993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红一师在东岸的行动曾经有过这样的陈述:“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也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五个连和红二团一个营于29日14时由冷碛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西岸红四团行动。”这个陈述的依据,是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在泸定会面后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报。

  有文章指出,传统的宣传上是由二师红四团攻占了泸定桥,但红一师对泸定桥之战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那是绝对不可抹杀的。红一师在东岸前进途中遭遇的是川军第四旅袁镛部的主力,红一师以坚决顽强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主力,迫使泸定桥守军陷入了前后受敌的窘迫处境,极大地震撼和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守桥信心,迫使他们在战斗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无可奈何的烧桥逃窜的选择。这也是红四团能够顺利夺桥的重要原因。时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并随红四团行动,参加过泸定桥战斗的王东保将军说:“夺取泸定桥没有一师是不行的,两路夹击,敌人才被迫逃窜。”

  按原来红军总部的计划,红军左、右两路军夹江而上,同时赶到泸定桥并发起攻击,以确保夺桥战斗的胜利。根据父亲的回忆录《抢占泸定桥的右路军》一文中提到,东、西两路红军在向泸定桥进军时开展了行军竞赛,看谁先到达并夺取泸定桥。红四团在5月29日早上到达泸定桥西岸后,隔桥与敌人对峙了一天,除了战斗准备和筹集木板外,显然是在等待东路军的到达,直到黄昏听到对岸的枪炮声,红四团才向泸定桥发起攻击。因此,有的研究人员提出,红四团此时发起攻击是为了“竞赛”的胜利。因为,此前红一师杨得志的一团已在安顺场强渡成功,打开了红军渡河的通道,建立了大功,并在红一军团的《战士报》上作了报道。而此时,二师四团在大渡河一战还寸功未立,心急如焚,他们不想失去此战功而落在红一团的后面,故有此举。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虽说牵强,但也是有一定道理并可以接受的,这也符合红军广大指战员在艰难因苦的环境下仍然奋勇争先的革命荣誉观,值得肯定。

  当然,关于泸定桥的战斗细节,网上也传有一些非正规消息。例如,黄永胜的儿子在其《军人永胜》一书中叙述泸定桥战斗时写道,东岸右路军一师的红二团和红三团(黄永胜时任红三团团长)先头部队一部,已抢先到达并攻击了泸定桥守军,造成守军仓皇烧桥逃窜,红二团和红三团在桥头迎接了红四团过桥。

  另也有文章提到,曾有红四团参加过夺桥战斗的人披露,当他们冲过泸定桥时,“抓”到了几个“俘虏”,一审问,却原来还是已打到东岸桥头堡的我“红三团的伤员”。不过,这些非正规消息的可信度还是比较低。

  直接参加安顺场~泸定桥系列战斗的红军指战员中,红4团团长黄开湘(原误写为王开湘)在到达陕西后,因高烧昏迷开枪自杀。廖大珠、云贵川在之后的战斗中牺牲。机枪手白思才,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新四军7旅19团4连指导员,为“刘老庄八十二勇士”之首。各团以上指挥员中的左权、黄甦、黎林、龙振文、林龙发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牺牲。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红二团政委邓华、红三团团长黄永胜、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红一军团组织部长肖华、教导营营长陈士榘、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干部团营长韦国清等,1955年均授上将军衔。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石油工业部工作,故1955年未授衔,1958年李聚奎重回军队工作,补授上将军衔。干部团团长陈赓、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授大将军衔。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授元帅军衔。

  但到此时,似乎关于泸定桥一战的历史疑团并没有就此全部结束。近两年,又有新的猛料爆出,说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该叙述由覃应机于1991年所著《硝烟岁月》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提出。覃应机是1929年入伍的老红军,建国前后曾在军队和地方多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后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覃应机在书中说:“这一回,我们照例快速跑到前面,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

  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

  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

  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

  覃应机的这段叙述有声有色,还有参战红军指战员的具体姓名,况且覃应机本人又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红军,建国后曾任正省级干部,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覃应机不可能无中生有去编造一段故事。

  根据有关历史情节及对当年红三军团在大渡河一线的行军序列考证,研究人员认为,覃应机提到的所过的铁索桥,不大可能是泸定铁索桥,而应当是在天全附近的龙衣铁索桥或沙坝头铁索桥。研究人员在查阅有关档案时看到了这样一份电报:《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1935年6月5日)。其中电文说“……三、三军团有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之任务。雪枫(时任红十三团团长)率先头两个团由现驻地经思金坝,以一部夺取沙坝头,主力夺取龙衣。成功则相机袭占天全,不成则进行下游架桥”。因为这两桥的外观和架构与泸定铁索桥基本类似,故覃应机很可能将这两桥误认为了是泸定铁索桥。

  不过,由于覃应机同志已于1992年病逝,无法再向其详细了解他所说的情况细节,研究人员的意见毕竟还只是基于历史材料的推断,完全推翻覃应机的叙述也缺乏确凿的依据。

  总之,虽然史学界不少人对泸定桥一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红军在泸定桥之战中所体现出的顽强革命意志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却永远是值得我们后一代人为之敬仰和颂扬的不朽传奇!

  大渡河上安顺场和泸定桥之战,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场重头戏,历来为国内外军史学家所关注,因此,我们在这两段自驾行程的记叙中,也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介绍有关这两场战斗的一些背景材料及有关最新研究提出的一些主要论点,以便给关注此段历史的人们提供一点粗浅的参考信息。

  10月2日下午,我们满载着沉甸甸的收获和依依不舍的情感,告别了泸定县、告别了泸定桥,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继续向着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天全~前进。

  从泸定到天全的道路,全程只有70公里左右,但却是号称中国第一难走的路~~国道318川藏线,这条路年年修,年年破,天天走,天天堵。在出行之前,我们就久闻其大名。这是一条给所有行车人都留下无限惨痛行车经历的魔鬼路,“恶名”远扬。但你要随红军长征路线从泸定县去夹金山,那就非走这一条路不可,别无其他选择。

  刚从泸定往天全方向走的这一段路还算不错,路面宽阔平坦,而且进入川西北高原后,因天气晴朗,能见度极好,从路上往远处看去,四川省第一高峰贡嘎山(亦被称为“蜀山之王”)清晰可见,其主峰(海拔7556米)被皑皑白雪所覆盖,远远望去,一道道山峦远近轮廓层次分明,一缕缕白云轻轻漂浮在山间,壮观且富有诗意。道路两边的风景也不错,10月初的川西北秋意渐浓,一部分绿色植被开始略呈金黄,色彩迷人,不由得让家人们的心情爽朗起来,大家一路抢着拍摄,兴致很高。

  从泸定出来行车个把小时后,就可看到著名的“二郎山”了。二郎山位于四川天全县城西50公里处,海拔3437米,只要你走318国道,就必然会经过二郎山。二郎山峰峦叠翠,林海茫茫,峡谷幽深,陡峭险峻、气候恶劣,素有“千里川藏线,天堑二郎山”之说,是千里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奉命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将士,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与当地人民并肩战斗,修通了二郎山公路,并把这条路一直修到西藏,现在被人们称为“老川藏路”。当年一曲雄浑激越的《歌唱二郎山》,“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闻名于世,流传久远,引起人们无尽的向往和遐思。

  过去走老川藏路要翻越二郎山顶,这里常年冰雪、暴雨、浓雾、泥石流、滑坡不断,致使该路段行车事故多发、断道频繁,经常一堵车就是好几天,加之全年四分之三为雨雪天气,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当地有谚语称:“车过二郎山,像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

  这次我们经过二郎山时,由于恰好在二郎山腰刚修通了别托隧道和二郎山隧道(海拔2182米,全长8660米),通行路况有了很大改善,现在只需穿洞而过,已不再需要翻越二郎山顶了,相对就缩短了路程,减少了行车时间。在二郎山顶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浓浓的白云就像一床床雪白厚实的棉絮铺盖在山头之上,这景色让家人目不转睛,美不胜收,连声呼绝。

  二郎山真是山里山外两重天,我们驾车穿过隧道前还是阳光蓝天白云,一派晴朗气象,可是刚穿过二郎山隧道,顿时山风大作,天气也立马阴沉了下来,气温也降低了很多。我们算是有点幸运,赶上了二郎山隧道通车,不用再去爬二郎山顶那担惊受怕的老路,一时大家吊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出了二郎山隧道,就开始一路下坡,公路不断地向山底的深处延伸。山谷两侧,到处是施工的工地,大型工程机械车随处可见,一排排正在浇灌的高架桥桥墩在山间林立。随路打听,原来这是正在修建的雅安至康定的高速路,看工程进度,恐怕还得有几个年头才能建成。凡修路的地段路况必定不好,这是常识,我们知道后面的路不会那么顺了。果然,自从过了二郎山隧道后,路况就开始慢慢地差起来了,水泥路面上的裂缝很多,有的裂缝还很深,左一道右一道的,我们行车不得不十分小心地左拐右绕,行车速度也一下子降了下来。

  途中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镇略作休整,这个小镇上有很多骑行客栈和食宿店,主要的客源是长途骑行的自行车驴友。我们在川西这一带发现了一个很特殊有趣的现象,就是路上遇到的骑行旅游者特别多,而相比之下,我们南方那里这种携带大包小包旅行装具,头戴骑行盔的骑行者就很少,当然在这里的骑行者还是年轻人居多。我们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因为还处在国庆假期之中,不时有络绎不绝的骑行者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还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呢!

  从离开小镇继续向山下前行,路况是一段差过一段越来越难走,山间破烂的水泥路面的裂缝越来越大,许多处已露出了泥浆,形成一个一个的深坑。两山峡谷夹着的路面变得更为狭窄,各种施工大车哐当哐当粗暴地碾过已破碎的地面,把道路糟蹋的失去了原样,有时候还因施工车聚集造成堵车,让人心中焦急不安。

  等熬过这段下山路,天色已渐暗,我们又要开始翻越另一座山了。这里距天全县城只有二、三十公里,虽说目的地在望,但从眼前的路况和大车流量来看,我们的心却揪得更紧了。

  国庆前的一场大雨,让天全段的318国道泥泞不堪,各式载重汽车的大轮子就如同搅拌机一般,把破损的道路和碎石子搅成近半米深的泥浆场,在大轮子的挤压下,除了道路中间有两道深深的车轮泥辙外,还隆起三条被大车轮子拱起的泥坎。我们的小车底盘低,怕陷进去撞底盘,根本不敢在烂泥辙中行驶,只能骑着拱起的忽高忽低的烂泥坎尖上“摇舢板”。前后都被大车夹着,不敢停,躲不开,没路绕,泥浆和石块刮小车底盘的异样的嘎嘎声不时地响着,听起来挺恐怖,此时还真怕车子刮碰出故障堵在路上,到那时后车催命的喇叭声再响成一片,恐怕就是打开车门我们都下不去脚,那才真是让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们两车人都默不做声紧盯路面,两个驾驶员更是开车都开到脚麻木,踩油门都已失去了轻重感。但车上还是有人因为紧张一不小心把对讲机掉到车窗外,沾得对讲机上全是烂稀泥。近三十公里路就这么七扭八拐,整整磨蹭了六个小时,直到晚8:30才总算安全抵达天全县城,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家人们说,这是一生都忘不掉的“318国道”!

  事后大家纷纷在微信群里发消息,叙说泸定到天全的这一段318国道线的行车经历和感受。

  有的写道:“二郎山,鬼门关,4公里遂道二重天,万水千山路险阻,平安到达尽开颜。今日道路之艰苦始料未及,全程30多公里山路走了6小时,蜗牛爬行一路扭,行到点灯到达天全县。署道难,难于上青天,体验318国道沪定~天全地段,真是不敢恭维的川藏公路。”

  有的写道:“国道318亲身体会,路堵不必说,路是无比难走,这是自驾行车途中遇到最可怕,最心惊肉跳的一次。”……

  到达天全后,我们其中一辆车挂上倒车档后,倒车灯不亮,倒车雷达不响,不知道途中什么时候把这玩意给整得不灵光了,幸好没有影响我们在困境中的行驶,还算是万幸啊!

  天色已晚,人生地不熟,我们赶快去找住宿,国庆期间找住宿不容易,而且都是成倍涨价,按前几天经历,估计都要花个把小时来做此事。但有时也有顺风顺水的时候,刚进到天全县城,就看见路边挂着一个单位的牌子,上面写着“天全市排供水公司招待所”,进去一问,可以住宿,停车场也很大很方便,房间内有独立卫生间,还是坐便式洁具,两人间房价150元,虽说房间旧了一点条件一般,但价格还算可以,况且我们只住一晚,要求不高,于是匆匆安顿好,就赶紧出来在招待所边上一家小餐饮店吃晚饭。

  这家店老板和她的女儿、儿子都挺热情,除了一边张罗给我们准备晚饭,还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店主人的女儿长得还蛮清楚,还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孩,她进过县文工团,并曾去过西藏,她也曾外出到广东打过工,认识了一个祖籍是福建泉州的台湾人并结了婚,因听说我们是福建福州来的,与她先生祖籍地多少沾了一点边,因此显得格外热情。据他们介绍,天全县是个很穷的贫困县,人口只有15万。当年汶川大地震,天全县也受到波及,震后国家拨了一些救灾款,天全县才发展得好一点。

  我们借此机会详细询问了一下明天路程的道路情况(我们确实被今天从泸定到天全的这一段318川藏线吓怕了)。老板问我们,你们今天是从哪条路来天全的。我们回答,是从泸定过来的。她看了一下我们开的轿车,说,你们好厉害呀,这种车也能从泸定开得过来?真不简单,一般从这条路过来的都是大车,也有少量私家车,但大都也是越野车,这样才能走得过来!

  连当地人都这么说,可想而知,那条路该有多差劲了吧!好在这道难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老板说,明天你们去芦山县的那条路就都是柏油路了,比较好走,再往上走到宝兴县,再上夹金山,那边的路就要差一点了。如要翻越夹金山,最好在下午4点以前要翻过最高点,不然天气变化了就很难说会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有点担心地问,这些年有没有听说过翻越夹金山有出事故的情况,有没有因高原反应而出意外的情况发生。他们笑了起来,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必那么紧张啊!虽当地人这么说,但家人中还是有些人对翻越夹金山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十足的勇气。

  劳累了一天,又经过一段心惊肉跳的旅途,饭后我们都早早洗漱完上床休息,准备应付明天开始的又一天前程未知的行程,但愿别再像今天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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