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6日周三第5天～走进道县（又名道州）
今天是出行的第五天，我们的计划行程是从宜章出发，经临武、嘉禾、蓝山、宁远等县（以上各县都是红军当年长征经过的路线）到达湖南与广西（灌阳县）交界的道州（今称道县）。
我们住的宜章人武部“八一大厦”没有早餐，因此头天晚上我们就与就餐的那家小餐馆定好了第二天的早餐。早餐后即从宜章出发，出宁远县城七公里途经九嶷山。
九嶷山因毛泽东同志的《七律·答友人》而蜚声海内外。这首诗意境优美，令人浮想联翩：“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期间，我们那一代人都会吟诵这首诗以及由这首诗谱写的诗词歌曲，至今仍不能忘。从网上查阅得知，九嶷山的风景点有舜帝陵、紫霞岩、永福寺等，另外，在宁远县城内还有一座“宁远文庙”，据说是除山东曲阜之外最大的孔庙。
我们昨天原计划是在宜章寻访完到宁远住宿，然后视情况在宁远参观游览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但昨天我们耽误了行程，大家经商量决定不去九嶷山了，直接向前赶路。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自驾长征路书中，单是红军长征的旧址地和红色景点，即使抓紧走下来都要近50天时间，如果沿途的旅游风景点我们都要去的话，半年也回不了家。
从宜章经厦蓉高速、京港澳高速至永州市道县（即道州），全程二百多公里，行驶时间三小时左右。我们约在中午时分到达了道州。道州县城不大，但道路还整洁，市容还干净。
道县古称道州，襟带两广，屏蔽三湘，四境重峦叠嶂，有雄关狭谷，进可攻，退可守，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后，蒋介石判明红军欲西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蒋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同时收买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共同围剿红军，在湘江以东屯兵26个师，近30万人，把道县盆地布成一口袋阵，妄图在湘江以东歼灭红军。
为了打破敌人的部署，占领有利地域，粉碎敌人的阴谋，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迅速抢渡潇水，占领道县。道县南门外的潇水为湘江支流，1934年11月19日凌晨1时许，红军兵临道县城下，先遣红四团在耿飚的指挥下抢渡潇水。当地6位老乡在大雪天里跳入潇水，用木船打底，将木条、锁链连缀起一座长130米的浮桥。靠着这座生命之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以最小的代价顺利过河，摆脱了敌人的堵截。
父亲曾在个人自传和回忆录中叙述过他在长征途经道州时的经历：“1934年11月，也就是从江西出发后一个月左右，我们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突破了湘江。在部队渡湘江之前途经道州（今道县）时，我经历了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险情...”。为此，父亲专门撰写了道州遇险的回忆录《道州跌伤跟队》。现抄录如下：
《道州跌伤跟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我当时在红一军团一师供给部任军实员。11月下旬，当部队突围冲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正向湖南道州（今道县）前进时，因夜行军下着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走的又是黄泥拌鹅卵石的土路，道路十分湿滑。当走到距道州还有十余里地时，我因不慎滑倒跌伤了左脚关节，脚顿时红肿疼痛得非常厉害。当时周边的敌情十分严重，部队除连续行军赶路外，还要不时地同敌人作战。
在部队进入道州城后，我拖着跌伤的脚一瘸一拐地也进了道州城。供给部的领导把我送到师卫生部。师卫生部暂设在道州城内的一个礼堂内，在这里共收留了几百个伤病员，把整个礼堂内都躺得满满的。过去在中央苏区作战时，卫生部门可以把伤病员转送到根据地后方医院去，而在长征途中是流动作战，根本就没有后送的可能。部队在道州只停留一个晚上，天不亮就要出发向湘江急进。伤病员这样多，而随军担架又很少，面对这种情况，卫生部门的同志必须要迅速拿出处理解决的办法。
在这紧急情况下，卫生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伤病员这样多，部队不等天亮就得走，上级要求我们今晚一定要对伤病员做出安排处理，要安排担架抬你走是不可能的，哪里抬得了这么多伤病员，民夫也找不到。经我们研究，准备今晚把你抬出道州城，就近在附近的老百姓家安置下来，并说，我们对其他的伤病员也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卫生部的同志对我说，我们给你五十块大洋做安置费，另外我们再给安置你的老百姓家里一些钱，让他们照顾你养伤并保护你的安全，等你伤好后再慢慢来找部队，如果实在找不到部队，就在当地领导穷人打游击。
我听了卫生部同志说的情况，知道他们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来安排处理这些伤病员，我也不能再提什么别的要求，如果再提要求，就只会给他们的工作增加困难，我的脚红肿疼痛得这样厉害无法行走，不安置寄留在老百姓家里，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听完卫生部门的安置意见后，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怨恨自己为什么不小心，偏偏在这个紧要时刻跌伤了脚呢？我想，如果安置寄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不就完了吗？我们长征途中一路打土豪、打地主武装，倘若我安置寄留在老百姓家，被当地的地主反动武装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我思前想后，觉得与其死在地主反动武装手里，还不如硬跟着部队走，即便拖死在路上也心甘情愿。因此当时自己就下定了决心，准备自己慢慢跟在部队后面走，不给上级领导增加麻烦。
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卫生部的同志说了，并请他们去请师供给部军实科的兰云标科长来一趟。卫生部的同志很快就把兰科长找来了，我向兰科长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并请求他能派一个人搀扶着我，跟随在部队后面慢慢走。兰科长答应了我的请求，派了我们科的一个缝衣工人名叫刘长生的同志陪伴跟着我。
就这样，在部队从道州出发后，我拖着一只伤脚，双手杵着拐仗，由刘长生同志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跟在部队的最后面。当时脚跌伤后又没有什么药可治，只能靠自己咬紧牙关拼命地坚持。
当时也算我运气好，部队从道州出发后，开始一两天行军速度还不算快，一天走个几十里就宿营了，我还可以慢慢跟得上。部队到达宿营地休息后，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必须要继续走到下半夜后才能勉强跟得上自己原来的部队。部队倘若一开始就急行军，一天走个七、八十里，一百来里，那我确实是无法再跟上部队了，因为那一只跌伤的脚根本不能着地，全靠两只手杵扶着一根拐棍一蹦一跳地挪步子，一天要挪几十里，每挪一步都十分吃力，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而且在赶路中，伤脚都是向下垂掉着，血液往下倒流，以致受伤的脚红肿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疼痛也更厉害了。
有一天走到天黑，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掉在队伍的后面越落越远，不仅跟不上自己的部队，而且还掉在了友邻部队的后面，最后友邻部队也从我们身边过完了，连掉队的人员也都见不到了。
无奈之下，陪伴我的刘长生同志搀扶我在路边的一个村子里找了一栋房子，我们进到房子内的大厅里坐下来歇一歇脚。这栋房子很漂亮，全是青砖垒到顶，内楼显得很阔气，厅内还刻有精美的图文雕画，一看就知道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家。
深秋的夜晚天气十分寒冷，加上我们走了一天也没有吃什么东西，肚子里空空的，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因为走了一整天的路，一旦停下来后，我的受伤的脚马上充血，红肿加剧，疼痛得十分厉害，我感到一点精神也没有，一动也不想动。刘长生同志从外面弄来了一些稻草铺在地上让我躺下来休息，随后他又去到后屋找了点柴火点着了我们烤着火取暖。他对我说，这栋房子很可能是一个土豪的家，我们前面路过的部队可能打了这家土豪，在后屋那里好像还杀了猪，伙房里留有猪毛和猪血，前面路过的部队好像还在这里做过饭，有一些吃剩下的残渣剩饭。他还在后屋找到了几个地瓜，我们俩把火点着后，就把地瓜放到火里烤热了充饥。
刘长生同志对我说，附近已没有我们的部队，也没见到掉队的人员，只怕是连收容队也过去了，因此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因我的脚伤正痛得厉害，也没有顾得上应答他。当时我想，现在就是想走，恐怕也走不动了，只能是听天由命。刘长生同志看我这样没有一点精神，也就没再多说，我们俩就蜷缩在房子的大厅里打起盹来。
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从房子外面进来两个红军战士，身上背着枪，每个人身上还背挂着四颗手榴弹。我问他们：“你们是哪部分的？”回答说：“是三团侦察连的。”他们还告诉说，他们是执行完任务回来路过这里，看到这栋房子里有光亮，就进来看一看。我又问他们：“后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没有？”回答说：“没有了，全部都过完了。”两位侦察员也问起我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还呆在这里不走？我把脚跌伤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说我的伤脚现在肿痛很厉害，实在是走不动了。
这两位侦察员同志因执行了一天的任务，又走了大半夜的路，也已是身心疲惫、饥肠辘辘，于是就坐下来与我们一起烤地瓜吃。他们听刘长生同志说，后屋那还有一些剩菜剩饭，于是又去拿了来放进锅里架在火上烧热了大家一起吃。吃完后，两个侦察员就与我们一起在大厅里休息。
我当时因脚痛得不行，只吃了两个地瓜就又躺下了。当听侦察员们说，我们的部队都已经过完了，我心里是既着急又担心。因为在白区，各地都有国民党靖卫团、民团之类的地方反动武装，红军大部队一过完后，他们就会回来寻找红军掉队的伤病员。
我们几个人正在朦朦胧胧似睡非睡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看到房子外面有一闪一闪的火光，而且听到有许多人喧哗的嘈杂声。我连忙推醒刘长生同志和那两个侦察员，他们三人跑到房子门口一看，见外面有许多火把，有一群人正朝着我们住的这栋房子走过来。大家都感到情况不好，估计是当地民团和土豪回来了。我对那两位侦察员同志说：“你们赶紧带我们那个同志一起先走，我反正是走不了了，别拖累大家，我这还有一支手枪，大不了就拼了。”
这两位侦察员同志说：“那不行，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背也得把你背走！现在情况还没有弄清楚，他们也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先把门关了拴上，把火熄了，你们在下面等着不要动，我们先到门楼上去看看情况。”这两位侦察员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他们还安慰我们说：“别紧张，我们有枪，有手榴弹，能抵挡他们一阵子，而他们不摸我们的底，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枪，等我们弄清楚了情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出去，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两位侦察员同志说完就跑到门楼上去了。我把手枪抽出来，推上子弹，刘长生同志也找来了一根长棍，准备应付这突发的情况。
不一会，一个侦察员同志从门楼上下来对我说，从火光中观察到的情况看，来的这伙人有四、五十人，很可能是当地的联保地主武装，这些人手里拿着梭标和大刀，好像还有几条土枪，听他们叽哩呱啦地在说，这个房子里有火光，一定是有人在里面。这个侦察员嘱咐我们要沉着冷静，无论如何不要作声。他说完这些情况后，又返身上到门楼上去。
过不多会儿，外面那群打着火把的人已走到了房子的大门口，见大门关着，就连声大喊着：“开门！开门！”我们在屋里没有作声。外面的人见我们不开门也不吭声，就恶狠狠地捶打着门并大声威胁喊着：“再不开门，我们就砸门了！”这时听到外面有人在说：“里面可能是共匪的掉队人员。”我们还听到他们议论说，要把这房子包围起来活捉我们。
听到这些话，我们断定外面这群人就是当地的反动民团武装。我让刘长生同志上门楼去把我们听到的情况告诉给那两个侦察员，他们说，他们也已听到外面反动民团说的话了。这两位侦察员一边在门楼上观察情况，一边在考虑如何冲出去的办法，不但自己要冲出去，还要保护我们两个人一起冲出去。
这时，一个侦察员留在门楼上继续观察情况，另一个侦察员与刘长生同志一起下来到大厅里对我说：“我们要设法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外面的人去招来更多的反动民团武装，我们就很难脱身了。”他还告诉了我们冲出去的计划。他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指他们两个侦察员），一个人在门楼上先甩一颗手榴弹，再打几枪，先把他们打懵。然后我开门先冲出去再打几枪，你们紧跟着我向外走，我掩护你们，让那个陪伴你的同志扶着你冲出去。行动的信号是等楼上我们那位同志打响手榴弹和响枪之后，我们下面同时开始行动。”
按照这两位侦察员的行动方案，当楼上的那位侦察员同志打响了手榴弹和打响了枪之后，我们马上在楼下打开大门，同时朝外面的民团打了几枪。房子外面的那些拿刀拿枪的民团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听到手榴弹爆炸和枪响这阵势，一下子就被吓得四处逃散，不见了踪影。楼下的侦察员带着我们趁机从房子里冲了出来，楼上的那个侦察员也从门楼上赶下来与我们会合，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也顾不得脚痛了，在大家搀扶下，我们四人一起迅速离开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在三团那两位侦察员帮助下，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
离开村子后，我们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就亮了。两个侦察员同志又去找了两个老百姓扎了一付担架抬着我去追赶队伍。到当天傍晚，我们终于追赶上了大部队，这时，那两位侦察员同志才放心地离开我们归队去了。
过了十来天，我跌伤的脚逐渐开始能着地了，脚伤开始慢慢好转，当部队从广西进入贵州境后，我们就赶上了自己原来所在的部队，我又回到了一师供给部。供给部的同志们看到我归队了都很高兴，都围上来问这问那。我说，我这次大难不死能够脱险，多亏了那两位侦察员的全力相助。但因为当时情况发生得紧急，我都没来得及细问这两位侦察员的姓名，只隐约记得他们说，他们是三团侦察连的。
后来，我在三团一再打听这两位侦察员同志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打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长征结束到延安后，我也曾多方查问但仍无结果。其后我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一直在想，是不是当时情急之下，我把这两位侦察员同志说的部队番号听错了，是否把他们说的“三军团”或“十三团”误听为三团了，所以打听不到。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两位无名英雄的姓名与部队番号，这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但在长征途中，在道州这段脱险的经历，却让我永远铭记在心中，不能忘却。当年要不是遇上这两位侦察员，我这条命恐怕早就没有了。我时常感慨当年红军战士之间的阶级感情是多么的淳朴、深厚！
今天，当我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两位侦察员同志的无限感激和深深地怀念…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写于福州烟台山
每次阅读父亲的这篇回忆录，我们胸中都会涌起一股豪迈的冲动和无限敬仰的激情。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道州这个地方，在心理上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并把它作为我们这次自驾长征路的重点寻访地之一。
我们寻访的道县红色景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道县红军墙”，另一个是“道县红军渡”（浮桥）。
红军墙位于道县县城西州公园内，我们用GPS定位很方便就找到了它。这堵墙原在县委招待所跟前，近临濂溪河，旧制为文庙照墙，墙高10米，面阔45米，气势雄伟，蔚为壮观。据红军墙碑文介绍，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路过道州城时，一位年仅14岁的红军小战士，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在墙上写下了“工农革命努力奋斗，工农革命胜利万岁”十六个大字，因此而得名。
解放后，红军墙被列为县革命文物加以保护，用来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红军墙含有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双重价值，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不多见，1979年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渡即红军抢渡潇水时搭建的浮桥，位于道县东南古城墙一带。当年红军渡河时，浮船全都由木船组成，因年久腐朽，后来整修时改换成铁壳船，二十多只铁壳船由两条铁链串起，船上铺的木板也更换了多次。如今，红军渡上的浮桥仍在使用，方便两岸群众的往来。古城墙的渡口旧址处建有“红军渡”“浮桥”铭牌及碑贴。
我们在浮桥这里停留了很久，来回走了好几趟，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当年漆黑的夜晚，父亲跌伤脚后一定是一瘸一拐地从这里进的道州城。我们原也试图找一些老人打听寻找一下父亲在回忆录中提到过的当年跌伤进入道州后停留过的那个停放伤病员的礼堂，但细想起来无法寻找，因年代实在久远，加之历史变迁，万物早已面目全非，也不可能有人会知道红军当年短暂路过道州时，曾经发生过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情节。
后来我们才得知，在道州还建有陈树湘烈士墓。当年红军渡过潇水通过道州后抢渡湘江，负责殿后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阻断未能渡过湘江，全师数千人血染湘江东岸，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在担架上从受伤的腹部扯断肠子壮烈牺牲。解放后，陈树湘烈士的墓移迁至道州潇水河岸边，墓修建的很简朴，位置僻静，仅仅有一个墓碑，有人去寻访过，并拍了照片。另据报道，2014年11月，在陈树湘烈士牺牲80周年之际，韩伟将军（原三十四师一00团团长）之子韩京京请雕塑家为陈树湘烈士制作的雕像在其墓前安放。我们行前因功课做得不细，未能获此信息，因此没能前去凭吊，感到十分遗憾。
陈树湘简介：1905年生，湖南长沙人，曾用名陈树春。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树湘率领红三十四师担负全军后卫，掩护全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同敌人追兵频繁作战。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他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他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树湘伤重被俘。在押送途中，掏肠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
红军长征在途经道州时，还发生过打下敌飞机的故事：1934年11月1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纵队相继进入道县，抢渡潇水，直指湘江。蒋介石紧催刘建绪、薛岳部在湘江加紧布防，急令周浑元、李云杰部加紧追击，还从南昌调派8架飞机到郴州机场，咬着红军行军队列和沿着潇水河道的茶园、两轮车、葫芦岩、九井、洲背、水南、白马渡等渡口疯狂轰炸和扫射，以阻止和迟滞红军行进的速度。连日来，这8架飞机一路咬着红军疯狂地轰炸和扫射。红军指战员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总想找机会狠狠地教训它一下。11月24日下午中午2点多钟，道州城外水南浮桥上空，响起了急促的防空号声。敌机又开始了新一轮轰炸和扫射。一架编号为“709”的敌机十分狂妄，它不断低空俯冲，连机身上的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防空阵地上的一名红军战士，仰靠在河边的石头上，冒着生命危险，瞄准“709”号敌机就是一枪，恰好击中敌机油箱。敌机随即拔高升空，向道州城东飞去，试图逃回郴州机场。当飞机飞入小甲圩上空时，燃油已漏尽，只能向郴州方向滑行，当滑至现白芒铺乡洞仂口村和黄泥石村上空时。此时，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的战士从宁远县岭脚村进入道县，正好经过这里。他们以为国民党的飞机又来轰炸了，就吹响了防空号，指战员就地隐蔽，却见敌机坠落下来，左翼与机头插在田里，右翼搭在土坡上。红军战士包围了飞机。一些胆子大的村民也跑过来看稀奇。飞机骨架是由钢管焊接而成，一些次要部分还镶有木板。两个机翼除钢架外，都是帆布。机身漆成墨绿色，编号“709”。敌机两个驾驶员不肯出来，红军战士用枪指着飞机喊道：“开门出来！不出来，我们就放火烧了。”敌机驾驶员只好高举着双手出来当了红军的俘虏，其中一个额头上还挂了彩。红军战士把飞机上能拆卸的东西都拆走了，然后一把火把敌机烧得只剩下钢架。
我们在寻访道州浮桥时，看到浮桥的铭牌和碑贴边上就是一个垃圾堆放处，废塑料袋和垃圾四处散落。我们正在议论此事时，几个经过这里的当地群众看到这情况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帮助我们一起将铭牌和碑贴前的垃圾清理了一下。他们说，他们也曾向县政府反映和建议将这个垃圾场移走，但始终没有人管。他们希望我们来寻访的人也能借此机会向政府作个反映。所以，我们在离开道县前，专门去了一趟县政府。
道县县政府内的建筑比较简陋陈旧，也可能是因为是下午二、三点钟的缘故，县政府内没有什么人，想找一下党史办，但党史办没有人，看到一个挂着“道县爱国主义教育办公室”牌子的门开着，我们觉得他们的工作性质应该还对得上号，于是进去，看到一个青年人。我们将来意说明，青年人建议我们去找政府办或党史办，我们向他告知，这两处都没有人在，请他能否把我们反映情况的文字材料转交给有关单位，他推推托托，我们好说歹说，他才同意收下。看他这态度，我们明白，即使他收下了，我们走后，他也未必会把这事当回事认真去做好，我们的材料也未必能送到有关单位的手里。大家说，我们只能是“尽人事，顺天意”了。
因道州是我们的重点寻访地，原也计划在道州住宿一晚，但看看时间还不算晚，大家的意见还是节约时间抓紧往前赶路吧，因此决定继续前行赶到广西桂林市的兴安县。
从湖南道县到广西兴安可以走G76高速，也可以走S323省道。虽说走高速不但路好时间省人也舒服，但考虑到当年红军从道州出发后是通过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永安关后再抢渡湘江，只有走S323省道才能经过永安关，于是我们决定走省道。
从湖南道县出发到永安关约30公里，位于湘桂两省区交界的大山上。永安关雄扼两省区出入咽喉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11月，中央机关和红军直属队以及大批后勤辎重在一、三、五、八、九军团主力的奋力阻击掩护下，通过永安关缓缓向湘江岸边前进。
因我们事先在查永安关资料时出错，认为在永安关有一个关隘口标志性建筑，出道州后，我们一路上一直盯着却没有看到我们想象中的标志物。眼见已到达广西境内，还是没有看到，赶紧停车一问，才知道“永安关”其实并没有一个物理性的关口，它只不过是湖南和广西两省区交界的山道上最高处一个口口相传的地名而已，我们现已走过头了十多公里，已进入广西界灌阳县的文市镇。虽然时间已晚，但为了不留遗憾，我们决定还是调转头返回再寻永安关。
红军通过永安关后，历经了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激战--抢渡湘江战役。我们去广西兴安途经的323、302、201、303省道、322国道周边有红军的三大阻击战阵地：广西灌阳新圩阻击战阵地（红三、五军团）、广西全州脚山铺（又叫觉山铺）阻击战阵地（红一军团）、广西兴安光华铺阻击战阵地（红三军团）。有不少人（包括我们）原都以为红军抢渡湘江最惨烈的战役发生在湖南境内，这次自驾长征路实地走一下，我们才明白抢渡湘江战役实际上主要是发生在广西境内。途中本想去一下新圩，但新圩不在省道边上，要离开主道专门绕一段路，因时间关系，我们当天来不及寻访，故选择了放弃。事后想一下觉得有点后悔，我们应该先在灌阳县住下来，第二天再去新圩阻击战阵地旧址，毕竟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要及惨烈的一次阻击战。
从道县至兴安走省道约130公里左右，我们于当晚八点左右赶到广西桂林市的兴安县，在一家小店随便吃点晚饭后住进了兴安县通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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