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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的身前身后事

2022-05-10 17:32:01  来源: 微信公众号“ 党史博采”   作者: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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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子珍,得以第一次踏上30多年来只能从电影或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率女儿娇娇、女婿孔令华敬献花篮。

  贺子珍的复出,引起世人瞩目,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通过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等访问过延安的外国友人之笔,贺子珍已经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军巾帼英雄。就连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书籍,也星星点点发表过有关她的消息,对她的身世和经历,进行过种种的猜测或歪曲的报道。

  自1938年突然从革命舞台上,从毛泽东身边消失,在40年后贺子珍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了,怎能不产生轰动效应呢?那些通过一鳞半爪、道听途说了解贺子珍片断人生的年轻一代,一直把她看成是传奇性的神秘人物。那些善良的人们为这位饱经磨难、坎坷一生的伟大女性落下伤心同情的泪水,发出衷心的吁叹。国人怀念“骄杨”,也尊尚健在的革命功臣贺子珍。如今,他们欣喜地看到,这个人物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一时间,国内或者海外,熟识或者不熟识的人们都欢快地传递着同样一个消息:贺子珍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她终于出来重见天日了!

  ◆1937年春,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在延安。

  贺敏学在政协会议上也成了热门人物,因为他是贺子珍的胞兄,一个原本也很具传奇性的名人。面对这些姗姗来迟的耀眼光环,贺敏学宠辱不惊,只是耐心地、点到为止地向热心人讲解历史的烟云和风雨。

  1984年4月14日,在福建的贺敏学和妻子李立英接到女儿小平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姑妈肚子疼得厉害,气色不好,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出血。贺敏学心里不觉一沉,对李立英说:我真怕出什么意外。李立英也感到眼皮直跳,说那我们赶紧去上海吧。当时贺敏学正受命筹组福建省顾委,说自己怎能随便离开岗位。后来省顾委筹备组说服他去,他才和妻子李立英匆匆赶到上海华东医院。

  贺子珍神情衰弱,但脑子还是清醒的。见兄嫂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动,似乎在微笑,好半天干裂的嘴唇才吃力地开了口:“哥哥嫂子,我可能不行了。”李立英心里一痛,赶紧俯在她身边,紧握着她的手强装欢颜道:“大姐,上一次我们来也是这个情况,以后慢慢就好了,不要紧的。”

  听医生介绍,贺子珍除中风偏瘫外,还有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所以造成持续高烧数月不退。贺敏学毕竟有经验,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说这是退烧急救良药,如果医院认为这种药太贵不能用,那由我来付药费。贺子珍服了兄长买的安宫牛黄丸后,烧果然退了下来。有两天,神智更清楚了,大家一颗心逐渐放了下来。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再次升到40来度。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怀着太多的遗憾和难了的心绪,在亲人的泪眼中走完了她一言难尽的坎坷人生,终年75岁。

  ◆贺子珍晚年和女儿、孙女的合影。

  命运给贺子珍以太多的不幸和不公,但她却以自己顽强的生命与之战斗了一生,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奋斗者之歌、革命者之歌。她的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有领导人提出要把骨灰放上海,贺敏学提出不同意见:贺子珍在上海时间是不短,但基本上没工作过,不是上海干部,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这里也没有她的档案,主席本人(遗体)在北京,女儿女婿也在北京,把她的骨灰放北京,让她靠近主席,女儿女婿平常也方便去看;至于是不是放八宝山,放哪一室,由中央决定。

  这些事上海市委做不了主,专电请示中办,中办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最后拍板:“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八宝山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贺敏学听后,神情有些激动,说:中央没忘记贺家,小平同志对贺家是了解的。

  贺子珍的遗体在上海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因为贺敏学悲伤过度,在追悼会上几番痛哭流涕,滚烫的泪水像泉奔涌,半天缓不过气来,差点休克过去,最终没有到北京为贺子珍送葬。

  4月25日,新华社发表电讯通稿,全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历史给贺子珍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贺敏学对此感到欣慰。

  报纸在发表通稿时,还登了贺子珍的照片,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腴,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看到报纸后,贺敏学情不自禁地又一次老泪纵横。

  贺子珍去世后,海内外想了解她和写作传记的人很多,贺家兄妹的唯一幸存者贺敏学是他们必须要访谈的人。贺敏学每和他们谈一次,都要沉浸在缅怀胞妹的情感中。1987年,贺敏学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采访,在短短的20分钟内,他竟两次老泪纵横。第一次是回忆革命年代全家族有20多人遇害,第二次是谈及贺子珍的不幸遭遇。此时贺子珍已去世3年多了,可贺敏学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

  文章《贺子珍胞兄贺敏学家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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