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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李大钊同志五四时期的一系列雄文

2022-04-28 17:03:48  来源: 微信公众号“旗帜时评”   作者: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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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后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十月革命,同时批评当时思想领域里的错误思潮、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比较长的文章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有《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等。

  在这里,我们介绍李大钊同志当时写的几篇较短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篇幅不长,但思想性强、感染力强,而且语言生动,今天读来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篡夺了国家政权,表面上实行共和制,实际上实行专制统治。而且,北洋军阀还在文化上推行封建主义腐朽文化,企图以此麻痹人民、维护其专制统治。他们甚至在宪法中塞进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

  1917年1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一文,明确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李大钊还指出:“须知一部之失效宪法,全体之尊严随之,此宪法之自杀也,此宪法自取消其效力之告白也。”就是说,宪法失效了,全体国民的尊严也就失去了;将孔子之道写入宪法,无异于宪法的自杀,无异于告诉天下人,宪法自己取消了自己的效力!

  1919年1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短文《乡愿与大盗》,指出:“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谓“乡愿”,就是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丧失原则的伪君子,就是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御用文人。而所谓“大盗”则是指历朝历代使用武力取得统治权的皇帝。

  李大钊在该文中还指出:“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在这里,“跋扈的武人”即指北洋军阀,“无聊的政客”就是当时混迹于政府和议会中的文官。

  1919年1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过激乎?过惰乎?》的短文。该文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惰性,并且指出:“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因为他是在惰性空气包围的中间。……不说是自己过惰,却说人家过激,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李大钊认为,要改造中国,需要作两方面的努力,一个是物质的改造,一个是精神的改造。他在1919年9月撰写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指出,所谓物质的改造,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李大钊指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改造是首要的,“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的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它永远不能实现”。可见,李大钊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生产关系的革命看作第一性的。

  但是,李大钊同时又认为精神的改造不是自然成功的,必须对它加以重视、必须从现在就着手做起。为什么呢?他指出:“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它的害,保持不住。”就是说,即使在新社会里,即使经过生产关系的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及各种旧思想、旧传统仍然会影响人们,以至将新建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腐蚀掉。我们看看,李大钊说的,不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吗?!

  在李大钊眼里,既然中国社会需要改造,那么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在当时,乃至于当今,有些人认为中国既然已经在近代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理应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李大钊却不这么看。他在1921年3月发表于《评论之评论》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这一短文,就很能说明问题。

  文章指出:“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由此可见,在李大钊同志眼里,中国是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在当时、在李大钊的视野中,中国革命具体的道路、步骤、方针、政策,还未提上讨论日程,但中国将来应该沿着怎样一个大方向进行改造,则是非常明确的。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争夺世界市场、争夺全球霸权的战争。李大钊同志于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大……主义之失败与民主主义之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却是打着“大日耳曼主义”、“大日本主义”、“大英吉利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等等民族主义旗号来发动战争的。李大钊指出:“凡此者,其范围之广狭、区分之性质,虽各有不同,而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

  李大钊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有些人在搞一种宣传,说什么德国一方代表专制、英法俄一方则代表自由。其实,德国国内也有专制和自由之争,德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代表着自由,反对德皇的专制统治;而英、法国内照样有专制与自由的斗争,英国所属各殖民地的人民,就在不断地进行着斗争,而英国本土的工人群众,也在不断地开展斗争;俄国沙皇实行极端的专制,导致俄国劳动人民起来进行激烈的革命,现已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

  李大钊指出,之所以出现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

  然而,“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了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而其他国家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创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胜利”。李大钊热情地称赞这种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

  当然,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虽然推翻了德皇的专制统治,但因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右派篡夺了革命果实,进而镇压继续革命的工人群众,致使德国革命失败,而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维埃俄国,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暂时被包围、被封锁、被孤立的地位。也正如李大钊同志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

  李大钊在这里,点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质,而且从资本主义互相争夺的矛盾斗争中,引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这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洞见,这一洞见与列宁当时的政治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五四运动,虽然属于爱国运动,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同志却不是民族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位站得很高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李大钊1924年9月在莫斯科撰写的《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就具体描写道,英国、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合电孙中山先生,反对英美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声援中国革命运动;全俄职工联合会则建议英国职工会声援中国革命;在数千人的集会上,英、法、美、日等多国共产党的代表均发言,声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英国共产党代表在发言中还说,当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时,曼彻斯特曾爆发过群众游行活动,庆祝辛亥革命成功。

  1923年5月4日,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纪念五月四日》一文,以纪念五四运动四周年。他在文中指出,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他接着指出,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他回顾辛亥革命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指出:“民国十有余年,革命事业还未成功,这些继续革命事业的人,就是我们。”

  此文中,李大钊为尔后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他指出:“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因为我们光组织民众是不行的,他们是可以破坏我们组织民众的事业。望学生对于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则将来自有极大之效果。”

  在此之前的1919年12月,李大钊还曾在《新生活》上发表了短文《大联合》,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李大钊强调:“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1923年12月,李大钊在《新国民》杂志发表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不能够感觉到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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