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通州的不解情缘
我的父亲浩然在别人眼里是一位作家，而在我内心，他就是永远的慈父。
儿时的印象里，父亲总不在家，长大后知道父亲是下乡采访或外出写作。父亲在家时，三天两头有人来访，让他无法安心写作，所以一年里大部分时间父亲都躲在外面写作。
与父亲有较长时间朝夕相处的日子是1980年春天以后，我们在通州一起生活的7年。
1977年初，我高中毕业面临留城还是下乡的选择，家里母亲多病、父亲经常外出写作，根据当时的政策，我可以申请“困留”，父亲也希望我能留城。但那时我一心想到农村锻炼，就给正在京郊密云县的父亲写了封信。他很快回了信，支持我对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不久，我来到通州（当时称通县）北马庄村插队，收到了父亲的信及为我写的诗《送春水下乡务农》。那时我并不清楚，父亲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朴桥身体也不好。等到春水插队走了，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后来我上了师范。毕业时父亲与我商量在通州安个家。
父亲与通州有着不解情缘。这里不仅有许多曾在故乡蓟县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也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1953年初，父亲从河北省蓟县团干部的工作岗位调到通县地委参与筹办报纸，在这里成了一名作家。20世纪70年代，父亲在大运河边为基层作者的创作、办刊、出书提供各种帮助。
那时父亲的写作地点不固定，来找的人多了，只好再换地方。1980年初的几个月里，父亲借住在位于新华大街的北京水暖模具厂团支部办公室写作。父亲在那里写了一组儿童故事并修改了几篇小说。
这之后在通州安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当时母亲在北京的家中照看大哥红野的儿子，通州后南仓的家就是我与父亲的二人世界。
大部分作品在这里完成
白天父亲在家中写作，我下班后买菜做饭。休息的时候我帮着抄写或校对稿子。父亲的房间是书房、卧室兼会客厅，一面墙靠着两个书柜，和阳台门正对着，一张大写字台上堆着一些报刊和信件，中间是摊开的稿纸。1980年至1986年间，他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夏日蚊子厉害，天一擦黑就要点上蚊香，还要支上蚊帐才能睡得安稳。那时没有空调，赶写稿子的父亲常常满头大汗。1982年3月，他托人弄来几株小树，县文化馆的孟宪良、张树林、华敬俊、孙宝琦和远道而来的朋友胡世宗，一起来到楼下窗前，栽下9棵白杨树，也是给父亲50岁生日留下纪念。
冬天楼房里没通暖气，要靠蜂窝煤炉取暖。第一年安烟囱时，文化馆的几位业余作者过来帮着凿墙开洞，终于将炉子烟囱安上了。买蜂窝煤也是入冬时一件重要的家务，我们借来手推车，虽然潞河医院北边的水月院煤厂不算远，父女二人连推带拉也常常弄得浑身是灰。到了楼下再用簸箕搬上楼，码放在阳台上才舒口气。最困难而烦心的是如何让炉火保持不灭，我们时常鼓弄不好，三天两头要重新生火。那时我回到家也要批改作业，父亲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想方设法地分担一些家务。
1960年浩然与女儿春水
有时我们晚上一起沿玉带河散步，边走边说家里的琐事，有时父亲会给我讲讲他的小说构思或是写作计划。回到家后，他还要再写上一阵子。每隔几天，我们会在晚饭后向北溜达到西大街，街东南角有一个电信局的营业厅，我们在那里给北京的家里打长途电话。
那时从各地寄来的信件几乎每天都有，父亲通常在写作告一段落时集中回信，十几封甚至几十封回信要写上一两天。通讯不发达的好处，是让父亲能安心写作。但有时也会有一些不速之客。有的是拿着作品来请教的文学爱好者，有的是来约稿的报刊编辑。
父亲惜时如金，只有当小说完成了一稿时，才肯放松休息一下，听听京剧，他也爱听音乐歌曲，最喜欢听的是朱明瑛的歌曲。有时他也约县文化馆的作者到家里聊天。
为外孙女取名绿谷
我结婚以后仍和父亲一起在通县生活。1985年，我的女儿出生，父亲为外孙女取名绿谷。小家伙的到来给家里带来欢乐和忙乱。此时父亲正在重写长篇小说《苍生》，他没有躲出去写作，而是关在自己的屋里赶写着小说。绿谷满月那天，父亲完成了《苍生》的重写工作。他在书稿末尾写道“重写稿完于绿谷满月”。
1991年浩然和外孙女绿谷在通县
1986年底，父亲离开通州，到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挂职。他这样描述我们在通州生活的时光：“我的女儿春水离开了北京城的家，留在通州小镇，夏天赶着蚊蝇，冬天守着炉火，与我相依相伴整整七个年头。我的包括四部长篇小说、十五部中篇小说在内的二百五十万字的新作品，多一半是吃着她做的饭菜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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