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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他们!那些并不知名的烈士

2021-10-01 10:50:05  来源: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作者: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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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

  刚从北京看病回来,临走前的晚上,求朋友开车带着我又走过一遍长安街。腿跛了不好走路,但我的心却一遍遍萦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喜欢晚上的天安门广场,千万盏灯光就像无数的英魂在守望着我们的宁静……

  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很多英烈,也拜托很多朋友去寻找他们的墓碑,代我献上一束鲜花。可我知道他们多数是基层革命者,牺牲仓促,时局未定,往往没有墓碑,所以每次都想在天安门广场,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向他们致敬!

  你们的英名无人知晓,你们的事迹万古长存。

  革命成功万岁!

  各种烈士牺牲的故事,我看得太多了,以至于都有些麻木了,直到看到刘仁堪烈士的事迹,因为那一刻我想到了一件清朝雍正年间的旧事。

  河南学政俞鸿图因为贪污,被处腰斩,断为两截后,还没死透,蘸着自己的血,连写七个“惨”字。

  司马迁《报任安书》里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同志在悼念张思德烈士的那篇《为人民服务》中,为这句话做了注解:

1944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对张思德追悼会的报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同样是蘸着自己的血,写血书,如果说俞鸿图轻于鸿毛,刘仁堪烈士的牺牲则堪比泰山之重。

  这位中医世家出身的革命者,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他的人生轨迹,大概率是读中医药大学,然后在大医院当大夫,或者自己开诊所。但是在旧中国,父亲死后,身体孱弱的他,上不起大学,连当医生也不能生存,因为你没名气,不是老中医。只能到大城市当码头工人,扛大包。

  直到大革命开始,改变了他的人生际遇,刘仁堪成为了共产党员,他认识到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亿万中国人民才有出头之日。

  1929年5月19日,时任江西莲花县委地下党书记的刘仁堪,被捕后坚不吐口,敌人将他押出城门,准备杀害。

刘仁堪 烈士

  刘仁堪见刑场有群众围观,便高声向群众喊话,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宣传革命必定胜利的道理。敌人大怒,命刽子手割去刘仁堪的舌头。

  刘仁堪不能说话了,就用脚趾蘸着自己流在地上的一泓鲜血,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血字。

  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1937年4月15日,中共哈尔滨特委被日寇破坏,特委书记韩守魁被捕。

  此人随即叛变,竹筒倒豆子一样,彻底交代了整个东北地下党的全部机密。因为它是从我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的,所以对我党和国际在东北的所有情况,可以说是完全掌握。

  交通情况、秘密工作方法及各地党群组织情况等,一下子就被日本鬼子完全掌握了。敌人根据韩守魁的供词,经过几个月的秘密侦察后,照单抓人,对东北各地的地下组织同时进行了大搜捕,先后共捕去745人,其中被198人被杀害,这就是东北地下斗争中,惨烈而著名的“四·一五大逮捕”。

日寇在东北抓捕抗日爱国者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日本特务机关的智商,东北地下党的这场“大地震”,最初只是一场“小地震”。伪满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系统与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合作,利用后者的特务密探,发现在“亚布洛尼(今亚布力)”森林警察队内部有我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实施逮捕。

  抓捕了32名森林警察队员,审讯后,“扩大战果”,杀害了43名森警和附近群众中的抗日分子,由此打开突破口,扑向了我党的哈尔滨特委,最终导致了东北地下党的“大地震”。

  在敌伪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鬼子对此案的总结报告,一份叫做《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关于“四·一五”事件的通报》的文件,相当得意洋洋:

  “满共产党的首脑人物韩守魁被逮捕,不但弄清了哈尔滨特委的全貌,而且还掌握了全满共产党组织的概况,这对于将来思想对策是最大收获。”

  读到这里,我的心仿佛被一把揪起来,有种扯心裂肺的痛!

杨子平 烈士

  这许多烈士中,有位奉天特委的经济部长杨子平同志,身世非常传奇。

  他家是山东牟平人,在朝鲜和东北,生意做得很大,又信基督教。杨子平烈士牺牲时,是英美奉天启东烟草公司的山东分公司总经理,此前还做过英美颐中烟草公司的奉天总代理,从出身、做派,怎么都不可能是个共产党。

  甚至在杨子平烈士牺牲后,他的家人还一直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干部,一次次为他打官司“正名”,从抗战胜利直搞到台湾小朝廷。

  杨子平烈士这样的“买办资本家”,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

  日本侵略者最有发言权,它们给杨子平同志按上的“罪名”很明确:

  “反‘满’抗日共产党!”

  1936年8月20日,杨子平、王殿玉、韩晶石、许象九,四位我党奉天特委的干部,经伪满奉天地方法院检察厅判处死刑,由奉天日本本宪兵队送交伪满第一军管区军法处,予以杀害。

  “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幸亏有鬼子的档案,我们才知道这四位烈士的基本情况:

  杨子平,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东中原村人,奉天启东公司总经理,男,39岁;王殿玉,吉林省舒兰县石头嘴子人,奉天共荣中学校长,男,38岁;陈晶石,奉天省沈阳县第六区马三家子人,奉天共荣中学教师,男,28岁;许象久,山东省青州府益都柳镇人,奉天启东公司副段长,男,42岁。

  请记住,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一切都是为了党的需要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龙华监狱的一件囚室里,山东籍老革命秦鸿钧和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小革命富华,聊起了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

  老秦说,我没啥文化,参加革命前是卖油条!

  小富笑了,心里以为这是秦鸿钧同志开的笑话,或者说地下工作者的谨慎。

父与子

  可实际上,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起来,广泛参与,推翻国内外反动派的集体行动,卖油条的参加革命,有什么稀罕的呢?

  抗战时期牺牲的,漳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刘忻烈士,就曾为革命,炸油条、卖油条。

  刘烈士原名刘同方,化名杨化南,河南南乐县人(原属河北),曾在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读书,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早在大革命失败前不久,他就参加革命工作,入了党,以卖油条作掩护,开展地下宣传活动。

  当然多数时候,刘忻同志还是以小学教师的角色出现。

  抗战时期,他历任南官县战委会宣传部长、冀南文化界救国总会组织部长、垂杨县(在今属河北南宫)县长、漳河县(今属河北魏县)县长。

  在此期间,刘忻同志曾经被日寇抓捕过,监狱斗争中,他的骨头非常硬,在敌人面前始终没有屈服过。有一次,鬼子问他:“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刘忻同志愤然回答:“我是救国主义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鬼子瞪眼看看他,没有再往下问,准备继续感化他,毕竟这样的干部如果反水过来,意义非凡。

  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敌人困住吗?在南宫城内的监狱里,刘忻说服了一位有良心的伪军看守,给他一块碎玻璃,他就用这块玻璃往牢房的叶格子上划,划了几个月,终于划断了木格子,他脱衣试验木格大小。一试成功,到了春节除夕之夜,适逢大雪,敌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先把棉衣从笼中扔出,然后一跃出,越过敌人横躺竖卧的看守房间,穿好衣服,爬墙越狱,直奔城墙,从城墙飞跃而下,摔得晕死过去,躺卧雪地过了许久,才苏醒过来,终于脱险。

  此后,组织上调刘忻去漳河当县长。

  1943年12月,日本鬼子和伪“东亚同盟自治军”一万多人,对漳河县进行大“扫荡”。漳河军民在刘县长的领导下,与敌人巧妙周旋,不断打击敌人,并组织群众转移。

  12月22日,刘县长和县政府跳出了敌人的封锁圈,转移到了封锁沟以北的夹河村,已经安全了。可他考虑到还有一部分群众仍在沟南,随时就有可能遭到敌人袭击,搞不好会有较大伤亡。

《南乐县文物志》关于烈士血衣的记载

  为了不让群众吃亏,刘县长命令县政府和部队在沟北隐避,自己仅带了两个通讯员返回沟南。三人回到包围圈里,不断寻找逃难的群众,当他们走到南台头村北地时,突然遭到日寇骑兵的袭击,他们且战且退,终因寡不敌众,刘同方壮烈牺牲,年仅32岁。

  刘忻烈士的血衣,在他牺牲后,被送到妹妹刘同环家。血衣有补丁数块,前襟右下部有3个弹洞,右肋部偏后有刺刀戳破口,血迹自腋下流至手。

  我没有刘忻烈士的照片,但他的战友却有回忆:

  “身材不高,冬天老穿着褪了颜色的蓝袍,蒙着不新的白手巾;脸盘不瘦不胖,闪着两只灼灼有光的眼睛;态度沉着,不好说闲话,说出话来,有力量,有趣味,是一个带有政治风味的文化人。”

  两位牺牲在华北敌后的老红军

  中国人讲“叶落归根”,然而很多时候做不到,比如那些抗战时期,牺牲在华北敌后长征过来的老红军。

  《陈再道回忆录》里提到过几位:“还有几个营长,都是老红军战士,如陈芳祯、曾林山、杨永涛、吴炳先、杨生芝等同志。”

  这几位同志,都是抗战时期牺牲在冀南的八路军烈士。

油画《红军过草地》

  杨永涛烈士是江西籍老红军,杨生芝烈士是湖北籍老红军,他们具体是江西、湖北哪个县的?史料里没写。只说他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的同志。

  杨永涛烈士生前在束鹿县大队当过大队长,部队升级为冀南军区独立团二营后,担任副营长。

  战友们回忆说:“永涛同志对人很和气,生活上很艰苦,工作很实际,能与战士打成一片,党性很强,无论组织上调他做任何工作他决不讲价钱,愉快的去担任党所给予的工作任务。他作战很勇敢,每次战斗中,总是不怕敌人的火力射击,注视敌人的行动,指挥部队与敌周旋。不幸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于广宗郭庄战斗中,光荣殉国。”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同志,不但作战英勇,而且党性原则很强。

油画《红军过雪山》

  杨生芝烈士,一看履历,就知道是员虎将,历任七七一团重机枪连长,军区特务营三连长,二十六团副营长,一分区独立团营长等职。

  战友们回忆他:“生芝同志很有魄力,指挥能力很强,沉着勇敢是他的特色。善长机枪射击,每次战斗中,只要部队一摆开,他就掌握机枪,扫射敌人。

  一九三九年在柏乡隆平一带活动时,有一次战斗,一百多鬼子向他这一连猛扑,他即刻从机枪射手手中接过苏式转盘机枪沉着的扫射敌人,压倒了敌人的凶焰,使部队未受损失,安全的转移了阵地。

  他在服从组织听从指挥上也很好,一九四二年一分区司令部在大名以北活动时,郭桥敌人很疯狂,当时他在司令部里休息,分区即命他带警卫连去打埋伏,他毫不犹豫的带着部队去完成上级给予的这一任务,不幸就在这一战斗中壮烈殉国。”

  四方面军出身的杨生芝烈士,也很有特色,显然不爱说话,但作为军事干部,技术好,作风扎实,关键时刻不含糊。

  早先读革命史料,对这样的烈士只有敬佩,如今为人子亦为人父、为人夫,总在心里想到一个问题:

油画《送红军》

  江西的杨永涛烈士,湖北的杨生芝烈士,他们的故乡也应当有一家子人,在望眼欲穿,等着他们回家。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革命老区,出外牺牲回不了家的才是常态,十人回一都是好的,有的村子,出去参加红军十几个、二十几个,一个也没回来……

  这样的领导你见过吗?

  辽宁庄河籍的吕明仁烈士是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地方领导干部。

  时任辽吉省一地委书记,牺牲时只有33岁,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35年就入了党,抗战时期,就在山东做地委书记,可以说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

  这也是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强的好同志,在缺医少药的革命年代,他背上生疮,而且经常发烧,但仍咬紧牙关工作,使地委、政府机关及通辽、开鲁两县的干部安全转移。

  没有药品,病情越来越严重,怎么办?

吕明仁 烈士

  吕明仁同志强忍剧痛,让妻子在疮口上撒点白糖,加快疮口的溃烂,希望早一点能长出新肉来。同志们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劝他离队治疗,他婉言谢绝,生生是熬过来了!

  省委书记陶铸同志为了给他补养身体,专门把缴获的美国罐头送去,吕明仁一口不吃,一个不留,全部送给其他伤病员,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入党时就发下的誓言,说出来的话,就不能改。

  这么好的同志怎么牺牲的呢?

  1947年4月12日凌晨,吕明仁带着警卫员、通讯员出发执行紧急任务,骑马行至开鲁与奈曼旗交界的西辽河渡口,军情紧急,冒险渡河。警卫员掉河里,他去抢救,结果疮口崩裂,被河水吞没。

  可能有人会说,一个高级干部为了救警卫员而牺牲,不值得。

油画《罗盛教》

  可说这话的朋友,我想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救朝鲜孩子崔莹牺牲的罗盛教?

  有没有想过跳粪坑,救69岁掏粪老汉而牺牲的军医大学生,24岁的张华?

  那个再也没回家的女孩儿

  志愿军29师,作为15军的王牌部队,在第五次战役的角屹峰阻击战和后来的上甘岭战役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其实这支部队,原本不属于15军,而是由于15军临时接受抗美援朝任务,出川北上途中,临时抽调进来的,这其中就有一批天南海北的学生和老师。

英勇冲锋的志愿军战士

  比如遵义解放当天,在遵义参军的河南流亡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这其中有个叫马蕾的女孩儿。可惜我手头没有什么资料,没能找到她是我们河南哪里人?是河南哪所学校的学生?也不知道河南的亲人是否知道她牺牲的消息?

  我只知道她牺牲在朝鲜,是这批遵义参军的外地人中,第一个牺牲在朝鲜的烈士。

  1952年2月,部队开展“三反运动”,师直部队集合听动员报告。文工队的马蕾同志因病请假,突然敌机来袭,轰炸了文工队驻地,她被炸弹碎片击中腰部,内出血抢救无效牺牲。关于她的年纪,遵义当地的史料说“年约22岁”,这么看来很可能是河南大学的前辈师姐了。

志愿军女战士

  马蕾烈士牺牲后,被安葬在文工团驻地附近的一棵板栗树下,一起参加的周树心同志为她刻了一方小小的石碑,上写“马蕾之墓”。

  马蕾烈士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她只是那批热血从军的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为了新生的共和国和人民的好日子,永远牺牲在了朝鲜。仅仅为了这个,我愿意把她短短的人生痕迹记录下来,告诉给所有路过的朋友:

  曾经有个叫马蕾的女孩儿,再也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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