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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焱:我们的母亲是人民医生

2021-09-28 10:21:05  来源: 高度一万五千米   作者:晨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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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27日下午,母亲突然说,“我很不舒服”,当救护车来到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当了一辈子医生、救人无数的母亲,没有等来自己的医生,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溘然长逝,永远离开了深爱着她的我们。

  也许纯粹是一种巧合,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正好是毛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56周年纪念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一生都在践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

  母亲在办公室

  从母亲选择报考医学院开始,从大学毕业放弃留校选择回到家乡从事临床开始,这一生她多次放弃到大城市、大医院工作的机会,心甘情愿地扎根基层,服务普通的矿工、农民……为做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医生”而努力治病救人。

  记忆中最熟悉的画面,是家里随时会有人来找“苏大夫”。不管是假日还是休息日,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人敲门走进家里,母亲总是立即起身,或者现场看病,或者马上出门,去医院抢救病人。

  小时候,放学后到医院边做作业边等母亲一起回家,回家的时间总是拖了又拖,来找 “苏大夫”的病人络绎不绝。“苏大夫”三个字好像有一种魔力,听到“苏大夫来了”,焦虑的病人和家属就会立刻平静下来。

  母亲是如此辛苦,总是随叫随到,以至于我们把当医生视为畏途,谁也不肯填报医学方面的志愿,没有人继承母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医生,可能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遗憾。

  然而,对于随时需要应诊而无法享受正常生活,母亲不仅毫无怨言,还甘之如饴。她曾说喜欢看病,为病人解除痛苦,从不觉得苦累。

  母亲在煤矿医院阳台,遗憾的是这座她耗费了无数心血的医院,如今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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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学医极具偶然性。她常常说,如果没有解放,没有新中国,自己永远也不能成为一名医生。

  晚年,母亲不止一次感叹,说起自己庄子里同龄的三个女孩子,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而因为自己上了大学,做了医生,也成为三个人当中最幸运也最长寿的人。

  母亲出生于1933年,童年时代经历了日寇侵略,少年时代经历了国民党还乡团的白色恐怖。“跑反”,是后来母亲回忆时经常说到的词。还乡团一来,大家就要躲起来,“还乡团是最坏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为时局的不稳,母亲读到高小,就停学在家,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在家学针线、做家务。

  解放时,母亲16岁,报考土改工作队、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能成行。直到有一天,在中学读二年级的堂舅问老师:“我二姐很想读书,可不可以继续学业?”而获得了肯定答复之后,已经快19岁的母亲才插班就读初中二年级。

  母亲的复学之路并不顺利。复学不到半年,就突患伤寒,只能休学回家。好在解放了,需要更多的有文化的新人建设新中国,中学生国家也很珍贵,患病期间母亲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使她得以大龄身份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病愈回到学校后,母亲异常刻苦,并因为品学兼优获得保送清华的机会,但母亲将机会让给了另一位家庭更困难的同学。

  母亲非常热爱生活,当年她用自己初中、高中、大学和工作四个阶段的留影制作的明信片

  成年的我们第一次听到母亲回忆这件事,总会替母亲可惜,觉得如果当年她去了清华学工,以母亲的能力一定会获得更好的成就,但母亲总是说:“我一生能为那么多需要我的病人服务,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母亲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母亲回忆说那一年的高考很激烈,医学院尤其难考,而且还要学习五年。当时,母亲的班主任认为母亲的性格适合做医生,希望她能报考医学院,并说,相信母亲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母亲因为年纪大、插班、休学、经济等等因素,是有些犹豫的,但最终同意了。因为临时改科,虽然那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班主任帮助母亲补课,母亲还是没能发挥最佳状态,只考上了家乡的省立医学院。

  母亲有时回忆自己这样走上学医之路,常常感叹是因为尊重老师,相信老师的判断。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最终同意考医学院,或许潜意识里和当年复学后突患伤寒,并受到很好的医疗有关。也许那时候,母亲不知不觉中已经立下了扎根基层,为人民服务,做一位合格的人民医生的宏愿。

  大学时代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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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常说自己上学断断续续,基础差,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跟得上学业。

  当时解放才几年,选择学医的多是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市民、工人家庭出身的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少之又少。尤其母亲就读的大学是从上海搬迁到地方的,同学大多来自上海,有些还是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

  母亲来自偏远农村,家里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但说实话,因为整个庄子都是穷人,只有外祖父年轻时开过几年杂货铺,赚了些钱并买了些地,矮子里面选将军,成为了地主。

  土改后,多余的田分了,外祖母身体不好,不能下田,家里只有外祖父下田劳作,那时大姨在村子里教小学,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大舅小舅解放前就因病去世了,母亲的家境并不好。

  母亲去大学穿的列宁装,是外祖母自己织的粗布,自己染色,自己裁剪,自己缝制的,可想而知母亲第一天去大学,一眼望去的贫困土气。

  就是这样衣着土气又家境贫寒的母亲,报到第一天就被指定为班主席(班长),母亲对此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看来,应该是因为她中学时表现出的刻苦及沉稳可靠,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

  医学院的课程本就繁重,母亲一边担负着班主席的职责,一边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经过五年如一日的坚毅努力、刻苦学习,母亲取得了优异成绩。

  原本母亲毕业分配留校进行组织胚胎研究,但她觉得去做临床医生、直接为病人服务,才对得起国家五年的培养,也更具吸引力。于是放弃留在省会、留在大学的机会,放弃了更好的研究环境,也放弃了成为一名学者的机会,选择回到家乡,到医院去为基层群众服务。

  那个年代的母亲是幸福的,嘴角总是洋溢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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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说,母亲的选择富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个时代烙印,反映了当时进步青年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更光荣,去基层医院比留在条件优越的大学搞研究更有意义。

  不理解这一点的朋友,看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部电影《护士日记》和《年轻的一代》就明白了。

  大学期间,母亲也曾响应毛主席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进行血吸虫防治工作。在乡下,他们一边进行血吸虫防治工作,一边和当地农民一起到田间地头捕捉钉螺。

  多年后回忆起来,母亲没有说一句苦累,反而说当年生产队对他们这些学生照顾得不错,伙食经常有小鱼小虾什么的。

  直到数年前听到母亲的老同学和母亲闲聊,说起当年下乡,条件多么苦多么累,我问母亲,母亲才说,生活当然不能和学校比,但和当地农民比,我们这些学生的生活好多了。看着当地农民,家里几乎没有主要劳动力,个个都是大肚子,当时心里只想着,一定要用自己所学做些什么。

  下乡时,一天深夜,有村民突发疾病,母亲抓起手电筒就往村民家中赶,夜里走不熟悉的山路,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手电筒一下子掉到悬崖下,爬起来又立即赶路。我们问母亲:你不害怕吗?母亲说,当时根本想不起来害怕,只是想着尽快赶到,不能耽误病人的病情。

  她还说,只有那个时代,有毛主席,才能一举消灭血吸虫吧,今天,很难了。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怅惘的语调以及神情,我们还历历在目。

  1964年,母亲(前排中)调往大西南,与送别的同事合影

  05

  父亲母亲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当年在那座边远的煤矿,父母都是大学生的家庭似乎只有我们一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母亲与普通工人的邻居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生活和睦。尤其是母亲的医德医术医风,在民间备受尊敬和爱戴。

  甚至于,因为是“苏大夫的孩子”,这些尊敬和爱戴也投射到了我们身上。但母亲总教育我们,不要翘尾巴,要“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投机取巧,“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些嘱托到了今天,我们也不敢忘记。

  父亲是学煤田地质的,一毕业就远赴祖国的大西南找矿,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所在的地方永远是荒芜的田野山区,他们结婚时,父亲已经是地质队技术总负责,与队友们发现了锰、镍、煤等矿藏。

  新婚不久的父亲与母亲,现在他们都已经故去了

  母亲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专署医院五官科工作,这个专业和工作环境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但在父亲说地质队非常需要医生的时候,母亲毅然申请调到父亲的地质队去做一名随队医生。

  当时,去地质队所在的大西南,坐火车路程大约要三天三夜,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母亲说,猪油都要从家乡带过去。

  一名地质队的随队医生和一名地区专署医院的专科医生,二者之间的距离,之后的专业前景,同行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母亲的领导和同事都劝说母亲。但是母亲没有犹豫,又一次毅然选择了基层,去最缺医少药的地方,服务最需要医生的病人。

  母亲和父亲一道,随着地质队东奔西走,在祖国的大西南度过了十多个春秋。七十年代,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又调回家乡一座城市西部最边远的一个煤矿,当时煤矿急需专业人员,他们二话不说,选择了这个边远的小煤矿和煤矿所属的小诊所,没有去同学所在的大学和大医院。

  母亲到诊所后,给大家讲业务课,培训医生护士,纠正了很多医疗操作手法和程序,为矿工和附近农民看病,随叫随到,救人无数。从第一天到了矿区诊所工作,一直到退休,母亲都是当地当之无愧的“一把手”医生,疑难杂症、急危重病人、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母亲。

  多年后,偶然遇到当年煤矿的人,大家不是说:“当年,是你母亲救了我一命”,就是说:“当年,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你母亲什么也没收我们的,帮我爸爸治好了,我们真心感激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八十年代初期,母亲和同事们一起,已经将当年的小诊所,扩建成一座科室齐全、有五十多张病床的二甲职工医院。

  还记得当年筹建医院并进行业务整顿的时候,母亲经常加班加点;那时候父亲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到省城的地质研究所工作,还分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母亲原本应该调往省城的大医院,也可以给我们更好的教育环境。

  很多病人知道“苏大夫”要调到省城,都很担心,说“以后有难治的大病,就不方便了,没有苏大夫,就要到大医院去了”。

  七十年代意气风发的母亲

  母亲最终没有到省城去,而是留在自己和同事们亲手从小诊所发展成的煤矿医院,继续服务矿工和农民。这一次,换成父亲用行动支持了母亲的这一决定。他退掉了研究所分配的房子,毅然决然地重新回到了煤矿。

  就这样,他们二老在这边远的煤矿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之后,大家还是经常找母亲看病,医院里有危重病人,有时还会喊母亲去会诊。很多年之后,年迈的母亲已经随着我们离开煤矿,有老同事、老邻居打来电话时,还是喜欢向母亲咨询医疗意见,远程问诊,母亲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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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在医院工作的母亲,晚年却有一个毛病:极不愿去医院。

  大概是如今的市场化的医院医生,与母亲记忆中的医院医生相距甚远,面对这些市场化的医院医生,一辈子沉着冷静的母亲再也无法沉着冷静,总是一次次 “破功”。

  母亲以前常说,给病人看病,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情况,同样的药效,要看病人的支付能力,可以开便宜的,就不要开贵的。开完药之后,母亲还会耐心地告诉病人,服用之后病情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母亲说,让病人知道服药后的一步步改善情况,会增进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而这种医患之间信任,反过来更有助于疾病治疗。

  晚年的母亲有时候会和我们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医院医生不是为病人着想,而变成首先想的是怎样摆脱自己的责任呢?这样怎么能治好病呢?、”“我们以前要求‘视病人如亲人’,现在能做到‘视病人如熟人’已经不容易了吧?”

  看到铺天盖地的“医闹”新闻,母亲会说,“这个事情,矛盾的主体肯定不在病人身上呀,哪个病人会刻意的和医生过不去呢?反正我一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病人。”

  她又说:“现在的医生也不容易啊,考核的指标全是看发表了多少论文,或者看经济效应,这样医生哪还能静下心仔细的诊治病人,为病人着想,只能尽量保护自己,按教科书一板一眼就不错了。”

  母亲(中)退休后参观考察东南亚一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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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晚年患上帕金森,母亲一直在父亲身边照顾十年,寸步不离,直至三年前父亲去世。实际上,父亲去世前,母亲健康就出现问题,但她担心给我们添麻烦,从不提自己的病痛。

  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间身体就垮了下来,去医院检查,发现已是肺癌晚期并骨转移。母亲忍受着非人的疼痛折磨,坚强地配合治疗。

  作为子女,我们很自责,没有早点发现母亲的病。母亲则坦然面对,宽慰我们说:人老了,不是这个病,就会是那个病。她还非常达观地开了一个玩笑:否则怎么死得掉?!

  母亲是既有大爱也富有小爱的人,是大节不亏,也注重小节的人,无论做事做人都一丝不苟,踏踏实实、认认真真。

  她一辈子践行的是“为病人服务”的宗旨,无论是对病人的态度,还是个人的医术医德,都给自己定下了很高的标准。

  08

  母亲从不曾为没有时间自我享受而抱憾过。她仿佛没有多少个人的欲望,有的只是充沛地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精力和意愿。

  或许这就是她那个年代多数人的共性,母亲这样的人占多数或主流的时代,是多么美好而强大的时代。

  母亲去了,如同那个热情似火、温暖如春、积极向上、个人的抱负因和时代融入一体而变得伟大的时代一样去了。

  但母亲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不可磨灭,就如同那个时代,无论如何被抹黑、被歪曲、被遗忘,但其留下的坚实物质基础和强大文化基因,仍然在润泽后代。

  怀念母亲,也怀念造就了母亲的伟大时代!

  八十年代末退休后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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