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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证——重温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写于60年前的回忆

2021-07-04 09:44:51  来源: 淮左徐郎   作者:段晓光 刘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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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整理者段晓光的父亲段连绍同志是一位老红军,长征时在军委二局,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机要科长,他生前珍藏了一张党证。1961年6月28日,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前夕,《江西日报》刊载了他回忆这张党证的文章。值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经授权,特此编发这段写于60年前的回忆,让更多的人能直观地感受和学习段连绍那批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回顾初心,牢记使命。】

  上图: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段连绍生前珍藏的《中国共产党党证》:第001133号

  人物简介:段连绍(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高溪乡下雨村人。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军部勤务员、宣传员、政治部青年部干事,红一军团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代理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第二局股长、科长,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直属政治处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八军一五一师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广西龙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广西邕宁军分区副政委、第二政委,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州军区第三局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十一军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顾问(副兵团职)。

  写在前面的话:

  1961年6月28日,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前夕,《江西日报》刊载了开国大校段连绍的回忆文章《党证》。

 

  上图:《江西日报》1961年6月28日第3版

  段连绍同志是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生前一直珍藏着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1933年7月在中央军委二局工作时领取的《中国共产党党证》(见附图)。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告诉大家:“党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志。拿着它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担负着光荣的使命……它在身边,就是党在身边……”

  从此,他就一直将这张党证带在身边,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这张党证伴随他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至他去世。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怀着虔诚和景仰的心情,重温这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写于60年前的回忆,不禁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党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是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最好诠释,使我们更加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为了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节选《党证》的部分内容(见正文),以使更多的人了解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源泉。

  上图:《江西日报》1961年6月28日第3版完整页面

  正文: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4年10月10日,月牙还挂在天边,我们便在整装待发,这是我们开始长征的日子。出发前,大家都在收捡自己的行装,准备轻装前进。我数着自己所有的东西:一床夹被,两套单军衣,一条毛巾,两双草鞋,一个瓷碗,一个米袋,还有一张党证,一捆书。看来除了从书上打主意外,其他都是生活必需。踌躇半天,才挑了五、六本书打在行军包里。庄严的党证,便小心翼翼地先用几层白纸包上,再用一块打土豪得来的白洋布包叠起来,放在内衣口袋里,贴在我的心口上。

  出发前,党内开会作了思想动员。支部号召把行军不掉队作为战斗任务来完成。要求每个党员发挥阶级友爱精神,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支部的号召,是一团烈火,燃烧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纷纷在党小组的会上表示了永不掉队的决心……

  1935年的6月,部队进入川康边境,来到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夹金山下……我不服这里的水土,吃不惯苞米,一路上拉了几天肚子,把人搞得精疲力竭。凝视着第一座银光耀眼、高入云霄的大雪山,不禁心头有些怦怦然……开始上山不远的地方,我还勉强可以拉着马尾巴走,因为马背上驮的东西多,不便再骑人,后来连马也累得爬不动了,我便松开手,在部队后面慢慢跟着。每走一步,空荡荡的肚子里,像有一根绳子拉扯似的一阵剧痛。每跨一步,都好像占去了很多的时间,眼前这条由无数脚印踏成的弯曲道路,总是缓慢地向前拖展着,没有尽头……快爬到山腰的时候,我和部队的距离也拉远了,疲乏和饥饿使我快要失去支撑身子的能力,我只得停下来休息片刻,准备轻装再走。打开我的小背包,数着自己的东西:两套单军衣,一条毛巾,一双草鞋,一个瓷碗,一个空米袋,还有三本书,看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只有三本书了,说什么也不能扔掉,是它给了我们革命的理论知识,从一万多里遥远的瑞金带到这里,多不容易呀!再搜搜身上有什么可以扔掉的,哪怕是微小的一点也好,少一点总要轻快一点。重又打开贴在我心口上的小包,在几张起了毛的白纸上,看到了我的党证。《中国共产党党证》几个字,乌黑油亮,在闪闪发光。看到它,我仿佛又听到组织委员庄重的声音:‘党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志。拿着它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担负着光荣的使命……’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许多事情,想起1931年5月,在永丰南龙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斗空隙时,我们一群人在翠绿的竹林里举行的入党宣誓,想起党支部行军不掉队的战斗号召,想起自己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生命才刚刚开始,党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想到这些,革命的意志就像夹金山一样坚定起来。我扔掉了几张起了毛的白纸,用白洋布迅速包起了党证,重又迈出坚强的步伐,踏着战友们的脚迹前进……

 

  上图:《党证》插图(《江西日报》1961年6月28日第3版)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饥寒、疲劳和高原稀薄的空气,驱使我们在黄昏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安营下来烧点青稞麦糊糊吃。草地,这纵横数百里荒凉的旷野,一直逶迤到遥远的天边,尽是绿黑色的,令人恶心汪洋草海,没有人烟,也没有大树,去哪里找引火的干柴啊!在这遍野潮湿的草地上,一小片纸也和火柴、粮食一样,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胜利连在一起,成了十分珍重的财产。几天来,我仅有的三本书,已经拿出两本用来引火了,现在我身上所有的纸张只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本书和党证了。我把它们拿出来,准备交给李作鹏科长。当我刚要伸手交出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党证上,《中国共产党党证》几个字,乌黑油亮,在闪闪发光,那交织在五角星上硃红的铁锤、镰刀,像一簇烈火在熊熊燃烧。我的手本能地缩了回来,党的十大政纲:‘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在我眼前一一而过。想到共产党员担负着这光荣使命,完成这旷古的事业,眼前一张纸固然宝贵,可这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片呀!它比我的生命还宝贵。它在身边,就是党在身边,我怎能把它烧焚!于是我只交出了最后一本书。

  稀稀的麦糊煮好了,空气稀薄的高原,虽然水煮不开,可总算煮成糊糊了。大家有笑有说地吃着,吃得那样香甜。青稞麦多一些的同志,总是把多一点的往别人面前送,你给我,我又转给他。每一个战士的心灵上,都闪烁着阶级友爱的光辉。入夜了,我和李科长合伙睡,我们选了一块稍干的草地……当要合上眼睛的时候,饭前交党证引火的事又在我心头奔腾起伏,我又像看见交织着的硃红的铁锤、镰刀,化作一面胜利的红旗,漫天飘动。

  抗日的烽火燃烧着整个华北。1942年5月,日寇向我太行山进犯,发起了报复性的‘五月大扫荡’,5月21、22日,我们就得到敌人向山西辽县进攻,要合击总部的消息,便当即转移,准备在24日拂晓,当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之前跳出包围圈,赶到南艾铺,辽县以北地区,争取主动打击敌人。

  上图: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南艾铺十字岭

  在转移的路上……我们与日寇遭遇了,陷入敌人的包围中。这时,左权参谋长和司令部机关在一起,他一面亲自率领警卫部队顽强阻击,一面组织机关人员有组织的分路撤退,向西北方向突围……我们有些战友光荣地倒下了,左参谋长也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尽管敌人如此猖狂,阻击部队仍然顽强战斗,视死如归,英勇地掩护总部机关突围……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突围出去,敌人的包围圈却越拉越小了。这时,我想起了背在身上的皮囊,皮囊里装着党中央和全军通报的密码、中央军委发来的绝密文电和我的一张党证。文电密码,是党的咽喉,全军的动脉。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军队的行动,要通过它去传播,这些重要机密如果落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党和军队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啊!想到这个皮囊,我心头突然涌上一片愁云。怎么办?个人可以牺牲,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失!想尽办法也要使党的机密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借着敌人机枪换梭子的一瞬间,我使劲一扬鞭,纵马向左侧一个山沟里飞奔。敌人发现我,便集中火力向我扫射,子弹在我耳边‘嗖、嗖……’飞过。这时我什么也不顾,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保卫党的机密。

  我紧贴着马背,一股劲地往前冲。接近山沟时,马中弹倒下了,我便匍匐急进,朝着长满小树的山沟里爬去。在一丛小树林里,找到了一块大石板,我把密码、文件和党证藏在底下,石板上放些小石子作为伪装和暗记。这时我像搬掉了心上一块大石头……冒着敌人的枪弹,我从十字岭南面方向突围而出,从下午五点到下半夜三点,一气跑了一百多里。到达总部原来住过的武军寺附近时,才发现自己又饥又渴,疲劳无力,全身沾满了污水和尘土,我便到一个老乡家里找水喝。老乡都躲鬼子去了,没有水,我便拿起喂猪的潲水咕咕地喝了个饱。稍事休息,我便去寻找部队。在东坪找到了执行侦查任务的二科长魏国运同志和他带领的一个班,历经了艰险再相聚在一起,像阔别了多年的亲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这半夜,上下眼皮直打架,却久久不能入睡,与战友相聚的欢乐情节和对密码、文件、党证的悬念,使我的心情起伏不定。

  翌日拂晓,我和魏科长带着侦查班返回南艾铺,去取党的文电机密。一路上,我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绕道疾行。当来到埋藏文电的山沟里……我们安然顺利地找到了藏文电的大石板,大石板上依旧放着几个小石子,敌人没有发现它。重又见到密码、文件、党证,我像获得一种崇高的奖赏,心里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这张党证又重新回到我身边。此后,在解放战争,在狂飙式的革命生活里,它再也没有离开我,每当我看到它,想起它,我便想起党领导我们所走过漫长、曲折、胜利的道路,想到了过去……使我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

  后记

  据段连绍老人后来回忆,他从十字岭突围出来遇到总部二科长魏国运同志和侦查班后,仍担心密码和机密文电落入敌手,遂顾不得个人安危和同志们的劝阻,坚决要求魏科长和侦查班随他返回十字岭,进入敌人合围圈取回了密码、文电,确保了党中央和全军的安全。在后来的总结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高度赞扬了他为保护党的机密不惧牺牲的精神。

  本文整理于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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