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来信来访是观测民情民意的风向标，搞好群众信访工作更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认真对待群众信访，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保障。
周恩来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一以贯之地关心、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视其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为信访工作的建设呕心沥血，作出巨大贡献。他总是一丝不苟地阅处人民来信，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一生函复七八百件。从中足见他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与担当。
《万语千言》(郭全忠画)
知微见著 不可轻视
早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非常重视群众来信来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激发起爱国救亡、热血沸腾的中华儿女奋起抗日的斗志，也同样引起旅居曼谷的侨民杜英和30多位华籍员工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关注。他们急切地想知道国内消息。一天，杜英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报道，他同工友们商量后，便以“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郑重写了一封信，向周恩来请教如何看待抗战前途问题。随信还寄上筹捐的4000泰铢。
此信发出后，杜英等虽满怀期待，但想到周恩来工作那么忙，彼此又不相识，他们对能否收到回信并不抱太大希望。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不久，周恩来即亲笔回信。信很长，有8页之多。信中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分析形势、精辟地论述战争的发展趋向后坚决指出：
【“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
信末，他还嘱咐杜英等人：
【“为稳妥之见，今后捐款要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必寄到武汉。”】
看着周恩来那隽秀流畅的字迹，工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了让更多的侨胞看到周恩来的这封信，杜英将信删去头尾，以《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刊登在《曼谷时报》上，在曼谷华侨界引起轰动。周恩来亲切的话语，温暖了旅居泰国侨胞的心，也打消了他们对抗日前途的疑虑、担忧。
1938年，安徽省寿县曹云屏找人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代写一封信，述说自从父亲曹渊牺牲后母子二人贫苦无依、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情况。曹渊在周恩来的培养下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曹渊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独立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
1938年，周恩来(前右二)同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四军负责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周恩来接到曹云屏的来信以后，很快复信一封，并寄去20块银元作为路费。安徽地方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并征得曹云屏家人的同意，让曹云屏和其堂兄一道奔赴延安。
1938年5月曹云屏辗转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来的还有其堂兄曹云青。周恩来对曹云青、曹云屏关怀备至，经常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曹云青、曹云屏也想请周恩来给他们讲讲有关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问题，于是致信问询。
当时，周恩来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而坠地，右臂骨折。在即将赴苏治疗前，周恩来忍着巨痛函复曹云青、曹云屏，谆谆勉励他们“更加努力学习”。为了帮助曹云青、曹云屏认清革命形势、抗战前途，周恩来还特地给他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曹云青、曹云屏茁壮成长。
1939年，周恩来写给曹云青和曹云屏的复信
周恩来对部属烈士后代细致入微的关爱令人动容，这种超越血缘亲情关系而展现革命大家庭无私大爱的点滴举动，恰是革命者对烈士后人浓浓的博爱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愈发重视群众信访工作。
1961年10月14日，久病住院的山东省广饶县(今东营市)公安局干部曹树立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反映山东省惠民地区(今滨州市与东营市)饿死人的问题。这封信字里行间情绪激动，言辞激烈。
10月30日，曹树立的来信转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周总理看完信后，心情沉重而急切，深感问题严重。他迅速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信，希望马上调查了解惠民地区实际情况并予以救助。这封信内容如下：
【启龙同志：
现附上曹树立来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纸，请阅后派得力同志去认真地查一查。不管这个人的情况如何，总要把惠民地区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希望你将查得的结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封人民来信?原来，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问题。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这年秋收，全国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周恩来忧心如焚，用大量时间来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秘书李岩回忆：
【“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直接指挥调运粮食。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多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
【“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才去。”】
周恩来信中为何又特意指出“对曹树立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呢?因为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甄别平反，重新教育干部。从山东当时的形势看，“左”的现象还存在，谁要反映当地党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就上纲上线地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所以，周总理在信中才特意指出，让群众讲真话、说实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谭启龙接到周总理的信后，立即派秘书方兴去深入调查，结果是：从各方面反映看，曹树立是一个好同志，反映情况属实。方兴代表谭启龙与曹树立谈话后，曹树立悬着的心平静下来，一腔怨气烟消云散。不久之后，曹树立给方兴写了一封信，感激毛主席、周总理、谭书记对他的关怀。
谭启龙根据调查的真实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山东受灾情况和对曹树立来信处理的结果(有删节)：
【总理：
十月三十日来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惠民地区的工作，近两年来一直比较被动。接您来信后，我专门到这个地区走了一趟(原来我也正有此意)，从一号至十二号，跑了八个县，总的看来，这些地区由于连续三年受灾，情况是严重的，尤其是今年，旱涝灾害程度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重一些……这个地区，疾病、死亡现象上半年虽有下降，但从五月份以后逐月上升……只要做好工作，加上中央和省的一定支援，灾荒是可以渡过的。我们准备再派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前往，并在物资方面再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支援。
关于曹树立个人的情况，我派省委办公厅的秘书方兴同志去作了专门了解，这个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我除要方兴同志代表您向他作了慰问，并将当前中央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他以外，还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工作，原来他思想沉闷，现在表现很好。将曹树立来信、附件以及谈话后来信和关于曹树立情况的调查等材料一并送上，请收。如有不当，请指示。
此致
敬礼
谭启龙
(196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山东省委针对惠民地区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紧急拨付救灾资金68万元，调运救灾物资(主要是补助粮120万公斤)。县委也组织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并根据当地实际，采取解散食堂、分给广大农户自留地自耕自种、实施责任田、多种效益高的农作物、据灾情分配救济物资等措施。这样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救灾形势进一步好转，终于渡过难关。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介绍曹树立去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治疗，请北京的专家给他做手术。
立足长远 建章立制
对于群众信访工作，周恩来不仅树立与践行“群众来信无小事”的理念，而且还重视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1950年1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党组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党组作为领导机构，要勇于反映群众的意见时，指出：
【“对于下面的意见要善于分析，辨别是非，好的意见要发扬，坏的要批评，严重的给以打击。”】
1951年6月7日，周恩来签署颁布《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不但确立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而且提出许多具体的做法和要求。1957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谈到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时，进一步指出：
【“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对于假借人民来信、来访名义进行无理取闹的坏分子、诈骗犯，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联系有关部门作适当的处理。”】
周恩来还要求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要热情接待、负责处理。
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商国是
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最初设在北京府右街。1964年以后，人民来信和来访者甚多，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方便反映情况的地方，周恩来指示国务院要盖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地址就选在群众容易找到的地方。
1965年，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搬迁到西长安街原北京市一机关旧址。此地位置醒目，交通方便。此后，周恩来又根据有关同志的建议，同意将新的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建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附近，这就更方便了来访群众。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人民信访接待办公室不挂牌子办公的情况，便明确指示各级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挂出去，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切实反映群众中最迫切的问题。他说：
【“你们接待来访不就是方便群众吗?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来?”】
周恩来同人民群众在一起
周恩来深恶拖沓的官僚主义作风，对待群众信访工作尤为如此。他极有针对性地针砭时弊，督促相关部门立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名知识青年给国务院去信，批评兵团领导在接待外宾时，有铺张浪费现象，同时反映在兵团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并讲明他自己负了伤，正在北京的家中养病，但因经济困难，没钱治病等问题。
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此信转送到某部。该部有关方面办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说，我们已经交待过兵团不要浪费，他们不听，就把信退回国务院了。一来一去，这封信空转了19天，却始终未解决任何问题。
周恩来得知其中原委后十分生气，大声说：“官僚主义害死人!”他指示该部去找那个青年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再报告给他;关于治病问题，要该部和北京市委联系，对那个青年给予照顾。
最后，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这件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1973年7月，新疆商业局外贸运输公司司机依利亚斯·热合曼为要求复职来京上访，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处理。
周恩来看到关于此事的报告后，马上批示：
【“请查明为何依利亚斯·热合曼来京两月无人答理?如属实，北京中央和地方机关，均有亏职守。请查告!”】
7月24日，周恩来在公安部《关于依利亚斯·热合曼来京上访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批示：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请按公安部的提议，由国务院业务组指定负责人召集有关部门开会，检查这类性质的错误，并规定若干条措施。对上访者确有困难情况，应予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国务院业务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定办法，加强并改进了中央各部门信访接待工作。
实事求是 处理及时
周恩来非常重视群众来信，素有发现问题后要求派人立即查明真相的工作作风，保证群众声音早听见、群众事情早解决。
1960年3月29日，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转送的安徽省一位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称“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曾经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信中还反映，“该地区田地荒芜”“农民纷纷逃亡在外”“干部作风恶劣”，万望“派员密查”。
看了这封信，周恩来致信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接信后，曾希圣立即安排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并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查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于各地发生的水旱灾害，向来强调“重点放在生产自救上”，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对于来信反映的社队干部中存在的专横作风，他在主持制定、并于1960年11月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中，要求坚决纠正。
1961年，周恩来在河北磁县和农民亲切交谈
周恩来不仅要求人民信访办公室“方便群众，为人民服务”，而且身体力行，接待来访人员，处理人民来信。
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处理内蒙古自治区的群众来访事件时，快速把被接见人名单审视一遍，从中选出一位，然后和这位上访者打招呼、问话……
周恩来耐心听这位来自边疆的青年上访者的申诉。他一边用亲切的神情鼓励这位青年申诉，一边用笔飞快地记录着，中间插进一些询问。他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对上访者做思想工作，有鼓励，也有批评，共用5个小时，记满几张纸，中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午饭和晚饭。对陪同接见的工作人员，他从政策理论到工作态度亲切地给予指导和教育。
周恩来还指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深入上访者所在旗和大队去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写出有关材料，提供政策依据，为最终处理作参考。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来信来访，同样极为重视。
196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以要函上书周恩来，要求保护原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的女儿覃瑞。收到章士钊来信的当天，周恩来即作了对覃瑞保护的批示。考虑到章老的安全，周恩来将章老等一些民主人士送301医院保护起来。章士钊人在医院，心却一刻也没消停。1968年，为康国雄和马宗霍之事，他又先后上书周恩来。章士钊所提的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字宝恕)之子。康心如解放前曾为四川的工矿、交通、公用等企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其子康国雄，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在北京市机械学校任教，1969年随该校迁到陕西汉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病倒亦不能回北京的家中治疗，因此委托章老上书周恩来。
马宗霍早年在苏州章太炎主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任特约讲师，并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授。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2年调至中华书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曾多次致函章士钊要求回到中央文史馆工作。
接到这两封信后，周恩来立即派人了解查证，并于1970年5月27日致信国务院军代表丁江负责办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康国雄于1971年回京治疗，1977年正式调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教。1986年，康国雄谈到此事时激动地说：
【“周恩来是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恩人。”】
在周恩来干预下，马宗霍教授于1970年6月即调回中央文史馆。
1970年6月，章士钊向周恩来上书反映：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原配夫人高仲林，90岁高龄，又无近亲，久病卧床。组织上以疏散人口为由，迫她移回原籍地。而她原籍亦无近亲，唯一的女儿不久前也病逝了。章士钊请求周恩来指示陕西省，对孤苦伶仃的于老夫人“不妨在一般迁居令外，稍示宽大”。高仲林的安置问题，不仅关系其个人待遇，甚至将影响到与尚在台湾、海外的知交故旧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在章士钊来函上作出批示：
【“请以电话告西安李瑞山或胡伟，转告西安市革委，不要强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乡。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一直到死为之骨化为止。”】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高仲林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通过群众来信来访，还关心和保护了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1965年夏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徐悲鸿纪念馆因修地铁被拆除后，还没来得及选址恢复，“文化大革命”即爆发。目无法度的造反派不仅多次查抄徐悲鸿家，还砸毁了他的墓碑。身处逆境中的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目睹丈夫辛劳一生所绘制和收藏的作品、美术文献和1万多件美术图片分散各处，甚为焦虑。
为使这些国宝不至流失，1973年7月6日，廖静文诚恳上书毛泽东，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毛泽东接到信后，批示：
【“请周总理办理。”】
10天后，信转到周恩来处。他仔细审看廖静文的来信，心绪难平，感慨万千。周恩来和徐悲鸿20世纪20年代结识于法国。抗战时期，徐悲鸿不惧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威逼利诱，耿耿正气，以笔作画，鼓励人民同心协力，抗击日军。解放战争时期，徐悲鸿不畏艰险，毅然北上任北平艺专校长，培育出众多美术精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徐悲鸿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胁迫他南迁之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做了不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极大的创作热忱，抱病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讴歌工农兵。
看完来信，周恩来给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吴庆彤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写信，请他们分别查清“所收藏的悲鸿作品、美术文献和一万多件美术图片”散失情况和“悲鸿墓碑也被坏人捣毁”情况;“并与王冶秋同志或文化组议定恢复方案”。同时，另附给廖静文一信，请吴庆彤持往洽商。
翘首企盼回音的廖静文，见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派人来看望她，又看到写给她商洽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信，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9年的艰苦努力，1982年，气势宏伟的徐悲鸿纪念馆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建成。徐悲鸿墓碑也得到重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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