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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先锋 劳动运动的健将——邓中夏与李启汉

2019-08-10 14:42:5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冯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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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0月13日清晨,邓中夏约上李立三与刘少奇,一同来到上海龙华“陆军监狱”门口,三人不安地走动着。望着那阴森森的大铁门,邓中夏恨不得使尽全身力气把它砸开。当晨雾散尽,浦江露出浑浊的面目时,铁门才慢慢地开启,一个身材不高、苍白瘦削的长发男子踉踉跄跄地走出来。邓中夏箭步上前搀扶着他,四个人四个巴掌迭在一起,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出狱男子的全身。

  回到住地,邓中夏感慨万千,作诗相赠。从诗序“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中得知,出狱男子就是领导上海邮电工人罢工而被捕的李启汉。贈诗一共三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你出来了,我们的责任更大了!

  你看——

  猛虎一样的军阀呀,

  巨蟒一样的帝国主义呀,

  蛇蜥一样的资本家呀,

  他们联合着,而且紧密地联合着,

  长蛇般地向我们进攻了,

  铁桶般地向我们包围了,

  磐石般地向我们压榨了。

  哦哦,我们的战士,

  准备着迎战!

  准备着厮杀!

  经过短期休整,被敌人关押两年多的李启汉主动请缨南下,到湖南水口山、锡矿山去开展工人运动。临行前,邓中夏赋诗《去吧,战士!》以壮行色。“你从狱中出来,头发长得象森林一样。工人阶级也要像森林一样茂密扎根,生生不息。我建议你改名李森,便于工作”,李启汉点头答应了,与邓中夏挥手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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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汉

  中共最早的工会创建者

  李启汉(1898-1927),字仙槎,湖南江华县人。初中毕业后考入长沙岳云中学八班,结识了毛泽东、彭璜等进步青年。1919年5月23日,邓中夏代表北京学联来长沙,向新民学会会员介绍北京“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情况,并促成了湖南学联的成立。在邓中夏的帮助下,李启汉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与毛泽东一同到湖南会馆演讲,一同赴新华门请愿。一同联名通电全国,痛陈“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猛虎之政。行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推其用意,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饱饮壑”。

  1920年5月,李启汉放弃在北大的学业,经邓中夏推荐到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并由此结识了陈独秀、李达等人。他经常到霞飞路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是最早的团员之一,团的机关就设在他的住地渔阳里6号。不久,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建党初期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工人运动。是年10月,李启汉与李中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江南造船所,发起筹建机器工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最早组织的“上海机器工会”就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李启汉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争取中国工人和外籍工人平等权力而奋斗。不久,他又来到纺织工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在锦绣里租下6间小工房,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 他一面教工人读书识字,一面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这是全国第一所由中共开办的工人学校,开学典礼上,李启汉对学员说: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要改革,要打破!”为了便于和工人交谈,他学上海话,着工人装,打入青帮,利用帮会团结工人。他把工人提出的疑难问题编成讲义,通过报告会、讲演会等形式,答疑释惑。有一次讲课时,有工人问他,为什么工人世代贫穷,是命不好吗?李启汉说,工人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所有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工人穷,是因为工人创造的财富都被资本家搜刮走了。要想改变命运,就得联合起来与厂主斗。他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二字,然后再叠加组合成“天”字,“工人联合起来就是‘天’,工人将来要坐天下的!”

  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是当时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最好形式,不仅有利于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发现和培养工会人才,而且促使革命知识分子自觉与工人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当邓中夏开办的“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如火如荼,成为“北方劳动界的红星”时,“工人半日学校”也有声有色,与长辛店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职工运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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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党的一大召开前夕,邓中夏来到上海,见到了工人装束的李启汉。李启汉谈起了英美烟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事,引起了邓中夏的兴趣,当即为他出谋划策。按照邓中夏的建议,李启汉来到烟厂工人聚集地吴家厅刘公庙,与工人拉家常。工人问他来干什么?李启汉回答,“我是特地赶来帮你们讨债的”。工人很奇怪,“我们这么穷,只有欠别人的,哪有别人欠我们的?”“你们日夜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是那些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吸尽了你们的血汗,不是你们欠别人,而是资本家欠了你们无数的债”。他帮工人们算了一笔账,证明了资本家确实欠了工人的债。

  工人们觉悟了,李启汉又来到刘公庙,召集张涛、刘凤臣等工人代表开会,拟定了标语口号和行动计划。随后代表们分头活动,秘密发动工人准备罢工。厂方却勾结巡捕抓了张涛。8月4日晚,李启汉再次来到刘公庙召开会议,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起草了罢工宣言和传单口号,提出了增加工资、撤换洋监工亨白尔等八项条件,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

  翌日黎明罢工开始了,英美烟厂新、老两厂8000多工人在吴家厅集合列队出厂,挥舞着写着“争取工人人格”“还我血汗”“增加工资”等口号的三角小旗,由陆家嘴过江,在十六铺登岸,一直到淞沪警察厅,口号震天。工人代表会议通电各报馆,控诉英美烟厂克扣工资、殴辱工人等苛虐行为。工人们不分帮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屈不饶,坚持罢工20多天,迫使厂方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运动胜利结束。李启汉趁热打铁,领导工人们成立了“上海英美烟草工人会”。

  中共党员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人

  1921年8月中旬,李启汉与张国焘等人联名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告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书记部的宗旨:“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张国焘为书记部主任,李启汉为秘书兼《劳动周刊》编辑,李震瀛、包惠僧、董锄平等为干事。不久,邓中夏在北京、谭平山在广州、毛泽东在长沙、王尽美在济南都设立了分部,领导当地工人运动。

  李启汉在《劳动周刊》发刊词中说:“我们的周刊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他在该刊发表了《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的文章,尖锐地指出:“全上海数十万工友们,把什么宁波帮、湖北帮、广东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想帮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夺,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兀得大利;青帮、洪帮从中作祟,各有老头子,各分码头,各造各的势力,争地盘,排除异己,常常有工友与工友自己打架打死人的事。”他痛切地提醒工人,不要“分什么帮来自己害自己”,“应该大家一总联合起来,共谋幸福,“结成一个大团体”,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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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部分代表合影

  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1月下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到香港海员工会的求援电报,李启汉当即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募捐现款,汇寄香港。并亲自到香港、广州等地慰问罢工海员。李启汉得知香港英国轮船公司派出工头桂阿茂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地招募新工,企图破坏罢工的消息,立即组织宁波、上海海员公所,力阻桂阿茂在各地招募新工的行为,并与桂阿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桂阿茂勾结巡捕房,以“扶助香港海员罢工事”,将李启汉拘留数日,罚洋50元。从此,他被列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军阀的“黑名单”,时常遭到巡捕房暗探的盯梢与跟踪。

  是年4月24日, 李启汉领导了中国邮政史上的第一次罢工,上海邮局800多工人走上街头, 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当时的邮政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工人的罢工,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恐慌。罢工的第二天,就有暗探密报:“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见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差们谈话,无疑他将努力利用这一机会,以损害局方。待有完整证据发现,他将受到控告。”李启汉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指导罢工。罢工胜利后,他与邓中夏、朱宝庭等人汇合,一同乘船赴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邓中夏以长辛店京汉铁路俱乐部代表名义,提交了《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李启汉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名义,提交了《八小时工作制案》与《援助罢工案》,这三个提案集中指明了当时工人运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从广州回来后,李启汉一面帮助林伟民、朱宝庭等筹组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一面发动上海各工会团体,大力支援浦东日华纱工人的第二次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15天,获得胜利,工会组织在工人中深入人心,成为工人的主心骨。恨之入骨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竟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等罪名,下令巡捕房在6月1日逮捕李启汉,并押往“会审公廨”。巡捕房控告他“1922年4月25日煽动邮局职工罢工”、“同年5月13、20及27日,在他所编的《劳动周刊》上发表含有煽动性的和引起纠纷、扰乱治安的文章”。面对敌人的诬控,李启汉严词予以驳斥。“会审公廨”不准李启汉申辩,当庭判他3个月徒刑。《劳动周刊》和劳动组合书记部也遭到查封。随后,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邓中夏接任总部主任,随即在全国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立法大运动。

  是年9月,李启汉坐满了3个月西监,“刑满释放”,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玩弄“借刀杀人”的毒计,以“驱逐出境”为名,将李启汉引渡给上海“护军使署”。遵照洋人的旨意,“护军使署”不审不问,将李启汉钉上几十斤重的脚镣手铐,关入龙华陆军监狱。为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告全国工友书》,指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君,被上海租界总巡捕房指为煽动了中华邮政局信差罢工,拘解公堂,由中西官判李启汉押西牢三月,刑满逐出租界,禁止《劳动周刊》出版。这有钱有势的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实在横行为恶,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了”,呼吁“亲爱的工友们,我们的办事人,任由别人逮捕,我们的言论机关任由别人摧残,我们租给别人的地方,自己反被逐出境外。我们何等地受辱和受压迫!大家快起来作正当的抵抗!应当要恢复我们的言论机关,释放我们的办事人,得到租界的自由居住权,总巡捕房向我们工人阶级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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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汉在《工人之路》发表的文章

  1923年7月,邓中夏担任中共上海区执委委员长后,千方百计设法组织营救李启汉,他多次召开执委会议,专门“讨论招呼在狱负责人问题”,要求“接济在狱同志,每月应送食物及衣服”,“应想法从根本的救援在狱同志,如用家属打禀等等”方法,并决定由沈雁冰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设法保释,但都营救无果。直到1924年9月江浙战事爆发,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逃走,李启汉才得以出狱,前后共坐牢28个月。邓中夏称他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中国共产党“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第一个工人政府的“内阁总理”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大学大讲堂隆重开幕,李启汉作为安源矿场总工会代表出席会议,并与邓中夏、苏兆征、刘少奇等25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林伟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地点设在广州惠州会馆,邓中夏和李启汉驻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及工人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五卅惨案发生后,邓中夏与杨殷三度驰赴香港,发动香港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李启汉则到沙面组织青年工社、洋务工会、职工会、文员会等负责人开会,并深入到洋行、公司、仓库、工厂、商店,发动工人罢工。他在广州太平南路的海员俱乐部设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他还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会同国民党工人部,在长堤一带查封鸦片烟馆、赌馆,并借用祠堂、会馆及其他闲置房屋,并在东山等处搭建了几十间竹草棚,作为罢工工人的食堂、宿舍。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终于爆发了,数十万工人离港回省,都得到妥善的安置,香港顿时成为死港、臭港。

  7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李启汉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总理省港罢工委员会一切行政事务。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会审处、保管拍卖处、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纠察队、水陆侦缉队、工人医院、宣传学校、劳动学院,还有法庭、监狱、仇货检验处、船只放行领证处等,管辖的范围很广,从罢工运动的组织发动到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都得管。邓中夏对干事局在罢工委员会中的重要位置作了这样的阐述:“省港罢工委员会俨然有一个小小工人政府之规模”,“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因此,罢工工人亲切地称罢委会是“工人政府”,干事局是“工人内阁”,李启汉就是“内阁总理”。

  干事局局长一职,事务纷繁,责任重大。可是一些香港工会的头目却垂涎欲滴。在他们看来,管理十几万人的衣食住行,经手大量钱财物,是油水很足的“肥缺”,因此他们对李启汉担任这个职务深为不满。梁子光私下找到邓中夏,说李启汉是外江佬,不会为香港工人办事。言外之意就是要邓中夏说服李启汉,把局长位子让出来。邓中夏与李启汉商量后,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由李启汉主动向省港罢工委员会提交辞呈,推荐梁子光继任。于是,李启汉郑重地向省港罢工委员会提出辞职,推荐梁子光。众委员一致反对,否决了他的辞呈。过了几天,李启汉又再次提出辞职,又被大家挽留了。梁子光只好乖乖接受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安排,当了干事局属下的招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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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为了便于接近工人,李启汉学会了广东话,常穿一套3口袋的蓝色工装,随身携带草席和蚊帐走遍广州。在哪里工作到深夜,就打开草席睡在哪里。罢工工人的宿舍、食堂、议员、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脚印。暴风雨来了,他带领招待部的工作人员冒雨检修工人宿舍,有倒塌危险的,立即组织工人转移。女工或工人家属生孩子,他亲自与市内各医院联系,免费接生。他还与公路、汽车公司、轮船公司联系,安排一部分工人临时就业。对要求做小贩的,他去公安局领回摊贩牌照发放。对要求回乡劳动的,他组织欢送会,并发给免费车船票。冬天还没到来,他就利用筹措到的经费,为罢工工人订制了2万条棉被、15000条土布褥子和4万件棉衣,并指示庶务部及早采购干稻草给工人铺垫。有的工人晚上无事可干在宿舍聚赌,他就把能歌善舞的工人组织起来,每天晚上为罢工工人表演文艺节目。邓中夏对李启汉的工作非常满意,多次在有关会议上表示:“解决了罢工工人回广州后的食宿问题,等于打赢了与帝国主义战斗的第一个回合。”

  随着省港罢工的节节胜利,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转变斗争策略,于1926年10月10日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参加人数达25万,是中国乃至世界工运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深的一次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统治,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邓中夏做媒

  广州贤思街近圣里一座楼房里,门前的围墙上挂着一块写着“龚寓”的牌子,邓中夏、苏兆征与李启汉,都住在这里。李启汉与薛英华结婚后,回湖南老家,赎回了做童养媳的妹妹李惠馨,他把母亲和妹妹接到广州。因此,苏、李两家住楼上,32岁的单身汉邓中夏住楼下,他时常到楼上去蹭饭。两家做了什么下酒的好菜,总会叫他上楼来喝一杯。他的衣物浆洗缝补、房间整理等事,就落在李启汉的妈妈和妹妹身上了。

  在李惠馨的眼里,精力充沛的邓中夏满腹经纶,英姿勃勃。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威严中透出温柔。邓中夏把李惠馨当作妹妹看待,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教她读书、识字,还给她讲革命道理,讲他自己的故事。他建议李惠馨走出“龚寓”,参加火热的罢工斗争。征得母亲和哥哥的同意后,李惠馨便投身到省港大罢工的洪流之中,上夜校、听演讲,参加游行示威,有时也到罢工委员会来送文件,或者帮邓中夏送稿子到《工人之路》编辑部,两颗心悄悄地相互靠近。作为邓中夏的亲密战友,28岁的李启汉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特意与妹妹谈话,告诉她,邓大哥是革命家,你要跟他,就得做好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李惠馨坚定地对哥哥说,今生今世就认定邓大哥了。李启汉又找邓中夏谈起这件事,邓中夏的回答与李惠馨的回答惊人的一致。

  1926年8月的一天,邓中夏与17岁的李惠馨结婚了,婚礼在“龚寓”举行。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为证婚人,周恩来、毛泽东、陈延年等先后来到“龚寓”,却不见新郎新娘露面。按照广州的习惯,新娘新郎要穿上结婚礼服,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然后坐上小汽车,在城里兜风。莫非小两口提前兜风去了?其实不然。这一天一大早,邓中夏与李慧馨就相拥来到城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走在长长的墓道,两旁的青松、翠柏列队迎接他们,庄严而肃穆。在纪功坊前,邓中夏轻轻地读着纪念碑文,解说给李慧馨听。两人在烈土墓前庄严肃立,邓中夏意味深长地对李惠馨说:“妹妹,要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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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给邓中夏夫人夏明(李惠馨)的亲笔信

  快要开饭的时候,新郎新娘才回到“龚寓”,众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纷纷追问他们到哪去了,邓中夏忠厚地笑了笑,没有回答。苏兆征故作生气状,“你不说,我就‘罢宴’了”,众宾客纷纷附和,连李启汉也加入此行列。李惠馨赶忙把在黄花岗的事情说了出来,众人哈哈大笑,纷纷夸赞这个婚礼有意义。从此,邓中夏与李启汉就结成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了。

  血洒五羊城

  1927年1月,国民革命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北迁武汉,在广州设一办事处。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不少干部相继北上。邓中夏离开广州前夕,和李启汉作了一次临别谈话。他说:“由于革命的发展,很多同志要离开广州,去前方工作。党组织决定你留下担负更重的任务。你的意见如何?”李启汉回答得很干脆:“我服从党的安排!”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主任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处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善后工作。

  3月7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被害。面对日益危险的严峻局势,李启汉和刘尔嵩、邓培等紧急商磋,于3月16日以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等八个团体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族革命的工农政策,实行进步的农村政策,消弭军事势力腐败的危险。”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启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委会全体委员集体面见留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翌日,李启汉率领全体委员面见李济深,对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封闭工会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李济深继续执行三大政策。李济深假惺惺地说,各位委员可以放心,广州绝不会有意外发生的。李启汉知道局势严重,立即制定紧急应变计划。不料应变计划来不及落实,李济深就步蒋后尘,在广州举起屠刀了。

  4月15日凌晨,广州全市戒严,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李济深的军队包围。李启汉、刘尔崧、邓培等工人领袖惨遭被捕。李启汉先是关押在市公安局拘留所,4月22日又被押往南石头监狱。面对敌人的审讯,他大声回答:“我是做工人运动的,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么所有的工人都是共产党了!”第二天,李启汉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29岁。

  1945年3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邓中夏的遗属夏明(李惠馨)亲笔写信:“望你宽心修养,恢复身体,继续工作,以继启汉、中夏之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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