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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告诫子女:我个人没有任何财产,留给自己的只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

2019-04-02 09:40:05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蒋国栋 吴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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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之首。他参加革命70余年,历经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毛泽东更是称赞他为“人民的光荣”。朱德既是伟大的,也是普通平凡的,他在家庭、家教、家风方面的修养堪称表率,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重温朱德的家风,既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良的家庭、家教、家风的感悟和敬仰,也为新时代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提供生动素材。

  

一、“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朱德出生时,全家有11口人,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大家庭,朱德的长辈们、叔伯们都是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勤劳朴实,所以虽然家境贫穷,却是一个彼此融洽、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朱德的父亲朱世林,和厚忠耿,亲孝持家,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农活。相比之下,母亲钟氏在朱德的记忆里更为深刻。钟氏出身贫苦,身材高大,体力强壮,但性情和气,从不发脾气。钟氏为朱家生了13个儿女(因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8个),平日里,除了抚养孩子,家里大大小小的活,煮饭、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都是她来干。不仅如此,在朱德眼里,母亲钟氏还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家庭窘困,但钟氏还接济、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人,“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花子也要说几句话”。朱德从四五岁就跟在母亲身边帮忙,这些细节对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朱德回忆说:“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1960年3月10日,朱德,康克清在朱德父母故居。

  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中,朱德始终坚守并践行着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人,他也紧绷这根弦,严格要求自己,他常说:“生活条件越好,越不能忘记艰苦年代,越要想到党和人民。”1955年,国家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个是实行军衔制,一个是实行工资制。从实行军衔制起,朱德就从来没有拿过元帅工资,而且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先后三次主动提出减薪,从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的649.6元,到1957年1月的579.5元,再到1959年4月的460元,最终到1960年10月以后,一直都是404.8元。不仅如此,朱德以言传身教感染、教育着家人、子女和身边的人。

  

  ◆朱德、康克清和朱敏、刘铮的合影。

  他经常教育子女:“工作上要向高标准要求,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1963年12月26日,朱德在给女儿朱敏题词时就写道:“……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三个勤俭”不仅是朱德一生的革命品格,更是他对子女后辈们的寄托和厚望。有一次儿媳赵力平来北京看望朱德,一进门就看到工作人员在补被子,因为赵力平针线活做得好,所以大家看到是赵力平来了,就高兴地说:“老赵快来帮个忙吧!”赵力平上前一看,才知道,“这不是爹爹盖了多年的那床被子嘛,我过去帮他补过几次,被里、被面都缝过好几次了。”大家伙接着说:“这床被子你补过好多次了,这次碰上了,还是由你来补吧!你比我们熟悉‘战况’。”赵力平顺手拿起这床被子仔细看了一番说:“被面没办法缝了,我给买套新的吧。”警卫员李庭良接过话来说:“首长不让买新的,说缝补一下还可以用。”听了这话,大家也只好照办,于是便一齐缝了起来。朱德有个侄子叫朱传书,从小就离开了家乡,一直跟随朱德长大,就读于一所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工厂当工人。朱传书遵从伯父的教诲,主动地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同工人打成一片。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农村姑娘结婚成家,这件事得到了朱德的大力支持:“这很好,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他们的婚礼也是按照朱德的要求一切从简。后来,传书的爱人身患癌症,不幸去世,留下一个三岁的孩子。传书就把孩子带到工厂住在集体宿舍,边工作边抚养孩子,生活上十分困难,但即便如此,传书也没有向组织要过一分钱的补助。每逢节日家人团聚之时,朱德总要给家人、子女们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我个人没有任何财产,留给你们的只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在朱德逝世前的最后五天里,他仍不忘告诫晚辈:“要做无产阶级!”

  

二、“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

 

  出身于佃农家庭的朱德,从小就目睹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艰难困境,早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对投机革命、欺压百姓、打骂士兵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才说出立志“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人民服务”就成为朱德一生坚守的信条。靠着人民群众,朱德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如1943年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朱德满怀感触地写道:“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1946年毛泽东为朱德六十大寿亲笔题词:“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和人民对朱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充分肯定。当然,最值得肯定的是,朱德真正做到了与群众融为一体。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看来,虽然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尼姆·威尔斯(斯诺妻子,美国记者)也同样认为“朱德与其说是个有权威的指挥官,还不如说是个受群众爱戴的领袖”。朱德爱护部下是出了名的,在他担任全军统帅后,他的生活以及穿着跟普通士兵并无两样,时常赤脚走路,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他还喜欢到营地里面转悠,同部队弟兄们有时一起打球,有时坐到一起给他们讲故事,朱德说话非常朴实,他们基本都能听懂,因此,部下亲切地称呼他为“伙夫头”。

  

  深知人民群众重要性的朱德,对子孙后代说的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这里的“最安全”并不是说为了个人利益而到人民中间去,朱老总是要告诫家人、子女,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人的品格品质才不会被腐蚀掉,才能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做到为人民服务。1937年朱德的儿子朱琦到达延安,但没过多久就被送到基层部队锻炼,1943年在一次战斗中右脚负伤一度残废,伤好后又被分配到抗大工作。当时的抗大条件比较艰苦,需要边学习边参加基层劳动,朱德并没有因为朱琦是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因为他受伤而有所照顾,却是教育鼓励他服从党的需要,到群众中学习锻炼。后来,朱琦被组织上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练习生干起,最后当上了火车司机。5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次朱德外出坐的是朱琦开的火车,这事朱琦开始并不知情,等到站后,朱德见到了满身油渍、穿着工作服的儿子,不由得为他学会了开火车的本领而高兴。

  

  ◆1953年,朱德与家人在北京合影。

  朱德的女儿朱敏小时候就被送到苏联读书,曾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尽了苦头。1953年朱敏从苏联大学毕业回国后,朱德就鼓励她到一所大学当一名普通教师,还要求她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去住。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了,而且学校的新宿舍楼还没有建起,但朱敏还是欣然接受了,在单身宿舍住了四年时间。有一次,朱敏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就陪朱德出去走走,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庄稼地,看到地里的农作物长得十分茁壮,朱德禁不住连声称赞,“好庄稼!好庄稼!”说完他就回过头来问朱敏:“这些庄稼,你都认识吗?”朱敏试着说了几种作物,朱德又问:“你能估算这片玉米地一亩能打多少斤吗?”朱敏这时就讲不出话来了。在回去的路上,朱德对她说:“你对农业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少,应该拜农民为师。中国现在工业还不发达,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听了父亲的一番教导,朱敏当即表态今后一定争取机会,到农村去调查和锻炼,补上这一课。恰巧,1965年底,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要组织部分师生到山西农村调研,得到这一消息后,朱敏非常热情地报了名。朱德知道后,鼓励她说:“你应该去。尤其是你从小在国外学习,不懂得中国的农村,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去经受锻炼。”但当时朱敏患有高血压,组织上综合考虑后建议她不要去,而朱敏坚决表示要求下乡锻炼。为此,有关领导同志专门找到康克清征求意见,康克清了解情况后替女儿说道:“这是毛主席对下一代的要求啊!她父亲也要她去,要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对农村实际了解得太少了,请组织上把她带去吧。”就这样,组织上批准了朱敏下乡的请求。在临行前,朱德再次叮嘱道:“晋东南是个好地方,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就设在你将要去的武乡县。那里的老百姓觉悟很高,是他们用小米养活了我们八路军。你去了要好好向他们学习。”经过这次下乡锻炼,朱敏加强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加深了对农民群众的感情。但遗憾的是,在调研期间,朱敏的一只眼睛突然患病,因为农村医疗条件差,得不到及时治疗,最终不得不摘除。回京后,朱德强忍难过鼓励朱敏说:“你虽然丢了一只眼睛,但是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民当中去了,你了解了中国的农村,收获大于损失。”

  

  ◆1974年,刘建向朱德汇报体会。

  朱德的外孙们从小就跟在他身边长大,深受朱德的教育影响。1969年,外孙刘建初中毕业后,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跟同学一起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临行前,有位同学好奇地问刘建:“你爷爷是三军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这样的问题刘建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向朱德征求意见的场景。朱德非常支持刘建作出到农村插队的选择,并对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后来,年纪轻轻的刘建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被分配去养猪,时常因挑不动猪食而把泔水洒在身上。黑龙江的冬天很冷,但仍要每天早起给猪喂食,还要打扫猪舍。这种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一度使刘建打退堂鼓。当朱德从来信中得知刘建因条件艰苦想调回北京后,就回信鼓励他:“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朱德最小的外孙刘武选择参军后,从最普通的士兵做起,经常要深入到边境、海防、深山和哨卡,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一干就是33年,这是多么强大的意志啊!后来,刘武所在的基层部队被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刘武被授予“全国优秀基层指挥官”的光荣称号。

  

三、“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44年4月5日,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纵观朱德全部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以至于母亲去世前他都没有回去再见一面。朱德用自己一生的奋斗,传承着母亲教给他的革命意志,延续着大孝为国的奉献精神。正是这样,晚年朱德忍着丧子悲痛之情,仍要求子孙后辈:“不要因为去世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去了,这样不是共产党员。”1975年,已89岁高龄的朱德仍工作在主持会议、接待外宾的第一线,3月6日,他奋笔书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1976年7月初,病情加重的朱德躺在病床上,坚持提出要看文件和报纸,嘴里断断续续地对家人以及前来看望的同志说:“革命到底。”“革命到底”,不仅是朱德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家人、子孙后辈的鞭策与教诲,更是对朱家家风的一种传承。

  

  ◆1961年中南海书房,左起朱和平、朱援朝、朱德。

  对于家人、子女晚辈而言,每次回家看望父亲朱德,都会受到相同的“待遇”——说不了几句话就要求回去工作,“你们可以回去了”,“你们就不要老回来看我了,要好好工作。”“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朱敏从苏联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朱敏生完第一个孩子,产假期刚过,朱德就催促她回校上班。为了能让朱敏安心工作,朱德决定把外孙留在自己身边抚养,并为此专门定了一条“硬规定”:只有周日才能回家看孩子,平时不准回来。1970年5月,孙子朱新华从广东兴宁调到广东军区总医院工作,当时朱德在广东兴化休养,领导照顾起见,就在工作报到之前给朱新华准了几天假,让他能够回家探望自己的爷爷。一见到朱德,朱新华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朱德很是满意,随后就问起了工作和学习情况。当朱德知道自己的孙子刚刚调到广州,还没开始工作就先回家后,立刻变得严肃了起来:“你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应该遵守部队的纪律,要严格要求自己,以工作为重,我这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就这样,朱新华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回到单位开始了新工作。

  1974年,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因病去世,组织上考虑到朱德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子孙后辈们都在外地工作,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因此决定将在青岛海军某部当兵的小孙子调回北京工作。调回后的第一个周末,小孙子就去看望爷爷奶奶。一进家门,朱德就惊讶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小孙子知道爷爷要求严格,没敢说实话,于是就撒了谎说是临时到北京海军某部帮忙。但是,两个月后,小孙子又去看望时,朱德感觉这里面有事情,于是就盘问起小孙子:“你在海军帮忙多长时间了?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调回北京了?”小孙子招架不住一连串的问题,只好说明是组织上的考虑,如实说:“我调到北京了。”朱德一听,便严肃地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哪里去!”为此,朱德专门把海军领导请到家里说:“请你们还是把他调到部队基层去锻炼吧,年轻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要留在大机关里。”海军领导非常关心地说:“您年纪大了,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朱德继续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组织上的照顾,用不着他们在我的身边。”“一个人浮在上面时间久了只会做官做老爷。……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北京,这不是在搞特殊化吗?那还有谁去保卫祖国的边疆和海防?”最终,海军领导被朱德说服了,并遵照朱德的意见去办。两天后,小孙子就被组织上调到南京海军某部基层连队去工作。

  

四、“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

 

  1949年11月9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朱德担任中纪委书记的5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从不搞特殊,时时处处以一名普通劳动者自居。朱德一以贯之的清廉自律的作风,为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的家乡就有一些亲戚朋友写信希望能够投奔于他。1937年9月27日,朱德给前妻陈玉珍写了一封信,让她代为转告:“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时军委总部有汽车,有一次,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朱琦拖着一条伤腿,因走路不方便也坐上了车。朱德看见后立刻对朱琦说:“你下来。”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朱琦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朱琦,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朱德发脾气了,狠狠训了儿子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朱琦知道犯了错,向父亲作了深刻检讨。经过这一次,朱琦再也没坐过父亲的车。朱琦后来从天津回北京看望朱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朱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朱琦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为此,朱德给家人定下一个不成文的“三不准”家规:“不准搭乘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

  1951年朱德65岁寿辰时,老乡人民出于对领导人的热爱,派了几名代表到北京看望祝寿,朱德以家宴形式接待了诸位老乡。席间,老乡们向朱德递上了一份仪陇人民的请愿书,说的是“为了感谢您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我们建议把仪陇县城迁到马鞍场,……还希望把仪陇县改为朱德县。”朱德一听,急忙说道:“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无数没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在1933年川陕大巴山根据地时期,仪陇县就迁到了马鞍场,还改为朱德县,但后来又都改了回去。对于这段历史,朱德是清楚的,因此他接着说:“胜利前中央就决定,不能用个人名义改地名。特殊情况,由中央决定,可不能以个人喜恶而定。……我的意见:一不能迁县址,二不能改县名。”在朱德推心置腹地劝教下,几位老乡才欣然同意,并表示回去耐心地做乡亲们的工作。朱德还有位侄孙,几次写信想到北京来工作,朱德每次都是严辞拒绝。后来这位侄孙适龄就到了东北参军入伍。有一次借着回家探亲的机会,路过北京看望朱德。一见面,朱德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参军了,咱们是革命同志关系,别无其他关系,要模范遵守部队纪律,好好学习,严格训练,努力进步。”等到这位侄孙退伍复员后,首先想到的是到北京请求朱德在城市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明白侄孙的来意后,朱德坚决地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决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你在军队入了党,共产党员应严格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广阔天地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党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听到这话,侄孙的内心很是失落,一时想不通也不理解。见侄孙的情绪状态不好,朱德就多留他住了几天,只要一有时间就给他讲革命历史,做思想工作,对他说:“现在国家工业还不发达,全国这么多青年都涌进城市还了得,没人种地,大家都去喝西北风吗?”经过一番教导,这位侄孙提高了政治觉悟,愉快地回到家乡,在公社担任一名电影放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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