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发展非常迅速，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对外贸易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的外贸安全 问题也日益凸显。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领导边区贸易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副总理分管外贸工作，并且直接抓国家在香港的外贸窗口华润公司。他对外贸安全问题尤为重视，在保证外贸结构安全、外贸资产安全、建立健全外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深入思索和有效的实践，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统筹兼顾，注重外贸结构安全
外贸结构安全最重要的是统筹兼顾。陈云一向主张要处理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认为在对外贸易中，我国既要有效参与国际外贸，又要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同时，依据不同时代的特点，对内贸与外贸做出合理的统筹安排，避免过高的外贸依存度。
(一)注重市场结构安全
维护市场结构安全首先要调整好市场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关系。第一，陈云主张外部和内部市场的综合平衡。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汇短缺，亟需出口获得国家建设资金。陈云主张多出少入，量出而入。1950 年 6 月，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 出口的东西要放宽尺度，凡是能够出去的东西，不管鸡毛蒜皮都可以出。1954 年 7 月，陈云专门就处理商品内外销关系提出，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1961 年，陈云又提出要明确划分内销和外销的比例，凡是总值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多少，出口多少，留下内销多少， 原材料如何供应等，都要逐项讨论，并且开专业会议进行安排，每项都要有着落。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1978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在探索中理性推动与市场机制 自发演进互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市场成为我国商品流通渠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国际经济形势出现动荡，外贸出口的萎缩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外贸安全问题。此时，陈云又特别注重对内需市场的保护，采取了谨慎态度。具体到市场的出口与内销的比例问题上，陈云坚持在利用国际市场的同时，必须要立足国内，使本国商品也具有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为此，陈云十分重视国内市场开放的循序渐进，认为出让市场要有一定的过渡期，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问题是让多少，“‘一定比例’可大可小”、“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 不赞成，但是，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当提倡的。”
第二，陈云主张分散出口地区，扩展多元化市场。国际市场结构过于集中势必会受制于某些国家或地区，形成市场结构不均衡的外贸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陈云根据我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有诸多创新性的理论阐释与具体实践。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边倒”的外交环境下，陈云也尽其所能的扩展对外经济贸易伙伴，争取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对外贸易。在陈云提出的“尽量打开局 面，特别是港澳和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一些土特产”方针指导下，中国代表团在 1952 年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先后与印尼、巴基斯坦、芬兰、意大利等国经济界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 与 11 个国家签订了进出口总额为 22373 万美元的各项贸易协议。[8]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席莫斯科经济会议时，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冈尼加通加公司代表签订了购买橡胶10000 吨的合同。建立了新中国与锡兰市场间的关系。当时新中国并未与锡兰建交，这无疑是开拓新兴国际市场的创举。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陈云牢牢抓住历史机会，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力主应实行包括资本主义市场在内的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陈云指出：“和 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 位。”1973 年开始，在陈云的指导下，华润公司在美国购粮过程中，以商人的身份与美国商人打交道，与一批贸易伙伴建立直接贸易的关系，有效的避免了经由第三国作美国粮食的转口贸易 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外贸风险。1973 年 12 月 1 日，陈云在听取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中提出了对不同市场的具体策略，强调要真正的研究不同市场的需求：“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市场。今年抽纱出口预计可达一亿一千万美元。这样大数额的商品，派出国小组到国外去考察是必要的，但是人数不要太多，不要走马观花，要 真正研究问题，研究市场需要。”在陈云的努力下，我国出口市场结构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出口的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增强了承受国际风险的能力。
(二)注重商品结构的安全
在国际外贸中，中国主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和关键的零部件，出口低端的工业制成品和由本国企业主导的在发展中国家组装的高端工业制成品，以及低科技含量、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这在中国经济不发达时期，无疑是必须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维护商品结构安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不断升级出口产品结构，在开放的同时实现资本、技术要素的逐渐积累。升级的关键问题在与保持本国工业的独立性和创新水平。陈云指出，对于我们自己可以制造的东 西要采取保护政策。不能像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那样摧残自己的工业。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商品上，他更是深谋远虑，大胆使用期货贸易方式，保护现货的价值。早在 1973年，陈云就领导华润公司利用纽约交易所购买粮食，并派人长期住在纽约。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逐步扩大，但在质量上仍有待提升。陈云清醒的认识到，为吸引外资进入，必 须要让渡一部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不能不让出一些，否则对外资没有吸引力”。
陈云主张努力培育我国关键工业的技术能力，及时更新设备，以增强竞争力的方式从根本上防止进口依赖度太高的风险。1973 年 10 月，陈云在谈到中国搞纺织工业时说，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如在粮食进口问题上，陈云认为，粮食虽然能从国际市场进口，但是作为战略物资，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存在风险，一定要保证自给。为此，他积极主张进口制造氮肥设备，指出“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 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在陈云的精心部署下，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化肥工业。改革开放后，考虑到外资大量进入后我国的商品结构安全，陈云力主保持我国工业的独立自主和可持续发展，以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防范能力。在外资的利用上，他指出：“外资的利用，怎样利用法，利用多少?我们脑子里头要有个框框。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利，可以很快滚动，就先利用起来。哪些东西必须利用，就是利息高一点， 如果我们转动得快，对我们有利，我们还是要搞。”
维护商品结构安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升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逐渐改变中国商品出口低层次的状况。在日益细化的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力图垄断商品的研发、品牌等高端价值链，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国际分工的最低端从事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的劳动，处于价值链的下端。规避此类风险最基本的就是不断提高商品的加工深度，尽量延长商品在本国的价值链以降低获取外贸经济利益所耗费的资源代价。陈云一向鼓励我国出口商品要在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上下功夫。1973 年 6 月，陈云在听取中国外贸运输总公司负责人汇报谈到包装问题时插话说，出口货 物的大小包装都要有。分装可以多卖钱，劳少而获多。同年 7 月，陈云又指出，外汇的主要 来源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改进包装装潢，多搞高档货。陈云的建议对我国逐步升级出口贸易方式，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力具有指导意义。
(三)注重产业结构的安全
在外贸中必须注重产业结构的安全。陈云为维护产业结构整体和长期的安全，主张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一，培育特色产业的出口。
在国际贸易中，一国所提供的某种商品是另一个国家所不能生产的，这种优势在两国之间就不存在绝对成本或相对成本的高低问题，这种优势称为超绝对优势。因此，陈云特别重视特色产业的出口。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力图增加我国传统特色产业茶、丝、桐油的出口，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拟定茶、丝、桐油等的收购计划，估计公私收购财力、输出量与需要量，研究收购价 格政策和经营方式。
陈云重视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力图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和拳头产品，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1957 年 12 月，陈云在苏州疗养期间参观了苏州刺绣合作社，提出要专门派人到国外去了解各国人民所喜爱的图案，要组织专人从事研究，尽快让更多的苏绣艺术品走出国门，供世界人民共同欣赏。1959 年 6 月，陈云了解到原来只负责生产的合作社已改建为带有研究功能的刺绣研究所，便再次前往参观。他向所领导详细了解近年来产品出口的情况，高兴的为苏州刺绣研究所题词。他指出：“苏绣是一种很高级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还希望它成为大量的出口品，只有大量出口，才能更大量地发展它。”他还具体的谈到苏绣产业化的可能：“苏绣出口这一件事，所费原料不多，等于是劳动力出口，这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民 生，我这个想法希望终能实现。”1960 年，按照陈云的指示，苏州刺绣研究所派人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进行考察和表演，展示产品魅力，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陈云的想法终究实现了，苏州刺绣在研究生产、组织管理、生产销售等方面都运行有序，逐渐形成规模化产业，成为我国大宗外销产品。
第二，利用新兴贸易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在以单一的货物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方式中，如果发达国家找到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加工基地，就会出现订单流失，造成外贸风险。陈云敏锐的察觉出在变化了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利用新兴贸易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向的重要性。他重视第三产业在外贸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将国际旅游服务业、劳务出口作为对外贸易的一部分来发展。1978 年 12 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议上对国际旅游业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陈云指出，国家旅游局计划 1983 年接待 300 万人次可以收入 30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统筹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陈云指出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旅游贸易的有差距，他说，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54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 而是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陈云提倡在国际贸易中加大劳务出口，1982 年 12 月， 陈云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指出：“‘劳务出口’这件事很重要。”与此同时，陈云鼓励有能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他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 那里去。”1984 年 8 月，一份材料反映美国制定的加勒比海法案刚刚生效，其中规定对该地区输往美国的“本地产品”(产值中本地制造者不低于 20%)给予 12 年免税进口的最优惠待遇，建议我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陈云看到后当即批示，表示赞成。利用对外贸易的各种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使其保持相对合理，这样才能维持外贸的长期竞争力。应该指出，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长期集中在单一的货物贸易上，只有形成货物、服务、技术贸易及劳务合作在结构方面多种优势并存的局面，才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外贸的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旅游业和国际劳务出口都属于现代国际贸易方式的一部分，陈云的上述建议符合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规律，富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二、即灵活又谨慎，注重外貌资产安全
资产安全是外贸安全中的重要一环。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以加工贸易为基础的，保证充足廉价的原料供应才能在国际交易中获取最大利益。保证外贸安全，必须趋利避害。
(一)灵活处理，注重利润的安全
陈云对外贸中商品成本价格的变化很重视，主张及时掌握信息，以积极应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1952 年 9 月和 12 月，中国与锡兰签订了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中国卖 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进口锡兰的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 5%-8% 购进。为了多购买锡兰橡胶，外贸部提出将向锡兰出口的大米由 20 万吨增至 30 万吨，并将每吨米价降低 1 英镑。陈云向周总理建议不应增加对锡兰大米的出口，而应改向印尼出口大米换取橡胶。理由是增加对锡兰出口大米是为了用进口所得向锡兰购买橡胶。在我国卖了大米后，锡兰政府并不会管橡胶的价格，我方卖米、买橡胶都是用锡兰卢比，出口大米越多，锡兰商人就越会抬高橡胶 价格，我方必然受损。
值得一提的是，1973 年以后，陈云领导华润公司利用国际大宗交易场所，特别是期货贸易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的尝试。1973 年 4 月，我国需要进口 47 万吨原糖，华润公司根据国际市场行情判断外贸部所定的谈判价偏低。如按外贸部的价格进行贸易，必然刺激国际砂糖市场囤积居奇，价格上涨。经过精心部署，华润先在伦敦和纽约的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向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泰国、阿根廷等国家购买现货 4l 万吨，平均每吨 89 英镑。中国大量购买砂糖的经贸信息一经传开，敏感的纽约、伦敦砂糖交易市场大幅涨价，达到每吨105英镑， 此时，华润将期货抛出，从中赚得 240 万英镑。1973 年 7 月 14 日，陈云在听取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的总经理汇报工作后，对这一次的期货贸易表示坚决肯定，指出：“我们不要怕接触 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1973 年 10 月，陈云在广交会了解到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创汇率可以达55%以上，为弥补我国棉花歉收，防止棉花价格的波动，按照陈云的指示，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门进口了 850 万担外国廉价棉花，进行棉布加工，有效的维护了我国的外贸资产安全。在该次的棉花贸易中，陈云也提出了可以抓住时机，利用期货市场订购棉花的想法：“其实，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总之，订购棉 花要抓紧，现货不好买就买期货，赶紧下手就是了，有了棉花心里就踏实了。”
(二)谨慎开放，注重外汇的安全
国际贸易涉及把一个国家的货币兑换成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因此，影响货币在各国间流动的汇率对一国进出口贸易的有着巨大影响。陈云长期领导我国的外汇管理工作，对我国外汇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注重人民币的安全。
人民币的货币安全是我国外贸操作的基础性条件。陈云对于人民币风险防范问题异常重视。早在 1949 年 9 月，陈云、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报告外汇管理经营情况时确定人民币汇率要“根据 当时当地大宗出口物资(按出口总值算，统销者除外)出口有利为原则”。1973 年，陈云就指出外贸工作应时刻关注国际货币的走向：“对经济回升、停滞、萧条要注意，对货币也要注意。”1979 年 7 月 15 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中包括允许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 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等。此时，陈云在肯定“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的前提下，从各方面充分考虑到了特区在外贸开放后，势必卷入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货币混乱，威胁人民币安全问题。1981 年 12 月 22 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 会上明确指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他看到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通，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的现实，富有远见的意识到这人民币在客观上不如外币灵活，如有波动，将有可能造成金融秩序失控。陈云形象的指出：“人民币与外币 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这里的“腿短”指的就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腿长”指的就是现汇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进行买卖。当时我国出口基本集中在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有国外炒家利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汇率，我国的出口利润将会下降，严重影响特区的外贸稳定。另外，陈云在特区发行货币的讨论中强调中央权威，坚持中央对货币发行权的掌控。1984 年，他专门找来有关同志了解情况，发行经济特区货币这一拟议最后搁置起来。陈云事后回忆说，当时他提出，如果大家坚持要搞，第一，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第二，封关之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 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
第二，注重外币进入和使用的安全。
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陈云对外币大量进入市场的可能动荡积极加以防范。在上述 1949年 9 月外汇管理经营情况报告中，陈云等人指出：“在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下，我们的外汇工作是本着大力扶持出口、杜绝外汇投机、使有限的外汇尽量合理使用于经济建设的急需上的方针进 行的”。改革开放后，他反复提醒对外贸易工作的负责同志要有风险意识。一定要对国际贸易中蕴含的外贸风险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保护本国的外汇安全。一方面，陈云提醒有关部门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利弊。1973 年 6 月，陈云在得知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 10 亿美元 甚至更多的外汇信贷资金时，首先要中国人民银行“弄清是不是好事”，在确保风险较低的情况下，就应该积极的着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 对立起来。”1985 年 2 月，他指出要在组织出口的同时注重外汇使用安全 ,“一方面要有点外汇控制，另一方面要组织好计划规定的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出口货源。要紧紧抓住这两个方面，否 则搞不好的话，计划就要翻船”。另一方面，陈云又谆谆告诫大家要看清资本家的逐利目的，安全使用外汇。他强调，外国资本家和我们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利润，“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 为了正确使用国家外汇。科学的引进国外先进设备，陈云设想了具体办法。1980 年 12 月，陈云指出：“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定案时宁慢勿急。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
三、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外贸机制
构建有效的外贸安全体系离不开建立健全外贸体制和机制。规范化的管理才能够规范外贸活动行为，增强外贸安全的监测和威慑作用。
第一，建设新中国海关。
海关是把守一国外贸安全的屏障，近代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新中国建立后，陈云积极领导人民海关的建设，1949年10月8日，他就海关的建设发表讲话，将海关定义为“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提出海关近百年来有益于人民的东西不要变 革，海关中好的技术、经验、组织都要吸收 。陈云还主张建立统一的海关管理，解决地域性 和统一性的矛盾。在陈云等人的努力下，1949 年 10 月 25 日，海关总署颁布《第一号通告》，宣告新中国海关及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
第二，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的质量监督体系。
质量是商品的生命，提升基于质量基础上的商品声誉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出口商品只靠数量取胜，没有质量意识将减少销路、压低售价，最终严重影响我国的外贸安全，甚至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1955年9月，陈云在讨论中国与埃及贸易协定时提出，出口的东西要讲信用，出口的机器要搞得精密些，需要有个商品检验机构。这个机构原则上应属于对外贸易部。陈云特别指出，出口的东西规格、质量要好，不仅从经济上来说应当如此，从政治上来说也应当如此。 [46]1961 年 5 月，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再次提出建立质量检验制度。他说，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 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
第三，坚持处理走私，加大惩处力度。
陈云较早认识到逃避关税的走私行为会造成外贸市场秩序的不规范，进而威胁国内产业安全，必须加以严厉打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首先开放的是商品市场。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走私行为猖獗，甚至少数党员干部也为金钱所诱，出现了参与走私的违纪违法现象。陈云在接到 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后，情绪十分激动 。这些走私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怕罚款，但怕刑法。陈云主张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982 年 10 月 30 日，陈云在看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后，赞同不能“以罚代刑”，做出批语：“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办法。此件上 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既有罚，又有刑”。正是陈云的雷厉风行，增强了我国外贸法律的威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乘势而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十九大报告对外贸作出进一步部署，指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 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当前，我国外贸从规模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向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外贸安全的风险因素也在增多，尤其是近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都必须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在积极扶植本国内需市场的同时，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陈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我国外贸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做出了相关论述。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论述对现阶段我国增强防范外贸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蕾，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特聘学者。本文原载于《上海唯实研究》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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