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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红色“红学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李希凡同志

2018-11-05 16:57:41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胡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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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上午,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名誉主编、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李希凡同志遗体告别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等各界人士与李希凡同志生前友好300余人在微微细雨中赶来送别。

  李希凡同志祖籍浙江绍兴,汉族,1927年12月11日生于北京通州,共产党员。1953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4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1955年1月调入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历任文艺评论编辑、文艺评论组长、文艺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1986年至1996年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018年10月29日凌晨1时52分李希凡同志逝世,享年91岁。李希凡同志的离去,是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更是红学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的重大损失。

  李希凡同志在文艺批评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秉持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傲骨没傲气,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李希凡同志曾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顾问、名誉会长,中国文艺年鉴主编,红楼梦学刊主编、名誉主编等职。

  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

  1955年出席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在文学与人道主义讨论会上发表演讲,会后应邀访问丹麦和冰岛。

  1974年参加《红楼梦》校勘组,并担任副组长。

  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1975年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任副团长访问日本。

  1979年参与《红楼梦》学刊创刊,并于1980年担任主编。

  1980年参与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建,并担任副会长。

  1988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率中国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

  1990年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和新加坡。

  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5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赴日参加国际无形文化财研讨会。

  2010年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共同撰写和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开辟了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分析《红楼梦》艺术成就的研究道路。在此后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希凡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创作、电影创作等,集中对《红楼梦》各方面的艺术成就特别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经验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成为当代红学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评价李希凡先生为新中国红学第一人,他一辈子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典型论研究《红楼梦》及书中人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希凡同志一生致力于学,著作等身,出版有《红楼梦评论集》、《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燕泥集》、《说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冬草》、《艺文絮语》、《沉沙集》、《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主编《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通史》(14卷本)等。2014年东方出版中心为李希凡同志出版《李希凡文集》七卷本。

  他历经风雨而不忘初心,以坚定的信念、求真的精神、高远的视野、严谨的治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成为一代令人敬仰的文学批评大家和成就卓著的学者。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副会长胡澄代表研究会前去送别并送花圈。

  学术链接:

  编者按:为了纪念李希凡同志,特刊发胡澄同志多年前对李希凡同志的一篇专访,以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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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肯定的“小人物”, 人民心目中的大学者

——访著名学者李希凡同志

胡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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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澄:李老,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有一封著名的书信和您有关,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已收编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选编》第四册中。也就是在这封信中,主席将您称作“小人物”。1954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您是当事人之一。现在完全否定这场批判运动的议论也很不少,不知您的看法如何?可否谈谈其中的背景和您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李希凡:你所说的“当事人”,大概是指我和蓝翎当时合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上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为《文艺报》同年第18期转载;另一篇是《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

  主席这封信虽写于1954年10月16日,但当时看到这封信的人并不多,我们也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只是从邓拓同志(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我们的谈话中隐约地听出,毛主席看过我们发表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此文批评了俞平伯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观点。毛主席在信中肯定了我们的批评,同时也涉及了当时文艺界的某些倾向性的问题。此信虽未公开发表,却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对这场“批判”应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都有所涉及。而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1980年在济南《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谈到 1954年问题时,我曾引了林则徐赠邓廷桢的两句诗:“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说:我没林则徐这样悲观!我要改他这两句诗的两个字,叫做“青史终能定是非”,我相信这是真理,“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兴起的一股思潮,对这场批判全盘否定,并把它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扯在一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不太满意,不同意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评价中的许多提法,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发表一下不同的意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前些年所谓反毛非毛一股思潮起来的时候,红学界对这场批判运动说什么的都有,包括对我个人也有各种说法。在港台,海外奇谈就更多了。当年发表过我们文章的《文史哲》编辑葛懋春 80年代初去美国探亲,从美国图书馆收存的台湾出版物中抄录了有关我的小传寄给我,有的写得没边了,说我是江西“红小鬼”出身,给康生当过通讯员,是康生布置了这项任务给我们。这真荒唐可笑,也太拔高我了。红军时期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而且是生活在北平郊区。其实,就是我们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也不可能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这场批判运动作了这样的评断:“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我以为,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这场批判运动,才是有说服力的。自然,也要承认这场运动对俞平伯先生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来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这两篇文章只不过是两个文学青年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评价《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的一种努力。他们对历来的所谓“红学”总是纠缠于烦琐的考证与索隐,而不去探究它的时代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文学史上的贡献,有时甚至有意地贬低它,如说它是“作者的自传”,表现的是“色空观念”,“不脱东方思想的窠臼”(俞平伯);说它“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真假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胡适)等等感到不满意,认为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唯心主义的图解。而这时俞平伯先生又恰恰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发表了他的《红楼梦简论》。我们的两篇文章,也是从俞先生的《简论》开始,进而对他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至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诸多观点进行了商讨和批评。同时,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历史意义及其伟大成就,做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

  我也说过那是“儿童团时代的文章”(见拙著《红楼梦艺术世界》第408页)。在《文艺报》当时要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冯雪峰同志曾找我和蓝翎谈话,他曾说过:“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我们的文章确实比较粗糙,我自己也没感到这话有什么问题,《文艺报》要登,我们当时很高兴。因此,从当时我自己的思想来讲,只是对于自称为“新红学”的胡适和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有不同的看法,最多也只是受鲁迅先生影响,鄙薄胡适的“特种文人”的“身份”,而不满意当时胡适在大学文学教学中的影响,却并未意识到这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有什么现实意义。

  我曾是1954年向“新红学”发难者之一。对于红学史的那一段,现在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持全盘否定者居多,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因此而发动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实是触动了知识界某些人的神经,有的红学史家认为,即使没有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毛泽东也会从别的方面发动这场批判。这话虽然是从反面说的,却也还说到了点子上。人所共知,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几篇论述历史重大转折的文章,都批判的是“唯心历史观”,“忠告”的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所以,进而在学术思想上寻找代表人物,恐怕没有比胡适更恰当的人选了。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历史的必然。当时虽然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空前高涨,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热情地投入到了新理论、新思想的学习,但大学的课程,却很难得到及时的改变。

  我们是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又是来自解放区、曾受过初步革命教育的干部学员,对古典文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充满索隐抉微、繁琐考证,文学史教学中只有形式的嬗变,涉及历史背景、时代思潮、作品内容、作家思想甚少的现象,有过切身的经历和感受;而胡适作为“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战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其“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又是“最有影响的一派”,仍活跃在新中国的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更加不以为然。我是喜爱中国四部古典小说的,但我对当时有关古典小说和“新红学”的研究专著,也多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在学生时代写了那几篇批评文章的背景。

  胡澄:有一幅著名的照片——《在毛主席身边》,您就此谈谈您与主席的交往。

  李希凡:这帧《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摄于1954年的12月25日,那是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第一天的大会上。(我只知道照片是新华社胡澄拍摄的,是《人民日报》苍石同志从当日会议照片中找出送给我的。)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周总理作政治报告,是一次换届的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开过,毛泽东已当选为国家主席,他不再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而改任名誉主席,但仍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那是在没有改修过的怀仁堂,会场两旁还有廊子,场后连接着后堂。在周总理报告中间休息时,毛主席退场了,他从主席台走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便都拥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在这个会议上,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并没有几个,可以说中老年居多,知识界更是如此。我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呢!我现在已说不清当时的心情,只记得握手后,我一直痴痴地跟在他后面走着,直至环行一周到东廊的尽头……这帧照片上那种幸福、忸怩、拘谨的复杂的表情,大概就是我当时真情的流露,那场面,那情景,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在我,也包括我的同代人——共青团员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们最崇敬的革命导师。在当时人们眼里、心里的毛泽东,就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就是解放了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不朽的历史功勋,虽然属于浴血奋战的各族人民,属于光荣的党、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属于那一代群星璀璨的领袖人物。然而,说毛泽东是他们的核心,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代表,却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爱国的中国人,不崇敬他的,倒是个别的例外。在那热血沸腾的年代,又有谁不为见过他一面或者同他握过手而感到自豪呢!

  “毛主席万岁!”那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声!我沉浸在幸福中……。毛主席由人群簇拥着走出了怀仁堂,我却仍然呆呆地站在东廊上。当日(12月 25日)晚,政协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我记得当时和我同桌的,有朱学范(他当时是邮电部长)先生、范长江同志等。我只知道范长江同志——因为他是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人们刚刚就坐,突然从进门的几张桌上响起了掌声,接着掌声响彻了宴会厅,全体起立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高大身躯在一位同志的引导下,正健步走向厅中的主桌,随后是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周总理。

  宴会开始了,我这桌的老同志多,他们一面祝酒,一面回忆、谈论着往事,小字辈就我一个,我只有默默地听着,不时地伸长脖子望着主桌上的活动。我看到总理频频向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张澜先生、陈叔通先生、李济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主席碰杯。我的心早已飞向主桌,多么想去毛主席身边祝酒,但看了看周围,又有点不敢。朱学范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意,鼓励我说:“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同志(可惜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见我还踌躇不决,就拉起我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绍我说:“他是李希凡。”毛主席含笑起立和我碰杯,看着我说:“谢谢你。”我也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这时,少奇同志也在毛主席身边。他把手伸给我,眯起眼睛瞧了我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很年轻嘛!”

  这次宴会上敬酒的一瞥,我实在没有想到还会给毛主席留下什么印象。一个多月后,全国政协在中南海举行1955年春节团拜,我得到了邀请。那时的怀仁堂两廊有隔开的小间屋,每屋设一桌席,我是在第二间屋的那张桌。我只记得同桌人有聂荣臻元帅和荣毅仁先生。聂元帅看到了我的名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这时,毛主席在中央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拜年。我记得他同荣毅仁先生握手时还说了这样两句话:“你的建议很好,我们都看了,可以研究嘛。”我想那大概说的是当时工商界的事。最后是和我握手,还特别盯住我看了几眼,像是有些眼熟,又一时记不起这里惟一的“小家伙”是谁,他似乎在追忆着,已经走出了这间屋又返回来,重新和我握手说:“你是李希凡?”我真高兴极了,赶忙回答说:“是我,是我。”毛主席终于记起了我是谁,这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概也正因为有了这次小插曲,所以在1956年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耀邦同志把我介绍给他时;他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毛主席这句诙谐的话,引起了周围很多人的笑声。摄影家吕厚民同志曾经拍下了这个镜头,而且把洗出来的照片也给我看过。那是一个充满欢快的活跃场面,也是毛主席和我握手的惟一照片。但很可惜,那时的吕厚民同志原则性太强,仅仅由于毛主席的鬓角稍稍有点失光,无论我怎样苦苦相求,他都不肯把底片给我,而我也就永久失去了那张和毛主席握手的珍贵照片……。这一切的一切,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但它们却铭刻在我的脑际,恍如昨日……。

  胡澄:毛主席曾在你们关于红学的文章旁做过批注,请您介绍一下。

  李希凡:主要是对我们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三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机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的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基本的是社会经济的原因。”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惟一的出路只有大量地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丁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不管有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对意见,但是,从这几点批示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在50年代是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中关注古典文学研究问题的,他是十分认真的。所以,尽管至今对这封信聚讼纷纭,但我以为,建国初期毛主席提出的这种要求反映了历史前进方向的。

  从红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从1954年有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前几年不是发生过一场“红学30年”的论争么?事实证明,这30多年间,“红学”确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仅《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就是那些过去所谓新旧红学的老课题,如作者家世、版本考证等,也有了不少新发现、新结论。特别是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和1980年中国红学会成立以来,有关《红楼梦》的学术活动,广及国内外,多次掀起所谓“红学热”,使《红楼梦》出版的印数始终居于四部古典小说之首,在亿万读者中普及了《红楼梦》,使这部杰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1954年提出的主要观点基本上已被大家接受了,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

  胡澄:请您谈谈毛主席对《红楼梦》这部书的评价和对“红学”研究的影响。

  李希凡:毛主席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从他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喜爱这部作品的,他说他读过很多遍,他认为这部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就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真的只有一部《红楼梦》,而是以《红楼梦》为中国优秀文化艺术的代表。在我国四部古典小说中,《红楼梦》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它篇幅浩瀚,头绪纷繁,是描写现实生活的长篇巨制,它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多彩多姿的世俗人情的深刻描写见长。我们当年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毛主席看到后,加了密密的圈点。我想毛主席说他读《红楼梦》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意思就是通过它了解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状况。1987年第2期《红楼梦学刊》发表过龚育之、宋贵伦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红学一家言”》,其中说到毛主席“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搂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当然,一部反映时代的伟大作品,它也必然具有这样的认识价值。毛主席读《红楼梦》公开说明了他自己的这个视角。我以为,正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认识评价是如此之高——可以当作历史读,他才那样不能容忍“新红学派”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或是什么《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有人抓住毛主席说的“《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这句话大做文章,其实这也不过是个比喻,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是同一语义。恩格斯不是还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难道能因为他们是从这方面的“视角”来看待文学作品的,就断定他们忽略审美,不懂艺术?毛主席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诗人。不仅他的古体诗词写得那么气魄恢宏,独具一格,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文章,也何尝不是说理透彻,文字优美,显示了他广博精深的文学造诣。

  毛主席的艺术修养、艺术情趣都是很高的,但他同时又不以他个人的爱好简单地去看待文艺问题。仅就《红楼梦》来说,茅盾同志的回忆录中就称赞,毛主席在和他谈话中“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可见他对《红楼梦》是早已熟读了的。他曾把《红楼梦》与《金瓶梅》作比较,认为《金瓶梅》只反映黑暗,不尊重妇女,而《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是尊重妇女的。话很简单,却抓住了要害。再比如,毛主席认为《红楼梦》的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四大家族的“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过去没有人这样讲过,这也是毛主席的高明视角的一个方面。毛主席晚年的确犯了错误,我们应该像邓小平提出的那样,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样,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理论基础。

  胡澄:在建国后,思想文化战线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的确许多经验。就说这两次批判运动,今天看来,思想文化问题采取群众参与的方式从中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呢?

  李希凡:经验应当总结。中国革命文学,像中国革命一样,始终是在血与火中萌生和发展,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的血》);而且在反动统治下只能采取杀出一条血路的运动的形式——“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从20年代到30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一直是在激烈论争中发展,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战;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对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大众化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以至抗战期间的民族形式的论战,都表现为一定的运动的形式。实际上,开展群众运动,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深入人心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之一。

  不过,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旧社会,为反动统治所迫。在人民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对各项事业和各条战线,特别是文化战线,学术思想领域里的矛盾和问题,是否还适宜于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加以解决,现在看来,确实值得总结。在十七年中,即使从工农业生产来讲,大跃进、公社化以至大炼钢铁,都给经济发展带来过严重的挫折。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就算是对立面的斗争,虽然同政治也有必然的联系,却不能等同于政治,并且不管怎么说,它们也是精神世界里真理与谬误的矛盾,靠运动的形式是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此有过科学的探索和阐释。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谁胜谁负的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可惜的是,在其后学术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并未得到真正的实行。而此前,对《武训传》的批判,虽正确地揭露了论争的性质,但运动的形式却未免带有粗暴、强制的色彩;《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尽管很快就转向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清理,广泛动员了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有不少文章确实采用了“细致的说理的方法”,但也毕竟由于是一种运动的方式,不免有把学术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包括我们后来写的文章,也提高了调门,对俞平伯先生不够尊重。这些都是无益于学术争论的。  《武训传》客观上确有反动的思想倾向,但编导,特别是表演艺术家,都曾献身于中国进步的电影事业,作出过自己的贡献,错误出在世界观上,而非敌我政治思想上的对立,如果当时能有区别地细致地说理性批评,并给予热情帮助,效果则会好得多。

  至于如何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两次思想批判总结经验教训,我以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评价,还是较为科学和公允的:“1951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新放映的电影所歌颂的武训,是清末以‘行乞求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讨论和批判这部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战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

  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不能全盘否定历史,不分是非,用“消极面”抹杀“积极面”,它必然导致思想混乱,沉渣泛起。近年来,一些邪教歪理之所以气焰嚣张,以致不少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都深陷其中,并非偶然!可以说,它是一个时期以来历史唯心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肆泛滥的一种恶果。在思想文化阵地上,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必然要去占领。这是不破的真理。不要说别的,就说最为普及的电视剧创作,那些充斥荧屏的皇帝、太后、格格之类,它们称赞什么,歌颂什么?究竟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正确的历史观!我以为,人们重复一下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批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历史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并不为过。至于在现代文学史上贬低鲁迅、郭沫若、茅盾,高抬胡适以至周作人的所谓“学术著作”,更是近年来的一种时髦的趋向,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却也恰恰说明了艾奇逊当年寄希望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再显身手”,并未完全落空!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应当不尚空谈,做踏实的工作。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不能讳言过失,也不应混淆是非。以史为鉴,才能有益于今天的发展。

  胡澄:您说的太好了!“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了很多规范性的提法,即使红学史也有了好多部。说起历史形成的所谓各种学派来,更是众说纷纭,但未必都是真正科学的概括,何况历来“红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还时有重复和“崛起”。比如胡适一派的观点好像又吃香起来了?您作为研究红学与古典文学的大学者,可否着重对此做一番剖析。

  李希凡:我写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不多,虽然早在1957年就出版过一本《红楼梦评论集》,那也是和蓝翎合作,所谓“四十年间半部书”。80年代虽有个“研究计划”的奢想,也只有起步,未得善终,写了十几年,不得已而仓促结集时,只不过完成了构想中的三分之一的题目,就是那本《红楼梦艺术世界》。这点成果本不该在权威红学家的“规范”之内。只因为1954年对“新红学”的那场批判,有过“首发”的“鲁莽”,也被列为一派。有的红学史家名之为“社会评论派”,却又认为,我们并非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同志,即所谓“毛派红学”。如果确有此殊荣,我则幸甚至哉,甘当此任,无怨无悔。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

  胡适其人,在“五四”运动以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过一定的贡献,这是不应抹杀的。但也从“五四”开始,他却一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文学运动相对抗。早在1919年7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对所谓“赤化”张目,公开地充当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急先锋,并挑起论争。在遭到李大钊的反驳后,又继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性”,“无形中形成的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使历史上演成本不须有的惨剧”。直到出版《胡适文存》时,还不忘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的野心,并叫嚷说:“我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是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们的少年朋友们学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文存·自序》)

  自然,在中国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中,胡适教的这套所谓“本领”,并未为广大中国志士与革命青年所接受,而他所谴责的指导中国革命,并在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却日益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终于造成了民主与解放运动的燎原之势。而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却居然在他创办的《独立评论》上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后来还曾担任蒋家王朝的驻美大使,为它的垂死的统治效力,可以称之为十足的反共的“买办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中间,胡适更被尊为一种“榜样”,特别是他的那套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长期以来在中国知识界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在1954年那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清理他的学术观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今天再联系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对毛泽东同志关注这场争论,甚至借两个“小人物”的两篇文章的由头,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自然是可以理解,也并非偶然。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开国前后就十分重视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从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宣告帝国主义者的唯心史观的破产,到批判《武训传》的美化奴才哲学、“诬蔑中国历史”,又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扩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反对胡适派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应当承认,这一切,都关系到当时正在深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特别是关联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创建,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论战与批判。如马克思、恩格斯之与各种机会主义,列宁之与第二国际、考茨基、孟什维克以至普列汉诺夫,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也无一不是在批判中继承、发展和形成的,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经典名著,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最著名的《反杜林论》,列宁十月革命前多数论著如《什么是“人民主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都无一不是在进行激烈的论战与批判。何况,我们在开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决不占优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高等学府的文史哲等学科中,仍是唯心主义十分活跃的领地。而“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涤荡“污泥浊水”,使马克思主义能更广泛地占领阵地,正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不过,所谓《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学术性。记得曾有一篇文章批评俞平伯先生垄断北京图书馆的《红楼梦》版本,领导机关立即敦促报纸发表文章给予纠正;而且让文学界的三位泰斗出来讲话(1954年12月4日在中国文联与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三篇讲话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是郭沫若的《三点建议》,一篇是茅盾的《良好的开端》,一篇是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虽然也提到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思想,但重心却转向了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所以,这次讨论与批判,曾激发了知识界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至于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也应当承认,对这部杰作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伟大的时代意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此时起,才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很高的评价,在他后半生中多次谈论《红楼梦》的政治历史价值、思想艺术成就,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造成了《红楼梦》研究历久不衰的所谓“显学”地位。而当时发动这场运动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却长时间少为人知,包括我在内,也还是在文革期间才得以见到全文的真貌。不过,从“红学”研究来说,即使1954年的批判,对胡适考证发现曹雪芹家世之功,也无人抹杀。至于说到这位“大学者”的文学见解和艺术修养,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评价,则实是不敢恭维,不只表现出他的无知与浅薄,还多多少少带有洋场绅士轻视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味,甚至在他晚年的《与高阳书》(1960年)里,对《红楼梦》还是在坚持他20年代那些浅薄无知的看法:“……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  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的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胡适〈红楼梦〉论述全编》第289页)胡适不是熟读“中国古典”的大学问家吗?如果他真正得到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和训练”,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怎么会连曹雪芹及其伟大杰作《红楼梦》的深厚文化底蕴都没有一点体会和认识!像胡适这样大言不惭、根本缺乏读懂《红楼梦》的文学素养的所谓“大学者”,竟还能成为某些人今天高举的“学术”旗帜,这也是“红学”研究中令人不解的怪事。实际上这只能说明胡适自己的思想没根底,见解不高明,文学造诣太差劲。就看看他自己的作品吧,我虽读得不多,总还看过白话诗《尝试集》和“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光从他所谓的“修养和训练”看来,那可真是除去“白话”,就剩白水了。说到“红学”研究的现状,本来顾名思义,既称“红学”,它的主体仍然是关于文学作品小说《红楼梦》的学问。因而,不管是作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曹雪芹生平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也包括《红楼梦》版本、《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以及各方面的科学考证,都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位伟大作家和这部伟大作品。但是,有的红学家却总是强调《红楼梦》的特殊性(实际上还是变相地鼓吹“自传说”),在他们的视野里,凡是与曹雪芹家世有关的事物,都纳入“红学”的范畴之内,却独独把对小说这个“主体”的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归之于小说学;有人甚至把这样一部反映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与上层建筑如此真实、深刻的伟大杰作,非“空灵”到抽象的“生命”与人性的虚无缥缈中,才算是对《红楼梦》的正确理解;要不,就把旧红学的索隐抉微,更引伸开去,于是,秦可卿的身世,竟演绎成与《红楼梦》毫不相干的曹家藏匿了康熙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作家刘心武的所谓“揭秘”现象,并不偶然,实际上还是“老索隐”的新猜谜,“自传说”的阴魂不散,只不过这次是由一位作家把他的毫无根据的怪想法“艺术”创作化了、趣味化了而已。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能获得如此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岂不也值得我们“红学”研究者深长思之!

  至于“文学典型论”,作为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科学概括,本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均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就是西方古典哲学家和美学家,也包括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所谓“三个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也都有系统的阐释,这是尽人皆知,不必引述的了。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是有些挂名的共产党员都参加“合唱”的现代化的“时尚”。五十多年前,我们确曾运用文学典型论批评过胡适的“自然主义”说。无需推卸责任,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这段“节外生枝”的文字是我写的,可能有粗浅或生硬之处,但有人把我们的观点说成是受“拉普”的“典型论”的影响,那却是他自己的知识错位。因为谁也没有看到拉普有过什么“典型论”,而恰恰是严厉批评拉普的列宁,是文学典型论的积极倡导者。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用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人性善恶、生命意志,是不能对《红楼梦》如此复杂而众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个性形象进行准确而透彻的分析的。因为《红楼梦》写的是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生活,写的是特定历史环境里的贵族宗法之家的鲜活的“人”和“事”,而伟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生活洞察力和惊人的艺术天才,概括和创造了如此众多的、被誉为“如过江之鲫”的个性鲜明、内蕴丰富的艺术典型,正如爱新觉罗·永忠所赞美的那样“传神文笔足千秋”(《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哪怕是偶一出现的小人物,也都有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化的精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告诉我,一位红学权威正在反对人们写《红楼梦》人物分析的文章,我想,这种限制,像在“红学”研究中排斥小说研究一样的荒唐和可笑。因为《红楼梦》写的是人,即使写神、写情、写景,也依然是写人;文学是人学。我还认为,从《红楼梦》作品实际出发,分析、研究曹雪芹笔下的人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总比打着《红楼梦》的幌子海阔天空地胡谄八扯,更能面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曹雪芹;也更能面对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吧!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论者,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1954年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有人替他抱屈,可他们忘记了历史,胡适却是早在“五四”后期,就在那里用他的“意识形态”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了。可惜的是,他虽然“千言万语”劝阻“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于、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可其后的几十年间,他那时代的“少年朋友”们,却很少受他的“教”“惑”,反而多数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引导下献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了!我之所以并不尊重这位“大学者”,还因为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到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胡适一方面大肆宣扬什么老子所谓的“不争”学说,和他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主义;一方面又向日本侵略者献言献策,说什么“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京通讯》),并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甚至直到抗日战争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大反抗,并终于取得伟大胜利以后,他还以中日两败俱伤而哀叹他的“不抵抗主义”的不得实现(请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何况他这个大学者,既当过国民党反动派行政院的“最高政治顾问”,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1946年任所谓“国民大会主席”期间,还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在中国恐怕只有这样一位“特种学者”和蒋介石同调,并有“资格”和蒋介石联袂演出那场竞选“总统”的闹剧。所以,当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只能狼狈离去……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中国学术界,能容忍这样一位挂着学者招牌的政客的学术思想,继续在文教战线上传播么?我们当时虽鄙薄他的“特种学者”的为人,但批评的仍是他的学术观点。何况毛泽东同志当时一再严厉批评的也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

  对这段历史,多种红学史都有史家们自己的总结,不过,作为所谓“当事人”之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地收到读者来信询问我的看法。实际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我和〈红楼梦〉》、《毛泽东与〈红楼梦〉》中都说明过我的看法。1999年,在《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胡澄问》(题名为《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中,更为详尽地阐明过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此文后来又曾收辑在《艺文絮语》文集里,可能由于该书是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读者不易看到,现在借贵刊一角,再次申论一番,算是再一次作出交代,也是对全盘否定1954年对胡适思想批判论者们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回应。

  敬录: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该信内容如下:

  各同志[1]: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2]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2〕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后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冬第十八期上转载。《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

  编者按: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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