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曾当面指责毛泽东，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言辞尖刻的唇枪舌剑，这一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后来两人关系怎样了？放狠话要与毛泽东“走着瞧”的凯丰，其后的命运又如何呢？
毛泽东与凯丰的当面激烈争吵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反唇相讥后，凯丰无言以对。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遵义会议的最后阶段，凯丰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坚决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知错即改的凯丰，唯真理是从
遵义会议之后，凯丰就被免除了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但凯丰光明磊落，知错能错。遵义会议召开的两个月后，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起了明显变化，改正了认识，做了检查，中央恢复了他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尤其是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当时，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但也对其没办法。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任团广东省委书记时，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1933年春，凯丰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抗大校歌的歌词作者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1937年11月，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接到这一任务的凯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很快，他就从心灵深处流淌出了歌词：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毛泽东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凯丰很快把歌词交给了年仅27岁的青年作曲家吕骥。11月10日，吕骥反复吟诵着歌词，心如潮涌，一串串音符挟着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他便完成了谱曲任务。此后，由吕骥当场唱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领导听。罗瑞卿激动地说，我听过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歌。
从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高唱着这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驰骋疆场，奋勇杀敌。这首歌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并一直传唱至今。
毛泽东批评凯丰：“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1937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全面批判了张国焘，文章指出：“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引起四方面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这是党史上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引发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4月3日，延安抗大学员中的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其实许世友密谋的“逃跑”也是为了洗冤。一气之下，他当时想要带部队远走四川找自己的老部下刘子才，继续在大山里打游击，以此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严厉地批评了凯丰，说他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且尖锐地指责：“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辩解：“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大为光火地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毛泽东以其宽阔的胸怀与真诚的态度，很快就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毛泽东的处事艺术更是敬佩有加了。
在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2月，凯丰去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
联名发起延安文艺座谈会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抗战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类文艺团体，出版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 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1942年春，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4月27日，毛泽东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
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同志：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粉红色请柬，不仅感官上给人一种温馨、柔美的惬意和亲切之意，而且在内涵上还有几个与众不同而引人注意的细节特征：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延安文艺座谈会由凯丰主持。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落选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亦感惋惜和无奈。
凯丰请毛泽东题写报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毛泽东欣然题写并回信：
“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问候。
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东北贯彻毛泽东的《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延安鲁艺于1946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27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1952年11月，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由于长期艰辛工作，凯丰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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