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难忘岁月——李世培回忆父亲李一氓故事系列访谈之一（组图）

　　相关链接：

　　特稿：给毛泽东当秘书和“特使”——李世培回忆父亲李一氓故事系列访谈之二（组图）

　　特稿：职务颇为特别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世培回忆父亲李一氓故事系列访谈之三（组图）

　　中红网北京2018年4月28日电（江山、阎庆华、布铁威）

　　中红网编者按：“老共产党人”、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李一氓(1903-1990)，先后经历了南昌起义、特科岁月、万里长征、皖南事变、文化大革命等，其革命生涯波壮波澜，颇为传奇。今年是他诞辰115周年。他的二儿子李世培，长期在航天部门工作，虽年届九旬，却思维敏捷，谈吐自如。笔者最近特地走访了李世培，请他介绍了父亲的部分故事，以飨读者，下面就是他的谈话内容。(编者按结束)

　　为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做掩护工作

　　1928年至1932年的5年时间，父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母亲毛一民在上述时间，协助、掩护父亲做地下工作。上海的特科工作非常重要，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除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之外的另一条战线，即隐蔽战线，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及领导机关的核心力量。周恩来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领导，此外，陈云、聂荣臻、陈赓、“龙潭三杰”、李强等则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骨干。当然还有众多的无名英雄。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上海召开一个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的筹备由全国总工会负责。开会之前中央决定，由父亲李一氓去做用于开会的这套房子的主人。为此，我们一家就临时搬进了这个开会的房子里。当时，决定让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赵毅敏和李一超(又名李坤泰)一个当作我父亲的弟弟，一个当作我父亲的妹妹并住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庭以便掩护会议的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约50人。红军代表是每个军来二人，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向忠发和李立三，此外还有全总的代表，团中央的代表，左联的代表等等。

　　2008年6月，央视社会与法制频道(CCTV-12)在《谍海揭密》中播出了《医院的秘密》纪录片，从内容看来，讲述的就是这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重点是医院的病人都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假扮的。其次主要是讲述了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政治密查员的特科人员宋再生，如何表面上积极的寻找这次会议的地址并抓捕开会人员，实际上采取的都是拖延战术以掩护会议的顺利召开。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1925年入党，由陈赓单线联系。

　　中央特科成立时下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铲除叛徒)及无线电通讯科。因此特科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交叉、单线联系、内外互补，保证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我于1928年11月生于上海市，是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见证人之一。可以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均已去世，现在还生活在世界上的仅存我一个人了。

　　文中提到的在会议召开期间成为我父亲妹妹的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她不是别人，正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巾帼英雄赵一曼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天从苏联回国，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时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时年仅31岁，真是令人惋惜与敬佩。

　　2013年清明节，央视纪录频道(CCTV-9)播出了四位中国妇女界的巾帼英雄，她们是：

　　赵一曼：有同名电影《赵一曼》(由石联星主演)，还有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

　　江竹筠：(即江姐)有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于岚主演)，歌剧《江姐》(空政文工团排演)。

　　陈铁军：有同名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描述陈铁军与周文雍在广州时假扮夫妻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捕。临刑前宣布要在刑场上举行真正的婚礼，成为正式的夫妻，慷慨就义。

　　秋瑾：这是一位女中豪杰，反清斗士。她的事迹在电视剧《辛亥革命》中有所描述。

　　央视记录频道选出这四位巾帼英雄是正确的。不过将视野放宽一点，我以为将杨开慧、刘胡兰或者还有类似的巾帼英雄放在一起编辑成更多的纪录片，播放出来用以教育后人就更加完善了。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八年(即从1937的卢沟桥七•七事变开始)，而应该是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今后一切宣传、报刊、教科书都应该以此为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非常的欣慰，认为这个决定是英明正确客观公正的。因为从此以后，历史将认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他们的领导人及烈士们，如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周保中等也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及烈士们一样享有同等的荣誉与待遇。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史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抗争史，我们应该世世代代永远的铭记在心，绝对不允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再将中国的一寸土地分割出去。

　　在周恩来和“龙潭三杰”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

　　“龙潭三杰”中的三杰指的是上海中央特科中的三位中坚力量，龙潭指的是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环境犹如龙潭虎穴般的险恶。

　　这三位中坚力量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他们为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他是从隐蔽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曾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军队及政府要职，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他是党的隐蔽战线上卓越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钱壮飞(1896-1935)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他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胡底，又名胡百昌(1905-1935)，安徽舒城县人。1925年入党，1935年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因对张国焘的领导不满，被他人告到张国焘那里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解放后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李克农和父亲李一氓曾一同前去胡底家慰问过。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成立特别小组，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担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与陈赓单线联系。

　　李克农当时进入到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广播编辑，因为工作成绩优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提升为电务股长，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1930年初，徐恩曾根据李克农、钱壮飞的建议，在南京设立了“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掩护单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钱壮飞负责，他还成为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天津设立的“长城通讯社”，由胡底负责。上海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居然对这种布局深感满意。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到武汉，再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本应立即返回上海报告，但他却在武汉不走。随行的特科人员董健吾只好自己先回上海报告。4月下旬顾顺章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的某舞台表演魔术时，被一个叫尤崇新的叛徒发现后，立即报告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顾被捕后立即叛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愿戴罪立功。并表示，必须尽快见到蒋介石才能全盘交代，否则不谈。国民党武汉行营为了邀功，在4月25日晚间连发几份绝密电报，紧急报告南京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恰巧当天是星期六，徐恩曾不在南京，晚间值班的只有钱壮飞，他觉得可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就用复制的密码本进行翻译。钱壮飞看到这些电报内容后震惊不已，因为是顾顺章叛变了，他掌握着上海中央特科的大量机密，如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及中央机关的布局等等。于是他连夜就派他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找李克农，李克农也感到事态严峻，必须马上找到陈赓后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分头组织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代表机构及党中央领导成员争分夺秒尽快转移。完成中央机关转移后，李克农又用暗语，发电报通知天津胡底尽快转移。

　　当徐恩曾连夜赶到上海组织大批巡警，会同英、法租界巡捕房，组织全市大搜捕时，哪知所到之处，人去楼空，一无所获。这令蒋介石异常气愤。

　　由于这次的斗争影响重大，特别小组贡献突出，被周恩来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龙潭三杰”。文革中，毛泽东明确表态：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应该实事求是的说，在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党中央机关，上海中央特科的损失之所以能够避免，钱壮飞是立了头功的。可惜钱壮飞1935年长征途中牺牲了，他离开我们实在是太早了。

　　“龙潭三杰”是历史对他们的肯定，当之无愧。

　　反之，顾顺章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在叛变后自恃有功，恶性不改，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拉帮结派被发觉后，1935年被枪毙，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参与布置周到的铲除叛徒行动

　　叛徒白鑫于1929年8月就已暗中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他是黄埔四期学生，在中央军委任秘书，受彭湃、杨殷的领导。他出卖了彭湃、杨殷。彭湃、杨殷被捕后，白鑫就跑到南京去了。

　　彭、杨是广东人，当时有一位特科成员也是广东人，是医生，名叫柯麟。因此他们之间来往比较密切。白鑫也就认识这名医生。

　　当时父亲李一氓一家住在一个三层楼的楼房。一层是洗染店。二层住的柯麟，三层住的是我父亲一家。这就使白鑫也知道柯麟的住处。

　　有一天白鑫给柯麟打电话，说他从南京回来了，要到家里去找他。柯麟立即找到父亲李一氓，父亲说此事必须报告周恩来，并很快得到了回信，要柯麟约白鑫到他家里来。到了约定的时间，父亲从楼上一望，楼外有几个人显然是来采取行动的。等了很久，已过了约定的时间白鑫没有来。当天晚上，父亲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五十块钱，要父亲立即搬家。

　　白鑫知道自己在国内再也呆不下去了，国民党决定送他去国外。他又从南京来到上海，准备去国外，暂住在上海市党部CC特务头子范争波家里，在霞飞路和浦石路之间的和合坊。11月11日晚上，即白鑫上船的前一天晚上，在范争波的家门口，由行动队的同志把他除掉了，达到了铲除叛徒的目的。

　　柯麟也很快得到了通知，要他当晚离开上海。第二天，英、法巡捕房派人去提他时，扑了一个空。

　　就这样，在中央特科的全面周到的运作下，既铲除了革命的叛徒，又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真是一篇难得的杰作。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上海中央特科在铲除叛徒、特务及内奸的原则是：

　　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确有把握、我方伤害最小以及不伤害波及无辜。

　　这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人的滥杀无辜反动政策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铲除叛徒白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彭湃烈士(又名彭汉育)(1896-1929)。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被叛徒白鑫出卖，在上海英勇就义。他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彭湃烈士有一个儿子名叫彭士禄，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第一批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回国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奠基人。前不久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播出了一个记录片，称一个名叫黄旭华的老同志为“核潜艇之父”，这使我非常困惑。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只知道中国有“火箭之父”钱学森、“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现在又多了一个“核潜艇之父”。如果是这样，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被称之为“青蒿素之母”，也就当之无愧了。我觉得“XXX之父”的称谓，如果封的太多了自然也就贬值了。所以，我希望我国的科技界应该多干些实事，少做一些画蛇添足自我膨胀的虚事，尽快促使我国屹立于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风华正茂的父亲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除了参与特科的具体工作外，他没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而是埋头苦干，辛勤耕耘，以自己充沛的精力、青春的活力、出众的才华为上海的地下党开垦出另外一片土地。

　　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父亲在做特科的地下工作之际，还抽时间积极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宣言》，发表于1928年11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

　　2.《共产国际纲领》，发表于1929年4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这篇译作共4万五千字。

　　3.《马克思与恩克思合传》，1929年江南书店出版。

　　4.《马克思论文选译》，1930年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书的序言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引论》。

　　5.《土地问题材料》，发表于1930年6月《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父亲翻译这篇材料的目的，是为当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提供参考。

　　6.《世界经济与经济政策》，1930年出版。

　　7.此外还有《资本论》、1905-1907的《俄国革命史》、《苏联与和平》、《尼亚林及其著作》等译著。父亲通过这些翻译的工作可以起到一举三得的作用：提高了英语水平，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费用，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作用，从而丰富了他对共产国际和国际运动的认识，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打下了有关世界经济进行分析的基础。

　　8. 父亲在上海特科工作这五年间还创办过2本小杂志，一本名为《流沙》，一本名为《巴尔底山》。通过杂志，让当时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发表文章、诗歌等，表达对大革命失败后，关于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思考，进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与反动学术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党的基本观点与原则

　　父亲在此期间，还参与了左联的一些工作。

　　1.阶级斗争性质之争。1928年，上海一个银行职员章乃器办了一个刊物《新评论》，模糊了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没有阶级斗争，即使有，也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这真是奇谈怪论，必须予以澄清。因为章乃器是统一战线对象，所以没有进行更多的争论。

　　2.中国劳工问题之事。1929年有个回国不久的美国留学生陈达，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中国劳工问题》的书，提倡对中国工人阶级实行改良主义。父亲认为在中国劳工问题上，我们如不反对改良主义，则我们的职工运动，不但不能前进，反而会垮台。因此他立即写了《中国劳动问题》一文加以批驳。

　　3.批驳国民党的工会法和工厂法。1931年，国民党公布了工会法和工厂法，父亲受中央宣传部委托写了《反对工会法和工厂法》，刊登在中央和江苏省委会办的宣传刊物《红旗》周刊上。

　　4.批判社会主义纲领。1930年7月，中国国民党推出了一个叫《穷汉》的刊物。刊登了《社会主义纲领》一文，整个纲领是改良主义的，摆脱不了旧三民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思潮。9月，父亲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长文《社会民主党纲领批评》，一条一条的，一层一层的从理论到现实全面的加以批驳。

　　父亲在上海5年地下工作的阅历，对他的一生都影响深远。危险的特科工作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念与信仰，让他始终置生死于度外。翻译马列著作成就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让他在经济工作及解放后的外事工作中如鱼得水，从而使他自豪地成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