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闇公是重庆潼南人，从小天资出众，很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能、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15岁时即赴南京加入江苏军官教导团，并加入国民党。18岁那年，他投身反袁斗争，深入险地劝说担任江阴炮台要塞司令的好友及其他官兵起义，因事泄遭受围捕，在岌岌可危中隐身江边渔船，幸而脱身。反袁失败后，1917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他与留日同学和爱国华侨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决议，由此被捕遭8个月囚禁。1920年他返回四川成都，先后结识吴玉章、恽代英、童庸生、刘伯承等志同道合者，开始共同摸索新的革命道路。
在此过程中，杨闇公和吴玉章等人萌生了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想法，开始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后称中国YC团)。
勇敢地进行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
1924年1月12日，中国青年共产党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杨闇公的住所宣告成立，杨闇公和吴玉章、刘仲容、张保初、廖划平、傅双无6人被选为负责人。杨闇公等人在成立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国YC团纲领》和《中国YC团章程》等几个决议案。其中，《中国YC团纲领》郑重指出，解决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惟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最为适合”，指出中国YC团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YC团章程》则对团员、组织机构、纪律及职权作了具体的规定，且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比如在组织上“横的方面少数服从多数，纵的方面下级服从上级”。杨闇公等人还雄心勃勃地设想如何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建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在《章程》第6条明确指出中央部“现设于成都，于必要时得移往上海或北京等处”，且对支部、干部没有省区限制。
中国青年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都表明，这个政治组织是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没有中国只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于是，杨闇公等人设想中国青年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立于友谊地位”。
杨闇公对中国青年共产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亲自为其机关刊物《赤心评论》撰写文章，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主持纪念“五一”和追悼列宁大会，精心呵护着它的成长。4月6日，杨闇公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开展活动后，在日记中用隐晦的语言欣喜地记道：“此后拟出全力扶持他(指中国青年共产党——作者注)，并不时的告戒(诫)他，使他能在社会上占最高的地位，能得人们的信仰心，则不愧我们与他为朋友一场啊!”
不久，成都局势恶化，杨闇公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团地委)的童庸生等人一再邀请，于6月赴上海寻求中共中央的指导，并与恽代英等人深谈。8月，他返渝参加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开始致力于中国青年共产党与四川各地团组织合作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之路。此后，纵然遭到中国青年共产党部分人员的反对，他也毫不动摇，与吴玉章等主要成员以个人名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宣布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
杨闇公和吴玉章等人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是其独立创建革命政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勇敢实践。杨闇公在该党成立仅一年时间，又主动宣布其解散，并与吴玉章等主要成员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万流归宗于一个阵营的事实，不仅表现了杨闇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光明磊落的襟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忘我的热情，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趋势。
建立和领导了四川地区第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1924年9月，在上海接受党中央指导的杨闇公回到重庆，参加重庆团地委的组织工作。在实际斗争中，杨闇公以卓越的领导才干和勤勉的工作作风，迅速成为重庆团地委的领军人物。他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他通过创办《曙光》等机关刊物，积极传播革命理论，开展反帝反封建舆论宣传;他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团结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从而使重庆团地委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为领导全川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为在重庆建立统一的地方党组织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925年7月，以杨闇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日，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成立CP，以便中校(即共产主义青年团——作者注)尽力发展青年运动”。但是，由于此前川渝地区党的基础太过薄弱，对于重庆能否有条件建党，中共中央始终存有顾虑。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等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杨闇公、童庸生等多次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商讨国共合作和在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问题。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杨闇公又绕道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第三次请求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
杨闇公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到重庆半年时间里，四川工作开展得风声水起，中共中央都看在眼里。这次，请求被获准了。2月，经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等人再三努力，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杨闇公当选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后因吴玉章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国民党中央工作，改为钟梦侠负责——作者注)。
杨闇公建立中共重庆地委后，接受中共中央委托，带领地委以局部地区党组织“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当时省级党组织叫区委——作者注)，负责领导四川党的工作。他在全川建立起了以中共重庆地委为领导机构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党对四川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
此后，四川革命运动以重庆为中心，开始呈现全新的气象。
推动川渝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
1925年8月，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驻四川“党务筹备员”身份到达重庆。4天后，他召开了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第一次改组会议，并成为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执委，开始改组四川国民党组织。
这一时期，杨闇公协助吴玉章整顿和改组省内国民党各级党部。他派出大量培训的革命骨干到川中各地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到10月底，全川共建成国民党左派区分部441个，党员达8000余人，在此基础上选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7人，左派占了绝大多数。最终，在1926年2月建立了以杨闇公为首的国民党四川省左派临时省党部，实现了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在四川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了完全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不仅排除国民党右派的阻扰，组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完全孤立了国民党右派成立的右派省党部，充分掌握了对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共重庆地委通过左派省党部，旗帜鲜明地领导反帝爱国运动、泸顺起义和其他革命斗争，发挥核心作用的都是杨闇公。
杨闇公把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共重庆地委的重要工作，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从1924年到1926年，德阳丸案反日运动、声援五卅运动、七二渝案反英斗争、美仁轮案反美运动等反帝斗争爆发，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在长江上炮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县城，造成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后，掀起的反帝运动更是规模空前。
当时，四川社会各阶层都被动员起来，并且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为此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号召全国各地立即开展反英运动。全国学联总会根据中央指示，号召全国各地罢工、罢市、罢课，追悼万县死难民众，并定10月5日至10日为万县惨案追悼周，扩大反英宣传。上海、广州、烟台、宜昌等地的工、商、法团也发出快邮代电，一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发起了声援万县惨案的抗英活动，形成了全国性的爱国斗争。
杨闇公善于通过运动唤醒民众。他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变革中实现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他组织成立重庆市总工会，选派党员奔赴全川各地指导工人运动，使之成为川渝地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他组织骨干分赴广大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反封建斗争，唤醒广大农民的觉醒。短短几个月，大革命的洪流就荡涤四川全境。
重庆党组织的初创时期，虽然人数少、力量弱，但杨闇公却能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率领年轻的共产党人，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大革命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为此，党中央对杨闇公领导的中共重庆地委工作大力赞扬：“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泸顺起义成为中共武装起义的先声
泸顺起义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1926年2月，杨闇公和吴玉章在参加完国民党二大回到四川后，即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名义，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同时利用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中工作，以发展革命力量。4月后，又分别派人与驻渝的川军向时俊等、驻泸州的袁品文等、驻顺庆的何光烈等、驻合川的黄慕颜等以及在渝的黔军各部联系。同年夏天，杨闇公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召开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12支师、旅级的军阀部队军官参会，杨闇公逐一探察各部态度，准备起义。
11月中旬，杨闇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3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12月初，泸州、顺庆起义先后发生。这次起义规模巨大，从川军中拉出了6支军队，持续时间长达6个多月，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促使他们迅速宣布易帜，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北伐战争。
虽然起义最终因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而失败，但这次以杨闇公为首的中共重庆地委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实践，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和人民军队的缔造作了人才上的准备。
但是，“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杨闇公领导的四川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四川军阀在重庆的反动统治，也激起了四川军阀对他的无比仇恨。
1927年3月，在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下，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杨闇公当时虽然逃脱，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奔走革命，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在全中国实现的”。
4月6日临刑前，杨闇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被敌人割其舌、断其手、剜其目，最后身中3弹，壮烈牺牲于重庆浮图关。
推动践行了伟大的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后提出来的，尤如岁月洗炼的一颗明珠，光彩夺目。
红船精神的主体，是建党先驱。他们包括：一大代表;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0多名党员;一大召开后纷纷加入到这个伟大阵营的早期党的领导人和烈士们。这批人的杰出代表有：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他们都是为人所熟知的伟人和著名烈士。杨闇公，是其中极具个性特色、以能力卓越著称的一名成员。当他在川渝地区高举革命大旗的时候，连朱德、刘伯承、陈毅等这些共和国未来的缔造者都对他心悦诚服，甘随其后，辅助左右。
红船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具有3个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而杨闇公，用行动阐释了红船精神的真义。
杨闇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建党的首创性毋庸置疑。但是，大家在赞誉建党先驱时，不要忘记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因为酝酿建党而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尽管他们要建的党并不叫“中国共产党”。
1920年7月，蔡和森在法国主张“组织共产党”，并和李维汉等人商量“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事宜，后因诸事繁忙终未实现。
1921年夏，恽代英等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准备把要组织的政党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波社”终未成立。杨闇公等人，更在成都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机关报，开展革命活动，直到宣布取消，令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为什么这些先进分子“建党”的创举这样受重视呢?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书一语道破“天机”：“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成立，决不是偶然的!”
杨闇公的创举远不止一桩。他创建中共重庆地委，召开重庆党史上第一次民主生活会，发展革命事业，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谋划指挥军事起义，策应北伐，改造团练武装，推动青年、工人、农民各项群众运动……
从1924年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4月杨闇公牺牲，不过短短三四年，杨闇公在四川干了多少事，几乎干一件成一件，其中多少是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直到今天仍然能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吸引人们不断深入发掘其价值。
杨闇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奋斗是人类美好的品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杨闇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倡导奋斗。
杨闇公少年时候，老师曾出作文题目“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杨闇公对此评论道：“这个题上句很好，下句应改动两个字，即‘行成于勇而毁于庸’。没有勇气，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庸庸碌碌，就成不了事。我要从‘勇’字上去做文章。”
杨闇公小小年纪就悟到的“勤”和“勇”，正是奋斗的真谛。而当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成为他终身的目标，从此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他常对人说，“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他在日记中写道：“左右的环境，又如潮的压迫而来，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他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封闭落后的四川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就是因为他有一种为革命事业勇于奋斗的精神。
杨闇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正如邓小平回忆起那段岁月时，特别感慨地说，那时候，“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杨闇公就是这样，为了追求革命，他公而忘私，舍小我成大我，顾大家舍小家，自勉“个人利益不要拳拳于心”，立志“愿将赤血和热心供给无告的人们”。在他的影响下，杨家为中国革命奉献了6个党员，五弟杨尚昆日后成为了中国国家主席。
杨闇公牺牲后，父亲杨淮清在1927年4月11日亲笔写下“淮率家人痛书”，郑重告慰杨闇公英灵，称“尔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威武不屈。知尔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日来含笑著大礼服印在我脑筋，尔之精神不死，九泉故无遗恨矣!”这封由父亲含泪泣血而成的悼书，就是对杨闇公奉献人生最真切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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