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有一位传奇英雄——闽中特委书记兼闽中游击队司令员、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黄国璋同志。1984年1月25日，黄国璋同志在福州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5岁。1984年2月8日，福建日报这样报道黄国璋同志逝世：
黄国璋同志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一九三一年八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解放前，他历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团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福建省巡视员，省委常委，闽中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全国解放后，曾任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福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黄国璋同志逝世前五个月，1983年8月21日，原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范式人同志写信称：“他属于一生为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为革命贡献了一生的同志”。
晚年黄国璋同志
受命于危难
自1926年莆田县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之后，闽中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29年到1933年，陶铸同志在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期间，多次在莆田、福清、连江等县组织农民暴动，创建了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福建省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7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五位主要领导人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陈炳奎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闽中特委领导成员唯一幸存者刘突军(江西信丰人)立即召开主要党员领导干部紧急会议，成立中共闽中工委，刘突军任工委书记，苏华、黄国璋为委员，以接替特委的领导，在危难中挽救了闽中地下党和游击队。
1937年5月，年仅18岁的黄国璋受中共闽中工委委派，密赴香港寻找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建立上级联系。同年10月，为了闽中地区国共和谈联合抗日事，黄国璋第二次受命赴港请示工作。此后，闽中工委划归闽粤赣省委领导;翌年1月，黄国璋受命前往闽西向省委书记张鼎丞和邓子恢汇报工作。
1937年9月，中共闽中工委和国民党当局经过两轮谈判，闽中工农红军200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师特务大队”，闽中工委书记、闽中红军游击队政委刘突军任大队长。1938年2月初，根据闽粤赣省委指示召开的闽中工委会议上，鉴于刘突军已经公开暴露身份，黄国璋被任命为闽中工委书记。
1938年3月，国民党八十师副师长钱东亮秘密杀害了刘突军等五名原红军游击队指战员。1938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闽中党组织归入重新成立不久的中共福建省委领导，分别成立莆田、福清、泉州三个中心县委。黄国璋改任莆田中心县委书记后不久，调任省委任巡视员。1939年7月下旬，莆田、福清、泉州三个中心县委合并为闽南特委。1940年7月，黄国璋代理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40年11月，黄国璋调任原闽浙赣特委属下的江西省上饶中心县委书记，把方志敏烈士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
虎口拔牙对日寇“歼、挤、占”
1941年4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福州市及周边的连江、长乐、福清县。中共福建省委决定黄国璋任“闽中军事特派员”。从江西上饶回到闽中地区领导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福州及周边各县在日寇占领下，生灵涂碳。闽中地下党领导人在长乐、福清、莆田、连江、平坛等地组织了多支共一千余人的抗日游击队，配合当地驻军与日寇血战。黄国璋按照省委指示，召集主要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又举办短期训练班，学习毛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文件，统一了对闽中沿海抗日游击武装的领导。闽中各县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1941年8月4日，地下党人刘润世(参加秋收起义后失散，后由陈毅推介给福建省委)指挥的长乐抗日游击总队“琅尾港伏击战”，击毁敌汽艇一艘，击毙日军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以及分队长村野以下官兵42人，我游击队无一人伤亡。此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振奋了全省人民的抗战信心，在闽中人民抗日斗争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参战人员受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福建省委嘉奖。
黄国璋乘势指挥周边各抗日游击队大打“麻雀战”。在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下，到处袭击敌人，令日军和伪军伤亡惨重而惶惶不可终日。连江县抗日游击队在山岗村伏击出来“扫荡”的日伪军，击毙了日军驻连江最高指挥官原田大佐等官兵6人。长乐县游击总队控制了县城以外的大部分县境，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里不敢越雷池一步。1941年9月3日，日军被迫退出长乐县城。黄国璋又果断决定长乐游击总队从东、南两路直插县城，抓获维持会汉奸头目，光复了长乐县城。国民政府只好任命尚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刘润世为代理县长。
长乐县城位于福州市区近郊，日军重兵把守，竟然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歼、挤、占”，堪称虎口拔牙。从“琅尾港伏击战”到占领长乐县城，比起《亮剑》李云龙独立团8000人强攻平安县城，其规模和声势虽然逊色颇多，但闽中抗日游击队“挤占”一个省城近邻的县城，其巧妙精彩在全国应属绝无仅有。
1944年10月4日，福州地区第二次沦陷。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打出“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闽中司令部”旗号，由省委书记曾镜冰(海南琼山人)和左丰美(江西铅山人)、黄国璋亲率部队100多人，“闪电式”攻击福州近郊-闽侯县南屿乡日军据点。当游击队抵达南屿时，日军竟事先撤退闻风而逃。中共连江县委领导重建“闽海抗日游击队”，于1944年10月派人打入南竿塘(现属马祖)伪军内部，策反一个排长率领17名士兵擕带2挺重机枪、1门迫击炮、12支步枪投诚加入“闽海抗日游击队”。1945年5月18日，日军在共产党游击队和当地驻军的不断打击下，被迫从福州、长乐、连江等地撤退。闽中游击区人民迎来了民族解放的新曙光。
血战戴云山
1946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员会”，黄国璋被选为区委常委兼闽中特委书记、闽中军分区司令员。1947年2月，闽中特委改为闽中地委。1947年4月，闽中地委组织福清“龙高暴动”失败后，于4月10日整编队伍，成立闽中游击纵队(亦称戴云纵队)，黄国璋任司令员兼政委，原闽中红军游击队老战士、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罗迎祥调任参谋长。
1947年7月1日，闽中游击纵队为执行闽浙赣边区党委的“左黄会师”(闽浙赣游击纵队司令员左丰美与闽中游击纵队司令员黄国璋会师于戴云山脉)计划，黄国璋、罗迎祥率“戴云纵队直属支队”150多人到南安县的码头、诗山一带活动，遭到省保安总队及地方武装一千多人的包围进攻。戴云纵队奋起反击十倍于己的强敌，毙敌中队长、分队长等官兵60多人。敌人大量增援，在几十挺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多次冲锋都被击退，战斗持续6个小时。支队长罗迎祥壮烈牺牲。
黄国璋率队伍趁夜色突围后，转战永春桂地村。7月12日，“戴云纵队直属支队”正准备攻打五里街银行，又遭敌军1000多人尾追。黄国璋带领游击队突然袭击了安溪县下镇侍御潭，开仓分粮济贫，扩大政治影响。然后急行军转向西北，到达与德化交界的刘坪村。经过短暂调整，黄国璋率领精简后的主力部队80多人，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进入德化县的儒山，准备上戴云山脉与左丰美率领的闽浙赣游击纵队会师。
7月14日，德化县政府组织县、乡自卫队和武装警察对游击队追堵截击。在上林桥遇敌猛烈攻击，游击队被截成三部分。黄国璋率领部分队伍冒着猛烈火力冲出去，与敌辗转周旋一个多月，于8月中旬进入莆仙边老区。但支队长高祖武和许集美率领的30多人，却损失过半，高祖武和10多名骨干壮烈牺牲，被捕4人，余下的在许集美带领下就地隐蔽后，分批通过敌人封锁线，回到泉州中心县委机关。另外负责放哨的第二中队长林祥云等8人，在突围中被捕5人，剩下三人回到家乡隐蔽。
戴云山血战划上沉重的句号，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的“左黄会师”计划流产了，但在福建省引起极大震动。闽中游击纵队付出了惨重代价：参谋长罗迎祥、支队长高祖武和陈家堂等军事骨干以及郑春敏、林金英等干部、战士计40多人壮烈牺牲或被捕后英勇就义。黄国璋创作谱写了《戴云纵队军歌》，宣示了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和豪迈气概：
戴云山脉千里长，
戴云山上是战场。
蒋根蔓，蒋帮狂，
闽中健儿顽强抗。
铁流血战五个月，
血债必须血赔偿，血赔偿呀!
蒋根挖尽蒋帮亡!
黄国璋与战友在上海(1965年2月)前排：左，杨采衡(地质部局长，原闽中游击队副大队长);右，金贯一(上海工人疗养院长、原闽中特委交通员)。后排：右，黄国璋;中，蔡园(空四军原副军长)
豪杰未必真无情
在严酷的地下斗争年代里，防范清除叛徒内奸是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重中之重。黄国璋同志严守组织纪律，反特除奸六亲不认。他的妻子徐品芳，原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曾因带领同学闹学潮被捕坐过牢。抗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1939年转到福建省委机关，1940年任闽江特委妇女部长。11月底调闽南特委(后改闽中特委)机关，后与黄国璋结为夫妻。
由于徐品芳在苏州有过被捕的一段历史，组织上一直未作结论，徐品芳背上沉重思想包袱。1942年冬，黄国璋去闽北省委机关开会一个多月后，徐品芳见丈夫迟迟未归，思想更加波动和苦恼，带着七八个月身孕，从福清高山走到福清县城某旅社服毒自杀。被福清县警察局救下后，见她有文化，留在警察局当收发员。
黄国璋从省委机关回到福清革命基点村后，立即叫弟弟黄国珍(地下党员)去福清县政府找莆田老乡了解情况，确认没有问题后，把徐品芳带回莆田。他们步行到福清渔溪镇附近，碰到黄国璋以及随行南下的两名军事干部，黄国璋点头示意。到了渔溪后，徐品芳突然被派出所叫进去，不久又出来，此时发现街上有特务抓人。这两名南下军事干部被捕，临近的莆田县警察局也抓走了特委成员蔡文焕的妻子等人。
蔡文焕怀疑徐品芳告密，对她施以肉刑审查。黄国璋在没有证据否定的情况下，无法劝说蔡文焕，并且要避嫌。在黄国璋外出工作的两三周内，蔡文焕继续对徐品芳施以肉刑，造成伤口溃烂，在台风期间分娩后不幸身亡。
黄国璋对此深深自责，认为自己为避嫌而未能坚持党的原则，放弃了领导，没能实事求是地弄清真相，任凭手下施以肉刑，造成妻子死亡，自己不但应负领导责任，在夫妻关系上也深感内疚。1980年清明节，黄国璋想起含冤而逝的妻子徐品芳，充满深情地写下一首诗：
念念梦兮故人还，徐徐来兮又复往;
品性能受千秋屈，芳名可供万代传。
1986年，黄国璋逝世后两年，中共莆田县委组织专案调查，为徐品芳查明真相，平反昭雪。
赤胆忠心为革命
黄国璋同志以耿直忠诚、英勇善战著称，而且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忠实执行上级命令，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地下中共福建省委(闽浙赣区党委)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年代，也有一些误判，导致了两起错案。
其一是1940年6月至1941年9月的“反托派”。由于王明等人照搬苏联做法，在中共党内“反托派”，福建省委受到影响，先后处决“托派分子”多名。最严重的是，省委侯补委员、福清中心县委书记、福建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长陈金来，一度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魏耿(原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长，1936年叛变投敌)经常联系，并接受魏耿的委任状为联络参谋。省委书记曾镜冰据此认定陈金来是“汉奸”、“托派”，授命黄国璋相机处决。全国解放后，黄国璋反思此案，认识到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共产党人接受国民党任命授衔，既不是叛徒，也不是托派，于是主动向省委提出为陈金来同志平反。
其二是1948年城工部事件。1947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原华野第一纵队第一师政委阮英平回福建，任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后兼任闽东地委书记。1948年1月，阮英平在宁德县遭遇谋财害命，省委领导极为震惊;因为阮英平的警卫员是城工部党员，所以怀疑城工部混入敌特分子，成立了以省委常委黄国璋为主任的审查委员会。省委认定原城工部长庄征、李铁是叛徒、特务，先后错杀了城工部地下党员127人，成为特定历史环境下一起极为痛心的特大错案。
1948年7月，黄国璋受省委委派密赴香港汇报工作并疗伤。在中共南方局香港分局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黄国璋先后向方方(南方局香港分局)、乔冠华(新华社香港分社长)、张兆汉(香港分局统战部长)汇报请示工作，并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毛主席《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和党的一系列文件，对福建省的革命斗争实际，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思考和检讨，极大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
1949年春节后，黄国璋写了800字汇报材料，交给方方转发给中央，随后按照南方局安排，由香港乘轮船直达山东烟台，被接到中共华东局机关。安顿之后，黄国璋向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汇报了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和地下斗争的情况。1949年3月23日，生性耿直的黄国璋根据魏文伯的要求，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坦白，向华东局写下了长达数万字的书面汇报。黄国璋的书面汇报以反映问题检讨错误为主。尤其是深刻检讨自己：“福建党尤其是闽中党在近十年所受的损失，我应负很大的责任。一般的是因我个人英雄主义的骄傲和急躁所招来的。”“如果要我回福建工作，望中央先给我清算自己错误，学习党的政策及全面研究福建党工作问题的机会，并要求中央撤销我担任省委委员之职务，因为根据我的思想作风、能力是不能为省委委员的。”
虽然“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但黄国璋片面理解，不谈成绩和经验，只谈错误和问题的书面汇报，日后给省委书记曾镜冰(曾被作为“内奸”嫌疑审查处分)和自己都埋下了隐患。
几天后，华东局负责人康生、张云逸先后找黄国璋谈话，决定他随解放大军南下。渡江前，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鼎丞，任命黄国璋为“福建研究组”组长，为解放福建和建设福建作准备。
英雄悲局
1949年5月下旬，毛主席、中央军委对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发出提早进军福建的命令。6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成立。张鼎丞、曾镜冰、叶飞等12人为省委委员，张鼎丞为书记，黄国璋为省委委员兼南下干部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进入福建之前，在浙江省江山县新塘边召开长江支队和华东南下纵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共福建省委组成人员名单，所有入闽干部归属福建省委领导，黄国璋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韦国清任部长)。
土改结束后，1951年9月，黄国璋和魏金水等原福建地下党人10人，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直至1954年3月，暂时回福建协助省委重新审查处理城工部问题，兼任办公室主任。在占有充分的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再经过反复对照、核实和分析研究，对逐个问题作出了组织结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审查，1955年1月22日，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重新审查城工部问题的结论及组织处理意见》，请求中央批准对城工部问题彻底平反。2月15日，黄国璋和曾鸣、李源等人在北京中南海，向邓小平、杨尚昆、谭震林、安子文、马明方等中央领导汇报，中央同意福建省委对城工部组织性质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3月15日，省委召开原闽浙赣区党委方针路线问题座谈会，查清错误处理城工部组织的责任问题。5月，党中央调曾镜冰到北京接受审查。
1955年2月19日，黄国璋在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期间，再次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内容摘录：“我完全同意《中共福建省委关于重新审查城工部问题的结论及组织处理意见》。从这个结论中，完全可以看出我在处理城工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我在狭隘的阶级仇恨心的支配下，提出‘要以反革命对待我们同志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对李铁等加以极为残酷的肉刑，严重违背了党所既定的肃奸原则，破坏党的政策。”“我认识到我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其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我的手竟染上了自己同志的鲜血而感到非常痛心。”黄国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真诚的。
但是，长江支队少数成员在入闽后不久，就暴露出党性修养不够、宗派主义严重的苗头。1950年8月，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的布署，闽侯地区提前进行农村土改。黄国璋和省农委副主任江一真(福建连城人，原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后任福建省长，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农业部代部长，中央卫生部长，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等职)一起出席闽侯地委扩大会议，发现原长江支队成员的地委负责人拒不执行省委决定。江一真在会上发言要求坚决贯彻省委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精神，地委主要领导竟然质疑“江一真是来破坏地委会议的”。黄国璋严肃劝告“希望地委贯彻执行省委的布署”，地委主要领导拒不接受，坚持把停止土地改革的错误决定贯彻下去。甚至省委派副书记曾镜冰下去帮助他们，地委主要领导还是采取拒绝态度。最后张鼎丞亲自出马进行耐心教育和严肃批评，闽候地委主要领导才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1977年清查“四人帮”，原长江支队少数人宗派主义恶性发展。抓住黄国璋1948年主持审查城工部问题犯过的错误，和解放后参加对城工部冤案的甄别平反，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在反右运动时，黄国璋正在上海治病，没有回福建参加大鸣大放，却被缺席扣上“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大帽，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国璋持“保韩拥军”的政治立场，被抄家并多次遭到毒打。令人发指的是，1968年1月10日在北京参加“福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被“革造会”暴徒用铁”器装在手套里猛击头部，用带有铁钩的扁担打他的胸、背和腿部，抓腰部的“板油”，用铁器抓左眼。黄国璋晕倒在地，这伙暴徒还打开窗户，要把他扔下去摔死。被好心人营救并送入“三0一”医院，经症断：黄国璋肋骨被打断，眼部受伤严重出血，脑震荡，头晕，呕吐，昏昏欲睡好多天。“1.10”打人事件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
1977年清查运动，黄国璋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内奸”，长期隔离关押。黄国璋严重心脏病反复发作，长时间卧床，双腿萎缩不能站立行走，批斗时也不让坐下来。后来黄国璋全身浮肿，晚上又出冷汗，医生诊断是肾炎，但有关部门不让送医院检查治疗。黄国璋被拘捕入狱，关押在潮湿的牢房里，皮肤发黑，全身发痒。这是尿毒症症状，但仍不给治疗，致使心脏病、肾病、尿毒症日益严重，发生并发症而昏迷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才被送进省立医院抢救。
黄国璋在身陷囹圄，遭受各种非人折磨的惨境中，仍然坚信党，相信终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日子。1979年6月8日，黄国璋在狱中赋诗：
年虽花甲志未衰，身陷囹圄心不灰;
待到晴空万里时，敢上九天揽月归。
1983年5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1983]综字273号文件指出：“四O五专案”经过多年工作，所审查的问题已经澄清，对被审查的党员干部都已作出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为此，省委决定撤销这一专案，撤销1978年6月13日以闽委[1978]综字62号给中央的报告。
但是，黄国璋没能等到平反昭雪的这一天。在他逝世后的四个月零一天，1984年5月26日《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调查处理福建地下党问题的报告》作出三项决定：1、为曾镜冰同志平反。2、恢复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的名誉。3、撤销四O五专案，为有关人员平反。并重申：
“省委认为，原闽中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领导机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她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斗队伍。原认定‘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是错误的。因此，应为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和其他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资料来源：
1) 陈煖贺、方成焰《是非评说黄国璋》，中国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2) 福建省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中共闽浙赣边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
3) 许集美《不改其乐》，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2010年10月)
4)陈振亮《前赴后继--录下我的点滴记忆》，载《红旗不倒 福清地下党革命纪事》(192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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