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离玉渊潭公园不远，有一处叫翠微西里的小区。相对车水马龙的海淀，这个闹中取静的小天地颇给人以几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感觉。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寸土寸金的北京，能在这样黄金地段居住的，当然不会是普通人。这处小区在北京市的规划中，是留给那些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们的。换成通俗的政治话语，就是离退休老干部。武警把守的门岗，昭示着它的低调与不凡。
然而住在这里的，未必真是自得其乐的桃花源中人。曾经为新中国流过血流过汗的老人们，面对今天的世界，怎么可能沉默。
于是就有了些高调而平凡的人。
因为高调，甘于平凡。
因为平凡，敢于高调。
谁让他们是党员呢。
那种烙印进骨髓里的忠诚与责任感，决定了他们不会满足于含饴弄孙的晚年，因为那样他们将无法面对那些没有看到新中国曙光的引路人和同志。
那些没能见到新中国曙光的人们中，有这样一位无名者。当他知道次日要被处决时，镇定自若的将嘴里的一颗金牙摘了下来，连同口袋里所有的余钱，一起送给了难友，笑道：“我要走了，没什么好送你们的，买两根油条开开荤吧。”
这大概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记忆，就像一颗普通的流星，发出短暂的光芒后消逝在天际。
他所不知道的，是和他分用一条被子的那个少年，将这件事记了很久。
少年叫张源，安徽滁州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学生，因为宣传抵制日货而被捕，年仅17岁。家里怕他吃苦，专门送进来一床被子，却被这个热情豪爽的少年分给了难友。
后来监狱中又关进来一位叫皮留可夫的俄国人，少年又一次慷慨的和他分享了这床被子。在就寝时间后，这个大鼻子的老外一字一句的教给这个少年一首歌曲，也教给他很多拗口的名词。新鲜的知识像破冰的小溪一样，一点一滴的流进他心里。
后来那个老外也不见了，他唱着那首叫国际歌的歌曲走向了雨花台。而那些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名词却深深铭刻在少年的脑海里。
第三次少年来了新室友，但他那副缎子夹袍的打扮却让少年不禁生出些许反感。
罢了，这个世道会被关进来的，坏也坏不到哪里。虽然有些犹疑，少年还是张开了那床已经不太温暖的棉被。
然而这个人，却让这被子比它最新的时候还温暖，因为那个人有一颗如此火热的心，让冷冰冰的监狱里如同燃起一堆明亮的篝火一样，消散了难友们心中久久郁结的黑暗和寒冷。
这个人叫陈原道，是上海南洋大学的教授，真实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因为传播过激思想，有赤党嫌疑而被捕。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思想啊，劳动者创造了一切，穷苦人才该是世界的主人，上海的工人怎样热火朝天的争取自己的权利，学生们又是怎样怀着满腔热血在街上宣传抗日。手上的镣铐似乎像纸糊的一样轻，因为最有力量的反抗者怎么可能被它所约束住?一旦把它砸个稀烂，全世界的劳苦人将迎来最彻底的解放!
解放，这新鲜的字眼冲击着少年的内心，他张大了嘴巴，仿佛刚刚见到宝藏的阿里巴巴，恨不得把每一句话都深深的记在心里。剥削、资本、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原来那个大鼻子老外讲的那些都是真的，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全心全意为劳苦人奋斗牺牲的人们，原来这样的理想不只可以在外国实现，原来自己可以加入这样一支满怀崇高信仰的队伍!
三个月的牢狱生活，比十年的读书生涯都更深刻的教育了他。从此，少年坚定不移的选择了人生的道路，并在年老蹒跚时仍不肯放弃。
1968年，当年的少年早已是有着33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却被自己人关起来审查历史问题。十一月七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沈阳城大雪纷飞，而被仓促审查的他却只有短衣短裤，不但没有备用的衣物，屋里连暖气都没有。多亏曾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学习生活过五年，意志坚定的他竟然一夜安眠。第二天负责人满怀歉意的送来了冬衣，他反而不高兴了，因为这说明他的问题短期内不好解决，还要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
这一留，就是五年半。
后来有人问，你恨不恨那些抓你坐牢的人?
他豁达的说，共产党的牢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我也坐过。性质和待遇完全不同，国民党怎么会给你书看?那些人虽然审查我，但还给我马克思主义的书看，这就使我打消了与捕我、审我的同志的对立情绪。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自然不会有什么怨恨。就是那几年，我好好的补了一下马列主义的课，看了百来本马列原著，想清了很多问题。
也有人问，你当时是正当年的高级干部，为这耽误了前途，不觉得可惜吗?
他却说，当时我时时想出狱，似乎天天做梦都是在外面自由自在的活动，但是，白天我却担心早出狱。一出狱这些书就没有功夫看了，而且要看的东西很多很多。看书学习后，总希望有更多时候保证看完，按计划恐怕还不够呢。
他不是没有出狱的机会。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到东北视察。由于他此前在工业领域卓著的表现，邓小平专门点名要见他，有关领导紧急派车把他从沈阳接到了鞍山。吃饭时邓小平夫人卓琳还对他说：小平刚出来，什么都不知道，生产也不懂，要靠你们了。
他不为所动，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吃完饭就又回到沈阳继续接受审查，直到组织确实证明他历史清白，才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走回工作单位。
他的历史问题，除了两次被捕，就是曾在苏联学习过。在那里，这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用比一般人双倍甚至三倍的努力，仅五年就拿到了副博士学位。这对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奇缺的工业战线，是一块纯度很高的金字招牌。
考虑到他出国前就已是鞍山钢铁公司的总经理，这次又拿到了一张洋学历，组织上暂时安排他继续当鞍钢的总经理，飞黄腾达的前程似乎在向他招手。
然而如同当年他不愿安于总经理的高官而非要去苏联学习深造建设祖国一样，他又一次拒绝了这个含金量与他的学历不遑多让的位置，申请去当生产总指挥，为此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批评指责也在所不惜。
也许正是这种冲在前线的精神，让他的手下成长出孟泰、王崇伦这些至今还留在共和国历史课本上的劳模人物。可在1958年，由于中央一线负责人头脑发热，大炼钢铁的浮夸风吹遍神州，直言反对小土群的他被毫不客气的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反面教材。
坚持正确路线虽然难，无非就是丢官挨骂，可要是不顾客观实际，糟践的却是老百姓辛辛苦苦建成的这份家业。一时澎湃的浪花也许会让很多人心驰神往，但潮水退后，只有屹立的礁石，才会留下永恒的坚定。
于是哀鸿遍野的1960年，他领导下的鞍钢反而放出颗货真价实的大卫星。
这就是赢得毛泽东极大赞许的鞍钢宪法。当时重新回到一线主持工作的毛泽东兴奋的为它写了一个长达六百字的批语，称许道“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并向“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提出要求：“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
幽默的毛泽东还当面拿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打趣说，苏联有个“马钢宪法”，咱们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得到以自己名字命名一种工作方法的殊荣，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他按照群众路线主持土改工作，“马宾的工作方法”经陈云撰写社论后向全东北局推广。
鞍钢宪法的提出是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这正式宣告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管理思路，从而能够不再单纯遵循苏联工业化的模式，而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走一条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就这点来说，怎么颂扬它的重要意义也不过分。
毛泽东向全国推广的“鞍钢宪法”和陈云向全东北推广的“马宾的工作方法”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体现。具体操作则是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这一步，甚至走到了西方的前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后来流行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先声。日本丰田公司的管理奇迹中，也有着它若隐若现的身影。
一战成名，他想不升官也不行了，冶金部常务副部长的担子压到了他身上，七级的技术级别令他足以与两弹元勋钱学森平起平坐。
然而他还是那个平常的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过不是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把这么朴实而坚定的路慢慢走下去。
有了新的身份，他也就有了资格搬进翠微西里的高干住宅区。
但既然他还是他，那他也就不可能心安理得的住在这里。
从他搬进来那一天直到退休后，但凡有机会，他总要和见到的人说说话：卖菜的小阿姨、修水管的年轻师傅、站岗的武警……他管这叫联系群众，还开玩笑说是几十年来养成的老毛病，改不掉了。从他们嘴里，老人听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去市郊进菜的劳苦，听到了买不起房子的辛酸，听到了现实中种种电视上电台里看不到也听不到的事情。就因为这，他自愿放弃了国家对老干部医疗上的特殊照顾，只因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不能容忍把看不起病的老百姓的救命钱花在自己这把早晚要去见马克思的老骨头上，也不能容忍把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分一毛积攒起来的国家财富变做个人的享受来源。有人说老爷子不像个老爷，倒像个勤务员。老人一听就乐了，可不是嘛，我们共产党就该是人民的勤务员。
时不时和老百姓拉家常
既然是勤务员，就不能占用领导的财产。在90年代的改革中，国务院曾发过文件，在翠微西里居住的老干部，可以出钱将居住的公房买下。当然，价格会有明显的优惠，这也是对这些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们的一份关照。
但是老人不干，至今还每月交着租金，等他见马克思后，这房子就将由国家收回去，不占人民一点便宜。
老人这么做，未免有些不近人情，许多老战友来劝说，却碰了一鼻子灰。都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可名字更像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诗句的马宾老人，却把老战友们安享晚年的时间用来向一贯的信仰做起了加速跑，用实际的行动去践行自己无悔的誓言。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一次国家对小区进行整体装修的时候，专门派人给老人捎话，希望老人不要那么固执己见，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但老人还是不为所动，不肯拿国家一分钱来装修个人居住的房子，甚至不肯把阳台封闭一下好防盗贼——何况他除了一屋子书，也实在没什么好偷的贵重家当。
马老家的阳台是全小区中唯一一家没有装玻璃防盗窗的
直到今天，除了客厅和卧室朋友们送的字画，老人所住的六居室，依旧素面朝天。由于卧室太大，字画也挡不住裸露的墙皮，老人干脆把报纸上油画一样色彩绚烂的地产广告撕下来粘在墙上。与它们并列然而位置更高的，是一排古文：魏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的《谏太宗十思疏》、苏轼“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前赤壁赋》和诸葛亮“庶竭驽钝攘除奸凶”的《前出师表》，与它们之间的一副苍松图，相映成趣。当老人起床后，略一翻身就可以看到这些先贤的警句。
而老人床铺所紧邻的墙上，同样是一排字画：欧阳修斥责“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的《朋党论》、刘伯温针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卖柑者言》和老人崇敬的毛泽东赞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卜算子·咏梅》，在它们之中，则是一幅目光炯炯的白求恩像。或许，我们不难想见老人将它们贴在床边的用意和期许。
老人的坚持不仅令有些人如坐针毡，更令很多人对他满怀敬意，有人手书了王安石“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会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的条幅赠给老人，老人高兴的将它挂在了客厅，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做伴。
与它们一起在客厅挂着的还有一幅十几年前的老旧地图，苏联早已被俄罗斯取代，但地图上逐渐由红褪色成白的中国却仍像等待高歌破晓的雄鸡一样，静静的屹立在东方。
老人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当然不肯坐视中国在外来势力的和平演变中重蹈苏联的覆辙。利用曾担任过一位国家领导人上级的关系，老人在垂暮之年像年轻人一样，满怀勃勃爱国之心，一次又一次的向国家领导人上达民情，大声疾呼要正视共和国的历史经验，重视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安全，浑然不去考虑这是否会引起有些领导的不满，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物质待遇。有些视他如眼中钉的经济学家背地里给他送了一个遗老的外号，诅咒他岩石样的忠诚是“守节”。同样是这位经济学家，像爬行动物变色龙一样善于改换门庭。当他“左”的时候，甚至不让妻儿坐沙发，说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而当他右起来的时候，则生怕不能一夜间砸烂所有工人的铁饭碗，让中国得以残留一点计划经济的痕迹。相比马宾老人礁石一样的坚定，他就像浪花的泡沫，得势时巴不得铺天盖地压倒一切，退避时又恨不得把自己做过的错事通通抹去。当人们质疑他鼓吹的市场经济实行几十年来，为什么人们反而不如清贫的毛泽东时代更有生活保障和安全感时，他却诡辩这是因为中国实行的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权贵市场经济。因为这样的言论，他被吹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则像老人从街坊间那些普通人那里听来的一样，因为医疗教育和住房的产业化而日渐困窘。
其实老人本来有机会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享有更高的声望和利益。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面旗帜，也作为和经济学家的老师孙冶方同代的老学者，只要他肯点个头说两句违心话，不尽的光环和黄金绝对将争先恐后的向他涌来。1984年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发展轨道的莫干山会议上，老人是到场最高级别的干部。在许多当今声名如雷贯耳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转向的时候，他就已然在经济改革的潮头巍然站立了。
然而老人看清了这个潮头将会留下什么，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做一块镇海的礁石，阻挡将以改革名义滚滚推动的私有化浪潮。他或许没看过戴维·霍夫曼的《寡头》，但他肯定会对里面邱拜斯的一句话洞若观火：我有私有化的权力，我终结了共产主义。
随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俄罗斯直到今天的经济和民生数据都还没有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准。在疯狂掠夺国家和人民资产的私有化浪潮中，因为通货膨胀和政府无力，俄罗斯由于酗酒和贫困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超过了四年卫国战争时期。
如果多年奋斗的成果会被这样葬送，他将无法面对那些牺牲的引路人和同志的眼睛。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的1941年，他刚和一些同志从国民党的层层铜墙铁壁中艰辛突围成功。那一次他的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近万战士只有两千余人在历尽波折后重新回到了队伍。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不曾退缩过，面对这个他和他的同志曾为之挥洒过无数血汗的国家，他又怎么可能退缩。如果当日的奋斗只是为了今天有六居室的房子，有高额的退休金，有国家全部负担的医疗，那和拿战友的命换自己升官发财还有什么区别?
在老人的屋子里，没有其他战友家中那堆了半墙的营养品，没有他曾经的学生家中那整柜整架的古玩洋酒，有的，只是堆到屋顶的书籍资料和成箱成箱的A4纸。他家甚至没有一台电视机，最贵重的家电，也只是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这些简单的器材，把他关心的新闻打出来，把他火热的思想打出来，变成一把把大刀，砍向那些偷偷蚕食他和战友建立的这个国家的鬼魅。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当那些时代的弄潮儿得意洋洋弹冠相庆于新西山会议上的图穷匕现时，老人就像一尊门神、一团火炬，用生命和信仰的热量告诉人们，还曾有这样一代人存在过，而他们所奋斗的成果，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被攫走。
在苏联留过学的老人，不会对这样一段话陌生，如果你能够和他坐在一起，听他讲那些过去的故事，或许他会坚定而缓慢的一字一句将这段话背给你听：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经历，都已经献给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进行的斗争。人，应当赶紧活着。
他还以自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一生为这段话做了一个注脚：
人，应当有意义的活着。
99岁高龄的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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