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8日，驻长春的苏联红军撤退后，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东北局迁到长春。同时，苏军撤出了吉林，中共吉辽省委迁到吉林市办公。4月19日，东北局发出“五条指示”:为了能迅速地深入地发动群众，同时解决干部缺乏的困难，除了个别地区外，地委、军分区一级一律取消。在省委与县委中间可设立中心县委，协助省委领导附近县委的工作。同时各级特别是县级党政军民机关，必须短小精干，留极少数干部主持即可，绝大部分人员应分散下乡或到工厂中去发动群众。
1946年4月底，吉北地委撤销。省委决定建立榆树中心县委。5月初，邓力群到榆树中心县委工作。邓力群在榆树中心县委组建初期，担任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过了一段时间提拔为榆树中心县委副书记。榆树中心县委分工安排邓力群到五棵树区去工作。此前，五棵树区已经建立了区政府、区中队和区工作队。东北民主联军的吕正操、张秀山等率部先撤到五棵树区。部队准备在松花江江北设防，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参加的成员只有榆树县和扶余两县的领导干部。邓力群代表榆树中心县委去双城县参加了一次战地动员会，主持会议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
革命低潮时期群众的冷淡和逃跑。四平战略转移后，东北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很多，榆树县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北民主联军正在经榆树县陆续后撤，邓力群和警卫员张有祥两个人骑着马往榆树北面的双城县后撤。凡是经过的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人站岗放哨，看到有穿军衣的一来，一声呼啸，人就跑光了。村里的青壮年都跑掉了，牲口和大车也都赶走了，只剩下老弱病残。邓力群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难过极了。东北地区一些没有觉醒的群众，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不实际的幻想和根深缔固的正统观念，对共产党了解不多。不少人认为租地交租金是天经地义的。农民仇恨地主阶级，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但又普遍存在着怕变天的思想，不敢起来斗争。群众还没有从亲身体验中辨别出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坏。残酷的现实下的确是这么一种情况。当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在东北老百姓中的影响还很小。共产党要在东北稳住脚跟，必须努力做争取群众的工作，迅速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否则，会由于没有群众支持，站不住脚，陷入不利局面。在从榆树县去双城县的路上，邓力群痛苦地感受到，没有群众的支持，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各项工作就会是死水一滩，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随军撤退的邓力群。驻扎在榆树县的部队是六纵16师，六纵副司令是杨国夫，副政委是邓力群在中央党校五班的刘其仁。部队吸取在辽宁撤退时的惨痛教训，要求地方干部随军撤退，避免被敌人杀害。榆树县委指示邓力群带领五棵树区的干部、地方武装区中队，同六纵一起撤退。经过动员，同邓力群一起撤离的区政府工作人员一共有四五十人。
随军撤退暴露出五棵树区干部、工作队员的革命坚定性。在向双城撤退过程中，由于平时政治工作薄弱，五棵树区的干部、工作队员有开小差的，区中队的干部、战士也有开小差的。当时区中队战士一共有三十多人，和邓力群一起撤离的战士有二十来人，而且是在没有战争，没有敌情的情况下，一个晚上走下来，区中队的战士就一个都不剩了。他们就是害怕革命战争，没有起来英勇斗争的勇气，还不懂得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溜走时都找个理由，比如说我去小便，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们临走时，没有一个人携枪逃走，把枪放在撤退队伍的大车上。在共产党军队暂时失利的背景下，他们处于观望状态，见风使舵，左右摇摆，不愿意拿着枪杆子和共产党一同奋勇作战。最后留下的还有二十多人，邓力群率领二十多人撤退到三岔河，然后又走了一天，到达双城县。刚在双城住下来，就得到上级通知，敌人没有跟进追来，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派部队驻守松花江江防，命令随军撤退的地方干部回原地继续开展工作。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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