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与后来成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相识了，并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作者:tianyizhenren 于 2007-04-03 14:49:29.0 发表 来自：
“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1)
1920年1月25日上午8时许，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内，响起一阵阵低的哀乐。胸佩白花，臂带黑纱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走上“悯忠台”上所设的灵坛，庄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稍顷，一位身材修长、颇具学者风度的青年走上祭坛，毕恭毕敬地向挂在灵堂正中的遗像三鞠躬后，哽咽地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这位青年，就是率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驱逐湖南督军的毛泽东。他作为死者的学生，以言辞悲切，声泪俱下的倾诉，追念这位令人无限敬慕和思念的逝者———著名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字华生，又名怀中，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试，一举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开始在乡间教书。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藉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有“秀才”底子，但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思潮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于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毅然告别了故土，离开了亲爱的妻儿，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上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在弘文学院，杨昌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特别优秀，因而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后来，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长沙。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在此期间，杨昌济与后来成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相识了，并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结束了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一师任修身教师，毛泽东也转入合并后的一师范继续学习。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师，专门就一个普通学生的家世和履历写下一篇日记，已属少有;“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出自于一向严谨的杨昌济之口，则更为鲜见。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杨昌济对出身农家的学子毛泽东，是何等的看重!
杨昌济写下这样的一篇日记实非偶然，他的确十分器重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教学活动中，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毛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等，都令他刮目相看。身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杨昌济尤其赞赏毛泽东那独特的为学之道—————他在不断的摸索和借鉴中，选定自己的学习目的是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真谛;他认识到学问在于勤学积累，因此严格要求自己刻苦攻读，持之以恒，成为一个“苦读生”;他拜师访友，求学问道，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求教，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不动笔墨不看书，自觉养成独立思索的精神，在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博与专的相互关系上，均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不读死书，而是不断地面向实践，立志读通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透过毛泽东个性中显示出来的许多极富特色的品质，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生，堪称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故鼓励毛泽东以梁启超等湖南的杰出人物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此后不久，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
“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2)
杨昌济如此喜欢自己的学生，那学生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呢?在后来给已赴北京任职的原一师历史教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当时一师的教师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师，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
那时，杨昌济的寓所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批青年学生，登门求教。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都是“板仓杨寓”的常客。
尤其是毛泽东，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是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种学习机会。在这里，他或请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解疑难问题，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所学，必多裨益。
杨昌济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了《论语类钞》等教学参考书，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将这些书籍和讲义送给前来求教的学生，供大家学习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为了使学生不囿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浏阳正街李氏芋园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1914年冬天到1915年秋，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等人没有回家，就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和王立庵二先生辅导哲学和数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这期间，杨昌济和他的学生们曾有过一次小别。那便是1915年夏季的那场学潮之后，杨昌济为抗议校方处分他喜爱的学生毛泽东的专横做法，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未在一师教课。但尽管这样，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一扯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杨昌济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远。正像他自己所言的，“君子所泽，源远而流长”。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湖南近代有识之士的学说。而立之年后，他留学日本六年，就读于英国三年，并游历了德国、瑞士，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这样，他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又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通过教学竭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在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是刻意模仿。在这种师生相亲相得，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处于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杨昌济接受了宋明理学中个人修养和立身处世的有益成分;他又考察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并加以批判、抉择、融汇，自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杨昌济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中体西用”论者，因而，他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杠架;他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礼、诚、廉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学思想上，他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伦理学观点中也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都带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与国家的远大抱负，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一师青年学生，曾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
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期间，杨昌济和他的学生们曾有过一次小别。那便是1915年夏季的那场学潮之后，杨昌济为抗议校方处分他喜爱的学生毛泽东的专横做法，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未在一师教课。但尽管这样，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一扯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杨昌济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远。正像他自己所言的，“君子所泽，源远而流长”。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湖南近代有识之士的学说。而立之年后，他留学日本六年，就读于英国三年，并游历了德国、瑞士，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这样，他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又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通过教学竭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在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是刻意模仿。在这种师生相亲相得，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处于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杨昌济接受了宋明理学中个人修养和立身处世的有益成分;他又考察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并加以批判、抉择、融汇，自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杨昌济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中体西用”论者，因而，他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杠架;他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礼、诚、廉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学思想上，他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伦理学观点中也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都带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与国家的远大抱负，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一师青年学生，曾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
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3)
杨昌济极为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以严，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以此为基点，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练方面，他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等。这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作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致谈论那些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入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著精神，在读书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
向老师学习，毛泽东也成为刻苦治学的范例。他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的书上，他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评语。在他最喜欢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考订、批评和称赞，朱墨纷呈，琳琅满目。因此，他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苦读生”。
此外，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的……
以自己的全部人格，以坚强的道德信念和良好的道德习惯直接影响学生，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杨昌济成功的、也是非凡之处。如果说，在教育人、培养人的过程中，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的话，那么，杨昌济确是一位言行相顾，表里如一，以师示范，言传身教的良师。
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他认为，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在将来担负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担当重任。因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刻苦顽强地坚持体育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以来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收到健身养生的功效。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积极指导实行，以此推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杨昌济关于“三育并举”、“身心并完”的教育思想以及大力提倡体育活动的做法，很对毛泽东的心路，因之深受他的欢迎和赞同。
师法杨昌济先生，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根据他的回忆，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他正朝着“身心并完”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精神上并不觉得轻松和心安理得，他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谬误，学校教育把体育当作“杂科之末”，极不重视体育锻炼。从一师范的情况看，校方虽然注意体育工作，但存在“锦标主义”，单纯追求运动成绩，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目的，以致许多学生的体质极度虚弱，有的人甚至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1917年，仅毛泽东这个班便有七名同学不幸染疾身亡，这令他非常伤心。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平白如话的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以此尖锐批评学校当局对于体育只重形式、不讲实效的弊端，同时也在于唤醒全校师生吸取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惨痛教训，提高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这以后，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才能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以使学校教育真正做到“三育并举”，进而达到不仅个人“身心并完”、整个民族亦当“身心并完”的理想境界。于是，他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受到杨先生的赞成。杨昌济还和他一起专门讨论了文章的体裁、结构和选材等技巧方面的问题，指导他拓宽思路，放开手脚，结合所学过的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和历史掌故，写好这篇文章。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写就了一篇长达七千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月1日以“廿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的，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4)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这是一个春光明媚、草木生辉的日子。在岳麓山氵荣市湾蔡和森的家，聚集着十多位青年学生，他们正在这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新民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关于它发起的原因和经过，在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有周详的叙述：“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发起原因，一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成为一个迫使讨论的问题。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原因之二，是为了“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于是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从毛泽东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新民学会的成立与杨昌济关系紧密———它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经常“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深受老师“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
在几年的师范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置身省城长沙，亲眼看到了“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青年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宁静，他不能不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及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悄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唤醒着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几乎从创刊之日起，他就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为了将一师的进步学生聚集在《新青年》周围，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门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杨昌济还热情鼓励学生向它积极投稿，如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便是在他的支持和推荐下，才得以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的。与此同时，杨昌济自己也积极给《新青年》撰文，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以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影响学生。毛泽东从老师杨昌济那里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这期间，杨昌济不仅影响毛泽东去接受《新青年》的思想主张，还引导他去接近另一个团体———王船山学社，或称王夫之研究学会。在杨昌济的建议和支持下，毛泽东曾出席船山学社的会议，参与学会的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培养了他的集体意识，为他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作了经验上的积累和准备，使他产生了集结同志、组织社团的愿望。
到这时为止，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已清晰明了：要建功立业、匡世救民，就必须改造国家和社会，但要彻底改造中国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三年五载便能完成，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就能办到的，除了本身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之外，一定要联合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这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地长期奋斗，方能有所成效。
毛泽东开始行动了。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的：“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保持聚会。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和萧子升任教的楚怡小学教师宿舍，还有老师杨昌济的“板仓杨寓”，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是他们讨论的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经过严肃认真的反复讨论，大家达成一种共识：个人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取，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再过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该追求一种动的生活和团体的生活。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形成的“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这一结果，提议组织一种严密的团体，成立一个学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蔡和森当即提出了会名，他根据《礼记·大学》篇中“在新民”和《书经·汤诰》篇中“作新民”的意思以及谭嗣同、梁启超倡导过的“新民之道”，认为“新民”二字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用这个名称最能代表时代精神和大家的意愿。大家听了他的解释以后，都觉得很有意思，都同意将团体名称定为“新民学会”。这样，水到渠成，新民学会就应运而生了!于是，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记载和当事者的回忆，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14人，最初会员是22人。会议最后举行了选举，会员们首先推举毛泽东为总干事，他谦辞了;最后由萧子升任总干事，毛泽东和陈书农为干事。不久，由于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所以新民学会的会务，实际上一直是由毛泽东负责主持的。会议还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它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纪律，与杨昌济关于“修身”和伦理道德的一贯主张是相吻合的。
成立大会后，新民学会这个富有希望和生命力的团体，便在毛泽东等的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基本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一大“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一师的精英，又是湘中的人杰，都是同毛泽东一样师承杨昌济等良师的。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他创建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因之，如果我们撇开成立新民学会的政治意义不讲，单就毛泽东的个人成长而言，它不啻于是他通向成功的基石与阶梯……
今天，当人们探讨和评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时，我们千万不应当忽略他的老师杨昌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先生是新民学会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接到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当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临别之时，毛泽东和同学们到火车站给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前，杨昌济再三嘱咐：“润之，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汽笛声中，师生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结束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学生生活。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同学中的大多数人不想急于谋职，都希望趁年轻继续升学深造，可是又苦于缺钱，连自学的栖身之所和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因此大家在彷徨的状态中渡过这个暑假期。这期间，毛泽东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指路。
正当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5)
毛泽东、蔡和森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专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随即，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负责联系有关事宜。不久，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二十多人，从长沙启程赴京。由于沿途辗转，约在9月上旬才到达北京。
这次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出远门。在古都北京，“身无半文”的毛泽东，得到了杨昌济先生慈父般的关怀和照顾。
初到北京，毛泽东和同学们吃住都很困难，凭杨昌济全力操持，大家才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三间小房子安身，这便是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毛泽东则被杨先生留在家里，由于房子较窄，只好和杂役挤在一个房里睡觉。吃饭也在杨先生家里。有时，师母向振熙还特意为他做几样可口的湖南家乡菜，让他饱饱口福。在杨家，毛泽东体验着老师全家亲人一样的挚爱，他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到阔别的家里一样温馨。
当时，北京米珠薪桂。杨先生一家加上毛泽东和杂役，一共六口人过生活，全靠杨先生微薄的薪水维持，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要求杨先生帮助找事做。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展，便先把湖南来的青年安排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又推荐萧子升给法华教育会李石岑做秘书，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元，解决了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在师生频繁往来的日子里，杨昌济发现学生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赞许下，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北海，游览故宫，欣赏古都风光，体验着爱情的甜蜜。
作为父亲般的仁慈长者，杨昌济精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关怀着他的个人婚娶大事;而作为老师，杨昌济更注重毛泽东知识的长进，学问的更新。
在进入北大工作不久，根据杨昌济的建议，毛泽东利用自己身为北大职员的有利条件，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他除了在工作之余常去听哲学、文学、伦理学等系科教授讲课外，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其中的哲学研究会，是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等十二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起成立的，旨在通过定期的讲演和报告会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北大学术气氛。毛泽东通过参加这些团体的学术活动，汲取了新的知识，结交了名流学者。同时，为了使毛泽东接触知识界的名流，杨昌济还让学生利用工作便利多向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聆教，并推荐他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同他们讨论新思潮和各种问题。
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文化及各种思潮汇集和角逐的场所。在这里，毛泽东及时阅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对于毛泽东思想上的骤变，杨昌济是喜忧参半的。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主张人是应该有哲学头脑和思想信仰的;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更欣赏学生在对信仰追求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执著;但作为一个纯粹的教授和学者，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学生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而不希望他走什么政治之路。不过，他是一个开明而豁达的长者，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不久，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将从北京去上海，乘海轮启程去法国。毛泽东决定，放弃北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再回湖南，到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向杨昌济先生一家辞行，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刚回湘的毛泽东，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同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湖南五四运动的军阀张敬尧展开公开斗争。
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较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得悉老师病重的消息后，他顾不上旅途劳顿，立即到医院看望，以后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次前往探视。
和自己心爱的学生久别重逢，杨昌济感到莫大的安慰，病体就好像一下子康复许多。在那些日子里，师生常常在医院轻声细语地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湖南局势，谈国家、湖南和毛泽东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当杨昌济了解到学生自前次分别回湘已有所作为的情况后，内心非常高兴。
但是，杨昌济心中明白：他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感到有一桩心事尚未了，这就是要把毛泽东和蔡和森推荐给有关教育当局，以便在自己故去以后，有人对他们加以提携。于是，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后，杨昌济感到浑身极度轻松、爽快。他在临终前与友人谈话时还说：“吾意正畅。”然而，就在他说罢这句话时，便溘然长逝了!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
病魔终于夺去了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就在杨昌济逝世以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朱剑凡以及毛泽东等二十多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毛泽东还与杨开慧、杨开智兄妹一起为先生守灵，以尽人子和学子之孝。
痛失良师和慈父，毛泽东尤感悲恸。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只好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就在杨昌济逝世后的这年冬天，毛泽东和老师的爱女杨开慧自由结合了……
十年树林，百年树人。从1913年在四师与杨昌济相识至1920年先生谢世，毛泽东承蒙老师长达8年的教诲之恩，良师的谆谆教导如春风化雨，催他成材;再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经过28年风风雨雨的磨练，他终如老师所愿，长成一株拄天大木———成为中华民族这泱泱大国的主席和数万万中国人民拥戴推崇的伟大领袖!
前人栽树后人歇荫。成功越是巨大，好念旧情的毛泽东越是忘不了杨昌济老师的再造之恩。怀念之情夹杂着些许忧愁和感伤，常常啃噬着他那颗永不安逸的心———杨先生走了，开慧也走了，他们未能等到这一天就都永远地走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把对老师杨昌济和妻子杨开慧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嫁到他们的亲人身上。在长辈当中，岳母加师母的杨老太太向振熙，是毛泽东最关心和牵挂的一个。
为了保证向振熙老太太安度幸福晚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并供给足够的生活费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检查发现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就这样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