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英(中)与陈永贵等一起在大寨规划山河治理
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又相继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合称“三面红旗”。
陈永贵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同贾进才、贾承让等人多次商量，不断地说：“在跃进年里，咱们可得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多增点儿产量。”
贾承让说：“没问题。”
贾进才干脆说：“永贵，你说咋干就咋干。我看咱村的条件今年比往年好，
人们的心气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坚定了。”
陈永贵坐在炕沿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最后说：“增产可得拿实法儿，不是挂在嘴上说几句大话就行了。”
承让插话说：“想实法儿，咱们的法儿都想过了。听说县里最近在分配化肥，你能不能到县里去找张书记，多给咱分配点儿。”
陈永贵说：“承让，这事咱从来没干过。县里的化肥是按卖余粮的多少分配。你忘了?张书记多次讲，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凡是国家用钱、物照顾起来的典型，都长远不了，就算富了人们也不赞成。张书记所以对咱们大寨一直很重视，周围的大队也赞成，就因为咱是自己干起来的。”
进才说：“对，这个口不能开。”
随着大跃进的呼声越来越大，报纸的报导劲头也越来越大，各地的指标也定得越来越高。什么达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好像一夜之间能变化了。陈永贵对此产生了怀疑，他想：这产量增加总得有个条件呀！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快？这鼓的是真干劲，还是假干劲？
一天，我到大寨下乡，问到陈永贵今年的指标是怎么定的。陈永贵说：“今年可能能达纲要。可是有些地方变化那么快，究竟怎么样呢?”他把自己最近的一些想法向我谈了出来。我也不好解释，就说：“可能是人家的条件好、潜力大。咱们的潜力也不小，也需要挖，不过得一步一步来。毛主席讲，得鼓实劲，不能鼓虚劲。”
陈永贵说：“对，这话说到我心上了。就得鼓实劲。我今年的肥料比去年增加，玉米也计划深刨，各项措施算起来，达纲要应该没问题。”
可是到了这年9月份，《人民日报》刊登了麻城县水稻亩产3万6千斤，山西洪洞县说他们的小麦亩产可以达到8万9千斤。这些消息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有点懵了。一天他到县里找我，走进办公室，我招呼他坐下抽烟，看他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想说什么，又不敢往出说。我看出他有心事，就主动说道：“老陈，你有什么话?说吧!”
陈永贵这才说：“张书记，你看我的思想是不是有些保守?”
我听出这话里有话，就沉思了一阵，说：“我看不出你有保守思想，也没听人说你有保守思想。”
陈永贵说：“可是报纸上登的亩产3万6千斤水稻，还听说小麦要亩产8万9千斤，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听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就笑了，说：“现在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人家胆子可能比咱们大，就让他们大吧。不过，我听说那麻城亩产3万6千斤水稻是几十亩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移到一亩地里，要算总账的话，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
陈永贵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张书记，我想通了。我要回去了。”
我说：“再坐一坐，急什么?”
陈永贵说：“我是憋不住才来找你的，既然通了，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说着就要往外走。
我起身从桌上拿起一盒纸烟说：“你爱抽烟，拿上吧!”
陈永贵也不推让，把烟装到口袋里就走了。陈永贵总是这样，几乎每次都来去匆匆，有时三言两语，有时坐上十分八分钟，解决了问题，马上就走。我知道他这是赶着回去参加生产，他要走时，我也不怎么留他，其实留也留不住。这就是他的脾气，谁也无法改变。
秋天，我到大寨检查工作，陈永贵陪我看了大寨的庄稼。这年大寨的庄稼长得非常好，一派丰收景象。我问社员今年的庄稼怎么样，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今年真是个跃进年啊!大寨的地从来没有长过这么好的庄稼。”陈永贵也特别高兴，边走边说：“今年秋天压力大了。”
我说：“丰收了，应该高兴，有什么压力?”
陈永贵说：“收秋任务大。”
我一听就笑了，陈永贵看问题的角度总是有点与众不同。我说：“这个压力好。如果不行，机关干部可以帮你们收秋，无论如何要做到颗粒还家，不能把庄稼丢在地里。”
陈永贵说：“张书记放心，压力虽说大，我们一定能做到丰产丰收。”
这一年，大寨的粮食亩产由1957年的320斤猛增到540斤，不仅达了纲要，还过了“黄河”，产量一年上了两个台阶，确实振奋人心。
冬天，陈永贵代表大寨参加全省农业劳模大会。临走，社员们高兴地说：“这回咱大寨准是张飞的胡子——满脸。”他们以为大寨的产量这回可要在全省露脸了。陈永贵信心也很足，兴致很高地来到省城。但是扫兴的是到了会上一报产量，大寨亩产540斤的数字和其他先进单位报的产量相差甚远。这些先进单位有的报过长江，有的超千斤，有的是双千斤。陈永贵一听，又糊涂了。他想：去年我们亩产320斤，在全省已经算是不低了。今年猛增到543斤，超纲要，跨黄河，这就算撅折老腰，蹦得很高了。别人咋能过长江、超千斤?
在这种浮夸风面前，陈永贵思想上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这一年劳模会奖品很多，特别是上了光荣榜的劳模还能在“五一”节这一天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往年所没有的待遇。从内心里说，这些陈永贵都想得到，可是他又不忍心说假话。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陈永贵有点迷茫了。
这时，有的记者和地委领导动员他说：“老陈呀，你是老先进单位，不能掉队呀!”他们启发陈永贵把产量改成“双千斤”，以便顺利上榜。陈永贵几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最后，他下定决心说：“共产党员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不能哄人。说假话的事我不能办。大寨的产量是一秤一秤过出来的，我现在讲了大话，就会给村里塌下饥荒，大寨社员会骂我。这社会主义塌下饥荒，到共产主义也还不了。”
本文节选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张怀英是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本书是张怀英晚年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详细叙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和陈永贵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之路。书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拨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寨道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也倾注了陈永贵大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辱。陈永贵的命运折射了大寨的命运，大寨道路的命运，中国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命运。通过本书作者大量的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感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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