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八宝山送别陈映真先生

　　原编者按　12月1日，陈映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保马”公众号派代表前往悼念，并敬献鲜花和挽联。此文由吴子枫老师所作，保马借以表达对陈映真先生的深切缅怀。“您使我看见人间光明的存在，您使我看到人类幸福的可能。”陈映真先生一路走好!

　　上午八点多从圆明园出发，去八宝山送别陈映真先生。

　　北京今天温度依然较低，但天气晴朗，冬天的阳光照在行人身上，有温暖的感觉。

　　九点多，到达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院子大门外，看到门口立着一个很大的指示牌，上写着“大礼堂陈映真送别仪式”，指示牌左上角扎着一束鲜花。进了院子，发现已经有许多人等在里面，三五一群在谈话，胸前都带着白花，手中也都拿着一枝白花。鲁太光、刘卓、唐利群等朋友和我打招呼，告诉我先去签名。于是来到附近一个回廊，廊上摆着一排桌子，好几个签名册一字铺开，两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发放白花。我签名时看到不少熟悉的人名，王安忆、陈建功、蓝博洲、吕正惠、曾健民、黄纪苏、范景刚，李娜、计璧瑞等。领了白花和一本“陈映真先生生平”，回到院子里，又看到赵刚和蓝博洲等人，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没前去打招呼。

　　来送别的人越来越多，看到有不少年轻学者和学生。昨天约好今天见面的几个自媒体负责人，也都很年轻。近十点时，人们开始排队，队伍从大礼堂前排到了大院子中间，我和陈轩排在一起，聊着陈映真先生。我们都认为现在中国大陆反而没有陈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了，为了信仰，可以孤身一人，如此坚毅。我们排队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向遗体告别完毕的人从左边的门出来，我看到头发几乎全白的赵刚老师在门口无目的地走到一处，又走到另一处，脸上很悲痛又似乎很冷静。还有几个记者围着蓝博洲在采访。还有几个老人，出来之后，被人搀着，上车先走了。在右边进门的地方，摆放着两个大花圈，有一个花圈上的挽联写着：“悼陈映真先生：您使我看见人间光明的存在，您使我看到人类幸福的可能”。这是借用陈映真先生翻译的聂鲁达的诗句，用在陈映真先生自己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我们随着队伍慢慢到门口的时候，司仪人员让我们由两人一排改为三人一排，然后依次进大礼堂。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送别仪式，又是送别自己所敬重的人，生怕有失礼的地方，一举一动都看着别人。但在迈进门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大礼堂里在播放着录音，一个男中音在缓缓地朗读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播放的是陈映真先生朗读自己的小说《铃铛花》的录音。

　　大礼堂正中央，陈映真先生的遗体躺在鲜花之中，正前方，还有许多送别的人刚献上的一束束鲜花。礼堂左右和正面都摆满了花圈，花圈上的挽联排得密密的。之前我打电话向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询问，希望代表“保马”同仁向陈映真先生敬献花篮和挽联，但工作人员说花篮已经摆不下了，挽联会尽量帮我们排上去。所以我在等着的时候，很快浏览了一下挽联，发现进门不远的地方，在叶嘉莹先生献的挽联边上，就是“保马”同仁献的挽联，看来那位工作人员非常尽心。已经轮到我了，我和另外两位不认识的朋友缓步走上前，向陈映真先生的遗体深深鞠了三躬，然后绕着遗体去问候家属，在左转的时候，我看到了陈映真先生的脸，显得很大，很安详。我当然知道他已经去世了，但却又似乎能透过他的脸，想见他的活的灵魂。我想，所谓的灵魂，就是他的思想与情感吧，那些都已经通过文字永远留在了依然活着的人的心里。

　　陈映真先生的家属，我并不认识，到他们跟前时，看着他们的悲伤，我不知道说什么，也没来得及和他们握手，只是向他们鞠躬，表示在这个时刻，我们是与他们在一起的。出了大礼堂的门之后，我们几个朋友在那里心情很沉重地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话。过一会儿看到人们又都回到大礼堂，说是要给陈映真先生唱《安息歌》。有位朋友轻声说，为什么唱“安息歌”?唱基督教的歌?我一开始也认为是这样的。但我们还是跟着再次进入大礼堂，人们已经在陈映真先生遗体前站成一排一排的，开始齐唱“安息歌”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不是基督教的“安息歌”，而是另一首“安息歌”。我想起蓝博洲老师讲座时提到过，台湾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枪决前，狱中的同志们一般都会唱“安息歌”为他送行。回来查了资料才知道，这首歌最早是1945年为纪念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所做的，但后来在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成为狱中送别即将赴难的同志的告别歌，只是把其中的“同学”改成了“同志”，歌词是：“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在送别陈映真先生的仪式上听到这首歌，感觉特别沉痛，为陈映真先生，也为那些一直在战斗的台湾同胞，同时我也为自己居然不知道这首歌而感到羞愧。而且，直到最近看了《幌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我才了解到那些台湾共产党人在“双战”结构和两岸分隔的情况下，为了信仰、为了新社会而孤绝斗争的悲壮历史。

　　唱完“安息歌”，大家出了大礼堂，但很多人没有散去。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着陈映真先生的一生，谈论着台湾和大陆的现状，但仿佛只是为了打破那令人难受的沉默。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看到几个穿军人制服的年轻人抬着陈映真先生的灵柩从大礼堂出来，前面抱着遗照的，是陈映真先生的夫人，她的神情显示着她整个人已经对身边的事物没有感觉了，我不忍多看。军人齐迈着正步抬着灵柩走近，让我感觉他们抬着的是一位牺牲了的战士。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的灵柩都是这样抬的，但我觉得这种庄重，是特别适合于陈映真先生的。灵柩出来时，人们马上立成了两排，看着灵柩被抬上灵车，然后目送灵车缓缓开走。灵车开走了，院子里显得空空的，只剩下一些送别者，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很久才散去……

　　身边朋友看着灵车开出大院，轻声问了我一句：“你说我们什么时候也这样走了啊?”我忘记了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回到住所，为“保马”写送别陈映真先生的简讯，对着电脑，却不知从何下笔。头脑中一直回响着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陈映真先生虽然不是在革命年代牺牲，但他却一直走在那场革命所开辟的道路上，并为那场未完成的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