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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毛主席的老战士继续革命带头人——马宾

2017-03-29 12:34:2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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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歌会编者按】“鞍钢宪法”首创者、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老前辈马宾于3月27日在京逝世,令人悲痛。为让广大网友深入了解马老,再发此文,以表最深切的哀悼。

  作者按:今年(2016年)正月初二是马宾老102岁生日。因为整整住院1年了,被其女儿以“防感染”为由“谢会后与外界隔绝了,致使跟随马老继续革命的同志们无法探视,更谈不上给他祝寿了。考虑有网友索要我汇辑的这本白皮书原稿,故拟发在网上,兼做对马老的生日祝贺!

  忠于毛主席的老战士继续革命带头人

  ——写马宾读其文谈其人随其想

  陶 冶编著

  二〇〇九年八月 

  马宾老人是安徽滁县南关宝塔村人,生于1914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二,本名张源。小时候读私塾,后来从私塾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那个学校在无锡孔庙旁边,他在无锡读书时暑期留在无锡住校。因为受到同学影响,每日到图书馆看一本小说,一个月看了二三十本,思想有所变化,不满以至反对学校的老夫子,关心时事,参加了一个大字报组,反对“学究”、“夫子”,从而参加了(CY)组织。1932年——1933年之交的3个月,同几位同学一起,因为上街宣传抵制日货一道被捕,被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一个星期后家人送来一床被子和一罐豆腐乳。因为有了被子,一位老共产党员与他共用。他记得这位老党员叫皮留可夫,教他俄文唱俄语《国际歌》,不几天后就被枪毙了。接着来了一位深度近视穿一件缎子夹袍的商人,跟他谈了德国希特勒活动、日本侵略军活动和上海人民活动等国内外的形势。他感觉到这位商人绝不是商人。当时他只看过文艺复兴作品,普罗文学还未沾边。但是他有一股思想:仇恨有钱人,同情穷人。因此他对商人装扮的人没有好感,但两天后,这位与他同被窝的近视眼跟他讲又经商又读书,便讲起经济学来了,而且讲得很直白:讲资本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讲阶级斗争。他就这样在被窝里接受了马列主义。

  有一天,他被提审。后来弄清楚了,审他的人是个叛徒,就是顾顺章、徐锡根那帮人。他们问他:“你年纪很小,你看过这本书没有?”说着从另一个桌子上拿过来一本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他看了看,说没看过。审者说:“这本书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阶级斗争。可是我们中国是大贫小贫,没有阶级。所以在中国搞阶级斗争是不对的。你明白吗?”他说明白。他们就叫他回去想一想。他回到号子里跟那“同窝”说了。同窝告诉他:“你可不能写,什么也不能写!你说你明白,你的意思是明白他们讲的话,而不是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如果你写了‘明白’,他们就说你是同意‘中国是大贫小贫,没有阶级。’你是吗?”后来他们号子里的人都跟这位同窝商量如何对付审问。

  起初,这个同窝商人被提审,回来什么也不说,后来有一次他被提审,回来带不少罐头。他说叛徒把他认出来了,送给他一些罐头。他本想不要,想了想,还是带回来给大家吃吧!这时,大伙才知道这个商人原来是共产党人陈原道!

  有一天不知是谁起头全号子唱起了《国际歌》。唱的时候拘留所的头头(据说是所长)打开号子门,问是谁唱的?谁也不吭声。所长又厉声问是谁唱的?一位强盗犯站出来说:“大家唱的!”所长又问:“是谁领头唱的?”强盗犯向前跨一步说:“是我领头唱的!”所长知道面前是个强盗犯,吓得往后退,再不问了,把门锁上走了。强盗犯转身对大伙说:“你们唱!”大家向这个强盗犯表示感谢和敬意。

  本来预备那天开的座谈会,改到第二天了。第二天不知哪一位难友提议编一个小话剧,由他们号子里的人演出、观看。剧名叫《审判蒋介石》。

  1932年、1933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要错放一个,同时利用叛徒顾顺章、徐锡根等人来认、来捕。那个时候的宪兵司令部拘留所,每个把星期就屠杀一批。当头一天晚上听到铁钉皮靴声,打开住有“枪毙犯”的号子门点名时,就有人在入睡时不脱衣服,准备第二天就义。最早与马宾同睡的一位(不知道其名字)被宪兵点名后,把一个金牙摘下来和口袋里一些零钱放在一起,对他说:“我明天可能被枪毙了,留给你们买油条吃吧!”果然,第二天天未亮,外面大汽车响,那人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出号子门,嘴就被用布团堵上了。于是,这一天大家时而闷闷不乐,时而举行小会或是一起唱歌。这一切对于马宾这些还不是共产党员的青年等于上了向共产党员学习的“党校”。他不但学会了《国际歌》,还学会了《上海工人们》等革命歌曲。他就是从《国际歌》起,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同时开始学习俄文字母。

  号子里除了马宾最年轻外,还有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兵,大概是二十出头,一进号子就喊冤,说他一再交代不是共产党,可还是把他抓来了,送进号子等待枪毙。他口中念念不断:“冤枉,冤枉,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似乎未听说对其提审就枪毙了。大家对他虽然有争议有看法,却不交谈。

  进入1933年,似乎枪毙人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们狱中生活也越来越有意思,他们全号子几百人可以一起行动起来。比如,有一天要改善生活吃点锅巴,所长不给,他们就发动每人多吃一两饭,后来只好用锅巴来补充饭量。他们要求家属送菜进来,所长也答应了。这样可以从菜里带来外面的消息,连香烟也可以设法拿进来,没有火就用棉花裹稻草轧搓冒烟出火。还有一些互通信息、探听新闻的办法。因为马宾年纪小,只知道共产党们在活动在斗争,而对于陈原道根本不知道他先是河北省,后是上海市的党负责人,不知道他是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马宾就是从他的身传言教中最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共产党人气质的。后来由于有国民党要人(两名中央委员)出面,马宾得以释放。然而,对他来说,在拘留所的日子犹如上了一所大学,有幸遇到陈原道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老师。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出狱后因被学校开除,由于陈原道的介绍北上北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直到1937年他在上海,又等于上了一次学,主要是因为认识了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孙克定等人,组织文化界救亡工作,恢复了党的关系,直到“七七”事变。他先是转到皖南军部,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处长;后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他在黄克诚师长领导下的新四军三师工作,担任射阳独立团政委、射阳县委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11月他被秘密派到东北松江军区政治部任民运部长,随野战军在剿匪战斗过程中做地方群众工作。

  2003年3月8日,在办完陈原道同志100周年诞辰纪念会后,他在参加陈氏家族团聚时讲了话:“我为在座的陈氏家族同志们感到骄傲和荣耀,陈家出了陈原道同志!”“马克思主义者——陈原道同志是一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我不反对,而且很同意专门组织陈家父老兄弟姐妹们聚一聚,回忆回忆,高兴高兴,忆苦思甜!但是,要记住陈原道同志是唱着《国际歌》牺牲的!”陈原道的故居座落在安徽巢湖——滁县边界上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安徽出了不少历史人物,如包拯和李鸿章等,而陈原道和马宾是很近的老乡。他时常提醒自己:列宁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对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和这段历史,他是铭记在心永远不能忘怀的!

  马宾同志是知识分子干部,肯学习,善于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有理论,有实践,善于总结介绍工作经验。1946年春国民党进攻东北时,形势十分危急,林彪组织并主持在喇嘛台对面东北饭店召集开了一个全东北干部大会,安排他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学习〈为人民服务〉发动群众》的45分钟的报告。他站在一张四方桌上,听众都是站着,每人发一瓶北冰洋汽水、两个俄式小面包。后来陈云和高岗也找他去汇报工作。省委书记张秀山也间或把他找到机关写经验。这对他来说是得心应手、成竹在胸、左右逢源。他在宾县李家店、平山、玉泉、八家子一带做宣传、组织、救济、清算等工作外,还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向组织提供了许多地方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做一个小地区的工作。队伍转移到满井打了土匪之后,他即召集雇农分积谷仓的粮,不是他们直接对待群众,而是组织几个积极分子去领导分配。这些积极分子害怕土匪争抢、地主报复要求武装自卫,他们就给了几支枪。当队伍离开满井时,群众要求马宾同志不要走,他就留在满井工作,群众为他放哨、站岗,组织了人民自卫队。他从这些积极分子中,了解了社会状况,知道地方枪械很多,就组织群众向地主、汉奸家里起枪。地主的枪14年来未被敌伪搜去的都缴了出来了。在很短几天内,自卫军就扩大了,并且全部武装起来,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马宾同志发现了东北社会的特点是武装的农民反对了武装的地主、土匪、大排,斗争的规律是经济——武装——再经济。他调查了解了宾县的雇农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先由一屯一村做好,向外扩张,于是反奸斗争很快地发展到宾县西北广大地区中。领导斗争开始只有一两个老干部,很短时间内吸收培养了一批雇农积极分子干部。这些新干部去新地区发展工作的作用是很大的。

  接着,马宾带领共有14人组成的民运工作队到陶赖昭,选择距车站5里地的陶赖昭本屯工作。这里照本地干部说,是陶赖昭的封建堡垒,反动活动最厉害。他们进入陶赖昭屯子已经是下午,首先要找个地方放下行李。喝水、吃饭和休息,到什么地方呢?有人说到小学校,但是学生要上课,里面没有空房间。到老百姓家吧,开始还要集中吃饭,开会讨论布置工作,分散住不方便。于是找到乡公所,要求在这里吃住休息。乡长却派一个乡丁带路,要把他们领到姓吴的烧锅家——是个粮户,说那里吃住都方便。但是他们却觉得一不方便,二脱离群众,决定住在乡公所一个古庙里,安营扎寨后立即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很快发觉这样下去不行,工作队不能集中住在一起,一天傍晚开个检讨会,最后决定:第一项,分散住在基本群众家里,用自己的艰苦生活、待人态度来感动群众,在睡前饭后与群众交谈,了解群众要求,教育和组织群众多参加退积粮斗争。住在群众家里应注意两件事:一是要在他们家吃饭,吃后要付菜金和粮食;一件是什么地方都能睡,不怕虱子,不怕孩子哭,不怕马桶味。必须抱着这种态度和具备这种感情,即穷人的尿也是不臊的。第二项是逮捕和镇压坏人。首先是在区政府里当副区长的,他是老警察、老村助理,事变后不敢到屯子里,怕老百姓打死他,靠封建势力推选,个别人的附和当上了副区长,老百姓对民主政府有怀疑。逮捕他,让老百姓知道工作队真地惩办坏人。第三项是各个工作人员在晚间与群众谈话时,注意积极分子,在退积谷粮时选他们做头行人,开始培养干部。

  1946年6月1号,政府把当过警察署长的汉奸逮捕了,由陶赖昭屯农会通知各屯去分汉奸的粮。这样做法是由于战争情况紧张了,要更普遍地吸引群众参加和分得好处,各屯去了三四百人,男女老少到车站去搬粮食。隔江的反动派的炮打过来,群众乱了一下,但还是要粮食。同时农会干部武装起来,能有二十多人背枪。他们各处去抓副区长这个老警察。

  马宾在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1946年7月4日第2、3版发表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其中有这么一段:

  晚上,张福顺老头跑来说:“我儿子在松花江边种地回来,听说我做代表要粮,哭了,说中央军三天就到了,怎么办?”我说:“那怕什么!咱们拿的是积谷粮,先把肚子吃饱再说。不过这些坏蛋(指屯长粮户)不能不防。”向工作队要一根短枪,他说:“我这样已经得罪了粮户,他们都有枪,备不住在哪里给我一枪。我有一根小枪,打死后,我五十,他三十,还赚他二十岁。”我们说短枪没有,给长的。他说能不能找地主办。我们说可以向地主起。老头表示决心去干,他说:“八路得人心。”他说他从关里来,知道八路由一小块地方得到了大块地方,不会败。

  国民党飞机不断侦察轰炸,部队不断来往作战,江边上的老百姓都搬空了,可是陶来赖昭农会上变得更拥挤了,各排组织农会,发现十九个积极青年,他们热心地算着户口,解答各户的问题,反映群众的、也是本身的痛苦要求。十九个积极青年加上原有的几个代表,在昨日分到各户拉粮。

  有一家粮户不肯给。于是发动更多人到他家去,经过小小的斗争,给背了。群众情绪太高。有两个青年在头三天见我们干部就溜了,或者勉强地说有病。在这次斗争胜利回来说:“这是我带去的,他粮户不给不成。”可见落后分子在运动中也会积极的,碰到困难,经过斗争,情绪会更高的。

  战争空气更浓厚,战争威胁更严重,但是街上人多起来了,特别是会上的人多起来了,更特别是青年人多起来了。支持前线要的是群众,是人,特别是青年人。

  ……

  整个经过告诉我们:战地群众因受战地威胁,是较困难发动的,但是只要深入群众,体贴群众,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群众就会接近我们。只要懂得:由最有理、最易斗的斗争开始,引导群众行动起来,得到好处,多多少少得罪了地主,然后引导到深入斗争,武装斗争。起初认为要积谷粮,对伪满说得过去,是有理的,中央军来也说得过去。但在退粮中也发生了口角,由于言语冲突,积极行动,进一步得罪了地主。由于害怕又武装起来,再加上群众拥护,阶级的仇恨心增强,畏惧心减少,斗争扩大起来。开始时切忌口号提得过高,时间拉得太长,规模布置太大。小小行动,逐渐提高,这样免得碰钉子。

  另外,战争地区向老百姓要人力物力,而发动群众主要给老百姓东西,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必须在向老百姓要东西方面尽量节省,要尽量合理,主要靠另方面要放手给老百姓东西,要粮给粮,要地给地,方法是由群众斗争取得。所谓放手,就是群众向地主汉奸算账,要多给些就多给些。所谓放手,就是政府部队不要贪图资财马车马料等,而要慷慨给予群众。陶赖昭区对于王某汉奸的粮食,还是想等一等清算配给,政府不放手给群众;开拓水地也是不放手给群众,怕分给群众改成旱地。其实应该群众要分就分,给群众就是一年不种水田,来年劝其再种也可以。现在不分,反动派来了,真的能保证种水田吗,不是农民吃大米而是地主吃大米了。东北可以给群众的东西很多,领导干部应注意领导、发现。

  再次必须注意打破一种观念,认为打仗不能发动群众。只有老头老婆是自然现象,不必悲观;群众干部情绪波动是必然现象,要好好地掌握,也不必悲观。因为群众要翻身、要吃饭、要诉苦、要报仇,不是个个如此,总有些如此,子弹打来还是要干。有人能背着枪炮抢东西,发洋财,难道正当的粮食能不背?

  最后在反清算各项斗争中,必须指出中央军就是汉奸、土匪、粮户,斗了汉奸就是打了中央军。粮户想拿中央军杀我们的头,来吓我们。反对汉奸,中央军来了杀头,那么中央军不是汉奸是什么?据理清算,中央军来了也要杀头,专杀穷人的头,那么可知中央军是反对穷人的军队,不如先弄点粮食吃饱肚子,帮助民主联军打中央胡子。地主要恐吓我们,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也就在前两天,1946年7月2日《东北日报》第2版,发表了马宾的《地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首要的就是干部问题:

  双城、兰陵区县委派下去的民运工作队,一组12个人,其中有6名在伪满省府县公署村公所服务过或在人民最仇恨的警察科劳工股干过事;另一组19人,其中有9个人在伪满政府当过差。全县民运及粮食工作队中类似这样的人合起来有550人。他们穿的都是制服皮鞋,还有穿西装的。在尚朴村屯子里住在最大的粮户家,农会招呼这个粮户,给他们做粳米饭吃,顿顿有猪肉。在另一个地方,则说地方要给工作队杀猪宰羊。当县委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工作队说:“现在猪肉比大豆腐还便宜,这里面不可抹煞的有很多贫苦知识青年,但是他们淹没在里面不能起更多的好作用。”

  接着笔者列举了尚朴村组织的村公所的成员和一个屯组织的农会成员自然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

  由于干部中很大成份是伪满职员,在发动群众时,不会、不敢、不乐意说反汉奸的话,做过劳工工作的,怎么能鼓动群众反对劳工股呢?自己还未清算自己,如何能有勇气发动群众清算别人呢?群众看到你们当伪吏,有苦也不愿说:“什么苦,你们还不清楚吗?”这种隔阂是不能避免的。由于干部中很大部分是伪满职员,领导机关常常听到他们反映当伪吏的苦衷,这是很自然的。在伪满时期,地主要出荷粮也苦,可是受压迫和剥削的工农一面就轻描淡写过去了。我们了解伪吏地主在日本统治下是苦,但基本群众更苦。伪吏地主吃好的也受打骂,但他们欺压基本群众,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群众观点、阶级意识就因多接近这些成份而受损害了。

  这种现象在扶余县陶赖昭也有,原来当过五年警察的、当过村助理的汉奸,事变后不敢上屯,怕群众报仇,也居然被选为两个村合并的一个区的副区长,升了一级。如果稍微为群众设想一下,有了这个区长,敢抬头吗?敢说话吗?敢翻身吗?

  正确的干部政策应是:在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中(除非还未经改造的政权还须用若干的旧职员外),一律不用警察、特务、汉奸、伪吏、胡子、小偷、兵痞、流氓、抽大烟的、扎吗啡的等。群众团体是完全新的组织,这些人一个不要。政权机关逐渐改造,留一些非重要的职员办事,人民还不会认为是民主政府的人,如果太坏,人民敢革掉他。个别改造了的旧职员,也不宜参加群众工作,除向一定机关及人民自新外,暂时担任机关技术工作为宜。

  第二个题目是:政权工作。笔者指出:

  今天政权工作的实质,应是改造政权工作。而改造政权工作的内容,应是发动群众。外来干部首先是深入基本群众,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在发动群众中,麻痹直至打碎旧政权,依靠基本群众选举民主政府。开始派下区的干部,一般以不担任行政名义为妥。如担任了区长等名义,也应当先当农工区长(县长也如此),然后当全民区长。

  在工作方法上,行政干部如果有官僚主义作风,则常以忙于日常事务来掩盖其不深入群众的毛病。既然认识到发动群众为中心任务,政权工作也以发动群众为中心,而不下决心深入村屯,深入群众,忙于日常事务,养成不分轻重缓急的事务主义。很多能力强的优秀干部,由于政权是人民的权利机关而派了去,如不把发动群众当是自己的事,结果变成忙粮忙钱,应付人事的人物。忙粮忙钱是必要的,但是附属的,在发动群众中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个题目是:武装问题。笔者指出:

  双城南部各区及周边一带,一切不是经基本群众经济的、阶级的斗争而武装起来的自卫队,几乎全部靠不住。这些自卫队不是在保卫翻身口号下而是在防匪口号下组织起来的。在群众未发动前及群众已发动后,“防匪”两个字是有本质区别的。群众未发动前,防匪是保卫地主利益,因而是反动的;群众发动后,是反对汉奸与反动地主和胡匪,而保卫基本群众及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才是革命的。

  最后一个题目是:领导问题。笔者总结分析了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从主观上检查:

  一是领导上不调查不研究的主观主义作风,自己不深入,只凭主观做盲目的希望。二是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领导干部不深入农村,对这种现象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三是下层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走下层路线,到一个屯子里不注意首先接近和了解扛活的、卖工夫的这些数目最多、受苦最深、斗争性最强的基本群众,而忙着召集一揽子会议。口头上是要发动基本群众,实际上不住在基本群众家里,不接近基本群众。我们为群众服务至死为什么不住在基本群众家里?一定要培养穷人家里一切都好的这种感情。四是还有一种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形式主义。

  笔者还指出:

  如只管搭架子,不注意群众基本问题的解决,而去空泛地组织农会、工会、妇女会、教职员会、学生会以至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一种形式主义,机械地把关里的区乡制搬来改变伪满街村制,把几个村划成一个区,又在区下划几个乡,老百姓不明白什么是乡,对群众的好处也未见宣布。这种划法也不合发动群众的要求。如清算配给所、斗争伪村街长,因划行政区而混淆了。还有一种空口号不行动的毛病,如街上写着“有冤伸冤,有仇报仇”,写着反奸清算运动。这些字基本群众不认得,只是刺激了汉奸地主,提高了他们的警惕,而实际并未清算。这对群众有什么好处呢?开了不知多少得罪地主的会,给了群众很多安慰,但是群众未得着粮食、土地,弄得会也不愿开了,或许在召开会时派个小孩子去听听。这些作风,都是妨碍群众运动。

  今天尽可扩大农工联合会的职权,除动员粮、草等事情外,一切有利于群众的事,统由农工会去办,使农工会代替政权,建立威信,扩大群众基础,培养群众领袖,锻炼出群众团体中领导组织的工作的能力,成为一种政权的过渡阶段,然后把他们选进政权机关中去。这种改造后的政权,就是群众的、自己的最巩固的政权了。

  各地都喊着缺干部,但又不大胆地放手提拔群众中积极分子,他们初担任工作,能力上当然要弱一点,但他们与群众有联系,他们热切地要把工作做好,就会通过群众路线去办。这种干部比外来干部作用要大。

  当时的马宾同志才步入而立之年,竟然写出如此精辟、透彻、饶有卓见的工作报告,真是难能可贵呀!但是对他来说,却如春蚕吐丝般自然、绵长!他自己并未觉得难,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是从自身实践中体味、历练、总结出来的,一吐为快!这从两天后发表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足以得到证实,可以说他成了战地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从民运部长的任上转为松江地委书记顺理成章,可是他却选择了宾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在新任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由于他注重发现、培养和依靠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只带少数几个外来干部,很快就把全县(除边沿少数地区)的农民斗争都开展起来了。《东北日报》在发表近9000字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之前(1946年7月3日)发表社论:《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当时马宾就用这个“斌”字,可能意为文武双全,其实他是知识分子。社论开头就说:

  在五月底和六月初东北日报上连续地发表了宾县的群众工作的介绍,宾县的群众工作就是马斌所领导的,那些群众工作的报告,就是马斌所写的。现在我们把马斌式的群众工作在这里说一说。

  这里所说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就指《宾县群众工作状况》、《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等。在前者中以“伪满时期地主阶级与敌伪关系”、“富农经营与农业工人”、“封建势力有武装”三个题目揭示了东北农村中阶级关系的特点,之后就反奸清算、反对加房租、减地租、增加工资、救济、分开拓地、生产等七个方面摆出群众要求:经济上要求改善生活,政治上要求说话算话,武装上要求枪杆在手。最后规定了发动群众的口号。发表时加了编者按:

  编者:最近我们收到了宾县群众工作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包括了各种群众工作的经验。我们将连续发表宾县的群众工作,作为各地群众工作的参考。

  后者也近9000字,就“关于领导和工作方法问题”、“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问题”、“改造政权、发展武装问题”三个题目用翔实的理据论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了意义提出了具体做法。最后又是一个专题“群众武装问题:满井的经验”提供了范例。这简直成了当时民运工作的教科书,自然得到了报社的重视。因此,在他们看到《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的报告时,自然如获至宝,决定向全东北推广。社论指出:

  马斌同志是宾县农民中的生龙活虎,他到哪里,哪里的农民斗争就斗开了。他的办公室内川流不息来往着各村的农民积极分子,农民当他为自己人,见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随便拉话。农民的心向着马斌,当着冰天雪地过年时,农民抬来野羊,不送别人,单送马斌。

 

马老的卧室:睡的还是一张破旧的钢管床

  马斌同志是我们东北群众工作的模范。在东北有各式各样的群众工作,我们提倡马斌式的工作。那么马斌式群众工作的特点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根据马斌同志半年来的工作经过,提出下面几点:

  (一)下乡工作,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住在地主富农家里,那里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招待好,那里听到的是“村里一切都好”。但是农民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呢?四个大字,叫“侧目而视”。这种路线叫上层路线。马斌走的是另一种路线,叫下层路线。他出外工作,总是到最贫苦的群众家里去住,不怕脏,不怕乱,就在农民的炕上住起来。他要了解宾县城内贫民有什么困难,就到宾县找赤贫的房户家去住,随即就发现了房户要求减房租,很快就发动了城内减房租、退房租的斗争。

  (二)领导群众斗争,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不问群众要什么,就把上级决定的清算、减租、分配敌伪土地“传下去”,结果常常是我们的决定与群众的要求“牛头不对马嘴”。马斌是另一种方法,他的方法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群众要求清算即清算,群众要求减租即减租。去年宾县城内穷人没柴烧,但是上级决定上没有“柴火”问题,施政纲领也无“柴火”一条。马斌却不管这些“决定”与“纲领”,就去组织砍柴队,亲自带领群众到南山里去砍柴,穷人去砍柴的困难(如没有斧头、靴鞋、大车)都协同群众一起解决了。山林地带有胡子,他又把砍柴与打胡子联系起来,把森林区的采伐权交给了农工联合会。

  (三)发动群众斗争,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一切都由政府和军队赐给群众,所谓“恩赐”,群众自己则既不斗,也不争。马斌同志的办法是另一种,一切推动群众自己起来干,又斗又争。即使分配积谷粮这样的事,也叫群众自己议,自己分。宾县减房租的斗争,在斗争前与许多积极分子商量了对房主讲理辩论的内容,讨论谁人先讲话,谁人接着讲。用这个办法,一切都是群众自己起来干,又斗又争。所以马斌所到的地方,不仅那个地方群众就斗开,而且那个地方就出了群众领袖。

  (四)马斌同志的第四个特点,有接近下层群众的习惯。对农民一见如故,有说有笑,善于向群众学习,学到本地方言,摸到群众的心理,对群众说话不是格格不入,说起话来能打动群众的心。许多干部都愿意随他一块去工作。他能调查,又能研究,能想问题。过去半年,他在宾县的群众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北满及全东北的群众工作,都有很大的意义。他在开会时,不是一般的讨论口号政策,而是从实际斗争的例子找到原则办法,一切好坏经验,都加以比较分析。因此干部觉得随他工作,都得经验,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马斌同志的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提出每个县委书记向马斌看齐,每个县要出一个马斌;每个工作队队员向马斌看齐,每个工作队里要出一个马斌;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马斌到处有。

  著名作家刘白羽著的《环行东北》中有篇《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五月十九的夜晚,我访问了马斌。

  在访问之前,我听到几个人把他当作一件典型事例介绍给我,他是共产党的宾县县委书记。他刚刚从宾县来哈尔滨,明天他也许就要离开这里。那座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灯火辉煌,隔壁会议室里正在开会,他挤出开会的时间,坐在我对面。他是一个普通的年青人,椭圆形的脸,并不是什么满面风霜,一手裂纹,而且他脸上似乎有点红润,细长的眼睛,些微的近视,还没有到戴眼镜的程度。就是这个人,他成为宾县人民所最亲爱的人。

  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宾县人民在半年中间真正翻了身,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在我和他谈话以后,就没再在哈尔滨见到马斌。别人告诉我,他回他的农村里去了。我觉得他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农村的,农民的温暖该是如何深啊!

  我离开哈尔滨之后,在途中看见《东北日报》上有一篇社论上说:“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这一类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风出现。”他受到共产党东北局的奖励:他是一个模范的农村工作者。

  当时东北局的高层领导把马斌的群众工作方法称之为“马斌路线”。社论发出后,连松江军区司令员和总部机关干部,还有青年学生,都纷纷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就这样由马斌而起,在东北掀起了一股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的旋风。

  一个人的初次成功或失败会验证他的思想观念的正确与否,往往也会决定他今后乃至一生的作为,是惯性也好,是秉性也好,大多如此。尤其马宾这样早熟,而且世界观和人生观早已确立的革命者,会贯穿始终的。从宾县县委书记到哈东地委书记,再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长,都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可谓一马当先、马到成功。建国后,他从民运工作转为企业建设,出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期间被国家送到苏联学习,因为他的身份是鞍钢总经理,苏联当局要以大企业总经理的待遇给他配专车、住别墅,他都谢绝了。他坚持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学习5年,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鞍钢还是用他开展民运工作的办法发动职工群众,创立了政治挂帅、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建设经验。毛主席高兴称其为“鞍钢宪法”、“马宾宪法”,号召全国学习,把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做了600字的批示,提到“宪法”的高度,3月22日发给全党。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附下:

  上海局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二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了的,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有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给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的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央 1960年3月22日

  毛主席的批示鼓舞了鞍钢人,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而遵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学习。作为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它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恢复,五年改造,156项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未改变过。在1958年由于大跃进执行中急躁冒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偏重于生产工具和技术,忽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他在苏联学习,在一个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有深切的感触:这样的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厂长说了算,任人唯亲,特殊待遇。因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人对赫鲁晓夫不满,有人说希望毛泽东能领导他们。他从接触和从社会的反映中了解到其中的弊病,这就启发了他回国后的立意和行动。他把当年战地的“马斌式工作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上,未想到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这是他的又一次成功!从“马斌路线”到“马宾宪法”,有谁能有这样的发展?

  其实,无论怎样得意的人也都有过失意和受挫的时候,马宾也不例外。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不赞成“小土群”的炼铁厂,1959年他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心里不服,但不影响工作,毛主席的批示自然把那一页给翻过去了。党中央的信赖和依重使他毫无怀疑地相信我们的党,相信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凭着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他是必然投身其中的,自觉在运动的进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检验。解放军支左实行“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他被推选为鞍山市革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有规定主任委员必须由军方支左干部担任。当毛主席发出干部参加劳动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号召办“五七干校”时,他带头报名上干校,革委会便决定派他任五七干校校长,赴盘锦办干校。当运动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鞍钢革命委员会整风审干,因为他在早期做地下工作期间两次被捕,建国初又去苏联学习5年,群众要求审查他的历史,他被囚禁在沈阳单人监房。但是他心里有底,从容面对,把囚室当教室,把监房当书房,利用这段时光读了大量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上百本,不知不觉度过了5年半,写下了许多学习笔记,结果为他走上更高一层的领导岗位打下了基础。落实政策“解放”后不久,他就到冶金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改革开放初期,又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江泽民于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接着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顾问。到了规定年龄从岗位退下来之后,他仍然深入群众之中搞社会调查研究,写文章,写报告,向中央提建议。他虽然身在高层,心却始终和老百姓连在一起,阶级感情没有变,革命的志向没有变,仍然要为群众服务至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可以说,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怀着一颗透明而炽热的赤子之心,开始了新的“战地群众工作”。

  二 离而不休

  马宾老人离休了,可是他的心一刻也未离开他所追求的革命事业。“离休不离岗”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了,因为他在岗时有一定的职责,有指定的权限,也就决定了他的行动范围和作为的内容;而离岗之后无权一身轻,从高干恢复成平民,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老百姓的距离拉近了、贴近了,他的行动也就更广泛更自如了。他又可以像当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之中了解实情,客观而准确地向中央报告。关于他的作为不用细说,从他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和附件便可了然:

  江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

  应中国财政学会邀请出席在湖北鄂州召开的1999年年会讨论财政理论问题,来回路过报载的一个好的企业灵宝集体和一个好的农业县。在北京充耳听的民谣和满目看的材料是“农民上访,工人下岗,法轮功反党,腐败分子三讲走过场。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是在主席台……。”所以,专选好的工厂农村去看看,颇为新鲜。写了一篇《年终南行记》,中间偶然遇到一个公安部门表彰大会,很有必要向你们报告。

  敬礼!

  马宾

  1999年12月5日

  年终南行记

  (一)

  乘赴鄂州市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之便,南行路过灵宝,北返路过景县考察一厂一县情况。

  先讲灵宝,后讲景县,最后附财政理论会上发言。

  我到河南灵宝去是因为报纸介绍灵宝集团的“四优方法”,看了几个厂子,听了干部和工人的介绍,知道原来就是多快好省并举,责权利结合。但是,不尽此也。他们讲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在好的班子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把产量、质量、成本等技术经济指标,细分直到各工人工作岗位,叫小指标分别有各级干部直至工人负责完成,工人有权利管理并将完成程度和好坏与收入挂钩。还不止此也。他们党的领导干部,即使是“大法人”的责权利,也必须符合党的原则,做人民的公仆,收入不得超过最高工资的工人。正因为在改革开放中,流行“大法人”责任特别重,权利特别大,收入特别多,他们把中、基层干部也叫“小法人”,包括工人也有责权利,有完成多快好省的技术经济指标的责任和义务,有劳动就业按劳分配的权利和参加民主管理决策的权利,有国家、企业、个人按比例提高收入的好处。灵宝集团有13个厂矿,虽然规模小,但科学管理的路子大都一样。

  (二)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访问了河北景县。看了化肥厂、液化气罐厂、铁塔厂、示范农业园,印象最深的是粮库。全县没有下岗的,全县公务人员和教员没有停发工资的,全县基本上没有上访的。就这一条,促使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液化气罐厂厂长说,全国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子在盲目竞争中,在落后的技术的重复建设中,出现200多家,现在还剩20多家,实际开工的只有几家。这几家开始从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回到协商互利的竞赛中来,共同研究需求的市场和供给的分工。在厂内,厂长说我的工资始终保持不比最高收入的工人高。我的本领再大,能比全厂优秀和模范工作者高?再加上“四公开”,工人放心大干,不会出现“方丈富了,庙穷了”,使工人处于2的地位,出现2的现象。有的厂子兼并了那些“股份合作制”的厂子,劳动合作不提了,只讲资本(作为股份)合作,但是,持有大股的厂长暂时不愿、不便、不敢按股分红,不得不暂时作为“集体”的资产,如同允许劳动者带资金入“股”,不过数量超过限额(集体劳动者允许带资入社,按劳分配,按资分红,但是限额很小很严)。实际是私,表面仍为公,但是,管理按民主(一人一票)管理。这样的县还未见过。

  这里城乡很少赌博的,没有买彩票的,没有炒股的,搞粮食投机的也被控制住了,农民相信政府,不相信投机商。全县今年收购4500万斤粮食,政府统一收购,顺价销售农民、顺利卖粮得款。政府组织顺价销售,农民不吃亏,政府不吃亏,销售者不吃亏,关键是消灭了投机倒把的奸商。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投机,实为奸商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掌握等价交换规律和供求关系,消灭中间剥削。我到各地考察,大多政府高价收购了粮食,顺价卖不出去,为什么?因为有中间奸商捣鬼。当然,也有因为粮库工作的管理不科学,那是工作改进的问题。

  (三)

  此行遇到一个特别值得分析研究的问题。到灵宝那一天(11月18日),正值国家公安机关在灵宝市召开豫陕皖特大杀人抢劫案侦破工作表彰大会,说是建国以来少有的“通天大案”。该案特点:不过三人团伙,还有两人未抓到,13个月时间内,在豫陕苏皖四省杀人抢劫33起,杀死78人,重伤11人,抢劫现金4万余元及其它财物。侦察、破案共费100多万元,这次表彰大会共奖100多万元。

  这伙犯人均系贫穷农民出身,甚至没有简单武器。抢劫对象多为路边单门独户小商店、小诊所、个体经营业主;侵入方式翻墙入院、撬门入室,凶器是就地选择作案工具;作案时口称替人报仇。成员间彼此不知对方真实身份和确切住址,预约下次作案时间,抱怨生不逢时、社会不公。杀人为了怕在抵抗中走漏风声,所抢财物不多,他们自己喝酒只吃花生米,抽烟抽的“金丝猴”。

  这些凶犯不像持枪凶杀盗窃,因为没有惊动什么大户,不为现代公安所注意。但是,毕竟是用现代技术,甚至三次大规模“地毯式”排队搜查,审问过附近各县在押犯和有前科的人等等,抓到三个嫌疑犯。又善于对嫌疑犯甄别审讯,直到全面破案。

  社会上的议论我们来不及了解。干部专家间的议论我们了解不少,如说,这种既不是为了钱,又不是为了物,为什么这么残酷?要钱给你钱好了,不问三七二十一先把你杀掉,这太可怕了!如说,这些犯人都是穷光蛋,但他们杀人,不是杀富济贫,他杀的都是穷老百姓,太可恶!如法律家说,虽然他们都也是穷人,但是,即是杀富济贫,杀人是刑事犯罪,该处极刑。如心理学家说,这些杀人犯心理上产生病态,丧失理性所致。有的人说,他们是疯子;有的人说他们是神经病患者。但总的说,大家都说这是社会问题。

  我问:那么这个地方过去有类似案情吗?都说没有。我说李自成在这个地方为建立队伍炼金练兵,有过这种情形吗?回答说没有。我问,共产党领导工农造反,建设根据地时有过这种情形没有?回答说绝对没有,甚至连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过。那么,这不是一般的心理病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特别值得分析注意的社会问题。

  据了解,公安侦察审讯,查询了上千个有前科的,或在押犯,当然也错怪和得罪了他们。但是,靠侦察技术抓到的嫌疑犯,毕竟没有确实人证、物证,还需要证据和本人的口供。这三个嫌疑犯中,有一个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提出如果答应他提出的条件,他可以全部供出一同作案的人员,在何处作案和如何作案。他的条件是派人到他家把他的妻子和小孩接来与他会一面,并给他家5000元人民币。审讯人员答应了。找到案犯的家,看到确实贫苦,原来答应的条件是为诱供,现在看来值得怜悯,结果嫌疑犯全部如实供出,5000元也如数支付。这说明,这个杀人犯并不是神经错乱(当然这一情节目前不宜公布)。

  这显然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这个社会问题太可怕了。它说明,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现政权,既未领导贫困人民脱贫,也未教育人民如何反腐败和如何在反腐败中劳动致富,而使极端愚昧和贫困的某些个人走向反社会的犯罪道路。这个杀人犯和其他几个大概也是如此的杀人犯,不知道他们的贫困是长期封建制度和殖民地制度所造成的,而后来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但是因为一部分共产党政权腐败,使一部分劳动人民仍处于愚昧贫困之中,以致误入杀人犯罪的歧路。反思现在有多少贫穷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因经济刑事犯罪的人犯而被处以极刑啊?上千万人,他们多是因为上有贪官霸道,下有盗贼横生;他们多是因私有制度基础,产生私有观念、私欲膨胀、贼心大起而造成犯罪。这种经过科学的阶级分析得出的结论,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派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是不会承认的。

  另外,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机关、公安机关看,他们是很努力的,恪尽职守的。但是,他们在保护什么人呢?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来的,保护的对象主要偏向于国家财产而外,就是有钱的人家,因而他们着重于财富集中的城市,着重于财富集中的小区。用防盗门、安报警器、设报警台,保安巡逻、站岗放哨,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都不是社会治安的根本。尽管警卫办法、侦察办法都是“现代化”的,但是他们对于像豫、陕、灵宝,旧贫困地区的镇边小店、乡村穷户,仍然处于没有人保护、不设防的地位(当然不能靠防盗手段)。我们的公检法忘记了我们是保护劳动人民,而不只是保护资本家和富裕户为天职的。

  我们的公检法也不应只是保护劳动人民不受侵害,而应当意识到反腐败也是为了保护劳动人民。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对世界一说起来就是我国有12亿人口,但是,一干起来就只顾少数地区先富起来。这是极不公平的、极其虚伪的。因此,我建议就这件事首先在公检法做整风文件学习(技术重要,更要政治挂帅),然后在全党、全民中学习,正确认识贫困的根源和脱贫致富的阶级斗争道路,以便从中获得必要的“三讲”教育。

  (四)

  在1999年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已退休多年,早不务实,现仍务虚。现在中央号召搞“三讲”,第一是讲学习,学习包括内容很广,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科技学习、业务学习,首要的还是理论学习。

  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民族,时刻不能离开理论思维。

  毛泽东说,我们要有一二百个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人才好。

  党中央号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

  现在,我国不但在各条战线上、理论上很乱,而且流行在各界的社会思想也很乱。需要理论,不但国内,而且国外也是。不久前,伦敦公布二十世纪世界十名最伟大的思想家,其中第一名是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还有达尔文,最后一名是尼采)。

  全国各界很多是开学术会议,财政历来重视理论,这次又召开理论会议,愿祝会议成功。

  参加会议的人很多,讨论的时间很短,我想着重提出目前国内外主要流行的但是很大错误的理论:新自由资本主义理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学派,因为对资本主义经济也不灵了,现在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法国的若斯潘也表示反对,而提出“第三条道路”。他们希望我们社会主义也步苏联后尘,正在我们中国闹腾。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条道路的意见,说法很多,我在这个会上只讲其要点:

  以资本为主体,以企业为本位,国家无计划,政府不管理,由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人人为我,我反人人,按照游戏规则通过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竞争性市场,配置资源,获取利益。

  不多不少,就这70个字,在短短的几年,把中国弄到现在这样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

  凡是在中国实际生活的人,都会体会了解这70个字,几乎句句字字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

  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共产党没有另外一个反对党监督必腐败”。把一些人的原来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弄糊涂了甚至弄丢了。于是由他们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地去修正、去歪曲、去反对,而且有人自己被卖掉还为强盗数卖身钱。

  但是,共产党人对理论很重视,历来很强调理论,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派也很强调理论,他们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有些几乎全是教授,他们不断贩出混乱思想。如果你想涉猎一下资产阶级经济各学派,你可以买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叫它蓝皮书,从威廉·配第到目前斯蒂格利茨。比方,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知识经济”理论学派,他们大讲“知识经济”。什么是知识经济呢?他们任意给出定义,从他们的有几十种定义看,他们是没有经济知识的知识经济。

  经济是什么?不是他们讲的“赚钱”就是经济,也不是他们讲的“节约”就是经济。经济是生产、交换或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的综合。为研究方便,可以有条件地按部门说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按规模范围分为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四大关系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资产阶级尤其是重商学派,特别重视交换、流通,重视市场,把它叫市场经济,而以市场经济概括为整个经济关系。即使这样,市场经济只能是企业经济,只能是微观经济。凯因斯学派出现后,强调国家干预,出现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学。现在就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的综合经济,抽出交换、流通(叫它市场)命名为市场经济一样,也不止出现过多少个××经济和××经济学。前天我又在报上看到“萧条经济学”。比方说,就四大环节,如分配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就某一特征说,叫福利经济、计划经济(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安给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以及灰色经济、泡沫经济。现在出现最时髦的是知识经济、头脑经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如果为了表明某一部门或产业脑力劳动比重大,或某一产业技术含量高,叫它为“知识经济”,虽然也不妥,还说得过去;至于代表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经济制度那就绝对不妥了。

  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利用所谓知识经济,正如所谓市场经济,还加上一个理论,正是为欺骗国内外劳动人民,欺骗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以便受垄断资本家的剥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社会主义实践看,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地看,市场既然作为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之一,我们应该重视,特别是我们过去一向多注意的是生产(和流通),并且或多或少地忽视分配和消费,有时过多注意生产和消费而忽视交换、流通和分配,这是一。其次,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在对外经济往来中,重要的环节是交换,即市场贸易,所以我们在十三大确定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后来因为商品市场而外,货币、信用作为商品交易,也是市场,叫做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统一叫市场,都是交换、流通环节。从实物商品贸易发展到全球电子信用金融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后,又发展到国家金融信息垄断的帝国主义最新阶段,更应该明确区分和规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性质,因为它是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的一环,它必须受整个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约。所以,它们的性质必须明确在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改革理论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一个社会主义?加一个社会主义,前人没有做过,前人也没有这样说过。江总书记说,非加不可,前人没有说过没有做过,我们创造嘛!

  可见理论多么重要!

  一方面弄清楚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关系中的交换、流通环节,另一方面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不会受害了。

  我们再分析一下:

  生产环节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存在简单生产、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分配环节包含为生产、扩大再生产分配和消费或最终消费而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消费环节主要包含生产消费和生活最终消费。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或对立的特征是根据上述特征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分,再根据四大环节的关系总和,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同于其他历史上的所谓“公有制”、“共有制”以及蚂蚁类的“社会所有制”,而以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作为财产所有权(法律语言)的实现形式的一切劳动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所有,有劳动能力不劳动不得食。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工资形式分配进入成本作为初次分配,而对全民无劳动能力者幼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再分配。

  那么,交换、流通环节如何呢?它是重要的,但这是为生产、分配、消费服务,它是服务,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服务,服务的好坏,对整个经济有影响。它也有规律:一是必须遵照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的规律,二是必须正确处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没有这两点,对生产,对分配,对消费都不会有效地执行。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学习交换、流通的规律和技术,没有交换只有流通的时候和地方,我们也要研究比方如何“多拉快跑”、‘“减少环节”。当然,也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改革派者完全忽略生产、分配和消费,但是他们生产的目的、分配的原则和消费的重点对象是从私有财产资本家赢利出发的,受赢利机制刺激出发的。他们谋利益,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最易实现。所以,他们除掉既是重商主义者而外,是更加乱七八糟的一大套广告式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打个比方,应该说是事例,现在他们宣传,经过他们努力“改革”,已经建立了买方市场,解决了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问题。细看,这原来是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据比方说服装企业经营原则和目的是赢利和效益,为了赢利和取得效益,需要生产高档的从而高价的衬衣和鞋子。通过广告宣传,雅戈尔、森达牌子亮出后,送到燕莎去卖,价格越高,服务越周到。燕莎商店必须是豪华的,有停汽车的地方,有儿童娱乐场所,有免费咖啡……这样,“上帝”才来。因为只有钱才能做买方,买方要买什么有什么卖才是买方市场,但这个买方市场只能是上帝,而上帝只能是有钱的。可是有钱的上帝只能是一小撮,他们的市场很狭窄,他们要好上加好,要产品不断更新。来不及更新的企业产品过剩,工厂减产停产,工人减工资甚至失业。从而工农大众收入降低,工农的消费、购买力(有效需求)也低。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时靠国家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逼着一方面帮助资本家投资,一方面降低利息诱逼资本家投资来调整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害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毛病。

  以私有资本为主体,把劳动也核算为资本,以企业为本位,既不管国家,也不管个人,只顾企业,而企业是资本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在四大环节上按比例计划。而他们却反对国家计划(企业则有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经济为中心,他们反对政府管理,政府对经济不管,管什么?只管外交?只管军事?由一双看不见的手即是不可知论,然后还要放任自流。人人为我(个人本位),我反人人。说共产主义的我为人人办不到,不反人人占不了有限的市场。问他们有什么法则规律可循?厉以宁教授说,没有,有的是游戏规则。比方,击鼓传花,这就是股票市场的规则。但是,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不是竞赛,不是互助互利、共同前进的竞赛,而是生物式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竞争,把一切核算为资本用来进行投资和配置资源(见前70字)。

  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它的典型和祖师爷是美国资本主义,现在又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到新帝国主义阶段,性质是国家垄断金融信息资本主义,靠信息、信用过日子,经不起人民失去信心,出现“大恐慌”。它的特征是寄生性与腐朽性、投机性与赌博性、虚拟性和泡沫性,怎能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楷模呢?走这条改革的路注定是美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我们为什么要试呢?要试,为的科学试验。根据现在中国经济被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搞成如此严重的私(有)化、腐(败)化、西化、分化、两极分化,再走下去虽不是苏联那样在休克疗法下患急病死,而是吃的迷魂药安乐死。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确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上层建筑是政治。生产关系的经济矛盾,反映到上层建筑的政治矛盾即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政治即是阶级斗争。毛泽东也曾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政治思想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

  一切叫党的组织,都是政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最先进分子所组成,是以工人阶级为经济基础的政党。它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领导工人阶级从事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如果只从事经济斗争,只限于经济斗争,那是工会的事)。主要还是准备和进行夺权(夺取政权)的斗争。夺取了政权之后,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政府。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还要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思想政治文化领域的斗争,这些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江泽民同志说搞“三讲”还要讲政治,要有政治的敏感性。从理论上说,即是要有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在做上述经济分析时,要分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经济范畴,则社会主义是政治范畴,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学,讲的是政治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硬行坚持说,讲经济,就应讲的纯粹经济,要做“阶级人”,不能涉及政治。恰巧这是他们的政治。他们说,经济是没有阶级性的,与政治不搭边。他的卑鄙之处,就是帮资产阶级的忙。他们对于财政学攻击“finance”就是财务,就是金融,要把“财政”两字改掉;而我们今天还要明确地说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财政。

  我说,这帮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是没有经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关系总和)知识的骗人的知识经济。正因为我们重视脑力劳动的知识,同时,指出知识也是劳动,是脑力劳动,而且作为理性知识与体力劳动如五官的感性知识的劳动分不开。我说揭露他们起码揭露以偏概全把市场(交换、流通)“经济”奉为至高无上,不是说他们完全忽略生产、分配和消费,如果没有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的活动,社会一天也不能存在(当然没有交换特别是流通环节,现代社会生产消费也不能进行)。他们是借所谓市场经济的“服务”性质和形式,最容易从中“不劳而获”。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后走到寄生、腐朽、投机、赌博、虚拟、泡沫泥坑中的必然趋势。中国在改革中出了首富牟其中,他们就大肆宣扬他是市场经济学家,就是为了造成“牟其中效应”。

  最后,讲“三讲”不能不讲正气。现在社会风气坏极了。我今年86岁,我对大清朝社会没有实践,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华民国我经过。那时我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抵制日货,我主张抗日,把我抓去,说我是共产党。国民党从根源上追问我们当时一切被抓去的人,关键是要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国情,中国是大富小贫,没有阶级,不能提倡阶级斗争。我记得有位共产党员与我同号子,他叫陈原道(原航天部部长刘纪元的父亲),当时是河北省委书记,国民党最后对他只有一个条件(这是骗人,何止一个条件),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是“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原道,还有后来人”,光荣牺牲了。我从那时起,对阶级斗争几个字印象深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基础啊!而阶级斗争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作为物质基础,反映为私有观念,什么坏事都出自私心私欲。于是上面有贪官污吏,下边盗贼横生,为了钱,什么假冒伪劣,什么坑蒙拐骗,什么经济犯罪,什么卖淫嫖娼,什么偷税漏税,什么卖官鬻爵,什么走私贩毒,《报刊文摘》和《焦点访谈》上有的,或者是《报刊文摘》和《焦点访谈》上没有的奇文怪事都出来了。老乡们谈的兴趣横生的时候,我问他们过去有没有,有的说没有过,有的说没有如今这样厉害。所以江泽民同志说要正派,要讲正气。对那些无法笔述的情节,只能从社会上作为笑话,用顺口溜传播,是能容忍吗?你不讲正气搞“三讲”吗?但是在“三讲”中还传是走过场。依我看,要把搞“三讲”统一起来看,既要讲学习(特别是理论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结合在一起讲,不但讲,而且要做。

  最后,联系讲一讲财政理论的几个问题。

  Finance这个字,在西方包括政府财务和市场金融。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就是资本家私人企业,而构成资产部分的主要为金融资产。因为私人经济是各管个的,他们不受政府管制,他们也不管社会,把为社会服务性质的财产部分交给政府,政府为他们(资本)服务,这部分叫做Public部分。国家在税收(资本家给政府的办公费)中酌情按照资产阶级意向办理。如军费、重大工程、社会保险、教育经费的补助等。国有土地有时由财政部管。因此,资产阶级国家本来就是资本家的大管家。政府财政分为两部分,一个部为财政预算决算部(Department of Budget),一个部为国库(Department of Trusuary),这个分工是根据历史经验建立的。这个专政机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打碎旧机构,建立新政府,财政部是重要的部门,它影响和决定无产阶级专政乃至社会主义的命运。

  现在所有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他们想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国家财产)来抢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灾难(社会主义害了资本主义的毛病——经济危机)。他们大喊大叫,现在实行的是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相对财政扩张政策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好政策),那么过去的就是消极的政策、不好的政策了。所以厉以宁说1994年宏观调控的通货紧缩经济软着陆为“落在泥潭”,当然是消极不好的政策。被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在1993年左右搞信用膨胀实际是泡沫经济,中国经济吃了大亏。但是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市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吧,只好为他擦屁股,于是采取了一种新的财政政策。它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派那种通货扩张的财政政策,这当然不能叫积极财政政策,而是整治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生产相对过剩,产品积压,工厂减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人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的经济危机。)新的财政政策,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政策在银行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瘫痪时,由财政拨款或贷款,一方面建设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防力量增强;另一方面扩大就业空间,增加劳动人民收入,扩大有效需求,启动经济发展,使经济便于脱离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轨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而不是如厉以宁那样,反对投资项目多为公共工程,而且数量不大。他们的积极性如同在“大跃进”时盲目要求过度增加投资,那时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现在他在辞退工人时大讲企业效益,而在大吃大喝时,大讲扩大消费,甚至取消宴席消费税。他们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为使方丈富,而使财政大庙穷。如果你同意他们这样做法,他们积极的是再度大搞那70个字的短期行为,重复建设,泡沫经济。即使你同意真正的积极财政政策,而他们是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政策,他们还会认为过去(1994年)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不好的。如果那样,又会出现短期扩张“繁荣”,但从长期看它是很大的消极因素,而且是最危险的因素。怎么办呢?共产党替他们擦屁股。如果起码像罗斯福新政建设田纳系(TVA)把钱用到越来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大的工程项目上去,这样还是不幸中之幸。但不要希望能带动什么资本家投资,他们还只是暴发户,正常投资还启动不了他们。所以,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所期望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这样。第一,规模不会大,第二,目标不同他们一样。他们是希望,借此要各地大小如恶狼(银行信贷员最怕他们,所以惜贷)一样刚出生的私有企业得到贷款来大发展(他们叫这是“硬道理”)。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国家财政,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第二个大任务,除掉在增量上(即发展经济)依靠正确的财政预算工作,而在存量上,即国家财产的国库管理也有重大任务和问题。现在常常讲财政流失,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包括土地矿山资源和工业、运输等产业资产,以及其他国有财富),从主权国家关系上,从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上,流失的怎么样?有的地方,一夜之间,100多公有制企业,有的只花两元钱,就变成私有企业了(河南焦作市)。我们财政能不严肃地过问吗?新自由主义改革派说,管他是属于谁的,都是中国人,都是在中国领土上生活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要从理论原则上弄清:全国人民的公有和公用财产、资产怎能变成私人所有呢?应该把国家财产、资产管起来,并且监督管好!

  弄清理论原则,还要依法治理。

  我们正在进行加入WTO的谈判,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理论问题。理论学习对我们财政工作者是多么重要啊!

  马宾

  1999年11月25日

  现在来看,马老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写的信和报告是多么有针对性,多么有现实意义的呀!但是能否引起重视,引没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的发展事实已经有了答案。但是,这都不能否认马老对党和人民的良苦用心!其实在这之前,马老有次沭阳之行,也留下一篇文字:

  沭阳记行

  经《农民日报》记者李英杰同志推荐并热情带领我到沭阳调研。他只说值得一走,值得一看,只说两三年之内,全县修了308公里省级公路,乡镇建设多少万栋房屋,工业、农业有大的发展,人民收入有大幅度提高等等。

  到了沭阳,当天晚间又有三位新华社记者一同吃晚饭。他们是在江苏、安徽分社工作,到这里的任务是考察一下黄河江淮一带。历史上这是农民起义造反的地方,如刘邦、项羽、朱元璋等都是这地方人。结合今天农民上访频繁,农村社会秩序不稳,领导上要他们了解有些什么历史经验值得研究的地方。

  到此参观学习、洽谈生意的人很多。我因过去(1945年前)就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黄克诚师长领导下新四军三师工作(射阳独立团政委),淮海地区同属苏北地区,对沭阳比较熟悉亲切。我用比较长的时间(3天)访问座谈,从建党、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日、抗美援朝和解放战争中土改,建国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等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改革开放20年的现状,历史地考察,得出一点经验教训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抗日战争 牺牲864人;

  (二)解放战争 牺牲2811人;

  (三)土改——合作社;

  (四)人民公社;

  (五)抗美援朝 期间军人3697人,党政干部84人,牺牲519人;

  (六)联产承包制;

  (七)个体、私营与县属企业的改造。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只讲改革开放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不讲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特别是不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不讲阶级斗争的政治,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

  毛主席批语:“这个乡搞了一个农田水利等方面的规划。这个规划很好,有的地方说规划难搞,为什么这个乡搞了呢?要求各地都要搞一个乡规划,哪怕粗糙些。”大跃进期间搞的人民公社,也曾大呼隆一阵,很快改为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始终保持为先进乡,直到80年代。

  在人民公社大呼隆中,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因此,改为单干,交公粮而外,剩下来是自己的,普遍有积极性。

  这个乡原属淮阴地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地委提出的口号是学大寨赶沂涛(沭阳一个小乡),超纲要。

  80年代开始农村改革,包产到户,集体经济基本散了,支部不是领导集体经济依附于农民的支部了,村民各干个的,各奔前程,也感觉不到支部领导。农村的税收工作基本回到过去的保甲长式的管理。

  80年代末90年代初,沂涛乡乡村干部乱摊派,为非作歹,农民反抗,不断上访,状子一直告到中央,江总书记看到后批示:江苏淮阴县沂涛乡乡村干部如此挥霍浪费,加重农民负担,必须严肃处理。说封建宰相范仲淹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况我们共产党干部呢?请中央研究室派人员会同江苏省委配合查处。1991年11月25日江苏省委下达9月24号文件,关于贯彻江总书记批示对沂涛查处通知,处理了湾堆村支书,将支部书记撤职,严重的三个村,开除党籍,乡书记受警告处分调离。1992年2月初,陈学平委为书记,接着1992年省派扶贫工作队,经过两年,情况发生巨变,总产值翻了几番,民间传诵着打鼓词(印出小册子和录音磁带)。

  沂涛乡工作好坏,总结出一句话,“过去靠集体,现在靠干部”。干部好就好,碰到坏干部就没治了。

  村民委员会说是农民自治组织,还是靠干部组织,一家一户直接靠干部,彼此没有经济关系,各自都是村民。

  有一部分集体经济,那也是由干部管,财产是全体村民所有,但不是集体经营,如学校。村办企业是私人承包,有10个厂,如酒厂、电缆厂、轧花厂、木材厂、纸箱厂、印刷厂,原来是集体,现在基本上是私有。

  用工8人以下为个体,超过8人为私营,全县规定乡企业不搞集体公有只搞个体和私营。企业不是集体和公有,不能成为党支部的活动基地,党员作为工人受老板管。私有企业里的支部的活动无所适从,有的老板是党员,由他指挥支部活动。

  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各耕个的田。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是按户收税和摊派。有些需要全村居民共同干的事,由村长召集村民讨论解决。村长的权威来自上面红头文件,一切由村长下命令,村长如是党员,还要用党政的名义,但因没有支部,没有党与群众的关系,纯粹是官与民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一句公认的说法,“官民关系”,“官风不正,民风败坏”。

  于是一个村,一个乡工作的好坏,不是看党的支部领导、党员集体领导,而是看干部,看官风。本地未谈到,如果地方有某个有势力的家族,或有大款,则村长多听他们的。

  如果干部坏了,村民只能上告,告倒一茬,又坏一茬。

  沂涛乡经过反腐败、撤换干部,改好了。但是全县并未改好。全县秩序仍然很乱,社会不稳。90年代初直到1996年,沭阳农民上访日增,达到无法应付的地步。国务院信访局有一位同志名为×××,他是沭阳人,他事后说,因为沭阳上访信件成麻袋地装,他不好意思说他是沭阳人,而说是同总理同乡淮阴人。农民闹到这种程度,以致有人认为沭阳过去多是从其他闹灾荒迁来的,从旧县志查出,“好诉讼,喜博钦”等。实际上,从抗日战争直到土改、人民公社,不但踊跃参军、勤劳生产,而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社会风气大坏,完全因为“官风”不正。直到1996年,县委书记黄登仁一伙腐败分子被揭发处理前,普遍认为沭阳已经无救。黄登仁说,“宁可不做什么事,也不要惹出什么事”。实际已是己不正不能正人了。

  1996年腐败分子黄登仁被揭发,接着一连串抓了6个县级干部,换了县委书记,不到三年,社会秩序大好,再没有上访的人了。全县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学校、医院建设发展速度惊人。

  现在看看这批腐败分子是这样产生和被撤除的?

  黄登仁被派到沭阳当县委书记时,群众抱有希望,看到他不讲究吃穿,经常深入群众,颇有口碑。他是淮阴派来的,并且淮阴党委曾表示还要提拔他。后来淮阴书记因腐败案入狱,黄已无上提希望,开始堕落,特别是有人带他到深圳去一趟,一两个月过程中作风和行为大变,从此多次贪赃受贿,计卖官(提拔×××计划生育局长)受贿先后加起来共××万元。由于有书记带头,还有副书记、副县长等县级干部共6人落马。

  新的领导班子在仇和同志(县委书记)带领下,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并直接解决群众问题。他给我看了他亲自写的几十篇工作经验和问题分析,还有县委机关工作的同志,为我整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材料和反腐败斗争材料,至于城市、农村建设和今后发展规划等材料,十分详尽(每天去参观学习的各地领导、工程项目洽谈内外商人也很多)。我自己也不少小工厂和几个农村,还有大鼓词等笔记材料也很多,当然我也看到隐含问题也不少甚至不小。因为我回来之后,把材料放到什么地方找不到了,现在过了大半年,我来不及回忆了,但我必须做上述交代,有些问题我还记在心中。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我在沭阳时(5月4日至9日)正是美帝国主义炸我驻南使馆的日子,又是我决定离开沭阳的时候,一个问题把另一个问题冲淡了。

  (马宾 1999年10月5日)

  马老走到哪里,都是认真地看仔细地问,很负责任地记下来。这已经形成习惯,否则便不是他了。2000年9月他回到故乡安徽,于是便留下:

  安徽故乡行

  (一)安徽沙河王酒厂座谈会上发言

  感谢沙河王酒文化考察团邀请我来界首市考察学习参观!特别是还有许多老将军、教育家、教授、诗人、画家、书法家同行,受益匪浅。

  我是安徽滁县人。我家就在醉翁亭附近,童年时玩耍常佯作醉翁。我既不会品酒,也不懂酒文化。此次来,对我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国家财政税收也。

  临走前,我托张晶同志给我找一本关于酒文化的学术著作,感谢他给我找到一本于前行编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90万字的《中华酒文化大观》。我来不及学习,只是翻了一翻目录和少数章节,中国酒文化真是中国人民了不起的创造。

  各国文化都是各国人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试验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在阶级社会,酒文化也有两重性,有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书中举出很多例证。

  这本书我觉得还应有补充章节,即是对今天酒文化做个研究与批判。我说我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财政之收入也。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头靠烟酒税,不是好事。中国企业税收500强,烟酒占一半。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大,更不是吉兆。要有一个度,这一点我看也值得办酒厂的同志参考。

  其次是,现在党政干部腐败和社会风气不良现象严重,在酒文化方面颇有表现。几年来,我听到这方面的民谣很多,可以编成一专页,如“万盏千杯只等闲……”;“告到纪委会,纪委会说,该喝不喝也不对”;“中央干部喝洋酒,说洋话,抱洋妞……”我过去工作的县里的一位农民干部的儿子现在当了县委书记,到北京来看我,又是检讨,又是抱怨地说:“自从当了县长,就把肚子交给了党。”这不能说不是酒文化,但这是消极方面的酒文化。

  这不是你们酒厂管的事,酒厂从为劳动人民服务出发,应该多生产些物美价廉的酒,如“二锅头”,老百姓该干杯还是要干的。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发扬酒德,防止腐败分子利用酒文化危害人民,还毁了酒的名誉。

  (2000年9月2日于安徽界首)

  (二)在小岗村与严村长谈话片断

  顺路访问小岗村。

  小岗村在凤阳县,我老家在滁县,同属滁州市。这些地方过去是十年九荒。小时候熟悉的歌谣:“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就有九年荒。”主要是因为地处黄淮泛区。大跃进淮河得到了治理,自然条件大变。当你路经608国道,两边一马平川,即无大山,也无荒地丘陵,坡度也不大,完全可以用大机械耕作。另外,降雨总是不缺,如果雨不及时,地下水也很丰富。总之,水土条件均很好。我去过大西南,尤其是大西北,条件简直是天壤之别。小岗村村长说,他们今后的计划是改土,土地整平以后再重新分配,如何分配,方案未定,也可能买断归私。因为没有方案,不便详问。

  现在全村(两个老村合为一个村)人均年收入2500元。基本是农业产品粮食和农副产品猪、鸡等,没有什么工业副业。村长说想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但规模大不起来,因为没有钱。劳动力是有的(他们的总收入中包括在外打工的11人的工资),村长有两个儿子在深圳打工。我说,富户出资办小厂,这很好,钱少,可不可以贫富一起大家出钱、出力,办起小工厂?如果一个村办不成,附近几个村,或者由乡镇发动起来办。村长说,村民不愿意这么干。我说,那么有威信的同志领着干。村长说村民绝不愿意这么干,不放心,拐跑了怎么办?而且现在家家都有拖拉机,家家都打一口井,我们只相信自己。我又问,地就这么多地,人口20年增加了几乎翻一番,将来这些人也没有地。村长说到那时平整了重分。我再问,多余的劳动力怎么办?他说,到外地打工。

  我们请他带我们到住户家走走,他站在门外,我们只是进去坐坐。这时是下午3时,有几个青年人在玩牌,我们只能寒暄寒暄。我要他带我们到附近合并的那个村看看,那个村有新盖的房子,也有旧茅棚,说明20年新旧对比大有改进。我问他,那里和这里差距有多大?他说,有差距。因为原来几十户都是贫农,现在他办了几个人的小作坊,也不过几个人,儿子还在外打工。他的思想明确坚定,只相信单干。“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连一个小姨子都容不得的精神。村长是继他父亲的事业的,他的反对合作集体的精神是坚定的。我说,你父亲在那个时候从实际情况出发,想法是对的;看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搞“第二次飞跃”。你村里力量单薄,是不是与其他村,与乡(镇)合计合计,国家还有跨国公司,怎能守着一个村呢?你们的孤寡老人还是由镇上照顾吗!

  (2000年9月4日)

  一年后,马老又就湘南之行写了访谈记,他的关注点始终是农民,是老百姓,是共产党人应当时刻放在心头的人民群众。因此,无论他出行的由头是什么,所到的地方是哪儿,接待他的人是什么目的和态度,他总得了解一点想知道的情况并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永兴、汝城访谈记

  (一)

  2000年劳动节期间我到湘南永兴县参加黄克诚同志诞辰纪念座谈会,顺便到了几个乡农民家座谈。在永兴结实了几个干部和老农。今年国庆节期间,承蒙永兴邻县汝城县委书记的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看看。我在去年5月间就听说汝城两个乡(镇)农民不愿交过重的税,到乡(镇)政府请愿,结果引起冲突把乡政府烧了,把乡干部打了。当时很想去看看,因为回京车票已经买了,就未去成。今年能有机会,我们就在国庆节期间到了汝城,并桂东各县走走。

  这几个县,汝城、桂东、永兴、宜章、资兴等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中华苏维埃第一根据地。我们还参观了毛泽东制订的八项注意的原稿六项注意制订经过。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当时从农民运动到上山建立根据地,对农民力量和农村革命认识的深化,对军事力量和武装斗争认识的深化,从而有了割据湘南的设想以及从湘赣边界的起义,由文家市转师到井冈山等。所以,来此研究一下湘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根本没有想到。老少边穷(50到70年的老区,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湘南、粤北、赣西,汝城书记建议再加上一个“西”字,即老、少、边、穷、西)交界的边区,到建国50年后还是贫困,还是要“扶贫”的地区,单这一条,实在令人心酸。在北京未来之前,早就得知,湘南老革命根据地地区,出了多少著名将军,黄克诚、邓立群、萧克、曹里怀……以及曾志同志等。这个地区前后为解放、抗日等牺牲××万人。不在别的地方,就在离世界闻名的井冈山革命圣地百十里路的附近,迄今还是贫困区,能不检查检查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执行如何。就从这一条看,我们后辈人是多么对不起我们的先烈老前辈。

  我们中央、地方党的领导干部,口头上说,忙着全国的建设。特别是一些本地区出去的老干部,为了回避“家乡观念”的指责,一般的只介绍解决个把地方公益事业,如办学校或兴修水利而外,既不敢也无力多搞什么建设项目,甚至不敢回到家乡看看。老少边穷西的扶贫区,久而久之,变成了只剩若干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物景点,最后变成发展旅游经济的重地。至于基本贫困区域则很少有人问津。

  关于大块扶贫区谁关心呢?谁负责呢?最后推往“扶贫”。“扶贫”是什么概念?是富者扶助贫者,不是由国家总体建设规划,有贫困人民和国家力量结合,使原来的因革命战争而贫困或更加贫困的老少边穷区复兴,而似乎是由富者对贫者的扶助。这是扶贫政策的绝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已经执行多少年,特别是在“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政策和口号持续下去,不但贫困区永远富不起来,共同富裕成“画饼”,而且就现实看,使贫富差距更加拉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下,如同美国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只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改革、开放中实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工农差距、城乡差距、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在岗的与下岗(失业)的差距,越发拉大,因而造成阶级矛盾越来越深,引起社会不稳甚至动乱。贫困区在全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下,更突出地反映上述诸矛盾冲突,应该做深入社会调查分析。

  (二)

  这次我在永兴和汝城看到两件事情:一件是:在永兴县洞口镇。9月29日中午,车行至界村时,一位中年人摆手要我们车停下,我们以为他要乘便车。车还未停稳,他突然跪下,说了几句。我听不懂湖南方言,陪我同行的陈同志看了看他递的“状子”,问了问情况,问我是否到他村上坐坐谈谈。我当然很高兴,有个机会看看老乡。一到村上,进了一家木匠工房。本来汽车一到就引起了村民注意,坐下来之后,大门口就聚集了不少人。我数数共有38个人,男女老少都有。主要是听了那个告状的老乡,他出示干部打的伤疤(很多,很大),出示打他的鞋子(用脱下的鞋子打的)等,当然也说明争吵的原因,是不按时交费等。此外还有另外的村民,她证明打的太厉害了。当时,她劝说“不要打的太厉害,会打出人命来”时,也被打了一下,她也出示伤疤。此事闹了半年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还有人诉说因为超生罚款,付了一次,新来一个干部不认账,又要向他要一次(我看了一张纸条,金额是50元)。此事我们只能听听,说明我们是在国庆节假期来访亲会友的,给我们的材料,我们可以负责转送县里。后来据陈同志说,他将材料转给县领导时,县领导说,他们曾听说,该同志(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被农民打过,案子已结;并未听说,干部打了群众。既然是这样,马上派人去查。我们向县领导说我们不是工作人员,只是碰到这件事,通报他们一声,千万不要小题大做。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们第四天到汝城县,县委王书记带我们去拜访了去年农民千余人请愿、抗议捐税太重,结果造成冲突,小垣两个乡(镇)政府被打砸抢烧了,有的干部被打。这件事已过去一年多了。在县里看到中央发了一个材料,列举了2000年下半年全国28个乡,主要由于反对收费过重、过急,引起干群对抗,造成农民自杀死亡。汝城两乡(均系瑶族)一是上半年发生的案子,再是没有死人,因此未列入该项材料。其实,这个材料带有典型意义。详细情形,汝城县委给我一个记者访问的材料(附上),比较详尽,我不再重述。我只想讲:第一点,今年税收减了50%以上,说明去年税收确实太重;第二点打砸抢,烧房子是错了,但这不能只怪农民群众,更应怪农民提意见时缺乏党的正确领导;第三点政府不检讨,只记了群众的过,不公平。这里我还要说,要是检讨错误,错在中央。如果说错在干部作风,“说话不和气”?这不是。一位被打的干部对我说,“我被打了,如果站在老百姓一边说,我该被打。”基层干部为了一个月40元钱的饭碗子,变成过去国民党式的税收员,讲道理讲不过农民。我同乡、县干部谈心,他们说“两难呀!”我从湘南回到北京,正好学习整顿作风问题的文件(六中全会决定),我结合1942年“整顿三风”文件的学习。我觉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建设富裕、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一百年不变的基本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背离这条路线什么民主作风,什么务实作风,都只能说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作风。党的作风是极其重要的,但主要是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不要只要求基层干部改进作风。党的作风是极其重要的,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先记下这两条。对于如何有效、彻底改变老、少、边、穷、西区的面貌,还要搞个与全国建设统一的规划的原则和要点。这要请扶贫领导同志考虑。原来发誓赌咒要在21世纪把贫困区的帽子丢给20世纪,这固然有一个吹了牛的坏作风,但是,总得搞个计划、指标、措施限期完成呀?这两个问题太重要了!

  (2001年10月)

  为了说明问题,马老还把《湖南内参》2000年第17期发表的新华社记者段羡菊和王迎写的《“汝城事件”始末》和《“汝城事件”的反思》(上、下)以及《“汝城事件”采访录》(一、二)附上。在这里只把头一篇抄转如下:

  编者感言:本月上旬,汝城县发生的事件,令人震惊,更令人痛心。我们在编辑记者发来的稿件时,心情无比沉重。透过汝城事件,该汲取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农村工作方式方法、干部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等等等等,改进的地方也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在刊登事件始末、反思的同时,也把当地农民、干部想说的苦处、难处,把他们的想法一并登出来,让读者有一个了解,也给读者一个更大的思考空间。

  “汝城事件”始末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王迎

  4月上旬,汝城县连续发生了两起疯狂打砸抢烧乡镇政府事件。在延寿瑶族自治乡和小垣瑶族镇,干部、干警被疯狂追打,干部住宅和办公财务被洗劫,乡政府办公设施被纵火焚烧,车辆被打砸掀翻,财物、文件档案资料被毁于一旦,为湖南历史上罕见。

  沿107国道南下至湘南门户宜章县,转道东行,顺着曲折陡峭的盘山公路驱车约一个小时,便进入郴州市汝城县内。汝城偏居湘东南,南靠五岭,西接罗霄山脉,与广东、江西接壤,境内山多路陡。

  事发后,新华社记者紧急赶往汝城县采访。一进入汝城内,便被一种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沿途的村镇到处张挂着“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和“检举揭发打砸抢分子及其幕后策划者重奖”等横幅。县城每堵墙上,都贴着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督促犯罪嫌疑人的通告,以及大幅的《宪法、法律常识摘要》。拧开招待所的电视机,县电视台正在滚动播发省、市、县处置打砸抢烧活动的最新动态。

  一

  赶往延寿乡,出汝城县城不远就看到一幅横跨马路的铁制宣传横幅,上书“举全县之力,打好‘两基’攻坚战”。

  在这个贫困山区县的莽莽大山中穿行,峰回路转,你如果看到许多土砖房中矗立着一栋漂亮房子,八九不离十是学校。

  近几年来,延寿乡为了“教育两基”达标,通过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向学生家长收取建校费以还贷款。今年3月上学期开学,这个乡违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置县委、县政府的要求于不顾,向中学生收取建校费100元/学期,中心完小学生每人80元/学期,小学生每人50元/学期,引起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

  3月29日,10多个农民趁乡人代会召开之机,到乡政府要求清退建校费。早在3月上旬,岭秀乡也因建校费问题引发几百人到乡政府上访闹事,还打伤了乡干部。县委书记王存湘、县长邵昌葵深感事态紧急,立即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要求延寿乡立即停止收费,并将今年已收的15万多建校费尽快退还家长。当日,县委、县政府以十万火急的速度向全县下发了《关于重申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要求已收取建校费的乡镇在近期无条件地将建校费退还到学生家长手中。

  4月1日,是延寿乡的集市,农民从四面八方到乡政府所在地赶集。上午11时许,约有200余名群众以要求清退建校费为由聚集乡政府。县长邵昌葵对记者说,当时一些农民提出,不但要清退今年的建校费,而且要清退历年的建校费,而且要把过去乱占耕地、乱伐乱砍、计生受处理等所受罚款全部退还;一些过去违法乱纪受到政法部门处理的、判了刑的人,也提出清算要求。

  随后,少数人冲进乡政府机关、乡党办、人武部、民政办、水管办等办公室,一些办公设施遭到破坏,乡党委、乡政府的公章被抢走。事发后,在郴州开会的县委书记王存湘电话指示要及时、稳妥、冷静地平息事态。当天,县委副书记朱军民等带领20余名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做工作。下午4时30分,聚集农民陆续散开,但仍有少数人称“还要到乡里闹”。

  当日深夜,县长邵昌葵主持召开县党政紧急联会,研究应对之策。4月2日上午8时,5名县领导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22名公安干警赶到乡里,并分成指挥组、维持秩序组、调解组、思想工作组等5个小组,开展群众疏导工作。但到上午11时左右,尚有600余人聚集到乡政府门口。

  11时05分,几名青年农民指挥群众向乡政府大门冲击。10多名干警尽力顶住大门,在场的县乡领导在大门口喊话做工作,但情绪过激的群众根本听不进去。少数人用石块、砖头等物狠砸守门的公安干警和现场工作人员,对干部住宅和办公室实施打、砸、抢。

  鉴于事态扩大,12时30分左右,县委副书记朱军民、县武装部部长谢久古等领导带领160名干警和36名应急分队民兵赶到现场维持秩序,但事态仍难以控制。民兵应急分队的卡车开进计生站后,立即遭到群众围攻,3名队员被打。下午3时许,因突降暴雨,聚集的群众才陆续离去。至5时许,大多数群众离开现场。下午6时许,少数人到乡政府点燃桌椅等物,被公安干警扑灭,避免了火灾的发生。6时30分,在乡政府维护秩序的230余名国家工作人员才集合完毕,离开延寿。

  据介绍,事发之前,县委派驻延寿乡的工作队了解到,组织闹事者商定以鞭炮为信号,鞭炮响一次,进攻;鞭炮响两次,增援;鞭炮不断放,情况危急,撤退。事发过程中,确实有人“噼噼啪啪”放响了鞭炮。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事件有80多名国家工作人员遭殴打,其中1人当场休克,3人重伤;被砸车辆6辆,总价值约25万元。延寿乡政府50名干部职工的住宅被砸,财物被抢。计生站台账基本遗失,乡武装部的政审档案材料被毁,国土所的土地使用证被抢走,县公安局一台摄像机被砸。

  二

  延寿事件震动了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立即做出指示,要求汝城县委、县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万才和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王镇鑫连夜赶到汝城,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县委、县政府按照“宜散不宜聚、宜顺不宜激、宜解不宜结”的原则进行冷处理,要争取多数群众,先控制局势再进行专案处理。

  4月3日凌晨,县委书记王存湘带领40人,进入延寿乡农民情绪比较激动的6个村做思想工作。其他县领导带队赶到延寿乡附近的小垣镇、岭秀乡、盈洞乡摸情况,掌握信息。4月3日中午,郴州市委副书记周政坤赶到汝城,召开专题紧急会议,要求县委、县政府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延寿周边乡镇的局势。

  4月6日,县委、县政府紧急要求各乡镇落实减负决定。此时,今年已收取建校费的13个乡镇都准备好资金并准备清退。于4月6日开始清退。

  延寿乡“4.1”、“4.2”事件发生后,县、乡干部在与延寿乡相邻的小垣瑶族镇逐村排查中发现,小垣镇东芒、大山、简水、走马和后洞的5个村外来人员活动频繁,有可能在串连。县委、县政府立即研究对策。鉴于这5个村都是享受过3年重点扶贫攻坚的特困村,组织了曾在5个村搞过建整扶贫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及工作队员、小垣籍在县城工作的干部共20人,组成工作队进驻小垣镇。此外,县委驻延寿工作队也移师小垣。

  调动所有的宣传机构,调动所有的组织机构,以最强的人力,最快的速度,解决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汝城县委、县政府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力图阻止延寿一幕的再次出现。

  然而,延寿事件还是再一次重演了。事件的规模更大、危险更严重,少数人的行为更疯狂、手段更残忍。

  4月7日上午10时左右,小垣镇走马村部分群众将前往该村做工作的县长助理王辉、国土局局长何志鹏及带路的乡干部等人扣押,直至12点在村支书的保护下,县长助理王辉才被放出。至下午3点钟,国土局局长何志鹏及其司机被放出,司机已被严重打伤。

  上午11时左右,赶往简水村做工作的镇党委书记黄礼彬、县人事局局长罗光流等人被沿途的群众围攻殴打得头破血流,其中罗光流局长头部和左手均被砍伤,两人逃出后被送至医院,其他人员被打散。

  黄礼彬对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我带一些干部赶到简水村,准备做一些重点对象的稳定工作。当时他们已经组织好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用。我们还没进村,他们就组织几百群众把我们3台车、17名干部堵住了。”

  “他们不问什么,就要我们下车,用石头打,用木棍打。下车后我被打倒,爬起来我就拼命地找小路跑,当时心里只有两个念头,一是保全生命,二是向指挥部报告情况。有四五个人追我,沿途每隔四、五十米就有一个人拦截。前拦后追,路又滑,我先后被打倒5次。眼镜丢了,雨伞掉了,全身都是泥巴,逃进简水村小学。学校里有3个老师,有两个拦住追赶者,另一名教师迅速推出一台摩托车,我一路狂奔才得以虎口逃生。”

  黄说:“没有他们3个人救我,我今天可能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说话了。”

  事实上,小垣镇的情况更不妙。这一天是小垣镇的赶集日。这个镇紧靠广东,虽人多地少,农民生活贫困,但因有汝城钨矿等采矿业,小镇倒是比较繁华。集市人山人海,一些农民发现不少地方张贴着鼓动闹事的传单,原文如下:

  动员令

  各农民朋友们:

  为了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的合法权益不再受贪官们的侵害,使我们的儿子及我们今后确实勤有好活,而不再受贪官们的剥掠,请农友们立即行动起来,向贪官们讨回自己不该多付出的冤枉债务。

  即日

  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小垣镇大部分干部下村做工作,镇长坐在办公室接待群众。11点25分,约40余名群众开始冲进镇政府,用石块木棍打、砸、抢,随后参与人员和围观者猛增到1000余人。从11时45分开始,少数人用汽油点燃镇政府办公大楼,同时镇派出所、计生站、工商所也被放火焚烧,一时火势冲天,浓烟四起。稍后,设在走马村的林业检查站1栋8个房间全部被砸毁,财物被洗劫一空。到下午2点30分左右,镇政府大楼财物、文件资料毁于一旦。这时聚集的群众陆续离开;到下午3点30分,现场只剩下少数看热闹的群众。

  “如果当时我们在供电所被发现,能不能保命就不知道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袁康德对记者说,“4月7日一大早,我带领宣传组在小垣镇贴宣传标语。当时有个局的干部怕挨打,就不敢贴。疯狂的打砸抢事件发生后,我们宣传组9个人躲在与计生站相连的供电所二楼里面一个小房间内。我听外面有人在边找边喊:‘早上那些贴标语的人到哪里去了?’供电所的老板跟农民说:‘里面没人。’相邻的计生站已被烧,以防万一,我跟组里其他同志说,一旦被发现,我们就突围冲出去,拼了。一是保命,二是保护供电所不被砸。”

  在小垣事件中,干部、干警严格遵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纪律。共有7名干警和国家干部被打伤,3台吉普车被砸;镇政府、计生站、工商所房屋被烧,设备被毁;木材检查站、供电所被砸。总计损失220万元。

  三

  小垣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政府抽调50名干警,组成应急分队待命,同时还加强了对县委、县政府大院的安全保卫工作。与此同时,少数农民还在秘密串连。小垣周边的井坡、文明等乡镇,也先后出现了不稳定因素的苗头。

  汝城县委、县政府面临着确保全县稳定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

  4月8日凌晨,正在长沙开会的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赶到汝城,并研究决定从市里抽调200名武警进驻汝城控制事态发展。湖南省委、省政府对延寿、小垣事件的处置非常重视。省委派出了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教委领导组成的工作队,同时派出了300名长沙武警官兵,进驻汝城。省、市、县政法干警协同作战,于4月9日凌晨抓获了16名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随后召开了上万人的公捕大会。到4月15日,已有171名参与闹事的人向政府投案自首。

  记者在延寿乡政府看到,乡计生站所有的门窗被砸,部分干部职工的住宅留下被损坏的痕迹,乡政府的食堂也被毁。从延寿赶往小垣的途中,记者看到被砸的车辆倒在路边的田地中,吊车正在紧张地工作。到小垣镇后,只见镇政府的3层办公楼被焚毁,几乎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踪迹;办公室内空空如也,墙壁一片漆黑、满地狼藉。

  邵昌葵县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县委、县政府在全面反思,总结这两起事件的深刻教训。他说,下一步工作重点首先是疏导群众,化解矛盾,向各乡镇下派工作队,进行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派往延寿和小垣的工作队,要开展为期一年的基层基础工作。第二,加强法制教育,使群众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引导他们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第三,广泛走访群众,听取他们对县、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整改,规范基层工作行为。明令禁止的收费立即停止。他说,县政府已决定拨出存粮,赈济缺粮户,解决其他实际困难。

  县委书记王存湘认为,这两起恶性事件有五个特征:一是地点具有偶然性。二是闹事的口号具有煽动性。三是冲击的对象具有针对性。四是事件的发生具有报复性。组织者对政府恨之入骨,目的是砸烂乡镇政府。

  4月15日,记者离开汝城时,县委、县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延寿、小垣两乡镇政府机关工作秩序已恢复。

  汝城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这次事件留下的创伤,何时能消除?

  记者在《“汝城事件”反思》得出结论,这是“达标”引发的一场灾难。文中说,“透过汝城这两起罕见的恶性事件,其惨痛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汝城县的干部群众强烈呼吁:那些自上而下,不切实际,超出地区承受能力的达标活动必须坚决取消,否则既害了农民,也害了干部,最终祸患无穷。”“达标活动搞得汝城农民民怨沸腾,汝城的干部也是一肚子苦水无处说。县委书记王存湘对记者说,1996年他到任后,曾经几次向上级反映,对汝城这种连许多农民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贫困县,根本就不应该搞那么多的达标活动,如果非搞不可,也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减低标准,区别对待。但他的反映没有引起重视,上级还是多次派教育督察组到汝城来,要求一定要搞‘两基’达标。期间汝城县还因达标活动搞得不好,被教育部门当作反面典型。”“教育不达标,汝城就会拖郴州市全市的后腿,县领导的工作在考核时就会被一票否决。”“小垣、延寿两乡镇被打砸抢烧后,县委、县政府全力以赴维护全县社会稳定大局。但乡镇政府为达标欠下的债务怎么偿还?问题还是摆在那里,县委、县政府能有什么办法?”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汝城县这次被打砸抢烧的两个乡镇,是全县23个乡镇接受中央、省、市、县扶贫投入最多的两个乡镇。而打砸抢烧最卖力、追打干部手段最残忍的农民,又大部分集中在这两个乡镇扶贫投入最多的一些村。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各级干部的深思,扶贫本是给农民办好事的德政工程,为什么当地一些农民却不领情、不买账?

  记者在县公安局采访了因参与打砸抢而被刑事拘留的小垣镇农民张名华。他说,村民们都知道,扶贫工作队带来了不少资金,但钱有多少,用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告诉农民。村里的账目从来不公开,农民对这一点非常不满。个别村干部年收入应该只有千元左右,却盖起了2层楼房,钱从哪里来的?扶贫队虽然给大山村通上了自来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新水管子起用时就是锈的。

  据记者调查,贫困区的农民对扶贫资金的多少、用途和分配非常敏感。尽管县整建扶贫办公室要求扶贫工作队督促各村至少每半年要公布一次村级财务,但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一些村长期不清账,扶贫资金是一笔糊涂账。而少数乡镇的党政主要领导甚至截留、抵扣、侵占、挪用扶贫资金,甚至收取管理费。正因如此,扶贫投入在一些地方非但没有换来农民的好感,反而成为引发农民强烈不满,引发恶性事件发生的导火索之一,教训十分惨痛。

  县委书记王存湘说,乡镇干部成为首当其冲的挨打对象,原因一是乡镇政府是政策的实施者。群众认为政策好,是共产党的政策好;政策不好,就是乡镇干部搞的鬼。收取教育集资费的决策操作者也确实是乡镇干部。原因二是乡镇工作积怨甚多。今年得罪一个,明年得罪一个,一个乡镇几十名干部,加起来得罪几十上百人,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三是其他怨气也泄在乡镇干部身上。有些问题本是部门惹的祸,如农民到邮局取款得先订报纸,文盲也不例外;如强行要求中小学生参加养老保险,这些问题本来跟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火气却对准了政府。农民不满,省长、县长找不到,就拿容易找到的乡镇干部出气。在某种程度上,乡镇干部成了农民怨气的出气筒。四是现在的社会舆论,乡镇干部几乎都是反面人物。

  县长邵昌葵对记者说,从客观上讲,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源头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我们党委、政府必须要从源头上制度上找原因。

  王存湘、邵昌葵认为工作重点之一是把减负工作落到实处。这两起事件都是以减负为由头,如果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做到实处,坏人无计可施。之二是要加强乡镇一级党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乡镇政权的现状是“有人无钱,有职无权”。现在凡是有钱、有权的部门就上收,责任、包袱就往下压。不要说乡镇长没权利,县委书记、县长又有多少权?现在各级都说要为民办实事,为民办实事好说,没钱怎么办?都说要化解矛盾,没有职权,化解得了吗?干部作风粗暴,被任务所逼确实是重要原因。统计到去年10月止,全县财政负债共5988万元,按全县32.5万农业人口计人均负债184元。延寿乡负债342万,人均218.7元;小垣镇负债285万元,人均负债321.3元。这些债务是历年堆积,长期没得到化解。有的甚至是六十、七十年代积下的。加强乡镇领导建设,就一定要减轻乡镇负担,一是财政负担,二是工作负担。不切实际的达标给乡镇干部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马老把新华社记者的内参稿附上后,又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于2001年8月28日翻印的《国务院纠风办、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附上。内文如下:

  据各地上报,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26起,死亡26人。到目前为止,已查结25起,18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7人移送到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重庆市奉节县奇峰乡乡长黄程森、副乡长潘兵带领乡、村干部到天平村农民杨志伦(男、48岁)家催收税费尾欠,杨不在家,杨的妻子无钱缴纳,就将杨家电视机、桌子等物品搬走做抵押。杨志伦回家后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经调查核实,重庆市纪委、监察局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奇峰乡党委书记廖良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乡长黄程森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副乡长潘兵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奉节县副县长王金龙行政警告处分。

  2.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桑墟镇党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张道轩带领镇、村干部到条河村农民刘松田家催收税费,双方发生争执。镇派出所指导员孙士军等镇、村干部闻讯赶来,与刘及其儿子刘勤山(40岁)发生打斗,刘勤山被打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经调查核实,宿迁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桑墟镇党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张道轩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并依法罢免其沭阳县人大常委、镇人大主席职务;给予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赵继凯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给予镇派出所指导员孙士军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分别给予镇司法股长祁昌林、镇文化站长魏学东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条河村党支部书记章志健、村委会主任刘永江、会计刘永洲、民兵营长章立春开除党籍处分;将刘永红等7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县人大副主任、镇党委书记姬成高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湖北省十堰市房县秦口乡农民向久梅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7月16日,湖北省房县秦口乡马料沟村村主任黄波到农民向久梅(女、31岁)家收欠款。两人商定与向在外打工的丈夫电话联系。下午,黄波欲与向的丈夫通话时,电话意外中断。为此,黄与向发生争执,并打了向的耳光,随后相互厮打。向久梅回家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

  经调查核实,房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秦口乡党委副书记熊发兴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乡派出所所长任超党内警告处分;依法罢免黄波村主任职务,并行政拘留15天。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乡党委书记董全文党内警告处分。

  4.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农民苗兴涛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7月21日,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五工头村治保主任曹金生带着粮贩子到农民苗兴涛(男、48岁)家收取提留款。苗家生活困难,无钱缴纳。曹要求以粮抵款,苗不同意。曹就强行搬走了苗家仅有的4袋粮食。后在苗的恳求下,留下1袋。苗兴涛随后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经调查核实,徐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古邳镇党委副书记雷学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副镇长郭梅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五工头村党支部书记宋守亚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村主任宋振军开除党籍处分,并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将村治保主任曹金生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李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镇长傅树春行政记大过处分。

  5.河北省宁晋县纪昌庄乡农民张进通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7月24日,河北省宁晋县纪昌庄乡乡长窦新生带领乡、村干部到砖河村征收税费,将未交款的农民叫到村委会谈话。到农民张进通(男、48岁)家时,因张不在,便叫张的妻子到村委会。张进通当晚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核实,宁晋县委、县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纪昌庄乡党委副书记杨栓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砖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双义、村委会主任张更中、村治保主任王保杰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乡党委书记张建华党内警告处分,乡长窦新生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6.河北省定州市庞村镇农民何淑彦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8月5日,河北省定州市庞村镇东丈村主任立文凯带领村干部到该村农民何淑彦(女、32岁)家收取提留统筹款。何提出等在外打工的丈夫回来再交。李即令人进何家抬了两袋玉米。在此过程中,何被村干部两次按倒在地。事后,何淑彦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核实、定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分别给予庞村镇副镇长何运庆、东丈村党支部书记全树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村主任李文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王义良、镇长申文法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阿合雅乡农民买热也木·吐尔地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8月12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阿合雅乡十三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司马义带领村干部到农民吐鲁洪·吾守尔家征收91.3元教育费附加,强行拿走小麦154公斤,导致吐鲁洪·吾守尔的妻子买热也木·吐尔地(维吾尔族、25岁)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经调查核实,乌什县委、县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十三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司马义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依法罢免吐尔逊·克里木·斯地克、克然木·居马克村委会副主任职务;给予村会计阿塔吾拉·尼牙孜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阿合雅乡党委书记齐树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长苏来曼·吐尔地行政记大过处分。

  8.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堰镇农民许德善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9月12日,湖北省汉川市新堰镇派出所副所长汪先洋带领镇、村干部到陈集村农民许金云家催收许拖欠的负担款4139元。许说有困难,当晚被带到派出所,9月13日被非法拘留,并在全市化解村级债务大会上公开“亮相”。许的父亲许德善(75岁)要求派出所放人未果,遂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9月15日死亡。

  经调查核实,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和孝感市委、市政府分别作出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新堰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余章耀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依法罢免其镇人大主席职务;给予汉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汪兴银行政记过处分;给予镇派出所所长刘永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镇派出所副所长汪先洋、市行管局保卫股副股长陈义生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原江边堰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主任屈志林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汉川市市委副书记文茂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9.贵州省沿河县官舟镇农民田仁富被打致死案

  2000年10月15日,贵州省沿河县官舟镇官舟办事处党总支书记李汉尧带领镇干部刘祖昌等人到大桥村农民田仁富(男、37岁)家催收税费,强行搬拿田家粮食。在称粮过程中,田三次阻拦,均被李汉尧等人拉走。在将粮食运走时,田再次上前阻拦,被李推倒,致头部受伤。10月22日中午,田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核实,沿河县委、县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官舟办事处党总支书记李汉尧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分别给予官舟镇干部刘祖昌、大桥村党支部书记冉启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财政所干部李文俊行政记大过处分;分别给予村委会主任田开仁、会计田泽仁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崔德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镇长肖仕文行政记大过处分。

  10.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农民熊华品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11月1日,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干部杜爱平等镇、村干部根据镇里的安排到新熊村,把农民熊华品(男、41岁)等4名欠款户带到原管理区办“学习班”。熊不愿意去,被镇、村干部强行拉到车上,并被扭伤。熊离开学习班后,多次向镇干部要求解决医药费未果,于11月6日晚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核实,监利县委、县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分别给予黄歇口镇副镇长吴先金、镇干部杜爱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干部罗学斌党内警告处分;依法罢免熊邦让新熊村村委会副主任职务。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李宜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1.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农民曾福莲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11月10日,湖北省房县大木厂镇党委宣传委员冯进久、信访办主任刘洪霄、马进洞管理区党总支书记王向山、主任王兵和泰山铺村干部共6人到该村农民曾福莲(女、45岁)家催收建校集资款251元,曾以多次要求增补责任田长期得不到解决为由拒交。曾的丈夫外出借钱时,曾在家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核实,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和十堰市委、市政府分别做出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原大木厂镇党委书记陈德汉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镇党委书记龙德斌、镇长樊恭应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分别给予副镇长张家成、镇党委宣传委员冯进久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镇信访办主任刘洪霄行政降级处分;给予原马进洞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刘孝义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给予管理区党总支书记王向山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级处分;给予管理区主任王兵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分别给予泰山铺村党支部书记李玉林、村委会主任刘兴建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房县县委书记盖卫星、县长张维国党内警告处分。

  12.甘肃省陇南地区文县丹堡乡农民马有香死亡案

  2000年11月10日晚,甘肃省文县丹堡乡党委书记司小平带领副乡长杜雪生等乡、村干部到梁家坪村民韩送贵家催收税费,与韩发生争执并互相厮打。韩的养母马有香(81岁)在劝架过程中被推倒,出现昏迷,经抢救无效于11日下午死亡。

  经调查核实,陇南地委、行署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丹堡乡党委书记司小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乡长周龚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副乡长杜雪生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文县县委书记唐志敏、县委副书记田生才党内警告处分,县长王安顺、副县长舒大荣行政警告处分。

  13.甘肃省陇南地区康县碾坝乡农民张彦昌服鼠药身亡案

  2000年11月14日上午,甘肃省康县碾坝乡计生站长李明高等乡、村干部到大庄村农民张彦昌(男、45岁)家催收税款。在乡干部与张的儿子协商以粮抵款,准备拉走两袋小麦时,张将鼠药吞下,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经调查核实,陇南地委、行署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碾坝乡党委书记李早利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主持乡政府工作的李彦文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计生站站长李明高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康县县委副书记陆冠林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李树杰行政警告处分。

  14.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农民陈春娥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11月20日,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副镇长曾宪军带领镇、村干部到赤塘村农民陈春娥(女、36岁)家催收税费。陈无钱缴纳,镇、村干部就拉走638斤稻谷抵款,导致陈服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经调查核实,吉州区委、区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樟山镇副镇长曾宪军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分别给予镇党委委员刘朝军、副镇长刘湘先、副镇长彭卫英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赤塘村党支部书记夏文顺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龙飞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依法罢免其人大主席职务,镇长林启飞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5.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农民李启栋因被强制办“学习班”致死案

  2000年11月24日凌晨,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干部严泽华、邓南华等镇、村干部根据镇里的安排到红阳村,将拖欠税费的农民李启栋(男、68岁)带到原管理区办“学习班”。次日晨,李启栋出现口吐白沫、昏迷症状,于当日上午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经调查核实,监利县委、县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分别给予新沟镇党委副书记孙传斌、副镇长姚祖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干部邓南华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镇干部严泽华、唐辉、红阳村党支部书记姜达迪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查建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6.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中河口镇农民唐丽峰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12月4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中河口镇铁甲村的村、组干部到农民唐丽峰(女、34岁)家催收欠款1427.1元。唐说家庭困难,没有钱交,村干部就强行拉走唐家的一头猪暂抵部分欠款。第二天上午唐丽峰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经调查核实,常德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中河口镇人大副主席陈喜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铁甲村党支部书记聂国政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李南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镇长张松明行政记大过处分。

  17.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马桥镇农民陈义勋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12月21日,江苏省靖江市马桥镇建设管理所干部徐小根、李争明和镇农办技术员沙亚鸿等乡、村干部到长坝村农民陈义勋(男、55岁)家催收税费。双方发生争吵,沙亚鸿、徐小根和李争明分别打了陈义勋。陈在此情况下,同意用稻谷抵款,并随后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经调查核实,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马桥镇党委副书记羊争鸣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镇党委组织委员侯兴华、长坝村党支部书记陈国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村委会主任葛东成开除党籍处分,并依法罢免其村委会主任职务;给予村经联社主任薛定芳撤职处分;将参与打人的直接责任人沙亚鸿、徐小根、李争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顾正荣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镇长陈建平党内警告处分。

  18.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罗塘乡农民戴本华服农药身亡案

  2000年12月23日,安徽省长丰县罗塘乡政协工委副主任仇恒之、乡党委宣传委员张书权带领乡、村干部到鲁黄村农民戴本华(男、35岁)家催收税费1674元。乡、村干部让戴尽量给钱,没钱就搬粮食。在村干部搬稻谷时,戴与干部发生争吵,随后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经调查核实,合肥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罗塘乡党委书记梁峰开除党籍处分;给予乡长杨修兵行政撤职处分;依法罢免仇恒之的乡政协工委副主任职务,给予乡党委宣传委员张书权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长丰县县委书记陶登松党内警告处分。

  19.甘肃省庆阳地区镇原县孟坝镇农民贾会萍母子自焚案

  2000年12月26日,甘肃省镇原县孟坝镇武装部长李耀成带领副镇长焦永萍等镇、村干部到郭石洼村农民贾会萍家催收税费282.8元。贾要求等在外打工的丈夫回来后再交,镇干部不同意,提出以粮抵款,当场称出283公斤小麦拉走。贾随后找到镇、村干部,要求交100元后将小麦拉回,遭到拒绝。29日早晨,贾在家点燃麦草自焚,其8个月的儿子刘旺旺被焚。刘旺旺经抢救无效于12月31日死亡,贾会萍经抢救脱离危险。

  经调查核实,庆阳地委、行署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孟坝镇党委书记王凤龙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蒙德学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给予镇武装部长李耀成留党察看一年、撤职处分;给予副镇长焦永萍行政记大过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原县县委书记王吉泰、县长王尧二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王维东行政警告处分。

  20.甘肃省庆阳地区华池县白马乡农民王永兴自缢身亡案

  2001年1月7日上午,甘肃省华池县白马乡司法干部徐洪珍等乡干部把连集村农民王永兴(男、35岁)带到乡政府处理拖欠税费等问题,不让王回家。当天下午王在乡政府会议室上吊自杀。

  经调查核实,甘肃省纪委、监察厅和庆阳地委、行署分别作出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白马乡党委书记刘元斌党内警告处分;给予乡长田润地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分别给予副乡长杨积仁、徐洪珍(2001年1月13日当选)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华池县县委副书记王兴虎、副县长刘建民党内警告处分。

  21.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马场乡农民舒腾勇被枪击致死案

  2001年1月11日,贵州省晴隆县马场乡干部杜健等人到四寨村农民舒永素家催收税费,双方发生争执,杜健等人回乡政府谎报被群众围攻,乡长王大文带领派出所副所长蔡俊等人前往了解情况,途中与农民舒腾勇(男、56岁)等人相遇,双方发生厮打。蔡俊开枪击中舒腾勇,致其当场死亡。另有一名群众在混乱中受伤。

  经调查核实,黔西南州党委、州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马场乡党委书记姜文兴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王大文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给予副乡长陈辞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乡干部杜健、刘萌龙、陈浩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乡派出所副所长蔡俊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乡干部刘胜虎行政记过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晴隆县县长张成刚行政记过处分,副县长钟林勇行政记大过处分。

  22.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农民姚延平因被强制办“学习班”致死案

  2001年1月18日下午,湖北省监利县龚场镇干部王泽尧和爱民村干部根据镇里的安排,到农民姚延平(男、46岁)家清收欠款,把姚带到原管理区办“学习班”。19日晚姚身体出现不适,21日病情加重,在送王镇卫生院途中死亡。

  经调查核实,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和荆州市委、市政府分别做出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龚场镇党委书记冯锦富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分别给予镇长张宏民、镇党委副书记王继松、镇干部游传扬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党委副书记易军、镇武装部长郭尚荣、镇干部易贤涛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镇干部廖后松、王泽尧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爱民村党支部书记夏徇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分别给予对监利县三起恶性案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委书记杜在新、县委副书记秦明福党内警告处分,县长朱正光行政记过处分。

  23.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孔雀乡农民李诗碧服农药身亡案

  2001年3月13日下午,四川省营山县孔雀乡乡长周茂德、县法院执行庭庭长文先伟等干部到槐花村农民李诗碧(女、51岁)家催收提留款,并要李的丈夫写下第二天交款的保证书。3月14日,李和丈夫到乡政府要求解决问题未果,李随后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3月15日下午死亡。

  经调查核实,南充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孔雀乡党委书记姚发扬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周茂德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给予双河区派出所所长何俊德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营山县法院执行庭庭长文先伟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副县长曹华光行政记过处分。

  24.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符草楼镇农民杨秀英服农药身亡案

  2001年3月20日下午,河南省太康县符草楼镇干部张伟带领镇、村干部到西袁村收取税费。在农民杨秀英(女、49岁)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将其房门、柜子、被褥、面粉等拉走。杨得知情况后,要求张伟等人把东西留下,张不同意,导致杨服农药,经抢救无效于21日凌晨死亡。

  经调查核实,周口市委、市政府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分别给予符草楼镇原党委书记李建涛、镇长许兵强、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兴仁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干部张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分别给予镇干部王高峰、李猛、王西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西袁村党支部书记张锦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分别给予太康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刘金民、县政法委副书记许增才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委书记(原县长)杜民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连军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郝宝良行政记大过处分。

  25.湖南省桃江县大栗港镇农民肖建贤服农药身亡案

  2001年5月18日上午,湖南省桃江县大栗港镇副镇长刘雄、副科级干部何建湘带领镇、村干部到金牛村农民肖建贤(男、40岁)家催收税费。刘雄提出以谷抵款,镇干部随即撮走两袋稻谷导致肖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经调查核实,湖南省纪委、监察厅决定,并依照有关程序,分别给予大栗港镇党委书记曹友龙、镇党委副书记彭泰山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镇长刘小阳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副镇长刘雄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分别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桃江县县委书记杨跃涛党内警告处分,县长张群华行政记过处分。

  26.安徽省长丰县吴山镇农民孟长明服农药身亡案

  2001年5月30日下午,安徽省长丰县吴山镇干部郑霞与五十埠村干部到该村所设的集中纳税点征收农业税,正遇农民孟长明(男、24岁)拉油菜籽到市场出售。镇、村干部强行从孟的车上搬下两袋油菜籽抵押欠款,孟长明随即服下农药,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

  目前,这一案件正在查处中。

  这个中央五部委办联合发出的通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翻印了10100份,马老接到1份。老人家将这个通报与新华社两位记者的采访纪实一并编入自己的《乡村记行》里。由此,笔者也将其出示以供人们对马老的正确认识。下面是马老的《乡村记行》中的《陕西四川四县访问记》。我按照时序把其中的一篇排在这里: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柞水县,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雅安县几个农村见闻及途中漫谈

  5月底6月初10多天,我们到了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和柞水县,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区和雅安县,一个是大城市近郊,另一个是偏僻山区。为避免由地方领导布置,自己又腿残不便行走,所到之处大多都是偏僻的山脚路旁人家。因为我们一同去调查的同志有好几个人,不便系统个别口问手写调查。另外左右邻居以为我们是什么国际慈善机构来搞救济工作的,每到一个地方男女老少自动来抢着发言,常常一两个、两三个人像是诉苦会议。有的同志听了记了;我因耳聋唯恐误听,只能回来时追问落实,因此这是一次“走马观花”的农村访问。可是我们却花钱不少。在西安和成都市住的是高级宾馆,来往软卧、飞机旅费可观。因此不好意思说是“农村调查”,更不敢说“访贫问苦”,而是以出席会议和亲友邀请旅游的名义进行的。到农民家中也不是工作名义,似乎是偶然顺便过路,随便问问随便看看。农民们却十分欢迎,管你是什么人,看穿着长相反正不是大官就是做生意的。不论问什么都抢着回答。我们有意不先说什么现在农村生活虽有困难,但较过去大为改进,这个套话农民已经不愿意听。或者说目前虽然有些困难,但是往后会一天天好起来富起来。农民也不愿意听,他们叫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困难压得总也翻不了身。当然这是因为参加讨论的都是贫苦户。富裕起来的人既不住在这些贫困居民区,盖了房子也不在乡下,而在县城和市里。但是他们所占人口很少,我们的调查当然做不出什么统计。我们几个人有时坐在长板凳、竹椅子一起与农民谈,大多时间是分别边走边谈,看看住户情况。这次调查我个人只联系考虑几个突出问题,更多想的是些宏观问题。

  关于农民收入和负担等问题这是主题,但在过去曾专门调查过,国家机关和研究机关都有很周详的报道。我们这样走马观花根本不能系统掌握这方面材料,只谈谈教育和卫生等问题。西安市是全国教育工作最著名也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就在西安市长安区光明村,一个小学在几栋危房中教学。学校当局在校舍“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借钱盖了一座二层楼,完工之后经费无法支付,校长还不了债,逢年过节便东躲西藏。这个地方叫光明村,是过去唐朝皇帝在终南山歇暑来往必经歇脚之地。解放后在教育方面保持高水平,每年高考合格率很高。那么为什么学校危房无人出钱改建呢?这是政府的责任,但“管理经济改革”的精英们把这个全世界英、法、德、日资本主义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等都一直执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必办,人民必读)和本国居民甚至外国侨民或游客“免费”医疗等国民待遇一概避之;而我们的修正主义改革派却在广大农村中对小学、高小、中学要收费,最低要花50元上小学,150元上中学。长安区这个小学校长教师出面借钱盖成一个几百平方米的教学楼,盖成后谁也不否认修建的必要,但是谁也不出钱。现在还有若干危房,既不敢拆也不敢用,因为修建改建无人负责出钱。我所去的陕西、四川两个村,每个村都有中学生无力升学的,甚至无钱上小学的。这些地方即使上小学、中学,很少有人能上得起大学的,即使有了大学生,毕业就是为了离开穷乡。当然从理论和政策上讲,本地人读书并不仅是为了发家,而是为了治国;但是,不仅外地不来,本地也留不住大学毕业生。过去下乡插队落户的统统都回城市去了。6月10日《参考消息》载德国《法兰克福汇报》6月3日报道题:《农民的教育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记者佩特拉·科隆科讲了离北京不远的赤城县一所乡村学校状况,340名学生和22名教师,每个学生的学费一年是110元,伙食费大约600元,一个小孩子上小学全部开销几乎占他们父母收入的一半。作者说,这座学校还算比较好的,有的学校不同年级在一间教室里上课,等等。总之国家规定了义务教育,但学费必须由他们父母来支付,而且费用很高!这能算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改革吗?德国记者说“农村教育决定中国未来”。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改革是用市场经济扼杀中国教育,断送中国未来。一方面是城乡劳动人民及其后代得不到知识,另一方面特别给有钱人子女创造条件,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针。但是,国家教育部门规定,为入学年龄的孩子规定了义务教育,但学费又必须由他们的父母来支付,似乎既重视教育作为国民义务,又赋予父母的责任,这完全是“子不教,父之过”,国家不负责任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延续!我问过多次,农村近期能不能发展起来,没有人不摇头的。贫困户不说,即使是脱了贫的如果只维持简单再生产没有扩大再生产,怎么能发展呢?而像我们去调查的县乡因耕地有限,还要退耕还林,人口却稳定增加,经济只能相对萎缩。现在农民由于几十年不变的制度,而且为了巩固在农村每个人必须按人口交农业税,名义上不准撂荒,把农民固定在那不够糊口的一小块耕地上,这不是自杀政策吗?自有土地,少的不说,即使土地多的按户计劳动力也剩余很多。现在是到外地打工(邓小平、万里的小岗村,我到他们那里了解连村长都靠有劳动力的儿子到深圳打工)。陈云同志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现在农村既不稳又不富,既要稳又要富。从农村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就以小岗村而论,集体地组织起来,那点地少数劳动力就把它种了,其他大量劳动力只能搞工业。说没有现代机器设备生产不了现代产品出口,似乎中国人命定非做殖民地给帝国主义服务不可。有一定数量的高精尖产品,因为外国人不给我们,尽其力有一定数量即可,大量的工业产品为国内人民需要,中国是有市场的。外国人买中国的东西不是因为产品质量好、品种新,而是因为它便宜。中国经济发展固然要靠一部分出口外销,但是主要是中国有大市场的需求。现在中国工业发展的方针似乎以出口为标准,满足外贸为目的(为了“赚钱”)。这不是帝国主义思想就是殖民地思想。大西部这些农村多余劳动力不是出去打工就是赋闲在家。我到河南、安徽、湖南等地,农村见不到十五六岁到二十岁的女孩,多是到大城市去打工了。到沿海城市或是到台资、港资办的小工厂打工,更多更普遍的是到旅店、宾馆、餐厅饭馆等。工资在300元到500元之间,农户能有这份工作是很幸运的家庭。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农村本来从生育统计看,男多女少,现在更加看不到十七八岁左右的未婚女孩了。农村里很多农民尽管盖房子是一项基本建设,十有八九是借债盖的,逐年准备材料,打上地基架上大梁,而且是借钱或赊欠材料费,为的是儿子娶媳妇盖的,否则儿子将讨不上老婆。我们在各地问,盖新房子的人家除了屋内空空外,多欠债累累。我奇怪,难道个个说欠债而债主是谁呢?因为我只是到的贫困村,有钱的、盖大房子的已不在农村而到集镇和县城。在农村中是“大贫小贫”与两极分化,城乡表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样一切方便在城市,一切困难留给农村,特别困难的是国家应负责任的教育和医疗。

  2002年6月17日《健康报》载意大利专家彼露易·切奇博士文章说“在意大利,我们在各个社区都设有门诊所,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出诊治疗是免费的。在我们那里做心脏手术住院治疗4个月以下的患者全部是免费。”我到这些地方问到有没有“希望工程”,柞水县说附近有个“世界银行”贷款办的小学校,未到现场看说不出什么,学生上学要多少费用,因出不起钱而辍学。至于医院,在柞水县,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语)有不少大城市大专毕业的医生来农村服务,后来都撤走了。不但原来外地的人才走了,本地的人才也留不住,到城市开医院去了。农民在谈话中说过几天“6·26”到了。我们北京来的,对于北京、成都大医院设VIP贵宾部按高级宾馆接待外宾和中国大款(曾引起各该病院老干部提意见),县市大小官员每到北京看病现款交易,医院欢迎。“老爷卫生部”又恢复了,而且变本加厉,只是我们少数来自北京和成都人知道,农村农民根本不知道。我们问知道不知道“6·26”?农民答不知道。我说毛主席动员城里医生下乡并在农村培养赤脚医生知不知道?不但都说知道,而且引起了很多的议论,希望再派来医生。我说我以为你们忘记毛主席了,有一位姓陈的说,我们有几个人有一次谈谈哭起来了。我问,那么你们屋里墙上怎么一张毛主席像也没有了?农民不做声。

  后来到了雅安,我一路注意,农民家看不到一张毛主席像,我奇怪了。我到湖南、河南等地佩带毛主席像章的很多,是这里过去宣传的不够?这样清一色的没有毛主席像,原来是逢年过节市上没有卖的,卖的都是财神爷、护门神、赵公明、关公。我到柞水县榨油厂的算是一个大的企业(80余员工),也没有一张毛主席像,似乎也很平等、公道,也没有其他领导人的像。代之的都是一些“招财进宝”、财神爷、关老爷。

  卫生问题,在河南有个上蔡县,由于卖血,艾滋病等严重事故现在禁止外人入内。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对中国做了调查,评价在国际上几个指标都在前几十名;现在从经费上看落到192国家中倒数第四名,其他指标也落后。怎么能不落后呢?在城市医疗改革中,在伟大的“改革”字眼下,办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敢办的。一句话,对医疗实行收费,甚至盈利的原则。所以我说还要改革,但是改革一切过去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必办的义务,不但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办,反而倒过来要改为剥削人民的手段:养活城市老爷,解决义务人员的工资。我所在的医疗单位——北京医院的大夫说,他们现在严格说不是遵守白求恩精神为民服务,而是为取得生活资料在名副其实的“城市老爷部”为取得工资工作。改革初期批判用工业用盐做食用,认真研究和供应居民使用碘食盐。那几年柞水县居民缺碘的大脖子病基本消灭,改革越深入,柞水县改到农民缺医少药。

  在上述4个乡镇我们直接到过的人家就有几个哑巴。有趣的是他(她)们有时对我们谈话抱着很大的兴趣,只听不说;有时远离一边,似乎有没有资格参加的自卑感。看到这种情形实在令人难过。男女老少普遍从衣着上看不出穷困,到他们家里最多的是满地破鞋,除掉不适用的高跟鞋外,我看到了各种鞋字都有,当然都是城里人不要的破烂鞋。不管是从教育或是卫生上看,如果不首先恢复毛主席“6·26”指示精神,所要求办的,我们不但不能使农村脱贫、发展,甚至会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解决了中国血吸虫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的吸毒问题,解决了卖淫嫖娼问题,解决了一大堆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亚病夫问题,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而现在这样改革下去,必将使美帝国主义把我们看作劣等人,无文化、传染病的民族人民,借口是异端邪教劣等人种而用法西斯的理论和手段消灭之。

  美国已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武器,原子弹、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都是可以用于灭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武器,干什么?而且只容许他制造使用,而限制别人使用,并且不同意共同销毁或限制。现在借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有“恐怖分子的国家”,甚至明目张胆地公布先是有中国、俄罗斯、伊拉克、伊朗、索马里、北朝鲜、利比亚等,还有一个国名不详的打击对象,共有60个国家。最近,5月2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讲话,确定先发制人的方针,你不早早投降就拿你开刀。他不知道有矛就有盾,有资产阶级必有无产阶级,有白色恐怖主义必有红色恐怖主义,有反人民的反动战争必有反侵略、反压迫的正义战争。有许多国家只异口同声附和布什的反恐怖主义,根本不分析,他反的恐怖主义与他的原子弹、生物化学武器的恐怖手段所反对的对立面也是恐怖主义,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恐怖主义。这样分析形势就知道现在根本不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或时期,而是战争与革命时代。

  我们下乡调查研究的同志讨论说,美国自己鼓吹资本主义长期繁荣,向来都说中国落后、贫穷,忽然也把中国的轿子抬起来了。为什么?一切资产阶级政客、理论家、经济学家都说中国不成不成,可笑可笑,忽然说中国要成为经济大国(其实中国也是泡沫经济、吹牛经济),这是什么原因?布什一向是看不起共产党,仇恨中国共产党,看不起中国领导人的。美国记者还公开地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如美国记者采访江泽民说:“你说你是政治家,我说你是政客;你说你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你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政客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会察其言观其行,看看实际表现如何。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看看我们的态度。美国侵入我领空撞下我国飞机看看我们的态度,我们要求赔100亿美元,美国只赔3个亿还说这是招待美军伙食费。最近总书记买了一架总统号飞机,美国偷偷装上27个窃听器,竟然不敢向美国抗议,只能忍气吞声处分了自己的同志。其实这也是做个样子“出一口气”表示自己还是中国人而已。你说这是“韬光养晦”但是却由媒体公布。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斗争也是讲战略战术的,但是策略应该保密;而现在战略不仅必须公开,而且越发要广泛宣传。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必须明确、毫不含糊地宣传,怎么能与他结成什么战略伙伴甚至朋友呢?你再说这是“骗”他的,说这是外交辞令也只能作为对方将计就计地利用过去,而反过来却麻痹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美帝国主义唯恐麻痹了他的队伍,不断地对中国挑衅、试探:如偷袭中国使馆;如飞机飞到中国领海;如在中国积极支持反恐战争下有意公开宣布中国为恐怖主义国家七国之首;如在卖给“中国元首”专机上安装27枚窃听器,等等。并且一再强硬支持台湾武装到不断反对大陆,造成不以武力不能解放台湾形势,而如动武则美国“借口”侵华。而这些,如不明确反对,牺牲中国人民利益,能说是灵活策略吗?如果你说不是汉奸,那么历史上包括溥仪都是曲线救国了。溥仪在被捕后服刑期间不是也表现、改造得很好吗?

  读到这里,感觉到马老有些义愤填膺了,沿着这个思路肯定拢不住闸了;但还是理智地收拢回来,接着说他最为挂心的农村和农家:

  姊弟两家,一家是一个我们评为下中农家养两头牛,每头牛购价为1万元,新盖了两层小楼,盖了几年迄今也未完工,据说是举债盖的至今债未还清。她家可以说是“先富起来”了,但是如何带后富呢?一无组织、二无政策,如何带呢?她的弟弟住在隔壁,又黑又漏雨的小破房,一进屋又黑暗又烟熏,停了片刻,瞳孔放大才多少能看到破烂。这么穷怎么办呢?当然是“先富带后富”。如何带?前者剥削后者是带,前者救济后者都是带,她们姐弟两家的经济关系很微妙。弟弟一个小孩,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辍学后起码是一个辅助工的劳力,如照看乳牛。这位姐姐以为我们是什么国际组织(来参加讨论的老乡们可能都是这么认识的)了解情况,给他们救济或贷款。既述说她们家养牛、种地能干,又讲到学费、医药费很重,总之希望给她们帮助、照顾。这是他们家姊弟们先富带后的情形。什么时候带富了达到共同富裕呢?她们姊弟俩最明白,她怎么也带不起她弟弟富起来。她自己还欠一大笔债,房子也没盖完,怎么能把弟弟带富呢?“剥削”还来不及呢:她必须利用她弟弟家的仅有的很单薄的劳动力,忍痛让一个四年级女孩辍学。

  在目前被帝国主义剥削和侵略下,中国只能被资本帝国主义“带的”越穷。据《费加罗报》6月16日文章说,由于不公正的全球化,非洲农业面临绝境。例如,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日本向本国农民提供的补贴平均为2万美元,而撒哈拉南部非洲农民所得的补贴不到300美元。富国的最高官税则主要适用于农产品,工业化国家种种鼓励出口的措施促使一些国际价格低于某些产品的成本价;而发达国家的这些产品往往是富裕的,如谷物和油类,这使得进口国农民破产。

  中国从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而后,首先是把原来公有的资产剥夺过来,然后中外资本共同剥夺公众财产和劳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享受,然后,大部分总也富不起来的世界人民,既愚昧又无权,被帝国主义用各种形式清洗,哪能容得和等到共同富裕呢?像我们考察的这些农村经济这样的问题只有靠集体,靠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再由国家帮助,退耕还林,少数土地由部分劳动力耕作、畜牧等,大部分劳动力集中搞农产品加工业、各种矿业加工业,有的附近地方有各种矿业,搞冶炼化工业(现在多为私营企业主占有)。除掉有些初级产品如钢材、铝材、煤炭、石材等,还可有后部工序加工成成品而决不以初级产品出口。自己加工开始时可能不如舶来品,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国内产品质量就会提高。在关税控制下,保护民族工业。怎么能永无止境的对外门户大开放呢?叫开放,就应该有封闭。如果全开则无所谓开放政策。改革也是同样道理,既然叫改革,就有继承保守的部分,离开辩证法搞绝对主义的改革开放是一切运动失败的原因。

  蹲在北京看到人山人海,而且很多是在街上游手好闲(实际也多是在跑生意,谋生活),觉得大有人多之患。西方大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表讨厌这些人。实际上,我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从西安到柞水等地;回来从西安坐火车到成都,从成都到雅安各县,路上常常人烟稀少,公路上看看青山绿水,渺无人烟,觉得人口太少了。我们计划生育是科学计划生育,不是片面限制生育。有人计算,按照美国目前实际浪费的食物合乎生理卫生的享受的话,其数量足够全世界(目前人口水平)一倍半人口消费。我是一直宣传计划生育(2030年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和优生优育的。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有社会主义计划生育。

  尽管我们几个人是专门到西部考察民情、访贫问苦,我们还在西安市和成都市探讨了历史重要朝代盛衰存亡。在西安,有几个同志看了秦陵,共同的感觉,现在需要请领导同志读读贾谊的《过秦论》,“灭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亡秦者,非六国也,秦也。”读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比较比较我们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与西部贫困地区,对比对比,与西部地区一对比,悬殊大到“危险界限”,基尼系数0.42,再不能说大话不兑现了。我指的我们曾在大跃进搞浮夸,我们曾发誓赌咒说送走20世纪时甩掉贫困区的帽子。我们不是说要稳定吗?这个界限就是不稳定界线。因此,我们不仅西部农村,就是沿海城市也有这个界限(贫富悬殊界线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我们开始到农村时,到一个很破陋的矮屋内,看到各户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或者用芦苇席捆起装着可观的粮食。我们都以为农民有粮食吃,并且存放着不少粮食,便得出结论,这可保证温饱。我们并不以此为农民“论证”已经达到温饱。但是一经了解也不是,如果农民把这点粮食卖了,既不够交各种费用,更还不清欠债。主要是国家不买,有些粮商出价太低,而国家即使农业税遵从市场游戏规则,也只要钱不要粮。农民抱怨粮食不好卖,而我说实在的、实事求是地心想,这样正让农民好被迫存些粮食,反而保证不挨饿。我们过去在东北搞过土改的同志,咋看这里的农民都是吃的白米饭,当然为农民高兴和惊奇,但却是不了解实情,原来是因为粮食卖不出去。我们的同志说,这样逼着农民“改善生活”,如同城市出口转内销货。与农民讨论,解放已经几十年,什么时候能彻底翻身过上好日子?农民认为这样下去永无指望。讨论的结果只有国家、地方、农民自己合力组织起来,山上退耕还林的分散住户适当集中,少数人口耕作种田,多数劳动力组织搞其他农业、农作物、加工业以及其他矿工业,建立大小不等的工厂、作坊,要在农民自愿下搞合作化。这需要国家的政策和支持,特别是国内市场,与城市现代化工业搞有政策保护的市场协作。一句话,搞真正的农民合作的集体经济,中国农民翻身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起来,单干决不能使农民富起来,这样“扶贫”越扶越贫。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随人口劳动力增加,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如果国家有所发展,那也只能是两极分化。那时,贫困人口即使生活生产相对比过去有所提高,原来贫困的某个人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又变贫困了,根本不能消除社会贫困。因为,富裕的人是靠剥削贫困者才能富起来,而且,贫富是相对的一对矛盾,没有贫哪能富?关键是消灭了剥削。没有剥削,因其他社会或自然原因,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有差别,这个矛盾总归是有的,那将由社会互助措施解决。

  有的同志用体育运动作比喻。体育运动是竞赛,但现在它办成了竞争了。如争夺冠军,为什么?不是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体育运动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比赛时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国际足球赛,由专业运动员组队参赛,这一点就很值得讨论。每次运动会都有受伤的,这是增强人民体质吗?说他们是职业体育员了,以为在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尽责,结果把运动员的运动目的(增强体质)丢掉,拿去换钱了。据说,参加国际比赛的运动员的收入是可观的。另方面,因比赛而伤残的所占百分率很高。这是就目前正在足球比赛而言(据报道,中国与哥斯达黎加比赛输掉两球,与巴西比赛输掉四球,与土耳其比赛输掉三球),如果是为增强人民体质和遵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那么,这会推动我们宣传发展足球运动,那么,就考虑在各大城市恢复过去的足球场(还有其他运动园地)组织各校足球运动。北京市已有和正在建的GULF球场竟有48个,完全是为中外大款和官僚们服务;而许多中小学没有操场。据评论员说,中国球队输了,主要是因为体质不如人。据说,他们是吃得很好的(出国比赛随带中餐厨师),住的也不差,难道是天生不如人家健康?那就应积极改善人民生活(包括饮食和锻炼体质条件),不能只搞这种只要金钱不要健康的运动比赛(过去奥林匹克宗旨还不是现在这样)。这实际是按资本主义市场游戏规则办的,它是为花大笔经费观看足球比赛的球迷(FootballFan)服务,是为组织者支持者创收,当然给参赛者有卖命赚钱的机会。试算一下,每年与各种国际球赛相关的收入——支出,有多少人力物力投入,不能说对人民完全没有正面效益,但是,不过是为争名(也可以,但也不宜“争”)夺利(也可以,而是比赛)。总之不能用搞物质刺激,来搞运动比赛。不能像驯兽艺人手中拿把果实,诱导黑瞎子表演,每表演一次就从袖子里拿出一点给它吃,否则,它就可能罢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动物表演指导员,甚至带着“武器”表演。我不是侮辱西方运动员,我是同你们一起向那些雇佣你们的老板控诉。当然,我们的参加国际比赛运动员同志,由于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世界,结果,有机会(特别是一方面有了钱,另一方面再不受社会主义教育)赌博、嫖娼、甚至吸毒。这就如现在民谣格言中说:“女人因为没有钱变坏,男人因为有了钱变坏。”无怪乎人们改说“发展”体育运动,加速人民变质。当然,这是指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式的体育运动。我们有些运动不大提倡,如拳击(Box)比赛,这几乎是不怕牺牲人命,主要为资本家取乐。

  十多天时间,在火车上,在汽车上,以及到农家去见几个老朋友,谈的很乱、很多,要写下去实在还要写很多。因为过去几年到了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多少了解一些,正如托尔斯泰在一本小说开头写到,大意是幸福的家庭大都一样欢快,而困难的家庭各有各的难念的经。其实这本难念的经就是贫困,现在国家想用“扶贫”的办法解决,这样扶下去,相对说,只能越扶越贫。可不是吗?农民的小孩子得不到教育,农民生病缺医少药,农村公共设施如居民之间,村村之间的道路桥梁无人修建,但主要公路也要求农民出钱。收的粮食还卖不掉,无人购买或出价太低,农民只够穿衣吃饭,根本谈不上定义含糊其辞的“小康”,维持简单再生产已经困难。在无力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能翻身致富吗?而且所谓农业生产,如果只限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搞“附属工业”,不搞如矿冶加工业等工业即工业化,能致富(无工不富)吗?在沿海大城市经济发展之后,农民可转为工业服务了。但是,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点看,根本不会有人在贫困山区投资,就是“希望小学”也不愿办到山区贫困落后农村的。极度分散的农户,只有在政府出钱下,居民自己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指导下,适当地集中建工厂、建学校、建医院,如南街村,恢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才是出路。

  现在搞的可以说纯粹是私有化资本主义经济,它已是背离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限于水深火热之中,限于不能翻身的地步。当然有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很不同意我的这个意见,那他也不过是代表每天在滋长资本主义意识和言行的农民而已。但是,绝大部分是注定达不到愿望的。因此,绝大多数未富起来的农民是拥护组织起来的。但是,要交待一句,必须做宣传工作,做落实规划,由农民自愿地组织起来。农民的出路在集体化,多种形式和有等次的集体化。这里不是讲大道理,而是介绍人民对集体化的主观和客观要求都很迫切。不管是开发大西北也好,是为老少边穷区“扶贫”也好,是国防备战也好,是民族团结工作也好,结合起来都要大量资金。而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近年来由贪污、浪费、假冒伪劣、赌博、嫖娼、吸毒贩毒、污染、天灾人祸、呆帐坏帐、虚报谎报……,这些损失的数字,抵消了统计局报告的数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有人估计GNP严格算来实际上只是统计局报告数字的二分之一。一个矛盾突出的数字,国民收入由1995年9.1%,逐年降低直到后来1999年的2.5%,实际是负增长,但国家领导还在自吹自擂城市农村一片繁荣。中国秦始皇以后各朝各代末代皇帝、封建君主包括起义农民领袖概不例外(太平天国和李闯王)都想维持独立统治地位。而现在,怎么还想与美国沆瀣一气、不分庭抗礼企望成为统治世界的一极,不愿成为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国家保护民族国家利益,反抗世界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多极的一极名义下,与帝国主义列强为伍,统治世界上一切反帝的弱小民族和国家,而实际打扮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小伙伴,挨骂、挨打,绝不吭声愿打愿挨。统计一下,在中国大城市有多少豪华宾馆,(北京星级宾馆)200多座,豪华公寓及豪华人工景点恐怕堪称世界第一了。现在连医院也有为贵宾服务的豪华医院。

  古时候如果听到一国人们早上在唱靡靡之音,说这个国家将要亡国了。我们现在是革命歌曲很少人唱了,更无新作品出世。歌星特别是女歌星身价百倍,什么内容呢?大多没有生命力。我家有电视机,能收到的有很多台,但是除掉中央一台新闻而外,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意义的。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节目,甚至也可说不少,但是,“黄金时间”(顾名思义是为赚钱时间)铺天盖地的是花花草草的广告性质的节目。农民很少有大彩电的,我们去的人家,有人家有电线,但未上灯泡。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每月要16元,不买灯泡了,当然也不看电视;有的人家有电视机,但是不好看,常常到一家有彩色电视机人家去看看(也只是小孩子)。现在广播的电视节目我就不看,农民也反感,不愿看。在湖南省永兴县黄克诚家乡的一个村子,在邓家祠堂存放了二三十台电视机,我问什么道理。说是出不起电费,而且不好看,所以存放在那里。见怪不怪,也就不再调研这些问题了。我未打听这些县党委宣传部是怎样布置开展宣传工作的,沿路很少见到什么标语,偶尔可见有关计划生育等的口号标语。家家户户贴的关老爷、赵公明的画像,画中的标语是“招财进宝”。过年农民到集市办年货,也只能买到这些似乎统一印卖的年画,为什么没有毛主席画像?也没有邓小平、江泽民像,直至后来在成都才弄清楚:印刷主管部门在控制印刷,根本上不让印刷。

  我们这次选择到陕西和四川两省个别县调查,不是做典型系统调查,而是到村镇随时随地访问一下。我们没有地方干部带路,直接随意到农户家坐坐,当然是到从外表看就是穷户人家。我们也不打算了解正式“准确的”数字,所以交谈很随便。农民也不问我们的底细,以为是过路歇歇脚的,谈深了,他们问我们是不是世界银行搞救济贷款的。我们也没有口问手写地记录,他们谈的更随便。因为是随便谈谈,农民总是三三两两的同时讲。我们不远千里而来,旅费可观,就作为旅游消费。但心里非常痛快,主要是了解到了自己觉得是真实的情况、真实的贫困农民心情,也照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说明屋内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深处。为了以后有机会再去看看,这里把地点讲清。我们去的地方:

  1.是西安市长安区行镇光明村,主要是光明小学,这是唐代皇帝在终南山避暑返回都城长安,宫中诸侯大臣在行镇迎驾。武则天曾到过此地,清朝慈禧太后也曾到过,唐代大诗人杜甫孙杜牧陵在此地。我们了解到光明小学现在有学生二三百人,教学质量在全镇、全县都是名列前茅,现在全村大学毕业生及在读大学生不少于50名。可是,由古庙改建而成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就险象丛生,用至2000年11月因墙体倾斜,不得不迁出学生。2001年4月检查完为A级危房,定为立即拆掉,县乡领导决定拆掉重建,此后用捐款、借资、赊欠材料等重建二层教学楼,但只解决部分学童上学。欠款,无法解决,春节期间债主逼得干部有家难回。另外,部分学生及教师还在危房下教学。也在本地集了资,只有4万元左右,而楼房花14万元。陕西省107个县,其中有70多个县是贫困县,但是这个是小康之乡。在本村每人集资30元,不够还债,现在还欠十多万元。至于全部按计划修成要70万元。这能叫小康吗?全国的农村评级都需要研究一下。不能把几个大城市的郊区状况盖以为全国都是如此。

  2.是柞水县胜利六村,我们到了余应淘家。父母与两个儿子,父亲从水泥厂下岗,现在没有任何收入,妻子生病,大儿子上中学,共欠债2万多元。二儿子考上中学,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辍学,家产(房子除外)不过数百元。另外柞水县干友镇什家湾村田应关家,父母与3个孩子,儿子外出打工,大女儿因交不起学费在小学四年级后退学,二女儿正在上小学二年级,家产(除房子外)不过200元。我们还到柞水县的一个用世界银行贷款办的有80个工人的榨油厂。无怪乎我们到附近的老百姓家,因为没有地方干部陪同我们,以为我们是世界银行的。

  3.在四川,我们到雅安市西城区枫木村一组李袁家。他家三口人(妻子与儿子),妻子是哑巴,儿子初一第二学期即辍学,因为没钱交学费(每学期250元)不敢再读下去,再读下去读高中每年要交800元,至今三口人住在破旧的草房子里。旁边是他的胞姐家,其姐姐家新盖二层小楼,养有奶牛两头(每头花1万元买进)。她说是借钱盖了楼,现在愁着还债。这个辍学的小学生在家里当然是给他姑母看看奶牛。从他们的居住情况看,一个是贫农,一个是中农,他们是亲戚,应该是先富带后富了。但是,这胞姐说,自顾不够,哪能顾上他?!只能为他叫叫苦,请多多关照!

  4.成都市郊区县(龙泉镇),这几户人家,我们去年冬天去过,我们谈的很多很好。但是,后来再去人(成都居民)拜访他们,说去年去看他们的是一位关心他们的老共产党员,他们不相信是共产党员。我们猜不出他们从什么角度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今年又再度去看他们。他们靠近大城市,种葡萄、桃李、蔬菜,靠城区应该说挣钱的机会多些,还可以打工,主要反映是交学费等,负担不起。因为去年有详细材料,就不写了。

  结合起来我再三问,还要多少年,多少时间,农民可以富裕起来?大多一再摇头,再也富不起来了。当然除了到城市做生意,乡下种地怎么也富不起来。农村的青年劳动力不会再留在农村,而且越是贫困,因为不是家中有病号,或者就是没有文化,不敢出门,只有呆在农村贫下去。不搞工业,不搞集体,不由政府办教育和医疗,只是扶,而且还要靠富人扶,靠外国人扶,只能越扶越贫。即使有少数人家富起来,富起来的人不是帮而是剥削贫困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不但脱贫,而且共同致富!

  平常在调查研究之后,总是要座谈讨论一下,写出个情况介绍。这次来此原先也有意深入系统调查,但因人多,“人多嘴杂”插话乱谈的时间多了。但是,我们倒是把问题了解和思考的深一些。我们问了现状,还未研究原因,更未研究出路。虽然,我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指出农民的出路,过去批评邓子恢同志是“小脚婆娘”走路,但是,既然是小脚婆娘,未揭开裹脚布,在这个条件下能那么走,犯了急性病的毛病,反而为反动派所利用。现在“走”的缺点是右的毛病,都有经验了,还是走集体道路(多种形式)对,不只是好。我们看到正(南街村等)反(小岗村)两方面的基本经验,有勇气说这个话,就肯定这一点,就指出搞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必然落入新的贫困深渊,当然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施行资产阶级政策的政府把一部分农民搞富起来了,把城乡大部分贫民搞的相对越来越穷了。必须首先冲破资产阶级单干制度、户口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有人说这是改革,改革也要分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现在从党的建设、经济生产、社会事业、军备国防与军队等等,都需要实行集体组织起来,与支部建在连上一样,农村党支部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上。如经济合作社的,一个村上的大队等。现在行政村的干部,主要甚至忙于完成上面布置的行政任务,如,第一,收税;第二,计划生育。虽然有些指标要达成,一样要农民出钱出力,不是动员,而是命令执行。跟过去国民党时期的保长差不多,只有向农民要,不组织为农民服务。村长不好意思或者不便,要党支部书记为他跑腿,或者干脆就身兼书记。

  由于集体经济已经废除20年,在个体私有竞争下,很难说私有观念不存在扩张,这影响农村出来的求学的、打工的、谋生的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不能如愿发财时,再加上估计国内市场经济中社会上难以罗列的消极因素,各色市场邪恶、腐朽现象都出现了,反过来又影响农村。因为我们是直接来到乡下,没有干部介绍,不知道在座的老乡谁是党员,我们只是就过去在农村了解情况,议论这一番。

  说到这里,我记得前年在成都开了一个小型私人企业主座谈会,到会的有三四个私人企业主。这里专门讲一讲私人企业主入党问题,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但谈起来东拉西扯涉及方方面面。我说,大家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是企业家,是私人企业家,说明白了就是资本家。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到底扯到正题上来了。一位同志说,私人企业主,即资本家入党的好处:可以壮大共产党队伍。他看看我,我没有表情。他接着说:“吸收资本家入党,还可提高党的素质。”我笑了。他看到我笑,补充说:“马老,我说的是科学技术素质。”后来谈了一些其他问题之后,又转到正题:“共产党吸收资产阶级入党,政治协商会议组织可以不要了,道理很简单。”再以后接着说,“这样,统一战线也不必要了。”还有其他同志论证:“这样符合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理论,因为共产党已经是代表全民的党。”我本想辩论几句,但是邀请人家来谈,当场驳斥人家不合适。他们能同我谈谈心,我是要感谢他们的。主要是他们不了解关于党、阶级的理论。我在北京同一些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谈,他们大多进过社会主义教育大学,他们一般不会有这种观点。当然,这是我的估计。

  不单是这几个县,特别是靠大城市的地方,很多劳动力到城里谋生了,近来到城里找不到出路,甚至原来在城里打工、做小生意的,很多被打发回乡了。因为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居民证。原来在城市赋闲的劳动力,据说恢复合作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其实在农村里,这正是一条最好的出路。有的地方早就提出,把那原为集体,在改革中改为股份合作制,后又改为股份制;再一改,就是由少数“领导”用各种“魔术”掌大股;再一改,宣布“兼并”、“破产”,变为原厂长、股东发财,工人下岗的工厂。虽然有的厂长发了财跑了,出国了,迁居了,工人们还可集中起来清点清点,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因为国家没有别的办法补偿失业工人和解决失业工人困难,而这财产原来就是集体工人农民的集体公有财产,只能物归原主。

  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自然的、铁的法则即规律。剥夺剥夺者,现在在城市,最明显不过的是房地产资产阶级剥夺居民的住宅宅地的利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小企业主剥夺地方集体企业变为私有的财产;大资产阶级(及其子女)剥夺国有资产作为其股权以及在操纵中剥夺中小所有者的利益。现在正在一笔一笔地“核算”,将来都必为劳动者阶级夺回来。为避免搞乱帐、打乱仗,必须制订政策。这个仗也许是比较持久,但是,绝不是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所宣传和所期望的还要到一百年(意指更长)、几十年。过去各项运动中,搞左了还要纠偏,“一平二调”还要退赔,即“落实政策”。按照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共同参与制订的“搞点资本主义”以及总路线规定的政策,也不是全盘西化,彻底私有化(到“国有”只剩百分之二十的西方资本主义“常规”即可称为彻底)在个人。这方面有个例子,河南省巩仪县一个穷苦孩子出身,长大了成了劳动模范。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后,他被领导造成“大股东”,多分给他干股,把一部分设备交给他卖钱变股,成为股份公司法人,工厂为他所有。他的哥们当副厂长、科长等。中途有的因为怕“变天”,卷铺盖携款潜逃了,反正大家都是剥夺公有财产的贪污犯,跑了也不追究。他起初到我家找书看,把自己称为红色资本家,说毛主席说,这是先发展资本家,后来总归还要打倒资本家。他给我留下手机号码,说中央一旦政策有所变化,请即给他一个电话。后来,他看到原来的哥们因为企业变成都是他“大哥”的份了,而且会计只听“大哥”一个人的,也离心离德了。他交待他两个儿子,不能认为这份家产是他们的,要自己独立劳动创业,他似乎变成孤家寡人了。他终于对我说:“中央有什么政策变化,我都等不及北京通知我了。我等不及你的信息,就要被工人砸扁了。”但是,现在他还在出国,还在拉关系,主要忙着交往,无心无力管生产了。他从扮演劳模,变成老板、小企业主、红色资本家。当然,他对长江发大水,地方部队饮水困难,还有“希望小学”,各种社会义务很热心。我们去,他有宾馆,吃住不要钱,还请我们到他家喝酒;知道我喜欢吃鹅肉,还杀了一只老鹅。早些时候我曾给他许多书,他买了几个书架子,书已经堆得不少了。

  说到红色资本家,原来在红色二字上打上个引号,现在不是红色资本家——共产主义资本家,现在是“资产阶级共产党”了。我在盐阜区的一位老战友,那时他是县委书记,他的女儿是现职一名教授,入党女婿评选上院士。一次她到我家做客,谈得很好。于是我随意问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她说,马伯伯,我还未入党。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她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后来,党组织几次要她入党,她说,“我婉言推掉了。”我以为她因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与党告别”。她看到我不理解原委,补充说,“马老,我虽然现在未入党,但我在遗嘱上写了我的入党志愿。我把遗嘱带来给你看。”她简单讲了一下内容:“组织上一再征求我入党,我考虑自己还不够条件,现在党组织也不合格。等到党和我都合格了,请追认我是共产党员。”我当然未要她把字据拿来。我说,我也要变得不合格了,愿我们大家努力。我心想,后生可畏呀!我对她肃然起敬,比对她老县委书记父亲还尊敬!

  马宾

  2002年6月16日

  《乡村记行》中的另一篇:

  西南记行

  (一)参观铝厂呈朱总理

  朱总理:

  我的几位广西老友邀我到西南沿海走走,我于10月25日来到了广西平果。来此后,听说中央要把国有广西平果铝厂(一半)卖给美国,中铝股票(平果铝捆绑其中)已在国际上市卖给外国。现在外国一人买下工厂,直接派经理等人员来管理。

  关于这个厂的整体印象。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就看了这个厂,得知是自己设计(贵阳铝镁设计院设计),自己施工(中国有色第七、十一、十四、二十三冶等施工),仅用4年时间建设就顺利投产,并针对中国铝土矿原料理化特性99%以上(一水硬铝石),采用中国自己创新的新技术来进行生产。建造投产的320KA大型绿叶炼电解,其技术含量和电流效率,世界上仅有两家才有。

  关于厂区布局和厂容。现在已是10月下旬,无论走到哪里,仍然是满园绿荫,满园芳菲,简直是一个繁花似锦、优美无比的植物花园(大城市除植物园外也没有这么多花草树木)。我搞了一辈子的冶金,参加了建设宝钢,参观了世界上各大冶炼厂,很少甚至可以说从未见到过绿化得如此好的大型冶炼企业,实在令任人神往。我们一行4人到达铝厂时天色已晚。第二天听了甘副总介绍情况后,下午由殷总带领我们参观矿山及生产厂区。所到之处,无论是生产区还是生活区,我都只能赞叹不已。平果铝一期工程基本建设投资43.38亿元,仅用于环保的投资就达3.96亿元。如此重视环境保护和绿化美化,也是国内少有,国外罕见,真是种瓜得瓜,善有善报呀!

  关于工厂技术经济指标,据了解也颇为出色,其政治思想工作也颇有成效,曾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近几年来,很少有消极社会现象发生。我看了公司情况后,十分欣慰,因了解到中央很少有领导人到此视察,我这才介绍一番。

  现在我再谈谈在参观中与工人谈话,遇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有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而且也知道我原来是搞冶金的,就问我:北京要把我们的厂子卖给美国人,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没有这回事,厂子是你们工人阶级建起来并进行生产的,你们应该知道。我已经离休,不会比你们知道的更准确。工人说,这些都是北京决定的。我问了厂长,他说现在人权、财权、经营权,都集中在北京(中铝总部),不知道最后与美国人怎么决定和批准的。

  我在此共住了3天,还看了工人、干部。在宾馆餐厅,我们与服务员闲聊,她们多是壮族人,我们问,你们知道美国要买你们的工厂吗?她们说知道,而且她们还忙着学外语。这两天,我们在客房谈论的热点话题是莫斯科影剧院人质被劫事件。同志们说,美国不让莫斯科打车臣,也不让普京打在格鲁吉亚潘西河谷活动的车臣分子。这次车臣窜到莫斯科扣押人质事件,怪在美国不表态的表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断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中国与台湾统一,但行动上却用先进武器武装台湾,另外反复要中国不能动武,只能和平统一。美国这样不讲理,干部议论,如果平果铝与美方合资共管、共办,对我们能是好事?!

  我来时间短,了解情况不多,当然讨论不下去。特此,向您汇报一下。此致

  敬礼!

  马宾

  2002年10月28日于平果铝宾馆

  (二)宜州蔗农

  在平果铝住了4天之后,打算去宜州一趟。预备在途中找一农家做饭吃顺便了解一下农民情况,因为那里没有熟人,只能随便问问,然后到宜州转一转。

  到了南宁,见到欧济文同志,他说在宜州工作8年,当过柳州地委书记,那时宜州与柳州尚未分开,还是一个地区。我正好说明来意。他说,还有一位老友,现离休在南宁,他在那里也工作了多年,现在虽不在那里工作,但情况很熟;而且他夫人直接在宜州当过县委书记,现在他们也都离休了。于是,在我的建议下,请他们夫妇一道吃晚饭。

  在饭桌上,我把去宜州的打算与他谈了,他说,不远,还可到柳州看看,那里还有鞍钢老战友。我请他们夫妇先介绍一下宜州情况,当然主要是蔗民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情况。

  他们说了,我因为是在饭桌上,既未带纸笔,耳朵也聋,但大意是:美国双子大楼被炸是“9·11”,宜州事件是“9·12”,日期很好记,不过,宜州事件是在第二年。

  他说,事件很简单,就是蔗农按合同(三年一订)每吨甘蔗应得是173元。但农民今年只能收到每吨170元。其中3块钱那里去了?他说,在蔗民收入上,还有什么钱也被扣了1元(我未记录,也未再问),合起来1吨糖蔗直扣农民4元钱。农民弄清楚是政府扣的,于是找到政府,政府不理找到市委,市委不理,激起农民不满,时间越拖矛盾越多,直至农民“坐轨”。我问他们什么叫坐轨?他们说就是卧轨。其实哪有卧轨?只是坐在铁路上,也不一定是铁轨上。大家听了笑了。他说,八九个小时通不了车,这才惊动了北京中央,派武警疏导、镇压。

  他说,详细情况因为太乱,很难说清。我说那不用说了,中央有材料写了,汽车、办公室、桌椅板凳、计算机、电视机都被砸了。

  我问是怎么结局的?他说来了武警部队,抓了一二百人,现在听说都放了。

  还有呢?

  还有地委书记、市长都撤了职换了人。以后情况,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要说,说来话就更长了。

  以后,他们还是说了。关于糖蔗价格与农民的纠纷,食糖价格与甘蔗生产问题实际是农民问题,还多着呢。至于蔗农的不满,把苗毁了,抛弃蔗田外走谋生,等等。可以说年年不断,现在更为集中。

  他们说,这方面有的记者、小说家有专门报道,希望北京你们中央同志,对此3000公里外的蔗民关心关心。

  我很想系统地了解一下,并到实地看看。但是,他们说:“我们都住在医院,今天是请假出来的,既不能陪你去,也不能介绍你去,看你已九十的老人,就不要去了吧!”他们是当地人,不让我去,我们只能在第二天到北海游水去了。

  2002年10月30日

  (三)重游北海

  10月30日到了北海,住在一个小旅馆,几十步就到海边沙滩,旅馆很小,一二十个房间。价格便宜,而且打折。再看看其他旅店,空空无人。是天冷不宜游水了?我们当天下午就下海,水温比起北戴河来一点不冷。沙滩一望无垠、一马平川,全是白色细沙,直径不过1个mm(我带回一小瓶)。由浅入深,既无石块硌脚,也不是烂稀泥。我游遍中外,还未见过这样的海滩,是什么沙子未了解到。我们来此是10月底,今天是11月1日,气温水温与北戴河盛夏几乎相等或略低,为什么不组织劳动人民到此休假呢?现在是解除疲劳、疾病最好不过的季节!这需要全国总工会考虑。

  1992年我到过此地。那时我与李东冶同志来此,是参加什么西南经济开发会议,特地考察,建议搞钦州湾开发。在部队撤防后拟在钦州湾海港到市区之间建设工业区,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建一个现代化如同上海宝钢第一期那样的工厂,从各方面看,条件较上海宝钢优越,后来,建设方针变了,此事也就黄了。关于这一点,过两天到钦州湾考察后再谈。

  上一次来北海,我们是住在北海旅馆附近的一家大酒店,名字记不得了。那时,心不在焉,只是跟着听汇报,但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地方虽小,曾有“八国联军”的租界,还有各国领事馆。当然,解放前后统统溜之乎也。那条街我早起散步走过一趟。这次来,我问了旅馆,还有饭馆工作人员,他们一概不知。我们驱车到海边的老街,那里忙着改造,问了问坐在店门口的住户,他们也多说不知道,至于店员、服务员更是莫名其妙。后来一位过去在北京工作的同志给我买了一本《北海现象》,我在上面看到1867年9月13日中英《烟台条约》定北海为对外通商口岸,次年3月13日设英国北海领事馆。4月1日,按不平等条约正式“对外开放”。今天也是对外开放,但是今天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开放”应与开放不同!

  在北海为了洗海水浴,共住了三天。上次到北海,基本上是随着东冶同志。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一件是到银滩游水,那天天气不好,大风扬沙。东冶把眼镜掉到海里,虽然水浅,但怎么也捞不上来了。这个海滩,把它作为一个职工休养重地是不成问题的。这次我存心看了看,沿海海滩可以容万人游水。而且差不多一年四季都适合游水,尤其是春秋两季;其他夏季过热,冬季过冷,但也适合休养。这里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的休养地。

  市建设者虽然重视开发这个疗养地,但方向错了,他们想靠此发财,吸引富有者和商人,但是,富有者不一定想锻炼休养,解除疲劳。商人则更以买卖做生意为目的。这里这两项虽也有前途,但商场和码头靠近深水港,离此尚远,特别是商业不发展,他们没有兴趣。于是领导者为解决此问题,曾一度请示中央批准在距离不远的围洲岛(人口约1万多人)上开设赌场,当然也是红灯区,未被中央批准。据说因此北海和围洲岛均未发展起来。

  由于商业、工业繁荣不起来,房地产扑了个空。1992年我们来此时,那时只忙着盖,一边规划一边盖。我们虽然参观了,只是称赞,根本未看出也未过问有什么问题;回到北京不久才看到北海盖房子没人住,农民用住宅楼养鸡。这次来参观,还是空架子,没建完未装修的房子还很多。房地产商人虽然“失了算”,但他们买了地皮,还是“很合算”。只是国家在浪费地产(不加利用),此事未深入探究,其实各地类似情形很多,要指出的是国家减少收入,私家商人依然合算。

  大概是为了开发这块“宝地”,我们住的小旅馆(实在太美、太舒适)百步不到即是海滩,前面直面大海。就是我们住的这块最中心最优美的滩前地皮,说是要卖给德国西门子公司,由他们来补偿被拆迁的旅店和住户。我们只是听此一说,虽然十分关心,但是日程没有此项安排,只能是不加过问。有的同志说,整个国家经济都听外国人支配了,他开玩笑说,这块小地皮有什么了不起。看了“北海现象”决心再驱车去参观《烟台条约》后各列强的驻北海领事馆。

  前面我提到了,1992年我到北海,同志们带我去看过海关和一个国家的领事馆,但是昨天访问附近商民都说不知道(后来我在饭馆才想到,这些人非但年青,而且多是梧州外地来的,不给他们宣传教育是不会知道的)。这回找一个曾在部队工作过转业的同志带我们去。我们先看了海关旧址,后又到英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八国列强,他们在此共管。先到英国领事馆旧址。为了修建一条大马路,市委决定将英国领事馆旧宅迁移50多米,迁到北海市第一小学校后对该历史遗物就不管了,而改建筑还需要检修保管(当然也可利用)。我们和他们一位副校长说,你们利用这个建筑向学生进行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教育了吗?他说进行了,而且经常认真教育。但是我们看海关、其他几个领事馆遗址,除了一块牌子说明从哪年到哪年是某某国家领事馆,另一块标明是重要建筑而外,未像其他地方标明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类词句。我看应该把这些地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副校长同意我把有这些建筑物的地方合起来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他说,你们是这样想法,现在青年人可不这么想。我说,经过教育会变的,辩证法嘛,我们被否定了,他们也是会被否定的,首先变到把这些地方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心里想,昨天还听说要把北海银滩卖给德国西门子公司。我说是卖,有人说不是卖,也许是入股合股。我说,你入股也好合股也好,也是把股票卖给他。他给你钱,你给地、货,不是卖?!我还未说“出卖国家土地”,缩写就成为“出卖国家”。卖就卖,怎么卖法?当然还有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总该让国务院批吧?

  北海原海关旧址印有一个介绍,我抄下了。1877年建北海海关。“海关为清政府建设,所有正副税务是司及海关帮办、监察长、港务总巡等职均由洋人担任,故称‘北海洋关’。该旧址是旧中国关税主权外丧的物证。”

  看了英国领事馆的建筑,门窗已破烂不堪,我们问为什么不修,校长说没有钱;我们问应该和规定谁出,校长说因为在他们校园内,要他们出,他们出不起,而且也不是他们学校的财产。为了学校的建设,欠债几十万还没有着落。只有保存任务,没有开放对游人宣传的考虑。怪不得头一天我在大街上问居民,都不知道过去有外国人占领过。

  我当时心里想,不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重要史证宣传,而只从建筑学观点看要加以保护,进一步就是证明中国有了先进建筑文化?!

  我在北戴河休假,就看到了原来的工人疗养院现在多已改为宾馆,接待出得起钱的人了。

  北海的银滩而外,靠近防城还有一个同样优越的海滩浴——金滩,恐怕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回忆1992年我随李东冶同志及自治区领导来参观钦州湾,当时我曾写了一个报告材料,即在钦州湾利用深港码头、利用港市之间约30公里左右居民甚少的开阔地建立一个现代化钢铁厂和其他工业园区。钦州两边有防城和北海,离南宁不过100公里左右,有到桂林、贵州、重庆交通,是西南对外的出海深水良湾。这里发展了,全西南更加能够搞活了。孙中山把钦州湾评为东方第二大港,其实更是良港。对今后建设总应该考虑考虑了吧?我想,发展钦州、北海、防城,必须是为大西南(上述内地)发展建设和依靠大西南发展建设。任何背离这个思想,而只是考虑重点为旅游或只限于本市,是绝无基础和前途的。它们本身只能是依靠大西南和为大西南服务而发展的。

  我这里并不贬低旅游作为产业的意义,不是为了旅游,我们不会既到银滩又到了金滩。金滩是防城附近的一个沙滩,除了沙子不是白色而是黄色的而外(所以命名金滩),其沙滩优良和宽阔无比如北海银滩。为了旅游才有所“建设”,但是主要靠旅游、宣传旅游是发展不起来的。从南宁到钦州、北海、防城,公路修得那么好,但是似乎没有我在1938年路过钦州湾,南宁那么热闹(从人员流动看)。

  这样,我们就在广西参观了平果铝厂、北海、钦州湾、防城。在防城由关防同志带我们到了金滩,在那里吃晚饭并住宿。第二天(2002年11月3日)清晨,我们又洗了一个海水浴。

  既然到了中越边界,总要谈到中越友谊。内容同在北京一样,就不多赘了。

  回到南宁,什么也不打算多问和多写了。

  广西沿海根本不能叫做大西部内地,而是应在世界沿海城市有一定地位的和发展的。从开发大西部说,从沿海港口条件说,何况还有民族政策,国家应有计划地发展之。这是好地方,人民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开发建立起的中国唯一,世界少有平果铝厂要卖给外国部分股票,还要把连同产权带管理权(经理)卖给外国;把世界少有的中国劳动人民疗养、休养的福利度假的圣地北海沙滩黄金地段卖给外国,真是不可思议。

  回来后,同志们对我开玩笑地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朋友约我去在海滩上住了半个月,我半天也不愿多住了。这个材料我在路上就写完了。哪有心情游玩呢?不过此行完成了一个心愿,在小馆吃了两顿狗肉。

  马宾

  2002年11月5日

  读到这,本来颇为老人庆幸的喜兴被扫之一光。如此高龄的耄耋之人被邀到如此美丽的地方吃、住、游、玩本是一身轻、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怎么还如此失意呢?唯一聊以自慰的竟是“两顿狗肉”?!合卷之后我真切地看见了一颗火热的赤诚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红心,烘烤着我浑身热乎乎、脸面热辣辣的,然而却周身血流汹涌起来了。我真未想到,在共和国部长大院里颐养天年的功成名就的老前辈竟然赤胆忠心到如此境界!在这位老人跟前,我只能以“小学生”的心态毕恭毕敬地读下去,任何一句评语都是无力的、多余的。因为我也是“颐养天年”的闲人了,在自寻乐趣打发时光的日子里,把马老写下的资料当作教材,老老实实地恭恭敬敬地学习学习。因为我觉得马老的其他论文和著作专业性比较强,对我这样一个“半瓶醋”来说用处没有针对性,于是就专注他的这一系列(游记、感言、访问记、讲话、建议信、调查报告等)的篇章了。同时,我觉得能读到这些文字很难得,并未感觉枯燥乏味,却颇有吸引力,也想把她捧献给我的同龄人,期望也能把老人心中那柄“爱党爱国爱民”的火炬传递下去。下面这篇使马老得到些许的安慰:

  春节期间应高恒同志邀请拜望河北老农

  (一)

  高恒同志的哥哥是一位退休的老乡长,邀我到他家做客。感谢他家给我们北京来客做了一二十碗摆满一桌的家乡菜,约了几位地方农民和铁路工人,随便天南地北地饭前饭后谈了一个下午。我们谈的很多,记的很少。有几件事,我记下来了:1)一个是,说是农民负担减轻了,比方说,只从农民收一个所得税,而且规定不超过总收入5%,实际不止5%,我一再追问,他们说,实在要说一个数,大概不下10%。2)席间还有一个青壮年小伙子,他手里抱一个一两岁小男孩,他要求我给他们领导写一封信说他家很困难,我跟他说这我办不到。他说他在铁路上当工人,现在工资是365元一个月,他的爱人下岗了,还有一个小孩子,日子不好过。后来我到山区,山区老乡说,他这就算不错的了。3)另有人反映,不太远的一个乡,两年前十多名农民状告乡干部,上面没有任何机关受理,结果乡干部大胆地把这些人抓了押起来,此后再也没有人告状了。另一位老乡说,就连邻近的农民也再没有人敢告乡干部了。还讲了许多小孩子上学、进城看病的问题,大致同我到各省县了解情况差不多。中间因为村里知道有北京来的人,老乡来来往往串门子,我们说的也就很乱了。一直说到太阳下山,我们到军分区住宿。4)最后,还有一件事,我原来认为务必写到我的游记里,几乎忘了,现在补上。即是老乡长说,日前他还亲眼看到有一家农户,几天炒菜不放一滴油。

  (二)

  第二天一早出发,到阜平县城南庄,县委宣传部长给我们详细介绍,1949年毛主席从延安来,先是住在这里,后来迁到西柏坡。毛主席住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特务告密,说有一位重要干部住在这里,国民党飞机来此轰炸,在轰炸中毛主席撤到山间防空洞。我们看到毛主席住宅窗前院内一棵大树旁弹坑处,树上尚有弹痕,毛主席因此迁到西柏坡。这个院子原系晋察冀军区指挥所聂荣臻驻地,院内立有聂帅铜像,同志们说,很像。

  在返回住地途中,说附近有一个白求恩纪念馆,不知是否建成,问我们看不看。我们当然要看。来到馆址,看到十分壮观,基本建成,幸亏我们坚持到此参观。进入院内,要上好些台阶,而且尚未完工,更未正式开馆,同志们都去详细看了,把我留在汽车上等候。我细问了说明员同志,她说该馆是胡耀邦同志批准拨款建立的,预算500万元。从1986年起,很短时间(约一年多)就建成差不多现在这样,以后(迄今约15年了)就像现在这样再未建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人来参观。据说明员口气,也收点门票。我问她为什么未建下去?她说,大概是因为由胡耀邦批建的吧。我们参观的同志,都领会说明员同志的意思。因为未看到建馆的负责同志,县里同志希望中央领导批款建成!我在途中想,这件事非进一步弄清不可。我在几年前,就向中央反映,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他在审查中小学课本时,建议把老三篇中的《纪念白求恩》抽出,并批判说,“无自私自利之心”,没有人能办到,等等。后来,《中流》杂志对钱文做出批判,上海也有同志批,我想以后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写一个“关于请中央指示河北省续建建完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的报告”,送请河北和中央(我找到了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批评给中央的信,附上)。

  (三)

  第三天,今天专门到清苑县参观地道战遗址,我们大家都曾经看过电影《地道战》。8年抗战,离现在已半个世纪了,未想到地道战的遗址还保存那么完整。真是感谢军分区同志领我们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到了清苑,参观了图片介绍后,到现场去看,大家都下去了,我腿不能走,一位同志提议背着我下去,这时候,得用打鬼子的精神,下去看看。别人从地道这一头到其他出口处(其实,家家有入口出口处),我只是下去看一看。出来后,又到:1)老槐树下、2)关帝庙内、3)鬼子碉堡附近,都是当时“战略要地”。没有来看过的听了地道战事迹都惊叹不已,看到地道后,觉得它的发展颇有规律。起初鬼子来,老百姓躲在草堆里,藏不住。后来挖个洞,也藏不住,再后来被逼到深挖隧道,直至家家户户都能躲能战,特别能打敌人,达到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有战略战术,能进能退。有人说,这在现在没有用,如果美国鬼子来,不顶事。那时,群众另有办法的。毛主席说,有矛必有盾。

  参观了这个地道战展览馆后,到了一个民办的展览馆参观。这个馆是地方一个退休干部和三位老农办的,修了一个县城模型和一个日本炮楼,内部布置多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残暴事迹照片,我感兴趣的是四个农民集资近百万元修了这个展览馆。我问他们的一位说明员,不但未到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来参观学习过,连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及其他地方纪念馆也未去过,我建议他们到北京抗日纪念馆参观学习一次。这个馆,是私人办的,即使收费,也不能很快回收,由于此类事少有,长期未得承认,现在地方政府已经承认并且支持。应该从展览内容、工作管理上给予指导,对他们的爱国主义行动应予表扬。现在帝国主义对我们虎视眈眈,我们正需要这些热心宣传爱国主义的人。

  此行十分感谢高恒同志和军分区同志,比到其他大纪念馆看的更实际更丰富,先迅速记下随感,下一次抗日纪念馆开会时给他们介绍,希望北京馆给他们培训说明员。

  (四)

  这次一共3天到毛主席住过的地方阜平,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清苑地道战遗址参观。首先到徐水一位老乡长干部家和退休的乡干部座谈。

  正值各地组织学习西柏坡讲话精神,中央召开“研究进一步解决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工作”会议,召开关于农村税费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等会议,同时还有国家防总紧急通知做好抗旱工作通知,因此,北京同志到农村调查受到贫困农民的欢迎。

  为什么如此受到欢迎?原因是:

  1)这次中央提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不只是有关生活问题,而且包括生产,首先是生产问题。因为在这之前,过年过节,在“农村已经富裕起来了”、“2000年前摘掉贫困帽子”的假冒伪劣口号下,宣传农民到城市不只是“打工”,而且是发财了。并且还宣传眼见到城市的“打工者”(打什么工不知道)寄回家乡不少钱。

  2)这次中央会议是研究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厌恶的,如20世纪末“摘掉贫困区的帽子”和奔小康、“基本小康”,宣传城市商店人满,摊贩密布,都是些鞋子衣服、水果点心,甚至于饭馆酒店人满为患。这类繁荣昌盛经济指标和词汇实在太多了!最离奇的是“下岗”。下岗是部队正常、正规的被通用的如上岗、监守或站好岗位的意思。修正主义者却以下岗代失业,你看是多么会用巧言蜜语欺侮老百姓!

  现在就我参加的一连串老百姓座谈会上看,群众高兴的是中央开了一连串会议,是解决工人农民生活生产问题,关心下岗(很多“下岗工人”还不如农村有地农民,一下岗连几分地也没有了),农村灾荒(集体经济解散的地方,两极分化,一有灾荒,原来脱贫的地方,很多农民立刻从脱贫变成贫困户了),减轻负担(名义负担,在中央、在省文件上减了,实际是因干部多,医疗教育自费,实际更重了)。

  农民说,如果不能实现这几样,农民意见让他们“组织起来”。

  此行最后还参观了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最后补上,我忘记写了,因为在狼牙山脚下,兴趣放到欣赏山景了。

  马宾

  200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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