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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金融鼻祖——毛泽民

2016-04-05 09:00:16  来源: 《当代金融家》   作者:金融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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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3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民在经营理家方面受父亲影响最深,随父亲学会了记账、珠算等技艺,在经营父亲得以发家的“买青苗”、“卖猪仔”中参悟理财之道。

  1921年春,正在为建党奔走的毛泽东顺道回到了韶山。在2月5日母亲冥诞这天晚上,毛家的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毛泽东告诉家人,遭遇官绅盘剥、土匪洗劫等不幸不只是在我们一家发生的事,天下大多数人都这样,正所谓国乱民不得安生,所以我们要舍小家为大家,出去做一些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工作。在毛泽东这番教导下,毛泽民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跟随兄长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冬天,毛泽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苏维埃财金先驱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毛泽民担任行长。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毛泽民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但他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家银行便正式营业。

  当时,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由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财经形势非常严峻。毛泽民上任后,一面研究领会“一苏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一面详细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不久,他就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库房及管理人员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银行金库。也正是依靠这20万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艰难的起步。此后,在毛泽民的带领下,苏区逐步建立起了财政收入统归国家银行经理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红军战利品和各地财政自收自支、财力分散的局面,中国革命斗争也有了更好的财政经济支持。

  这时,毛泽民深感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不足以建立系统、完善的银行制度体系,在无法延请专家,也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另辟蹊径,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战士们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的表格、书籍、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集中进行研究,并将规律综合归纳出来。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毛泽民就整理总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国家银行的运营管理。

  面对当时货币品种繁杂、行市差价不一和白区派遣特务套购根据地物资、侵扰苏区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毛泽民从发行统一货币入手,重建苏区货币金融体系。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泽民决计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他就号召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常常走在这支“捡破烂”队伍的最前头。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在大家的努力下,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印制出第一批纸币。1932年年底,中央造币厂成立,以缴获的银器、手饰、铜材等生产银元和铜元。经中央批准,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元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毛泽民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白区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清扫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1933年,由于国民党加紧了经济封锁,使得苏区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同时大量假币流入苏区,扰乱了金融市场,而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国家银行纸币的宣传还不够,部分地区发生“挤兑”现象。毛泽民毅然决定从国家金库中拿出大批银元兑换,并采取措施提高国币的信誉,成功应对了此次“挤兑”风波,使苏维埃银行国币的优良信誉得以树立,成为苏区真正意义上的法币。

  到1934年,毛泽民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白手起家,建立健全了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体制,繁荣了苏区经济,保障了军民供给,沟通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毛泽民的带领下,中国红色金融事业步上坦途。

  金融长征二万五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随军长征。担任政委兼中央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毛泽民,率领警卫队伍挑着由黄金珠宝、苏区生产的银元和票子、印钞机等组成的160多担国家银行资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长征路上毛泽民继续开展财政金融工作。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市面上只流通银元而不流通国家银行纸币的遵义。毛泽民与时任第十五大队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长征以来红军从未有过的10天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当时遵义的食盐都来自四川自流井,路远且运输困难,一直为军阀、官僚、奸商所垄断,盐价昂贵。毛泽民将没收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样一来,当地民众卖出自己的物品获得纸币,再用纸币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经工作。

  天山又植“左公柳”

  1937年冬,由于长期坚持艰苦斗争,毛泽民积劳成疾病情加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2月,毛泽民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时,遇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暂住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别要派一名财经干部帮助整顿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正好就在迪化,遂决定让他留在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财政厅副厅长(后为代厅长)。

  当时的新疆,官僚地主横征暴敛,政治腐败,财政混乱,因滥发纸币欠外债合法币二千余万元,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毛泽民走马上任后,立即筹划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工作。他站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的高度,确立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将政府专办的银行改为全疆14个民族、400多万民众的公有银行――新疆商业银行,从根本上结束了新疆金融的混乱局面。

  针对新疆币制混乱,各种货币均以“两”为单位和发行纸币无度等状况,毛泽民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废“两”改“元”,既保证了人民利益不受损失,也保持了币值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实现了新疆货币与美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挂钩。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毛泽民大力整顿财政金融,贷款支持农牧业、工业等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长,市场活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一挽新疆经济濒临崩溃的颓势,真可谓天山又植“左公柳”。1963年,赛福鼎回忆说:“当时的新疆,财政经济处于民穷财尽的绝境。为了迅速扭转这一情况,毛泽民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中,卓有成效地整顿了新疆的财经工作。”

  光辉功绩照汗青

  毛泽民的各项利民措施,与盛世才的既得利益有着颇深的矛盾。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盛世才觉得苏共已不可靠,便改(接55页)弦易辙投蒋反共了。他首先免去毛泽民的财政厅代厅长职务,让他改任民政厅厅长,并将其工作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毛泽民明知情况危殆,仍力争用有限的时间,在全省整顿和新建了16所救济院,收容孤寡残疾三四千人。他还推动实施新疆省区、村及城镇的民主改革,废除农官乡约制等,还权于民。

  这进一步触怒了盛世才,他开始疯狂制造事端,原形毕露。有鉴于此,毛泽民建议我党在新疆主要负责同志和干部先行撤回,自己则留在最后。1942年9月16日,蒋介石对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状一颁发,盛世才的脸就变了。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去谈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法。毛泽民、陈潭秋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自1922年起,毛泽民就为党为革命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他身处钱海,一尘不染、一丝不苟、一心一意为人民理好财。在出任国家银行行长之时,他白手起家,励精图治,被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开辟了中国红色金融事业艰难而伟大的道路;在红军长征路上,他创造了国家银行在敌占区发行货币、回笼货币和率领国家银行长征二万五千里、边作战边筹粮筹款的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天山脚下,他大力整顿、废除苛税、发展生产,首创了在军阀统治下建政、理财、改革金融、造福人民的空前绝后的记录。毛泽民烈士的光辉功绩必将永照汗青。(摘自2006年第3期《当代金融家》)

 

    资料:毛泽民生平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3日,字咏莲,后改为润莲。毛泽民幼年只读了4年私塾,自小就学习务农,是一个勤劳憨厚的农民。因受父亲的影响,他还能写会算。父母在1919和1920年相继去世,当时大哥毛泽东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在长沙上学,所有的家务和对兄弟的资助的重担,便全部落在毛泽民一人身上。他把父母遗留下来的20来亩田地种得很好,家务管理有条有理,过着温饱的日子。

  但是连年军阀混战,尤其是地主豪绅和族权的横行盘剥,使他对旧社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对不合理的事情爱打抱不平,对贫困的农民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但面对旧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原因则迷惑不解。1921年春节,毛泽东因事回家乡,又讲起国难当头的情况,说民生多艰的根本原因是旧社会的制度不好,只有大家一起来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国家和民族才有出路。劝泽民舍家为国,舍已为民。大哥的一席话,使毛泽民懂得了要革命,要推翻旧制度,才能救千千万万穷苦农民的道理。但又不解地问道:离家后不劳动,怎能有饭吃?大哥又给讲了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毛泽民还想到家里的财产问题。大哥说:这些都好办,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都不要了。泽民完全按大哥的意见,迅速妥善处理了家务。几天后,带着全家,挑着简单的行李,到了长沙。

  在长沙,毛泽民先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任校务,同时在长沙工人补习学校学习。1922年,毛泽民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毛泽民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直到最后牺牲。

  1925年底,毛泽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赶到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在全国奔波建立发行网。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都有了书店,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了代售处。

  1931年深秋,毛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11月大会正式开幕。会间决定成立国家银行,由毛泽民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并任行长。毛泽民担任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不仅仅是因为毛泽民工作能力强,善于创业,忠厚老实,还因他搞财政工作经验丰富。毛泽民开始筹建国家银行工作时,面临着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他从调人员,建机构开始,两手空空起家,到国家银行正式营业,仅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开始,银行的全部人马,只有一个会计,一个记账的,一个出纳,还有个管总务的,连他自己在内也不过几个人。来银行工作的人文化都不太高,业务也不熟悉,泽民就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记账、点钱。解放后一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就是在他的培养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毛泽民在苏区不仅是银行的领导,还兼第一任钨矿总经理,扩大了3个矿场,把钨出口香港。1933年钨产量达1800百吨,1934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他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之一,为筹粮、筹款,常常亲赴前线,随部队活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一再失利,敌人对我加强经济封锁,财经状况很是困难,再加上坏人的造谣捣乱,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毛泽民很着急,为此他一次次地跑到前线筹集物资,还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没收的物资统统运回苏区合作社。然后指示金库拿出光洋、银元,公开兑换苏区纸币。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15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任主任),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工作。到陕北后,毛泽民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7年底,毛泽民积劳成疾,胃病严重,身体极为虚弱。中央安排毛泽民到苏联养病和学习,取道新疆去苏联,但到了乌鲁木齐,因中苏边界发生鼠疫,暂断交通线,未能成行。当时,盛世才正要求中共派干部建设新疆。为团结新疆各族人民,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批准毛泽民等人留新工作。毛泽民先担任财政厅长,后任民政厅长,为新疆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借口“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逮捕了毛泽民与陈潭秋等。次年2月7日,毛、陈被关进迪化第二监狱。9月27日,二人被新疆警务处处长李英奇、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在狱中秘密杀害,尸体葬于迪化郊外六道弯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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