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人民公仆
战争年代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习仲勋是一个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人民公仆。
当革命斗争的风暴席卷陕西大地的时候，习仲勋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他从一个农民子弟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本文拟通过对习仲勋革命斗争实践的考察，从人民史观的角度来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施小惠而不及大义，谋近利而祸及长远”， 而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 习仲勋人民史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背景是复杂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实践，陕北的人文历史环境和阶级斗争状况，以及父母的教育与家庭变化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下面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个问题。
1、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是习仲勋人民史观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民群众却遭受剥削和压迫，创造的财富被无偿占有，这就奠定了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基础。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被攫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要求摆脱压迫，消灭剥削，过上平等富裕的生活。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
在近代中国要想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不仅要寻找先进的思想武器，还要组建先进的政党，也要找到进行革命的现实依靠力量。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先进的中国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指南，是劳苦大众寻求解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表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不论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还是指导思想，她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劳苦大众的政党，只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共产党是革命的向导。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单靠共产党是难以成功的。这就要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人民群众。而工农大众则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也是其基本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参与，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现实依靠力量。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将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引发他们斗争的豪情，鼓舞他们的斗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使他们明白只有通过斗争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以后，才能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才能消除他们的苦难。
中国近代历史既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不仅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又是在他们的参与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而要想救国，就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也就自然会接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自觉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信念。习仲勋就是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并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的。这是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根源。
2、陕北丰厚的人文历史环境和严峻的阶级斗争状况是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重要条件。
陕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陕北人们生存环境恶化，以及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促进了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明代陕北就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故乡，他们发动了农民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曾经震撼华夏，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在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到了近代，辛亥革命后屡次发轫于习仲勋家乡富平和邻县白水、三原的护国护法武装斗争，在陕西乃至全国产生了强烈震动和深远影响。尤其是习仲勋的同乡几位著名民主主义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的奋斗精神，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人生启迪，使习仲勋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性格开始形成。[1]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设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开始领导组织革命活动。习仲勋在上高小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还不到十三岁)，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活动，逐渐接受了革命理论，这逐渐形成了习仲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2]
陕北不仅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历史，当时也存在着严峻的阶级对立和矛盾。
陕北由于连年干旱，灾害频繁，土地又高度集中，军阀地主捐税繁重，横征暴敛，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难以生活下去，阶级矛盾迅速激化。面对饥寒交迫的农民，贫富悬殊的对立，严酷的现实引发了习仲勋深深地思索，农民苦难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够摆脱苦难，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像一块巨石压在了习仲勋的心头，成为他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动力。
陕北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与革命历史相结合，爆发了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来势凶猛，此起彼伏，迅速掀起了高潮，展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种斗争也在呼唤着能够维护他们利益，带领他们摆脱剥削和压迫的领导人的出现。习仲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个农民子弟逐渐成长起来的。这样陕北地区丰厚的人文历史环境和严峻的阶级斗争状况，就成为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重要条件。
3、父母的言传身教、理解与支持以及对家庭败落的反省成为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直接原因。
习仲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父母身上继承了许多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面对社会的不平，官府的险恶，习仲勋的父亲对儿子能够为穷人办事感到很欣慰，理解并支持习仲勋的行动。
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农民。他耳闻目睹了当时政府官吏的贪污受贿，渔肉百姓，商人的唯利是图，为人狡诈。他跟习仲勋兄弟说长大后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要不就种庄稼，做一个本分的农民。[3]母亲生性善良，为人勤朴，孝敬婆婆，贤惠慈爱。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劳动人民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优良品德，深深影响了习仲勋。[4]习仲勋从事学潮被捕出狱后，他担心受到父亲的责备。而父亲不但没有怪怨他，还对他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5]父亲的一番话，让习仲勋感慨万端，久久难以忘怀。直到几十年后他回忆起父亲这番话的时候，还为父亲的深名大义感到自豪，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心中依然难以平静。
家境的急剧衰落，生活状况的迅速恶化，处境的艰难，进一步加深了习仲勋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强化了他从事革命斗争的决心。
习仲勋童年时候家庭经济尚宽裕，一日三餐，粗衣淡饭，还能维持。在习仲勋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出现重大变故，父母相继去世。母亲死后，连棺木都买不起，竟然无力下葬。[6]这个时候关中出现严重的饥荒，习仲勋一家人的吃饭成了大事。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习仲勋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食的人群之中。他将盐驮到百里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 ，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7]
习仲勋家境的急剧变化，为谋生进行的艰难奔波，以及从进步文艺作品《少年漂泊者》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引发了他对社会黑暗和不平的深刻思考，使他意识到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富裕，就必须通过斗争，推翻旧的剥削制度。这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8]
由此看来，习仲勋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形成了为穷苦人做事的意识，从家境衰落进行的艰难生活中更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坚定了他为穷苦人革命的决心。这就构成了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直接原因。
以上我们分析了习仲勋人民史观形成的背景，那么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内涵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基本内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人民史观的基本内涵。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坚持人民史观就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从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健环节入手，制定措施，取得实效，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切实维护。这些关健环节就构成了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基本内涵。
1、要建立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并能够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政权。
我们知道，当时国民党政权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欺压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致使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主要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在封建剥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权则是维护这种剥削的工具。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在井冈山旗帜的引领下，习仲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就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在陕甘边区进行了民主政权建设的探索活动。[9]
习仲勋到照金后，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10]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习仲勋与金理科、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过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的高潮。[11]
对于习仲勋这一时期的工作，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后来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12]
由此看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确实凝结着习仲勋的心血和汗水，因为他认识到只有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只有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政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这是建立一个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前提。后来习仲勋说：“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13]
后来，在敌人的“围剿”下，陕甘边政府及红军退出照金，又转移到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在关于民主政权的选举问题上，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得通吗?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民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其明显区别于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而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14]
在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上，习仲勋坚决支持刘志丹的主张。人民可以选举，同时也可以随时罢免渎职的工作人员。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参加政治管理，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这样可以将政府工作人员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是使政府工作人员保持公仆本色，全民全意为人民服务，避免腐化变质的重要保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大庙内举行，选举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5]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的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抢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到撤职处分。”[16]
我们看到，在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就将反腐倡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严厉惩处贪腐的党政军干部，以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廉洁高效，深得民心。这是保证民主政权永不变质而又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习仲勋到绥德任地委书记后，“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成为他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的口头禅。
当时处于抗战时期，我党在边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习仲勋把建设适合抗日战争需要、真正为全区人民服务又能兼顾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推进。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政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他们的抗日积极性。[17]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一次会议上说：“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性这一方面”，“不要当‘官’和‘老爷’”，“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18]
虽然习仲勋是针对司法人员讲的，但他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求绥德分区党政军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不要当“官”作“老爷”，要走出机关，深入群众，到农村中去，和农民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解决他们存在的实际困难。
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保持政权的性质不变，就不但要制定出能够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而且还要有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政策的干部。
习仲勋不仅根据中央和上级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工作的开展，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既能够实事求是，忠于职守，又可以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和上级方针政策的得力干部。
为了防止干部的腐化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处置措施。他时常教育干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持优良作风，使他们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真正了解民间疾苦，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2、开展土地革命(或改革)，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二千多年，成为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沉重的地租剥削压得农民翻不了身，成为几千年来农民贫困的根源。
到了近代，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农经济，又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因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砸掉套在农民头上的经济枷锁，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两千年来惠民之大事，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天下劳苦人谋福利的决心和诚心，是大义而非小惠，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信念的生动体现。
习仲勋就是在进行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民主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
早在渭北进行革命斗争时期，习仲勋就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学习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
随后，习仲勋在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由于关中一带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处死了恶霸地主，分得了粮食和财物。半个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扩大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20]这样通过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斗争，既夺得了粮食，为广大群众解了燃眉之急，渡过了难关，又打击了乡村地主阶级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
习仲勋在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他根据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并结合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制定了陕甘苏区的土地政策：
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不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后仍分土地。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21]
我们看到，当时这个土地政策已经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制定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明确指出可以分配给地主和富农田地;规定按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程度来划分阶级，这是要消灭地主阶级，而非消灭地主的肉体，要把地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仅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贫雇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这样不仅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而且还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保持了农村的稳定，有利于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以及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中心区和边境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彰显了领导者的斗争水平;对红军家属优先照顾，这样通过拥军优属活动的开展，不仅稳定了部队，而且还有利于红军的壮大和战斗力的提高。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习仲勋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能够制定出这样的土地政策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显示出习仲勋等人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政策水平。
习仲勋担任绥德地委书记后，针对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抗日的需要，党已经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习仲勋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产生活条件。[22]
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在我党暂时难以实行土地革命政策的情况下，习仲勋在进行减租减息地同时，创造性地通过赎买的方式将土地转到农民手中，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习仲勋在绥德期间为农民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他根据中央在三类解放区要施行不同政策的指导意见，鉴于土改过程中农村发生的“左”的倾向，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的阶级成份一般订得偏高，现时中农多，贫雇农少，如再平分土地，将会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的实际情况，于是向中央提出抽补调剂的方法，来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意见得到中央的同意，并转发其他解放区参考。 [23]
从这里我们看到，鉴于老区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中农又占多数，如果再次进行土地改革，就会挫伤多数人的积极性，这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习仲勋实际上是从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上来看待农村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同时，在党的土地改革路线的指导下，他根据老区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了适合老区情况的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农民是人民的主体，而土地则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习仲勋根据我党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土地政策，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主动、积极、灵活而又创造性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他领导的地区的农民在民主革命的春晖中取得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
3、搞好以农业生产为重点的经济建设，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
能否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事关民心向背。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党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因而在根据地建立后，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由于我党领导的革命重心在农村，因而这个时候搞好经济建设的重点就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抓好农业生产，千方百计搞好经济建设，开辟财源，增收节支，不仅可以减轻群众负担，赢得群众拥护，密切党群政群关系，而且还可以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这个时候，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集中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及其取得的成效上。如果各级领导干部不仅高度重视并且狠抓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减轻了群众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不仅可以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声望，增强党和政府的感召力，而且还彰显了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反之亦然。因而领导干部重视农业生产，狠抓粮棉产量，就成为根据地工作的关健环节。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曾经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表彰。毛泽东在一幅漂白布上为习仲勋题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以表示对习仲勋领导经济建设的肯定与鼓励。习仲勋长期带在身边，成为他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24]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就重视经济建设工作。他主持制定的财经粮食政策规定：“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羊;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应部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梨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25]
我们看到，在这个政策规定中在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求农民从事副业生产，发展集市贸易，搞活商品流通，采取多种措施筹措军粮，而不是一味通过征粮来加大农民负担。这些措施就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以秋补夏。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26]
习仲勋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搞好经济建设，通过调查研究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便于及时调整政策，改进工作，同时抓住典型，以点带面，以此来推动本区生产运动的发展。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任绥德地委书记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制定的“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他亲自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典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在典型村经验的引导下，全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发展副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五十二万人口吃饭问题。
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一时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度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7]
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后，从发展经济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根本目的出发，致力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将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在发展生产方面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着眼于现时，又顾及长远，不仅提出一般的号召，又制定相应的措施，为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发动的重点进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九四六年三月，习仲勋说“边区在和平以后，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建设，就是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文化，注意卫生。”[28]
同年五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在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我们的远景是什么呢?就是发展农业，加上边区若干工业建设，这就是将来边区的远景。过去我们发展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如果说不以发展农业为主，那就是错误的。因为边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所以要以发展农业为主，但也要慢慢地发展工业，搞一些工业建设。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就没有出路。我们不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建设一点工业，那我们将来就不得了，就拚不过人家。你光有粮食，粮食很便宜，一切工业必须品要从外边来，那时我们就搞不过人家，所以方针还是过去的方针。”
“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农业方面第一要增产粮食，第二是种棉花，争取棉花自给。同时，由于今后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向，我们还要加上某些工业原料和能换得外汇的农产品。”[29]
接着他又指出干部要有农业生产的知识，懂得生产知识，才能领导好生产。农业生产要有计划，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上要走群众路线，对土生土长的好的农作法在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广。要利用变工队，将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发展边区畜牧业和组织合作社问题。
同年七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干部会议上说：“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经济是一切之本’，搞好生产，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准备工作。”“有了吃的，军队才能打仗，民食也解决了，可以使战争胜利。”[30]
由此我们看到，习仲勋是极为重视边区经济建设的。在经济建设中他将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这不仅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还为边区群众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陕甘宁边区土改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倾向。鉴于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的实际情况，如果重新分配土地，势必会挫伤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四八年一月，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现在深入考察起来，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不只是目前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这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怀疑。如不从坚持贯彻正确政策中打破这一关，对党对人民都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31]
“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土改就无法进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不然，群众连开会都不愿意参加，叫‘穷开会’、‘开穷会’。这种批评是很对的。”[32]
从这里我们看到，习仲勋主张土改必须要与生产救灾相结合，土改最终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鉴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的实际情况，他主张不必重新分配土地，而采取抽补调剂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匀问题。这是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创造性运用，表明习仲勋已经具有较高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工作搞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保障，能否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民心向背和革命成败的大事。习仲勋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把搞好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好农业生产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将一般性的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起来，不仅强调经济工作的重点，而且还制定了进一步落实的具体措施，常抓不懈，卓有成效。这是习仲勋人民公仆精神的真实写照。
4、进行武装斗争是争取革命胜利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要条件。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33]随后到湘赣边界，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他毅然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了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就是在井冈山道路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习仲勋从事两当兵暴失利后，见到刘志丹。刘志丹不仅以自己切身的经厉鼓励习仲勋，而且还特别向习仲勋说要走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要将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使习仲勋心里亮堂了许多。[34]
此后，习仲勋在渭北、富平西区从事革命斗争，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斗争。在敌人的进攻下，由于渭北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近，为保存革命力量，后来又转移到照金和南梁继续从事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期间习仲勋担任中共陕甘特委军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等重要职务。在敌人“围剿”时，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的方式，习仲勋留在内线指挥反“围剿”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
这里尤为提到的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当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问题时，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而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习仲勋虽然因为养伤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还是委托金理科把红军不能离开边区的意见带到会议上，支持刘志丹的意见。[35]习仲勋当时虽然没有预见到离开根据地南下将会给红二十六军带来灭顶之灾，从而给陕甘革命斗争造成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他主张红二十六军不要脱离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的主张则是富有远见的，支持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的态度是坚定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陕甘边党政军联合召开的陈家坡会议上，围绕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习仲勋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他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36]习仲勋的这个态度，对于将分散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组建主力红军，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习仲勋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说：“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37]
从习仲勋的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建立红色政权，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
习仲勋到关中分区后，采取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领导了那里的反摩擦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我党进攻的态势日益明显，习仲勋身为西北局书记，响应党中央的备战号召，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说：
“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要能一个顶一个，甚至一个打几个，没有苦练的功夫，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练兵，更为重要。”“加强整训民兵。为迎接新的形势，我们要精练三万民兵，才能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因此我们要有中心动员和精心的组织工作。不是一般地搞，而是要具体抓住中心，分别在城市与边境公路线组织一定数量的民兵。要挑选大批有军事知识坚强的干部到民兵中工作。各级民兵的指挥机关应迅速坚强地建立起来，装备民兵，扩充民兵武器，加强步枪、爆炸技术的训练，使人和武器结合起来，人和技术结合起来，并开展更为广泛的群众性运动。”[38]
正是由于习仲勋提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与部署，在胡宗南集团进攻边区后，全边区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沙家店大捷后，敌七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二百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四个整编旅，歼敌四千一百人。[39]
全面内战爆发后，习仲勋参与策动领导了横山起义，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斗争精神，坚定了边区军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通过南北两线夹击陕甘宁边区的狂妄计划，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后，习仲勋又与张宗逊出击西华池，参加了延安保卫战的战斗。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初步改变了在陕北的敌我力量对比态势。而后奉军委指示与彭德怀率军攻占陇东、三边地区。此后，习仲勋转入后方，主要和贺龙一起统筹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征集兵员，筹措物资，为前方作战提供后勤保障。习仲勋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习仲勋认识到拿枪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40]这样在严峻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将群众组织起来，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及根据地的建设结合起来，探索出适合我军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因而领导干部就必须懂得军事，学会打仗，敢于并且善于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革命也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大计。
5、忠于革命、无私奉献、严于律己和率先垂范的公仆意识。
习仲勋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于革命斗争，在党的培养下由一个农民子弟逐渐成长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他深深体会到，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严格约束管理好自己的家人，不搞特殊化，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是考察干部是否具有党性，有没有人民性的重要标准，也是甘当人民公仆，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
当革命斗争或个人的人生际遇处于低潮的时候，习仲勋能够保持坚定的信念，百折不挠的精神和顽强的斗志。习仲勋不到十五岁的时候，在临狱中就由武廷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1]当年和习仲勋一同从事革命斗争的战友，就有人在处于低潮的时候脱离了革命，有的甚至跑到敌对阵营里面去了，当了叛徒。[42]而习仲勋却是在陕甘边区错误肃反的氛围下，宁可冒着被错杀的危险，也不愿逃走，结果身陷囹圄。[43]在挫折面前，他不回头，不泄气，仍然立场坚定，相信党终究会弄清楚这一切问题的，纠正这些人的错误的。后来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解救出来。
习仲勋甘当人民公仆，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为群众排忧解难，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体现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习仲勋主政关中期间，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起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44]
习仲勋成为领导干部后，并不以干部自居，依然兢兢业业，与机关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艰苦朴素，保持公仆本色，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集体活动，他总是让马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45]机关里的干部及普通人员，并不把习仲勋当外人，有话就与他说，有了不顺心的事就和他唠，人们都说：习书记真是咱们的贴心人啊!
习仲勋舍家别子，尽瘁革命事业。成为领导干部后，更是严格要求家人，杜绝特殊化，以人民公仆的本色，勤劳为党，默默工作，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九三○年二月，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勋就离开了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生活中去，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46]
他在渭北富平西区从事革命斗争时，妹妹习冬英跟他说：我们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斩钉截铁地说：以后再不要说让我回去的话，你们和三叔好好在家里过，我要走得很远很远。面对地主扬言要对他家进行报复的威胁，他毅然组织游击队，领导群众进行了分粮斗争。[47]
在革命和家庭之间，他选择了革命，拒绝了妹妹要他回去料理家务的请求，横眉冷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由于身处战争环境，尽心于革命事业，习仲勋的儿女出生后，就送给当地群众抚养。二女儿乾平由于关中分区首府马家堡被国民党军占据失去了联系，直到九年后陕西全境解放才与习仲勋见面。见面后女儿望着陌生的父亲不敢相认，而习仲勋抚摸着骨瘦如柴的女儿更是百感交集，心中久久难以平静。[48]
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后，习仲勋在前线作战，夫人齐心在后方工作，夫妻俩一直没有团聚。在蟠龙战役后举行的真武洞祝捷大会上，习仲勋见到了随陕甘宁边区慰问团参加祝捷大会的齐心。他惊讶而又严肃地问齐心道：战争这么残酷，环境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随后习仲勋又说：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他们哪能与家人团聚?如果战争进行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后来齐心回忆说：“虽然他当众批评了我，但我能理解他是一位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便更从内心敬佩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评。”[49]
习仲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却为战友亲属的安全忧心不已。在陕甘边区时，由于刘志丹的妻女和父亲刘培基老先生住在国民党统治区，非常危险，他却不顾刘志丹的反对派人将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来。[50]
由此看来，习仲勋以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信念，舍弃了家庭，投身于革命斗争的烽火中。他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解决他们存在的实际问题，与群众同甘共苦，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身为领导干部，他从不居功自傲，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不搞特殊化，与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以上我们分析了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基本内涵，这五个基本内涵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健环节。它的形成也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人民史观的指导下，习仲勋在具体工作中创造性地应用并取得了实际成效的结果。
三、习仲勋人民史观的历史影响。
虽然习仲勋人民史观具有它形成的特殊性，但是习仲勋人民史观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人民史观的指导下产生的，在本质上又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人民史观是一致的，因而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人民史观。习仲勋人民史观不过是这种人民史观的具体表现而已。这种人民史观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
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他们却遭受着奴役、压迫和剥削，由社会的主人变成统治阶级的奴隶。这种颠倒的历史直到近代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由统治阶级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这就形成了习仲勋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人民史观。
如果抛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是虚幻地讲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那是对人民群众的愚弄和欺骗，是一种虚假的人民史观。因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在维护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得以实现。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找到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健环节，并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将处理好这些关健环节作为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保证。这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大计。只有将这些关健环节处理好了，才能不仅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可以真正贯彻人民史观的基本要求，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因而检验真假人民史观的试金石就是以是否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当家作主为标准。
习仲勋那一代共产党人由于真正抓住了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健环节，也就是政权的人民性、解决人民的土地问题、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农业生产)、抓紧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因而就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奠定了基础。这也就体现了真正的人民史观。
2、纠正干部脱离群众的作风，防止官僚主义，纯洁干部队伍，避免腐败现象，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
一个干部只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确立了人民史观后，才会甘当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心尽责地做好工作，自觉完成任务。
一个干部只有从思想上确立了人民史观，才会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上升为党的政策，而后又将这些政策拿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过检验得到充实与发展，从而保证党的政策能够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防止官僚主义，保持政权人民性的重要手段。
一个干部只有从思想上确立了人民史观，才会自觉关心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主动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甘当公仆，把人民群众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要，时刻铭记为群众排忧解难，自觉维护群众利益。这是干部摆脱骄气和纠正脱离群众作风的有效途径。
一个干部只有从思想上确立了人民史观，才会甘愿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人民群众是主人，干部是公仆，那么就应该把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由人民群众来选举干部，审查干部，评定干部，考核干部，根据干部的实际表现，随时可以由他们对干部提出质询和罢免，使政权始终掌握在真正忠实于人民利益的人手中。这是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纯洁干部队伍，消除干部特权的重要保证。
一个干部只有从思想上确立了人民史观，才会自觉抵制腐败的侵蚀，处污泥而不染。干部利益和群众利益是统一的，所谓腐败无非就是干部为谋求个人利益造成的恶果。干部利益特殊化，必然会损害群众利益，破坏干群关系，导致政权变质，重蹈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因而确立人民史观是避免干部腐败的重要防线。
习仲勋那一代共产党人，正是由于从思想上确立了人民史观，所以他们才能够与群众同甘共苦，拒腐蚀，永不沾，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共产党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是共产党永保生机活力的源泉。
3、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习仲勋那一代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农民分得了土地，通过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又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从根本上获得了保障。干部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亲密无间，一扫旧官吏欺压人民的恶习，使人民切身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共产党干部的清廉，体会到人民群众真正是翻身当家做主人了。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正是由于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即使出现了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两次巨大挫折，也没有遏制住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势头，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为下一步的崛起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和经验，并进而展开了一个更为辉煌的局面。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八年抗战，由抗战前夕的三、四万军队，南方若干红色游击队，一个陕北根据地及南方若干游击区，在抗战结束时就发展为十九个解放区，一百多万正规军和二百万民兵，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这雄辩地说明了由于习仲勋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人民史观，才砸碎了套在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枷锁，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这是习仲勋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要义所在。
习仲勋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因而那个时代又叫作毛泽东时代。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就是在毛泽东旗帜的指引下进行革命活动的，他又是在毛泽东的教导下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又确立了人民史观，找到了进行革命的现实依靠力量—人民群众，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的胜利。习仲勋就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优秀代表。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人民史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发场广大。十一月十五日，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就面对中外记者代表新一届常委向世人宣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51]
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是人民史观在新时代的生动再现，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接力新篇。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0]，第509页，511页。
2、《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33]，第3页。
3、《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18]，第9页至10页;[23]，第38页至48页;[28]，第18页;[29]，第24页至25页;[30]，第32页;[31]，第43页至44页;[32]，第45页;[38]，第32页至33页。
4、《习仲勋传》(上卷)，《习仲勋传》编委会编，贾巨川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八年四月第一版。
[1]，第9页至10页;[2]，第24页，26页，31页;[3]，第13页至14页;[4]，第13页;[5]，第52页;[6]，第57页;[7]，第56页;[8]，第58页，61页;[9]，第99页，117页，126页，170页;[10]，第128页;[11]，第130页;[12]，第132页;[13]，第164页;[14]，第175页;[15]，第176页;[16]，第182页;[17]，第361页至362页;[19]，第105页至106页;[20]，第111页至114页;[21]，第185页;[22]，第347页至348页;[24]，第334页;[25]，第185页;[26]，第315页至316页;[27]，第342页至346页;[34]，第99页;[35]，第138页至139页;[36]，第154页至155页;[37]，第219页;[39]，第567页;[41]，第44页;[42]，第109页，25页，125页;[43]，第204页，206页;[44]，第316页至317页;[45]，第317页;[46]，第63页至64页;[47]，第112页至113页;[48]，第299页，605页至606页;[49]，第503页至505页;[50]，第189页。
5、[51]，载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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