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当年势头超过姚文元的戚本禹在大红大紫后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他被隔离的日子是1968年1月14日，进去的是政坛高层人士倒台后都要去的秦城监狱。像戚本禹这样一个已经成为“中央首长”的文革重要人物，成为囚徒肯定是毛泽东点头的。站在他的立场上的确有冤枉之处：我是诚心诚意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部署一步步走下来的，怎么会一夜之间从文革英雄沦为反革命呢?
戚本禹同不少政治上的失意者不同，他看待自己从中央领导到犯罪分子有着更宽的视角，对于自己的遭遇，它有自己的哲学思考：“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其实戚本禹不该叹息，既然他能把那么多无辜的人打成反革命，他最终自食其果也算是报应。
戚本禹近年来发表了大量为毛泽东辩护的言论，他说：“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
戚本禹还满怀深情地说：“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干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
戚本禹不愧是中央文革的文人，说话都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但人们发现，在这些云山雾罩的动听语言中，从未见过他对文革中的行为忏悔，对给亿万人民带来的灾难道歉。早已刑满释放的戚本禹近年来一系列的谈话既让反感文革的人们感到不满，也得到一些文革拥护派的赞美，把戚本禹誉为“最好的”之列：“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笔者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这种评价只是凤毛麟角，这些政治上的恩恩怨怨谁说了都不算，最终还是人民说了算。（原题：戚本禹被毛泽东打倒却依然崇拜他）
司马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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