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林彪同志散发了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在这篇信件里表露出了一丝对革命前景略有悲观的情绪。
随后，毛泽东同志果断做出了批评性的回件，对林彪同志及党内、红四军内一些同志对时局失败主义思想的暗潮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普遍疑问，进行了安抚与振奋。
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于1930年1月初，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
在这篇扭转红军思想和气势的文章中，毛泽东气宇轩昂地写就：“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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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倒数第二天，阿里巴巴高级法务总监、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总法律顾问张毅，被任命为滴滴董事会董事，而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辞任滴滴董事会董事。
阿里在滴滴内部的渗透由此降级，这被外界解读为“阿里系规模的进一步收缩”。
就在那不到一个月前，12月3日，滴滴通过阿里旗下的新浪微博宣布启动退市计划，将筹备赴港上市，同时段滴滴在美股盘前交易暴跌超10%。
到目前为止，滴滴矩阵内的25个应用App依然不能下载，新用户也不能注册。
这家孵化于柳传志泰山会的交通资本财阀，正在度过最寒冷的冬天，此时被阿里抛弃也充满了作鸟兽散的味道。
从年初泰山会的解体，到年末联想控股集团侵吞国有资产的历史被全民声讨，柳氏买办式微，这背后是一大票二十年前借助柳氏“国企改制”大旗拔地而起的中华大地诸财阀在2022年前后纷纷颤栗的时代景观。
这其中，滴滴作为柳家内部孕育的资本组织，在去年中央“遏制资本无需扩张”与“保卫国家数据安全”两记重拳的捶打下，被叫停赴美上市并成为第一个倒下的“路灯待命者”，并不奇怪。
之前滴滴在招股书中就一直被迫提及，司机经营许可证、监管、法规的缺失以及数据隐私的泄漏，都是重大风险因素，容易给滴滴带来重大且致命的损失。
在滴滴谋求出海上市前，2021年已有34家中国大陆公司在纽约挂牌交易，为历年最高纪录；而自1993年至今，共有268家中国大陆公司在美国上市。
但是这一切恐怕从2022年开始都将是历史。
根据 Bloomberg 汇总的数据，2020年港美股十大中国公司 IPO 截至年末最后一周收盘，已全部破发。
香港联交所承包了十大 IPO 中的七个，也让联交所既是全球最大 IPO 市场，也是今年收益率最差的全球主要市场。
不久前的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和与之配套的《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我国对企业境外上市的监管还存在一些短板…”、“对境内企业直接和间接境外上市活动统一实施备案管理……加强监管协同，建立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协调机制，强化监管协同，境外上市备案管理与安全审查等机制做好衔接，完善跨境证券监管合作安排。建立备案信息通报等机制。”
紧接着，新年后1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等十三部门联合修订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回想90年代的国企改制潮，中国各大型石化集团、保险公司、航空公司都去美国挂牌交易，将股份卖给美国投资者，换取资本回国后又加速“经济改革”，其结果就是：新千年之后，所谓的“民营互联网公司”——多数都有国资背景——纷纷取代国资企业，成为赴美上市的中坚。
这里面，依靠“VIE 架构”境外上市，成了中国互联网公司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游离于 A 股体系以外的融资上市渠道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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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公司依靠海外投资加速发展，在美国上市成长为更成熟的公司；美国投资方也通过所持股份获得巨额财务回报，这就是VIE带来的魔力。
关于VIE我简单聊聊。
2014年6月，财经媒体《business spectator》曾撰文指出，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了一种特殊的中国公司法律构架——可变利益实体（VIE structure，简称VIE）。
这种法律构架常常被中国公司用来规避中国政府对敏感行业外资参股的管制，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中这种结构非常常见。
通过将公司分为两个实体，VIE结构能够帮助外国投资者投资政府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
其中，一个实体位于中国，拥有营业相关的拍照和其他资产；另一个则是位于国外的离岸实体，外国投资者通过购买离岸实体的股份实现对国内公司的投资。
在传统VIE结构下，基于一系列的合同，位于中国的公司需要向离岸公司支付酬金和使用费，这样就可以保证中国公司运营的利益流向国外的股东。
时年，北大光华学院客座会计学教授保罗.吉利斯(Paul Gillis)表示：“它们正努力这么做。在过去数年里，专家和监管者们总是喋喋不休说着VIE结构的风险。阿里巴巴等，正力图将VIE结构的风险降到最低。”
在2014年的美国IPO申请中，阿里巴巴官方曾直接指出中国公司和国外实体间的合同“通过VIE结构控制公司可能并不如直接拥有所有权那么有效率”。
这份申请也指出，阿里巴巴（中国）公司的重要牌照和资产是由马云个人控制的，而非阿里巴巴本身。
自2007年起，罗斯柴尔德（就是那个罗氏，但不是《货币战争》那本小说里那么夸张）掌握的洛希尔集团就全程担任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包括Alibaba.com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发行，以及2012年阿里在港交所的退市。
包括2010年阿里全资收购美国网店零售服务商Vendio财务顾问、2011年阿里回购雅虎所持40%股份而寻求40亿债务融资的聘请顾问、2014年阿里在美上市的独家财务顾问——都是罗斯柴尔德。
洛希尔集团大中华区主席俞丽萍，此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直言不讳：“在阿里巴巴赴香港上市前，马云曾去欧洲拜访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六代掌门人大卫·罗斯柴尔德男爵，并高度认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理念和业务模式，双方一拍即合………几年来洛希尔团队高质量的专业服务、诚恳公正的评估意见，获得了阿里执行团队的高度认可，阿里的B2B业务在香港上市、退市、中间的战略收购、赴美整体上市等所有流程的独立财务顾问都是由洛希尔集团担任。”
她还透露，“大卫男爵也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和与中国客户的交流，在他位于巴黎的家里多次接待了到访的中国客户，并要求集团高层利用全球资源尽最大力量对发展中国业务给予支持。”
罗斯柴尔德的投资拉拢不仅在中国大陆，香港龙头大亨郑裕彤参股的辉山乳业在香港IPO，罗斯柴尔德同样担任郑家的财务顾问。
说起香港与郑裕彤，几个有意思的点：2014年4月，马云受许老板之邀投资恒大足球俱乐部、帮助恒大度过地产危机，并在第一年后成为所谓亚洲足坛第一股（不过去年也已经狼藉退市）；两个月后，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出任阿里独立董事，助力阿里赴美上市。
当然了，以上也仅仅是阿里巴巴2014年赴美上市的外域力量，实际真正帮助他铺平道路（尤其是2012年前后成功回购雅虎所持阿里股权）的，其实是…………这些，才是阿里这家财阀真正的主人们。
当时间过去近八年，历史走进2021年末、2022年初，阿里巴巴为首的中国财阀阵容均开始呈现三十年未有之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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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春天因涉嫌垄断被重罚182亿后开始持续近一年的整改，马云最重要的摇钱树——蚂蚁集团最新的招股书内，所谓“金融创新” 折损了大半，特别是在年末又失去了一块阵地：相互宝。
12月28日，相互宝宣布一个月后停止运行，且即刻起成员不再参与互助分摊，原定今日和2022年1月的分摊金由相互宝承担。
早在2020年9月，中国银保监会就发布过文章：《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直接点名马云掌控的相互宝等互联网互助计划 “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警告 “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还提醒如果对这些业务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 “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随着相互宝被强制关停，蚂蚁集团又失去了项自营金融产品。
根据中信证券的报告，此前监管机构叫停第三方平台开展银行存款业务，并禁止当前互联网平台销售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
这些都极大限制了蚂蚁金融产品的拓业难度。
特别是11月份时，蚂蚁集团已经被国家强力削减了放贷业务，整体的放贷规模被迫缩减，已经让阿里巴巴遭遇了上市以来最重暴击。
去年4月发改委、工信部门等部门还修改了优惠税率的认定规则，包括阿里在内的大小资本平台陆续向投资者发出税率上调、利润可能受损的风险提示。
综合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阿里曾在8月告诉投资人：部分子公司不再被认定为可以享受10%优惠税率的 “重点软件企业”，导致集团整体的税率可能会在2020年第三季度飙升至 20%。
到11月，阿里公布的财报显示他们第三季度有效所得税率（扣除剔除股权激励、投资收益等非日常经项目后）攀升至 24%，为三年来税率最高的一季。
在最近一个公开数据的季度里，阿里核心收入增速低至个位数、税前利润大跌六成，其管理层还罕见调低了财政年度的收入预期。
年末的投资人大会上，张勇关于高科技战略的分享也没有太多数据和目标，更多是强调阿里云和科技的丰富能力，这或许还是因为数据信息安全的问题让阿里云被推上风口浪尖。
别忘了，由阿里蚂蚁集团展开的官场大洗牌还没结束呢，针对这家中国大陆头号财阀，2022年的故事还会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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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滴滴的话题，前文我提到一个细节：滴滴是在阿里系舆论帝国下的新浪微博平台发出的退市公告，但是从海内外新闻分析，恐怕微博也将脱离阿里系。
关于阿里系舆论帝国的坍塌，此前我在微博小号（@阳春白靴）上已有撰文，各位同志可以去阅读。
当阿里系不可避免地被拆解，作为下游资本受馈方的滴滴，未来的日子好不好过，这无需多言。
滴滴此前准备了大半年，向华尔街的投行和纽交所支付了1.04亿美元，却只换来 44 亿美元现金，根本无法止亏，柳家在滴滴这个项目上仍然做不到扭亏为盈。
12月30日，滴滴披露了其未审计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报告，两个季度的归母净利润合计为-546.5亿元，其中第三季度亏损额更高，足足303.75亿元。
滴滴2021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EBITA分别为-23亿元和-75亿元，合计为-98亿元，距离亏损500亿元虽有距离，但环比仍有扩大的态势——2020年同期分别为盈利2.27亿元和-1700万元。
现在国内的网约车行业一超多强局面必然不会持续，这是国家痛打垄断的必然结果，如今中国各家网约车平台都在争夺成为那个“Lyft”——美国市场中Uber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Lyft也在快速发展（Lyft在美国市场份额为31%，Uber69%）。
2018年、2019年及2020年，滴滴分别净亏损149.79亿元、97.33亿元及106.08亿元，这已经意味着：即使连续四年占据90%左右的中国市场份额，一家独大也难以盈利。
更何况，由于垄断，滴滴的价格早已不再优惠，乘客和滴滴雇佣司机的受惠度根本无法与过去滴滴初创时相提并论。
滴滴打车前期同样比出租车便宜太多，但在出租车被干得半死不活之后，利用“杀熟”功能玩弄消费者的滴滴打车，价格已经越来越贵了。
滴滴自己公布的 2020 年网约车业务数据显示，滴滴网约车司机收入占乘客应付总额的79.1%，即：其抽成已经涨到 20.9%。
柳氏确实很大，女儿柳青是滴滴总裁，侄女柳甄曾是优步中国区负责人，联想控股又是神州租车和神州专车的大股东——柳氏早就垄断了国人的出行。
除了日趋涨价，垄断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资本冷血价值观的凌人之上，例如2018年的空姐奸杀案。
在顺风车项目中，滴滴在每年的预算里早就把这些恶性刑事案件赔偿的款项成本预留好了。
如果要滴滴主动去预留改变客服体制、安全效率、司机审核制度，那这些预算远远大于出了事之后的赔偿……
滴滴顺风车的软色情营销
这种偿付制度的鼻祖或许是汽车巨头福特。
福特公司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为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了前者。
同理，正如同为阿里系成员的饿了么，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骑手、多发奖金，他只会把骑手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死人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范围。
谈到滴滴的阿里系身份，不妨一窥：在滴滴的融资经历里，很清晰地看到，这到底是一家民族企业，还是一家外资买办组织：
滴滴的海报：彼岸中国，此岸美国；突出日本，示好股东（软银与丰田汽车）
最近半年，高层开始高频率地放话：“打击垄断”——这可谓对蚂蚁谋求上市和沪上金融演讲的回音，更直观的是对巨头渗入社区团购的警告。
柳青的滴滴同是入局社区团购、“和菜贩大妈抢摊位”的巨头之一。至于手段，还是标志性的狂撒补贴、惹得一堆精资狂敲键盘“互联网企业真有良心！十捆白菜只买1分钱！”
柳传志的儿子柳林相对低调，就职于联想控股旗下君联资本，他曾在联想投资实习过的柳林相当低调，如今独自操作投资业务。
侄女柳甄现为字节跳动企业发展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字节跳动的国际化事务。在此之前，柳甄是Uber中国区战略负责人。
字节系、柳系、阿里系……TIK TOK风波、5G投票风波、蚂蚁风波……你总能找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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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大会召开只有十个月，决战的前夜已至。
前文提到的马云的多年好友许家印，近来也进入了被收割的尾声阶段：12月30日，海南省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恒大集团的海花岛39栋总面积43.5万平方米、市场价值约77亿元的建筑被拆。
儋州市此前批准的恒大集团旗下五家地产子公司申请的36宗项目，总共分三批进行确权，共批准填海783.57公顷。
这些项目，全部规避国务院审批。
2010年10月14日，儋州市政府与恒大签订了《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填海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2012年12月14日，国家海洋局批复了《儋州市白马井海花岛旅游综合体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到2013年8月28日，恒大取得了全部《海域使用权证书》；自2015年起，恒大陆续通过公开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开始开发建设。
推动这些项目落地的大员，名叫张琦。
2010年，许老板坐着造价不菲的私人飞机空中客车A319，来到儋州考察海花岛，儋州市委市政府带着麾下财政、城建、环保一帮官员，隆重接待了恒大一行高管，相谈甚欢。
望着蓝天白云，许老板霸气说道：“我的下半辈子就在这里了。”
这句话让张琦温暖了心。
张琦的施政，让恒大集团在2010年新增海南儋州恒大名都、恒大金碧天下两块土地储备，并于同年6月10日以2.34亿元注册资金成立了儋州恒大滨海投资有限公司。
许老板费尽心力搞到手的这些地产，其项目施工造成了大面积珊瑚礁和白蝶贝受损，可谓飞龙骑脸中央的“绿水青山”政策。
除了严重破坏海南省海域的生态环境，海花岛项目还坑苦了白马井港的渔民，他们的渔船开从此要多绕一个湾，不仅增加了出海时间，还提高了油费成本。
登时，损失惨重的渔民集体向恒大集团提出要赔偿，但几次上门都索赔无果，最后只能聚众阻挠海花岛项目施工。
结果2014年12月，为了钱“杀红眼”的儋州官员们下令刑拘了十一位渔民，不余遗力为许老板的海花岛建设保驾护航。
2015年12月，海花岛隆重开盘；然而两年之后，2017年底时，中央环保督查组突然狠批海南“鼓了钱袋，毁了生态”，舌刃、刀刃、笔刃直指儋州海花岛。
最终结果是：2020年12月，先后主政儋州、三亚与海口三地的前海南省委常委张琦，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深耕海南三十余年，张琦是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第一个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中管干部。
2021年初，陕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原党组成员、原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调任海南，任省委常委与组织部长，年底兼任儋州市委书记——恒大理应从那时就明晰自己的前途，因为徐书记在陕工作时，就是秦岭生态保护项目的重点负责人之一。
海花岛闹剧后一天，又传出了新的市井笑话：
就像我在微博（@金靴RedBoy）的回复时说的，在今天的新时代里，资本想乘风破浪都已然需要带着枷锁，想兴风作浪就更加不可能。
12月23日，腾讯宣布将其商业版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价值164亿美元的京东股权——送给八百多家机构和它们背后多达数十万名的个人股东，腾讯对京东的持股比例由17%降至2.3%，彻底让出了后者第一大股东的席位。
去年10月，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正式被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垄断不再，帝国不再，巨头不再。
更引人关注和深思的，是2022新年伊始腾讯登陆央视新闻联播前广告时段的全新品牌形象片《腾讯助力实体经济》——短短八个字的标题，直接颠覆了所有人对腾讯的认知。
互联网大鳄不玩金融游戏，改投资实业，江湖真的变天了。
跋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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