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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兼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危害

2018-10-17 17:43:58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作者:马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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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兼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危害

 

  2016年11月7日出版的第30期《财经》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访谈文章,通过介绍马克思1850年后观点的变化,说明马克思后来形成了一些大家还不了解的思想。张光明教授对访谈做了批注,指出其中包含大量常识性的错误,这些批注经王炼利女士整理后发表。[1]

  一方自认为“发现了新大陆”,另一方认为根本站不住脚。如果再无后文,就学术争鸣来说,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但在当前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有些人歪曲了张先生和王女士的观点,一再试图把争论引到别的方向。《财经》杂志的访谈也仍在被一些人以种种方式散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最高纲领的学说。这对争论双方都是不公正的。尤其是,《财经》杂志的观点庞杂含混,在历史转折之际极易引发种种联想,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误解,因此有必要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做出澄清。

  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1893年5月11日,《费加罗报》记者对恩格斯进行了采访,访谈记录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谈话》为标题发表在5月13日的《费加罗报》,并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1893年5月20日的《社会主义者报》第140号。恩格斯认为,这份访谈记录“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2](p.653)恩格斯没有想到会有人利用这篇访谈大做文章,更不可能想到把这种倾向推到极致的恰恰是他寄予厚望的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歪曲了恩格斯的思想,试图通过说明“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论证修正主义的正确性。不幸的是,伯恩施坦得逞了。

  修正主义者靠的是歪曲和断章取义。恩格斯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本来针对的是社会民主党在参加议会选举中有没有“最终目标”的问题。恩格斯回答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对此,记者说,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理论的时候“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反驳说:“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3](pp.561-562)显然,恩格斯说“没有最终目标”,指的是“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之后,“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预定看法”。恩格斯丝毫没有否定“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这一目标,更不认为这一目标遥不可及。

  后来的其他文献不断证明了这点,比如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给朱·卡内帕的信中,明确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它的根本特征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666)伯恩施坦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在恩格斯看来,“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而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一最终目标能否实现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也是这样,有观点认为,1850年以后,《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说法已经过时了,从而否定《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这是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必要性来论证修正主义的正确性。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有人试图借机从中得出修正主义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这是一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伯恩施坦这条恶龙相比,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们不过是一些小爬虫。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他们多数人不得不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采取歪曲、篡改的方式攻击马克思主义。诡异的是,伯恩施坦至少还受到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和卢森堡、列宁这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堵截,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们却几乎畅行无阻。

  小爬虫当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爬虫所携带的细菌和病毒。如果不做好预防,它们将带来一场瘟疫。连曾经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在修正主义的攻击下沦陷,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欧洲大本营。因此,回顾历史,总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那场修正主义瘟疫的教训,研究修正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危害,重申马克思主义政党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已经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务之急。

  

一、伯恩施坦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纲领

 

  1850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对《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等于修正主义,因为这种修正也可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会导致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始终没有过时。既然如此,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观点的修正做文章,为修正主义辩护,就是徒劳的举动。伯恩施坦正是这样做的。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从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出发,公开列出了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早期称为“纯粹科学”,后来称为“基本思想”)和需要修正的非基本的观点(他称为“应用科学”),并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然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的理论说成是应当加以抛弃的非基本观点,并由此出发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的主要贡献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看法来自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两大科学发现”的观点,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伯恩施坦对这两大科学发现的阐发上。伯恩施坦注意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论述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他在引用这两篇文献时却阉割了核心和基本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在《序言》中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那段著名论述,特别列出了最后的两句话——“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然后说,“结句和前一句中的‘最后’一词是无法证明的,却是多少有些根据的假设。不过它对于这一理论来说也不是本质的,不如说它已经属于应用的范围”。[4](p.142)

  伯恩施坦在这里“掉了一个枪花”。关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论断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它们是“无法证明”的吗?如果轻轻地放过这个“枪花”,那么,所谓“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4](pp.68、412)的断言也就被事先放过了。

  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强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坚持的观点。后来批判修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走向另外一个片面,用人道主义来批判修正主义,正是抓住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5](p.197)显然,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人类发展的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一“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后的“人类社会”。同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p.502)就算这是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观点,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最后一种形态的论述,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的“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①显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打算放弃的一以贯之的观点。能够借口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变化而否认这一不变的观点吗?

  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支点,放弃了这一支点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自以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正修正是否定了所谓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既然从经济上看,资本主义并不必然灭亡,那么共产主义能否实现,自然就存疑了。伯恩施坦强调,恩格斯晚年已经明确指出,经济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合力”,包括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合力论从来没有否定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伯恩斯坦如果仅仅是在“反作用”的意义上谈论道德和法权,那还不能说是修正主义,问题在于他借机取消了“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界限,试图以康德式的伦理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用伯恩施坦自己的话说,“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4](p.150)什么是“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自然科学中的哪个“决定论”原理是不需要条件的?伯恩施坦故意把复杂因果与简单因果相混淆,好借助于“条件性”把“决定性”本身否定掉。他期期艾艾,想说的无非是康德说过的话——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不同的性质;自然界有规律可循,人类社会没有规律可循。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找借口否定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对于剩余价值理论,伯恩施坦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击策略:把它说成一种“抽象”,不具有现实意义。他不理解历史科学的现实即“历史的真实”同知性自然科学中非历史的事实的区别,只承认“剩余劳动”的事实,不承认“剩余价值”的现实,从根本上否认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和作为剩余价值实体的剩余抽象劳动的现实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伯恩施坦只承认个人和个人劳动,不承认在个人之外存在的“社会”整体和社会劳动大于个人劳动之总和这一事实。由此出发,他只承认“个别商品或商品种类的价值”以及个别的剩余劳动,不承认“社会总生产的价值和这一价值超出工人阶级工资总额的余额,也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部的社会剩余价值”。[4](pp.178-179)伯恩施坦居然说:“按照上述的样子理解的价值也是一个纯粹思维的事实,与哥森-杰冯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并无不同。二者都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但是二者都建筑在抽象上面。”[4](p.179)这表明,他完全不理解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把它同自然主义的所谓“事实”混淆起来。这就是实证主义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的狭隘经验主义混淆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历史科学的“现实”的后果!

  伯恩施坦歪曲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结果必然是只承认单个个人和社会局部的真实性,从根本上否认“阶级”和“社会”总体的存在,把它们说成是人们的“抽象”。伯恩施坦明确地说: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是由工人的思想方式决定的,“真正的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思想方式,因为这种思想方式正和他的阶级地位是相应的,但是这种思想方式并不单纯就是他的生活境况的产物,而是由现代各个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生活境况特征的概括中,也只是由那种概括中派生出来的。因此,以这种思想方式为基础推出的关于国家、社会、党派等的观念,必然还常常和未受到理论影响的工人对这些事物所抱的观念不同。所以,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观点’对无产阶级本身说来首先是一种空论”。[4](p.82)连“阶级”和“社会”都被否认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这就难怪他要拼命攻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了。

  伯恩施坦的错误有其认识论根源:当时很多人像伯恩施坦一样,并不真正理解辩证法。恩格斯认为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有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自己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是辩证法,列宁更是认为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读懂《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而伯恩施坦竟然说:“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4](p.163)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主张用概念思维,而不是凭感觉去猜测,这成为科学思维与常识思维的分水岭,而伯恩施坦居然说:“今天,根据概念来进行构想,在自然科学中已经普遍地得不到人信任了!”[4](p.356)连概念都不承认,难怪伯恩施坦无法理解辩证概念、判断和推理,总是凭感觉下结论。针对考茨基是否承认“一切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斗争”的质问,伯恩施坦干脆耍起了无赖:“对此我首先要提出这样的反问: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之上的社会将成为什么呢?难道在这种社会中再不会有什么发展了吗?”[4](p.359)对此,我们不得不问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消除了由私有制带来的对立,所谓“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也只是说由阶级对立带来的不和谐和破碎状态已经消除,难道是说私有制之外的矛盾也都消除了吗?

  伯恩施坦的错误还有其社会根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尚未到它最后的瓦解阶段;对于有些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甚至还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他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以后观点发生了改变,认为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不会很快到来。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只是因为他们先前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判断是错误的。马克思1850年以后工作的重心正是研究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试图为它找到自然科学一般的精确性。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成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是过剩经济,特别是资本过剩。《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达到了过剩经济水平,而且还是相对过剩。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界限,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绝对过剩还远没有达到,这决定了,《共产党宣言》的危机理论还非常初步。但到《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分析使对资本主义灭亡条件的研究达到了量化的水平。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是能够带来利润的货币,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重新变回货币。由此,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就不再是《共产党宣言》中那种“抽象的历史信仰”,而成为经过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在此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扩张阶段,存在自我改良的可能性。这是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社会根源。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之所以得逞,除了有其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外,还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教条主义相关。形势在变化,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和发展,但是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考茨基却是个教条主义者,没有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不出因应形势变化而发展的政策主张。在实践的发展最需要理论指导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却和实践脱节了。这必然使错误的政策主张越走越远,从而为修正主义的流行大开方便之门。当时真正能够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代理论家如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还没有成长起来,而等到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修正主义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扎下根了。

  

二、“初级阶段”与最高纲领遭到忽视的原因

 

  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最高纲领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形势到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准备,致使德国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遭到失败。后来社会民主党以和平方式掌权,但却实行资产阶级政策。这同俄国的十月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由于这样,列宁和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才愈益显露出其真理性。在东方,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和东方实际的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在西方,通过对卢森堡的继承和发展,则形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走向另外一个片面,犯下种种错误,尤其是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特点,使它最终被多元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同化,成为其左翼组成部分,但与修正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的另一面:关于辩证法与阶级意识关系的理论。

  苏联取得的成就,正是列宁的辩证法研究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现实成果。遗憾的是,斯大林陷入了教条主义,既没有能力提出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类的发展生产力手段,又无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砸碎官僚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方面进行了一些宝贵探索,但由于生产力水平太低,不仅远没有达到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到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甚至连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这就使得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探索,无论是农村的“政社合一”制度,还是城市的“革命委员会”制度,都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难以取得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包括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第二,同生产力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比,中国连中等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如果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称作“社会主义”,那么,按生产力标准衡量,它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6](p.225)这两层含义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

  始终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优势。自从党的一大确立“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二大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随着形势的变化一直在改变,但最高纲领始终没有变。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都指向“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和政策执行层面上,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坚持得比较好,而在对“两个基本点”关系的处理上却出现过摇摆。比如,明明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偏偏有一些人断章取义,抓住关于“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话大做文章:有人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因素这一点,说什么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成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贴了“社会主义”标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一个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怪胎;有人认为中国是“打左灯,往右转”,其结果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水到渠成地变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等等。在这些错误思潮影响下,甚至连一些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也赞成“共产主义渺茫论”,仿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永远不会结束,共产主义社会永远不会到来。这些问题在文件上都已经解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却居然都处于晦暗不明的灰色状态。这表明,除了重复教科书的教条和利用这些教条对中央文件做注释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尚未拿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毫无抵抗力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泛滥是必然的。同历史上的修正主义一样,中国之所以出现修正主义,同样也是因为存在其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认识论根源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群众在生活中自发形成的,而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把握它需要理论思维,特别是辩证法。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p.437)“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7](p.452)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满足于教科书的教条,不敢直面重大现实问题,不愿意下苦功夫读经典著作、研究历史,掌握不了活生生的辩证法,甚至把辩证法变成了辩护术和诡辩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丧失了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人们一方面以嘲弄的态度看待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经验的方法不中用”“理论思维才管用”[7](p.435)的地方,却不再向理论求助而单纯依靠自己的感觉。感觉向人们提供的往往是客观的假象,特别是在历史领域,人们习惯于直线思维,而历史进程却往往是迂回发展的。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的面貌有了巨大改变,有些方面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于是有些人就凭感觉认定,社会主义已经远去了,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很多人极容易被“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由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鬼话所迷惑。

  从社会根源上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主要社会阶层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因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常都与对共产主义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原来已经消灭的其他社会阶层相继出现:一方面是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投资的国外资产阶级以及各种依靠资本的从业者,如基金的管理者和投资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渐高,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农民工、下岗工人、在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的无产者等依靠劳动为生的阶层,话语权越来越小。后者依靠出卖劳动为生,前者则依靠资本收益即利润为生。在两者之间的阶层,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工人和新产生的个体户,大体上或至少在表面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和社会阶层不断发生改变的同时,原来以“为人民服务”(即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机关,也变成了为“各色人”服务,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甚至公开打出了“同企业家作对就是同政府作对”的标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非劳动人民阶层中发展党员,甚至吸收资本家入党,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与当初社会民主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具有同一性质,因为它扩大了自己的阶级基础,连资本家都拉进党内来了。这自然是误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②根据党章,不能把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混淆起来。无产阶级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在任何时代指的都只能是没有资产或资本的阶级,但群众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内容。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它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会随着历史任务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它的阶级基础始终是工人阶级,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来自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士当然也不例外,但前提必须是放弃自己原来的非无产阶级信仰和主张,通过自我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武装自己的头脑。绝不允许任何人(包括来自工人阶级的成员)带着剥削阶级的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是始终能够做到。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思想和信仰的多元化,因为一旦放弃了理论思维,人们就会根据自身的眼前景象和短期利益做判断、凭感觉下结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思想打着“常识”的名义在中国泛滥,对共产主义信仰造成了强烈冲击,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甚至使党的最高纲领名存实亡,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投资的国外资产阶级以及各种依靠资本的从业者,不断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是出自他们的利益;而群众接受这些错误观念,相信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是受到迷惑的结果。就像自然科学中地心说更符合人们关于“地球不动,太阳东升西落”的感觉,而日心说却违背这种“常识”一样,作为社会科学的真理,马克思的“哥白尼革命”颠覆了资产阶级关于阶级和社会的理论。它遭到资产阶级的疯狂反对,是由于威胁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群众不理解,却是因为“阶级”和“社会”作为“现实”,都超出了人们感觉的范围,反倒是拜物教的“事实”即“原子式个人”,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些学者鼓吹“财产是自由的基础”,说什么“共产主义要共有一切财产,必然导致剥夺自由,形成极权专制”,因此要反对极权专制就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这蛊惑了很多群众。其实,《共产党宣言》早就驳斥过这种荒唐的胡说,只是由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没有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才导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失落。再如,有的人说什么“共产主义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条件,但是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因此生产力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永远不可能具备”,居然也迷惑了许多人。人们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划分,不知道他们早就区分了有限需要和无限欲望的关系,论证了共产主义的条件是资本过剩和客观需要的满足,肉体欲望的制造并不能完全扼杀新产生的高级需要和人类对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追求。根据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是伯恩施坦所说的道德或法权现象,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即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主义就必然走向终结。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却还在辛辛苦苦地从“公平”“正义”方面论证如何驾驭资本,以便通过经济发展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能不能像当初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那样得逞呢?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永久断绝了修正主义的这种希望。

  但最后的困难正在到来,危险还没有最终消除。

  

三、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但很多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那些习惯了反复强调“初级阶段”、认为“共产主义还很遥远”的人,不自觉地认同了伯恩施坦“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相反,习近平所说的“革命理想”“理想信念”指的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强调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正体现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伯恩施坦和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对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持否定态度。由于反对或不理解辩证法,它们都无法把握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必须实现自我超越,代之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当然也就无法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要求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马克思在1850年以后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他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否定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恰恰相反,他是要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那个点,即利润率为零的那个点。这是从抽象的历史信仰向科学理论的转向。在这个转向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的只是最低纲领而不是最高纲领。

  伯恩施坦从词源学角度论证了他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区别。他考察了法语的Bourgeois(资本主义)与德语的Bürger或Bürgerlich(市民的、资产阶级的)的关系,论证了应该是从前一种社会(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向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市民社会)过渡,而不是从后一种社会(市民社会)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过渡。伯恩施坦写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早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发表,他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恰恰是在后一意义上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恩格斯还特意把前一句的“市民”打了引号,把后一句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改成“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表明恩格斯是从狭义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市民社会,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意义上理解“人类社会”。[5](p.506)难道恩格斯不比伯恩施坦更能把握马克思的原意?吊诡的是,当今时代仍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重复伯恩施坦的论证(只不过这些学者不懂德语,把Bürger或Bürgerlich的词源学含义搞反了),试图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人类社会”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承认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词源学的问题,而且是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共产党宣言》论证了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革命作用。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这符合《共产党宣言》的逻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利用资本主义因素的结果。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基础上,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化而来。“一物降一物”,为了对治封建残余和专制残余,固然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以实现对小生产的超越;但另一方面,这种超越本身是由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基础加以保障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决定政治”,因为并非所有生产关系都属于经济基础,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非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而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那种经济危机,恰恰是由于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保障。如果没有土地公有制的保障,失业的农民工只能饿死;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保障,利润率降低的结果只能是大规模的停工和失业;这两点都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阶段不同,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类似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依靠的就是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保障。这样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什么?难道我们能够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层含义,即“初级阶段”否定第一层含义即“社会主义”吗?

  当谈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时候,列宁并不认为这种“后退”是纯粹的“后退”,因为在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情况下,下降阶段本身就构成上升或前进的环节。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祸害,但相对于小生产来说是幸福。不仅在经济方面是这样,在政治方面也是这样。毛泽东曾经谈到,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出现类似斯大林专权那样的现象,因为它们有发达的民主政治。[8](p.33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机制,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同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借鉴资本主义民主对特权的制约,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恰恰相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是由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封建残余或专制残余,而资本主义在战胜封建制度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修正主义的错误在于只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特征,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教条主义相比,这显然是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那么,今天的主要危险只能是来自修正主义。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主要强调的是“初级阶段”,而现在则到了在坚持“初级阶段”的同时主要强调“社会主义”的时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

  其次,从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看,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不同的最低纲领,但其最高纲领是一致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最低纲领,但所有最低纲领的方向都指向最高纲领。任何国家、处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的无产阶级政党,最高纲领都是同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研究所有问题,特别是革命与改良、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都必须始终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当伯恩施坦受到党内同志批判,说他的修正主义是受英国影响时,他很不服气,辩解说他用的是德国的数据,说明的是德国的问题。伯恩施坦不理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辩证法视为德国哲学的遗产。相比之下,英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说伯恩施坦受英国影响,是指他受英国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不是受英国数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坚持共产主义,而且坚持国际主义。它是全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并不只适用于英国或德国。关键在于,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不同国家时,必须与特定国家的国情相结合。

  不过,即使有人向伯恩施坦指出这一点,他也不会接受,因为他不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科学”的标准,而是按康德的标准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科学范式,而康德是德国哲学家。伯恩施坦明确地说:“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4](p.72)“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4](p.335)伯恩施坦赞同其他人的看法:黑格尔哲学是法国大革命的反映。他反对黑格尔,就是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布朗基式的革命提供了哲学论证,而“在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4](p.165)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歪曲。实际上,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明确地说,共产主义者当然最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5](p.685)可见,正如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施坦时所指出的,在恩格斯看来合法改良和暴力革命并不像自助餐上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他们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9](p.57)试图排除暴力革命这一选项,正是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要害所在。

  伯恩施坦把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一派以社会主义思想家制定的改革建议为出发点,并且在基本上以建设为目标,另一派从革命的人民起义中汲取启示,并且在本质上以破坏为目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企图把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他从革命者那里接受了把工人的解放斗争看成一种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见解,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对工人解放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先决条件的探索。但是综合还不等于对立的消除,而不如说是一种妥协,……不管马克思的理论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它在根本上始终保持着这一妥协的性质或者二元论的性质”。[4](pp.168-169)这显然又是一种由于不懂辩证法而造成的歪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正如革命和改良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无产阶级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选择的一样,革命和建设并不是对立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在社会发展同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中,国家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因此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实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点上,卢森堡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高更牢固。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9](p.31)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而不是像伯恩施坦那样抛弃辩证法。尤其不能说,因为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就可以只顾“建设”不要“革命”了。伯恩施坦居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如果说另一方面,他们不加注意地放过了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那么这首先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4](p.174)如果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修正”还不算修正主义,世界上就没有修正主义了。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坚持,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因此需要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然后进入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消灭私有制之后,不仅利润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将被超越,为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所代替;甚至连市场经济和物质主义都将被扬弃,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历程,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正确的。

  由于不懂辩证法,伯恩施坦根本不理解资本主义自我否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必然错误地诠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所谓“思想转变”的意义。他谈到《共产党宣言》“不能算是表现马克思所达到的完满的思想高峰的作品。不如说,马克思在英国(当时它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进行了研究以后所写的著作才属于这一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导言,巨著《资本论》则是它们的高峰”。[4](p.420)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伯恩施坦错误地估计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他举例说:“资本主义所引起的世界交通的巨大扩展,海外国家不仅被卷入了世界贸易……而且被卷入了我们通常在欧洲也开采或制造的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马克思虽然正确地预见了这个事实,却没有完全正确地估计到它的影响,而且没有超人的手段也是不可能精确的估计到的。”[4](p.422)且不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谈到全球化,就算马克思不是“超人”,“没有完全正确地估计到”世界贸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发展的意义,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表明,他至少已经把世界贸易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范围。在这个计划中,第一至三册分别是“资本”论、“土地所有制”论和“雇佣劳动”论,第四至六册分别是“国家”论、“对外贸易”论和“世界市场”论,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只完成了第一册即“资本”论的研究,其余方面只是提出一个大纲。后来卢森堡和列宁则发展了后三册的研究。伯恩施坦根本不理解《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如何深化《共产党宣言》中的过剩危机理论的,所以他也必然无法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危机主要是定性研究,但正如卢森堡和列宁所注意到的那样,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马克思已经区分了作为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环节的危机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即前者不过是利润率的下降,而后者却是利润率趋近于零。这已经进入定量研究的层次。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是对早期观点的深化而不是否定。不仅如此,一旦利润率为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还原为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分配制度发生变革,由所谓的“按要素分配”变为“按劳分配”,进而为扬弃市场经济和物质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卢森堡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却走向了修正主义。由于伯恩施坦无法把握辩证法,他借口《共产党宣言》中的崩溃论和危机理论不成立,试图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可能性。他甚至连凯恩斯的水平都达不到,因为凯恩斯虽然同伯恩施坦一样,站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立场上反对革命,但他至少认为正如“每个人都会死”一样,随着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也会走向终结;[10](p.211)而伯恩施坦却单纯根据德国1873年至1907年的统计数据,证明利润率不是螺旋式下降,而是螺旋式上升,因此修正主义是正确的![4](pp.433-436)

  如果把世界贸易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在短期内伯恩施坦似乎有道理。这是因为,虽然魏玛共和国被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所取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高潮,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在二战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福利社会,以至于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加尔布雷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就是由于执行了《共产党宣言》的遗嘱。[11](pp.183-184)《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的论断似乎确实没有兑现。相反,到20世纪90年代,反倒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似乎历史只能终结于资本主义了。然而,中国崛起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光继19世纪聚焦德国、20世纪聚焦俄国之后,21世纪开始聚焦中国。

  

四、新时代仍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列宁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一个比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要高的阶段。中国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生产力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但中等发达程度离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可以把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姑且把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阶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或“中级阶段”。

  由于学术界缺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理解。人们仅看到“新时代”的起点在初级阶段的后半段,但不知道、也不关心它的终点在哪里。这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已经陷入深重的机会主义。很多人只强调“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没有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提法表明原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已经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成为当前紧迫的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不能再仅强调经济发展、突出个人而忽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发展,不能再忽视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民主、个性自由,而是要强调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与此相反,修正主义由于不承认独立于个人的阶级和独立于经济的社会的存在,必然把人类引向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和人的片面发展的道路。

  从具体国情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土地公有制保证了农民在所免费使用的宅基地上以低廉的价格建设起自己的住房,导致按照西方“有车、有房、有稳定的工作”的所谓“中产阶级”标准衡量,中国产生了全世界人口数量最为巨大的中产阶级。③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要普遍解决住房问题就困难得多,这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设定了界限。仍以美国为例,美国1970年代中产阶级人口虽然曾经达到70%,后来却由于实行了新自由主义,阶级力量的重组和中产阶级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到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已经降低到50%以下。这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长期受到修正主义影响、受到民族主义裹胁的情况下,极易受到挑拨,从而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外部压力。

  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避免教条主义,又需要避免修正主义,但目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如果说,教条主义者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最近的将来都看不到,因而无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含义,那么,修正主义者因为看不到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对于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则完全缺乏意识,由此只能形成一些假问题,让真问题退隐到人们的视野之外。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习近平最初的语境中本来体现了党的最低纲领(中国梦)和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的统一,但到了有些学者那里,党的初心就只剩下“中国梦”,“共产主义”不见了。再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常常被突出第一个(民族复兴),忘记第二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和第三个(国际主义的复兴)。这种遗忘决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只要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没有消除,相关问题就会一再暴露,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三个“意味着”是这样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2]首先,对其中的第一个“意味着”,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从经济上看,“富起来”和“强起来”并不是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前进,而是到了一个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历史节点。用习近平的话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新常态”,因此无法用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的老办法来解决由过剩经济导致的新问题。比如,短缺经济条件下产能增长和增加投资是硬道理,而在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条件下,需要的却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目前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问题都是由资本过剩、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用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社会像一个人,由穷到富就像人长个儿,由富到强就像身心的全面成长。由此观之:(1)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短缺经济形态,因此在发展初期,增长速度往往很快,但等到有吃有穿、有车有房,社会有机体的身量就长足了,这时候经济增长率就放缓,利润率就下降,因为农业和工业都由于供过于求而逐渐失去赢利能力,只能靠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2)国家由富到强也是这样,它不再是一个量上扩张而是一个质上提高的过程,因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满足以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就需要提上日程,物质生活的生产让位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生活的生产,或者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说,是用全面生产代替片面的物质生产。因此,第一个“意味着”表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次,所谓“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表明与苏东剧变时的情况不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中国崛起而走向复兴。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不仅没有认真阐发它,反而有意识地避免强调这一点。这说明修正主义的影响已经非常严重。其实,只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就可以看到,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利润至上主义,因为资本无非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资本归社会占有,即在利润率降低为零之后,为了避免生产停滞、工人失业、商业危机,而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新自由主义,正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为零的阶段,也就是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如果不是由于修正主义的影响,这一过渡可能早就实现了。而在修正主义影响下,人们不是把经济方面的过剩产能转移到社会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的满足上,而是人为制造新的物质需要,即马克思所说的“欲望”,把人变成消费机器,由此形成了物质主义和人的片面发展。至于“非物质生产”和高级需要的满足,由于不能用货币和资本衡量,遭到了统治者人为的打压。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由自由主义的泛滥带来的。中国的经济新常态目前正在重蹈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覆辙。出于自己的贪婪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中国的过剩资本正到处肆虐,为此不惜冲破一切法律、社会和道德的限制(比如不让炒房了,最近资本就去炒房租),总之要不惜一切手段实现其自我增殖的本能。这对中国的继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消除这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课题。

  再次,拿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发展路径和两种价值取向的差异。资本主义道路无法避免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有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作为压舱石和定盘星,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是稳步发展。从发展成果看,美国之所以仍然有大量人口无家可归,政府一旦想解决住房问题就会导致经济危机(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带来的),原因就在于土地私有制,买不起房就只能露宿街头。而中国农民之所以有房住,并不是因为农民收入高,而是由于土地公有制,不需要支付地价。国有企业也起了类似的作用。私有企业利润率一旦降低为零就会停工、解雇工人,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即使利润率为零,只要能够满足社会需要,能解决工人就业问题,仍然可以继续组织生产。类似的优越性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

  不仅如此,从未来发展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作为生产目的,而不是奉行利润至上主义的价值标准,那么,今天中国正在讨论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假问题,是发达国家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而导致的问题,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不用说了,只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才是生死攸关的,相对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化的中国本身则没有特别的意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福利国家陷阱问题、人口危机问题、就业困难问题,等等,就更是这样。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这些问题统统都是假问题:

  (1)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发达水平时的两极分化陷阱。“中等收入”本身根本不会带来什么“陷阱”,是“两极分化”导致人民群众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的陷阱。只要采取福利社会政策,限制甚至消除两极分化,扩展人民群众的有效需求,就会像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和二战后的七国集团一样,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2)福利国家陷阱,本质上是物质主义和利润至上主义陷阱,这是因为,福利国家仅仅是物质需要能够满足,从而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但社会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生态需要并没有满足,在物质生产之外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需要的满足方面,仍然处于短缺状态。如果把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转移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社会需要、政治需要、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方面,福利国家就能够进一步发展为自由个性国家,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福利国家陷阱。但问题是,经济需要的满足能够通过市场、通过货币表现出来,从而能够为资本赢利创造条件,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需要的满足很多不能通过市场,不能表现为经济增长,无法用货币和资本衡量,反而对资本的自我增殖构成威胁,因此必然遭到资本的压制,更多的物质需要、能够用货币和资本衡量的需要则被人为制造出来,由此把人变成消费机器,导致“消费社会”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

  (3)诸如老龄化、少子化等由于劳动力缺口造成的所谓“人口危机”问题,只有对于落后国家才是问题,因为落后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对于生产力达到中等发达以上水平的国家来说则不是这样。这样的国家不是靠廉价劳动力数量、靠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是靠科技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靠工程师的数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海战术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科技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把人口数量的增长作为核心问题,应强调“人口优势”而不是“工程师优势”。

  (4)就业困难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工作才没有工资,只有饿死。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作时间不断缩短,真正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代替人类的工作,更多的人能够腾出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过剩人口或“无用阶级”),以发展自己的个性为基础,从事自由职业或非物质生产。既然非物质生产不再能以货币和资本衡量,“第三产业”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假概念,因为非物质生产根本不是“产业”,作为服务业它更像事业单位和公共部门,是作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而不是作为提供“供给”的生产。当然,在“全面生产”的含义上也可以作为广义的“生产”,但这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或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产品生产或私人品的生产。共产主义不是以货币和资本的多少,也不是以权力的大小,而是以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发育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换言之,除了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精神财富、个性财富。既然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而不再是单纯的生存或赢利手段,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条件下,有没有职业、能不能赚钱,或者赚钱多少,根本就不是问题。只要把新时代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我们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第二阶段(马克思称为“人类社会”,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社会)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迈入成年,而应聚焦于整个身心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这决不是说,共产主义明天就会实现,好日子今天就会来临。超越“初级阶段”绝非易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虽然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就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已经进入新时代,但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连中央也是到党的十九大才提出“新时代”的判断,④很多受到修正主义影响的人更是到今天还难以接受这一判断。这说明理论滞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到2020年中国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从而全面完成邓小平原来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到2050年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全面超越邓小平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对于理论界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如何”还是一个盲区。很多理论研究者都是鼠目寸光:教条主义者忙于诠释文件,修正主义者忙于应付用资本主义眼镜看出来的假问题,那些别有用心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则忙于“拍马屁”;唯独很少有人从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的角度去深入诠释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所蕴含的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的深刻含义。

  在执行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同样必须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如同在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既体现了“初级阶段”的特征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在实践中既避免了教条主义又避免了修正主义一样,今后30年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如何既避免教条主义又避免修正主义,既体现“新时代”的“初级阶段”后半段特征又坚持“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方向,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新课题;而且,如果说,原来为了“效率优先”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更多地体现“初级阶段”性质,现在为了“效率和公平并重”及“以人民为中心”就需要更多地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现在的危险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征与“社会主义”性质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甚至把在经济增长之外追求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好高骛远”的追求加以批判。

  从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不断向最高纲领趋近,随着共产主义这种建立在过剩经济基础上的新文明类型在东方露出鱼肚白,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建立的全部旧文明旧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将过时。我们不能再用旧眼光寻找老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必须用新眼光看待新问题。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②参见《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章程》,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8/c_1121870794.htm。

  ③按照有无资本划分,“中产阶级”是个伯恩施坦式的假概念,因此在中国不称“中产阶级”而称“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收入”本身与生活水准并没有必然关系。特别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实行按需分配,职业本身已经没有意义。

  ④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之前的“七二六”讲话中,用的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说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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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劝说集[M].李井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Andrea D. Williams ed. The Essential Galbraith[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1.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9.

  【马拥军,察网专栏学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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