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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徐崇温先生: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

2018-10-17 09:22:56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作者:来庆立 徐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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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访徐崇温先生

 

  问: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一直都是热点问题。而当下对理论创新,尤其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却有着不同声音,比如,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让一些中青年学者难辨是非,甚至将修正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创新,危害很大。在国际共运史上,尤其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也曾出现一波理论创新思潮,譬如,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已经“过时”了,必须对其进行根本修正,这样才能迎合形势。请问徐教授,修正主义与理论创新的区别在哪?

  徐崇温:首先应当明确,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改良主义路线极其重要的思想源泉。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解的基本结构今天已经成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自觉不自觉地)的纲领的基础。”[1]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也有着共同的理论要点。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打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从整体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尤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不能丢,不能将实践、政策层面的“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论据,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的“理论创新”,已经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会灭亡。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民主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放弃马克思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立化、指导思想多元化。这尤其体现在社会党国际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这两个纲领体现的最大原则正如法国社会党人所说,“信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2]

  第二,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逝世后,西欧社会党人就不断通过“民主”攻击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苏联解体后,他们更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名称,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基本原理上已经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例如,他们主张伦理社会主义、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将社会主义溶解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中,等等。吉登斯和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更是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所谓经济的民主监督,也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濒临破产,被不少人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帮凶”。

  第三,放弃“两个必然”,认为资本主义正是“历史的终结”。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已经站不住脚。例如,伯恩施坦反对从客观历史必然性出发论证“两个必然”。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帕尔梅提出:“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3]他们要做的仅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用局部、细微的改良替代革命实践,其后果只能是走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创新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在微小的实践工作中放弃“替代资本主义”和“消灭私有制”的理想目标,不能用本应不断发展的政策主张替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理。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又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发展理念,走出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这不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更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问:具体到各主要学科领域,伯恩施坦如何系统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修正又是怎么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徐崇温: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界、学术界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甚至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追根溯源,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翻案就成为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实事求是地看,伯恩施坦的“理论创新”,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放弃了“两个必然”的根本主张。学界有不少人认为,伯恩施坦“重复了恩格斯的话”,“与时俱进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根本是子虚乌有,这些人打着实事求是和理论创新的口号,却罔顾伯恩施坦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具体来看,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是全方位的,遍及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首先,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劳动价值学说“则又作为一个纯理论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设才能被接受”,[4]它不能说明社会产品总价值,因此不宜作为起点。伯恩施坦认为,“仅仅根据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5]所以他引进了需求、爱好和效用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其次,伯恩施坦认为,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通讯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可以使资本主义几乎无限期地生存下去,能够防止甚至杜绝经济危机。

  在政治学领域。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因为“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越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越少,“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据此,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他还摒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拒斥把权力和所有权从一个阶级的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他还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巴贝夫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应成为一个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逐渐改良的道路来实现的目标,只有经过耐心的工作才能从内部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

  在社会学领域。伯恩施坦认为,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就是说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6]“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相反地,阶级斗争是一个走向消失的现象,起码可以说是一个趋向缓和的现象,可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社会关系人道化”,“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7]

  在哲学领域。伯恩施坦拒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信奉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世界观首先表现在他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人们怀着主观愿望参加历史活动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借口人有思想和愿望而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其次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曲解成具有否认人的道德动机的反伦理倾向。还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并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鼓吹临时应付和迁就眼前的微小变化而忘记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综上可见,伯恩施坦根本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能被视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吗?伯恩施坦也曾表面上拥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借口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理论。

 

  问:在实践上,伯恩施坦认为,应当放弃暴力革命,走向议会主义;工人阶级应当放弃武力夺取政权,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成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应当成为改良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妥协,等等。有人认为,伯恩施坦的这些认识继承了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提出“暴力革命”的错误主张的修正,从而放弃革命,走出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西欧取得了巨大成就。请问徐教授,是否正如伯恩施坦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错误主张,修正是正确的,是继承了恩格斯晚年否定“暴力革命”的思想?

  徐崇温:近些年来,有人为了把民主社会主义编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强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头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为此不惜曲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认为伯恩施坦重复、践行了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他们首先提出,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主张,这表现了伟大思想家“与时俱进”的精神和“自我否定”的勇气。随后,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做法是认同改良主义的重大转变,甚至提出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源头”。这种“新逻辑”甚至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进行了“自我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主张;恩格斯在晚年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主张和平过渡、民主妥协、阶级合作的共和国等;将大肆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视为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继承人;在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历史成就的基础上,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伯恩施坦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承。这一逻辑不仅毫无道理,而且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晚年思想。这类理论观点不时出现,现今仍有不少市场,对此我们应保持警惕,不断进行批驳。真如伯恩施坦所说,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转向改良主义了吗?

  上述错误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下简称《导言》)。

  伯恩施坦在1898年《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确实曾经援引过《导言》说:“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8]问题在于,伯恩施坦对恩格斯《导言》的援引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引申出了与恩格斯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结论。

  恩格斯从上述那段论述中引出的结论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效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选举权夺得一切阵地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9]而后,恩格斯又在一些与此相关的信件中,把他所说不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把力量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的论述,进一步发挥和表述为,要坚决反对绝对守法主义和否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

  反之,伯恩施坦却从这些论述中歪曲地引申出了“恩格斯深信,以灾变论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10]进而引申出“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11]这样,“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行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2]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朝一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了,它几乎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13]因而“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14]

  十分明显,恩格斯的结论和伯恩施坦的引申有着本质区别:恩格斯只是要求党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在宣传和争取群众方面能获得最大效果,以便保存力量到“决战的那一天”,可以行使自己的“革命权”;伯恩施坦却歪曲地引申说,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两相对照,人们怎么能听凭有人肆意抹杀这样的本质区别,去相信什么“伯恩施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呢?

 

  问:说到修正主义不能不提民主社会主义,徐教授您长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熟悉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缘起,请问,为什么出现将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继承还是否定?

  徐崇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修正主义翻案,主要缘由是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一些人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心,不想当“改旗易帜”的“叛徒”,只好找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认为这面旗帜既保有社会主义、又带着民主的字眼,可以取得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在实践中又有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成就的支撑。一时间仿佛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些人甚至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上述理论观点大错特错。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股跑道上的车,不同祖、不同根、不同语。

  第一,从起源上看,应当明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早在19世纪中叶,在法国议会中出现社会民主派的时候,马克思就揭示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5]并揭示了社会民主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一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16]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17]

  19世纪70年代以后,考虑到革命在主客观条件上尚未成熟,工人政党无法回避选举和议会斗争,这就使社会民主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流行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使许多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策略上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18]无论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将二者等同起来,视为同义。

  第二,从历史上看,应当明确社会民主主义在自身发展中不断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1年6—7月,社会党国际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开始调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政策。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使社会民主党正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政党。二战前,社会民主主义还只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二战后,它已经把这种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根本特征,当作目标本身了。它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甚至和资产阶级一起对苏东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

  第三,从理论上看,应当明确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是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有四方面基本特征:一是鼓吹“伦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是一种道德需要,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德抗议;它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它主张以运动代替目标,主张眼前目标具有与最高目标相比较的优先性。二是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公正(平等)、相助(博爱)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对国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民主化为手段来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三是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又把其社会主义融化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社会民主则是民主最深刻、最全面和最具国际性的表现。四是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二战后,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混合经济,不再把生产资料的公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必备条件和基础,称它主张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实现社会化和财产共有。

  从上述三方面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民主社会主义都否定、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问:修正主义提出“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走向了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这容易在工人阶级和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简单印象:现实利益大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请问徐教授,应如何理解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消解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层面的危害?

  徐崇温: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原理层面上都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层面都取消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价值层面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这三者在本质上共同瓦解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造成了巨大危害,不仅容易使政党迷失自我、走上歧途,更容易损害大多数劳动者和民众的利益。

  第一,在原理—方法层面,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不仅离社会主义,更是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同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合法的议会道路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声明》中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的,以区别于共产主义的“专政”。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发展,但实际上却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开始逐渐失势。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回避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在理想—目标层面,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取消了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制的目标。这也意味着,为人类社会寻求非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案、制度和模式,已经不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资本主义已经是历史发展的终结了。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社会民主党把改良主义说成是改造社会的最重要工具,但在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对此,就连社会民主党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那时是将50、60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19]从根本上讲,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选项中排除出去,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2008年经济危机后,尽管“第三条道路”已经破产,社会党国际也已分裂,但民主社会主义仍旧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是回到所谓的“进步主义”当中,认为只需要重新寻回社会对市场的监管,就能够抑制资本主义的野蛮生长,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这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并没有涉及生产方式和基本制度的变革。

  第三,在价值—思想层面,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认为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概念范畴和价值理念进行符合现实需要的任意解释,从而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他们鼓吹“世界观中立”“意识形态多元”,认为应当将自身塑造为“全民党”和价值党。但民主社会主义并非真正中立和多元,在抽象的全民和价值概念中,他们更是忘记了“为了谁”的根本命题。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秉承“兼收并蓄”的原则,任何符合其伦理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的思想都能够被其所用,例如新康德主义、基督教教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凯恩斯主义,甚至早期的蒲鲁东主义、费边社思想和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等。根据实践变化,民主社会主义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工具化。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都明确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又找回了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五月风暴”等社会运动兴起,还源于“重新意识形态化”浪潮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当然,他们寻回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其改造、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折衷的马克思主义。

  从这三个层面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条“变色龙”,不断处于摇摆之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也让他们尝到了苦果,位于中左翼的他们甚至被不少人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在现实中难以找到自己的“阶级属性”。没有解决“为了谁”的问题,在政策与理念上和新自由主义“趋同”,也使他们无法为大多数民众提供现实有效的制度、模式。

 

  问:修正主义自认为依据实践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从而错误解读马克思主义,反而将之视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巨大危害,使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消解了人们的理想信念。请问徐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您是怎么看待的?如何认识修正主义“只有不断否定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徐崇温:“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本质上等同于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前面已经谈到,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更是对资本主义的认同。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正是面对现实变化,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必然后果。

  首先,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正是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将自身指导思想“工具化”的结果,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

  其次,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以及指导思想“工具化”,正是在面对现实变化无法坚定自身带来的后果。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长时期比较顺利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缓和,出现了资产阶级所谓工人阶级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现象,等等。在这一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掀起了“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如卡尔·曼海姆、贝尔、利普塞特、波普、阿隆等人,特别用意识形态的没落指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衰落,认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缓和,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制度逐渐“一体化”,阶级对抗已经消失,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已经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刻,必须用科学去代替意识形态。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发展的社会运动面前,贝尔、利普塞特等人不得不抛弃这一理论,转而提出“重新意识形态化”或“再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扬言要制定出一种能够吸引群众、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对此,社会民主党人多采取折衷的态度,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塑造马克思主义,根据现实需要“打扮”马克思主义。

  最后,历史发展变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始终处于周期性危机当中,不仅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决策权的日益集中在极少数技术统治论精英手中,所有部门的广大群众都在经历着一种社会反常状态和异化的感觉。阶级矛盾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不仅危机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同样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始终没有过时。从民主社会主义自身发展来看,二战后,他们多将福利国家的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但是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危机到来时,他们又“手足无措”,在90年代走向“第三条道路”。2008年经济危机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迈尔专门刊文讨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繁荣之时就容易扔掉马克思主义,在危机到来之时又会视情况工具化马克思主义。从较长的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不坚定马克思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给自身带来了恶果。

 

  问:列宁成功领导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列宁是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

  徐崇温: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代特征以及本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依据资本主义的现实变化,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地球上全部领土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极其不平衡和跳跃式的发展,使以前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跳跃前进,并赶上或超过从前相对先进的国家。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出现的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向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它削弱垄断资本的势力,阻碍它们在反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达到统一,这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冲破帝国主义阵线的最薄弱环节创造了可能。

  列宁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适应于时代的这种变化而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虽然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共同胜利的设想,但却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并且在俄国首先实现。这就叫作既没有丢弃老祖宗,又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是对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创造性发展,并不是违背、修正马克思主义。

  第二,依据俄国的主、客观条件,列宁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对此进行了答复:“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0]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1]列宁这一思想正是以俄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在成功领导十月革命的前提下,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年内战的前提下,俄国处境艰难,但是内战一结束,列宁就依据客观情况的转变开始发展生产力,提出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创造性地走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依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变化,列宁恢复了共产党的称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使各国工人相互残杀的世界大战,这就使第二国际进而堕落成在国际范围内替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列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从形式上说,列宁的这一次为党更名,是恢复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而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从内容和实质来说,是在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分裂了工人运动的形势下,脱掉被他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件肮脏的衬衣,而穿上“共产党人”这件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整洁的衣服。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是在反对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修正马克思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十月革命一脉相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如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取得了哪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徐崇温: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做到既不忘老祖宗,又讲出新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解放思想相结合。一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到底要“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二是在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经验和道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而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资本主义是邪路。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我们党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需要强调的是,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并把它们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背景,从中引出它的意义,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致力于和各国一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同大国的关系中,破除“修昔底德陷阱”说,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倡导“亲诚惠容”,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对接起来;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倡导真实亲诚,用正确的义利观把中国的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多边舞台上,则破除“文明冲突论”,多边运筹,推动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凭借这一理论和道路,我们不仅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更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通过自主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后,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在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举起,续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这一思想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性,着力把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和宝贵经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构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体现独特文明特征,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目标体系、战略体系,深刻凝结着当代中国对人类更好未来的艰辛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问:对于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必须坚持哪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哪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不能改变?

  徐崇温:首先,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有些人就从右的方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它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据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等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定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中排除出去,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张通过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之认同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一体化”。

  其次,应当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我们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它的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最后,应当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远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近30年要实现的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只能是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制。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于和融化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说它们要“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而“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它们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只是争取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文明化”“民主化”“人道化”。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我们仍然需要警惕,不时有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此,我们需要回顾列宁在国家观和民主观上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为此,列宁提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国家还是必须的,但这种国家并不像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像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革命已经在俄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因此,民主这个词已经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22]

  因此,从根本原则出发,“民主”不仅意味着放弃党的领导,更在普遍意义上意味着认同“民主”的本质: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认同的民主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民主,是大多数民众的民主,这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民主所能提供的。为此,党和人民要坚持宪法赋予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注释:

  [1]迈尔:《伯恩施坦的建设性社会主义》,1977年西柏林版,第4页。

  [2]《社会党国际通讯》第21、22期。

  [3]勃兰特、克赖斯基、帕尔梅:《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页。

  [5]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页。

  [6]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125页。

  [7]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版,第25—26页。

  [8]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7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10]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74页。

  [11]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389页。

  [1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页。

  [1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页。

  [1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出版社1966年版,第2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页。

  [19]参见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阿尔布费拉宣言》。

  [20]《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2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22]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180页。

  【采访者为来庆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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