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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台湾左翼的新年问候

2018-01-02 08:11:39  来源:红色参考编辑部  作者:红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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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第一天,我们来欣赏台湾著名左翼作家蓝博洲先生设计的《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纪念月历》。

  “1983年,我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傍晚一个同学弄到一本《呐喊》,他借给我,要求第二天早上八点一定要还,我一个晚上用手抄完。我们是这样读鲁迅的,甚至我们也是这样读毛选,跟你们在教科书上为了考试而读,是完全不同的。”

  ——蓝博洲,2014年9月14日,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新书《台共党人的悲歌》发布会上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所谈。

  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的作者。台湾省苗栗县客家人,著名左翼小说家、报告文学家。青年时代在台湾辅仁大学法文系读书时,因演讲认识陈映真及杨逵两位“白色恐怖政治犯”,从此开始探究相关历史事件,展开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大量作品围绕“二二八事件”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曾任职《人间》杂志编辑、时报出版公司特约主编、台湾中央大学“新锐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湾思想起》节目制作人。主编日据时代《台湾社会运动史》中译版及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民众史》书系。其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旅行者》、长篇小说《藤缠树》及《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诞生》,报告文学《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及《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等。

  【附录】

  如果大陆革命堕落了,台湾左派怎么办?

  陈映真是台湾统左派的一面旗帜。他的中国心源自于他在青少年时期阅读了鲁迅的《吶喊》。他说:“鲁迅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祖国”

  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让台湾知识界的民族认同继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而再度分歧。在此之前,陈映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表达了他的忧虑。十月三日,他“第二次被调查局拘捕,三十六小时后始释放。”然后在同年十月的《美丽岛》杂志(政治光谱基本属于独派)发表了一篇描述历劫经过的报告:<关于十.三事件>。文章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隻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与此同时,我们又在陈先生新出版的小说集«夜行货车»序文中看到他再次强调: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註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物质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组织性的谎言和神话教条;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的独立;民族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不可压抑的、不容妥协的愿望,就是海峡两边中国作家自己的愿望。他们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实现这一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奋斗到底!

  没有人会怀疑陈映真所指的中国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他对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也不是没有质疑的。一九八三年八月,陈先生藉着<山路>的主人公蔡千惠对文革后的中国革命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作为革命先行者,陈明忠先生在一篇题为<我对文革从赞成到困惑质疑的心路历程>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回应蔡千惠的质疑说:

  惊恐可以承受,牢狱可以坐穿,但对于把自己的理想完全寄託在彼岸的革命之上的红色党人来说,大陆革命乃是自己行动的意义之源;大陆革命一旦堕落则无异于生命之水的乾涸。这几乎可以说是台湾五0年代地下党人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吗?这个命题恐怕是陈映真经常回去面对的“山路”吧。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我们看到陈映真这样回答蔡千惠的质疑: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韩战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

  马克思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终究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人,包括一九三七年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台湾的陈映真,毕竟还是台湾历史的产物。而历史的终结,往往要超越个人生命的单位长度。

  我的实际采访经验告诉我,对陈明忠先生所云的“台湾五0年代地下党人”而言,国坤大哥的赴死,和贞柏桑的长久的囚锢,绝对不会“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毕竟当历史走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抉择了他们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或者曾经一度实现后来又遭到遗忘或背叛。因为他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真理的坚信,应该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陈映真先生战斗的一生告诉我们后来者,只要台湾社会“新殖民地”的基本性格不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变,那么,阶级社会的矛盾就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暴露;这样的话,势必会有想要解决这样的社会矛盾的新一代青年起来反抗。陈映真,因此绝对不会是人们嘲讽的台湾“最后的马克思”。毕竟,他所走的路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啊。重要的是,在迈过资本主义全球化凶恶山路的进程中要时时不忘初心吧。

  ——本文节选自蓝博洲:《不忘初心——陈映真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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