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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骗子郭道晖的诈骗行径

2012-06-26 19:06:52  来源: 环球视野  作者: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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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刊登的“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是一篇从根本上同党中央、党的路线唱对台戏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旨并不是在于谴责和鞭挞文革本身,而是落眼于当今。文章概括的所谓文革四个基本特征完全针对着当今中国。作者认为,当今,“文革”的“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既然“文革”的基本思维和制度从未清除,始终存在着,何谈复活?复活,是已经死过了,又获重生的意思。在作者郭道晖先生眼里,“文革”的罪恶,一以贯之地延续着,或者说,“文革”打从1966年到今天2012年,迄未停止,这才是郭先生的本意,不是吗?请看郭先生是怎样逐一控诉着当今的“文革”罪状的。

  第一条罪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郭先生说:“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产指引下,就进行过诸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反和平演变’等等‘对敌斗争’的运动。”这是一种歪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中央发起的对意识形态领域内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的一种批评和斗争,是邓小平多次倡导的。他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一直延续50年,意义十分深刻。2007年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里就明确写上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正词句,郭先生为什么要装聋作哑呢?“清除精神污染”是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对某些过火现象,中央当时即迅速采取措施,及时纠正。事实证明,清除精神污染,效果是明显的,也是必要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都完全没有搞成“对敌斗争”的运动。至于“反和平演变”,请问郭先生,什么时候搞成了一场“对敌斗争”的运动了。而“和平演变”,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连西方敌对势力都是公开承认了的。美国历届总统,从杜鲁门开始迄今,无一不在任上不对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他们说的做的还少吗?郭先生为什么要如此下力气去给西方敌对势力辨白、打掩护呢?自然,郭先生对于谴责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种种渗透、颠覆、策反的力度是最敏感不过的。他说:“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搞‘西化、分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这里必须马上纠正的是,并非是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说过这些话,准确地说,从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中央领导集体、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都不止一次地说过,甚至强调过这些话。对西方反华势力种种阴谋诡计保持高度警惕,是我们的国策。部门和地方党政领导人说这些话,是在传达并努力贯彻中央的这一基本方针和政策,这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如果有的部门和地方党政领导人疏于作这样的传达,不进行积极、正确的贯彻,那叫失职或渎职,作为部门和地方党政领导人是不称职的,不能容忍的。再说,不时要求、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保持这种警惕,完全谈不上是过敏或过度反应,而仅仅是一种正常的反应。难道不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60多年前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发出了针对中国的10条诫令么?在这些诫令中不是布满了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种种具体入微的阴谋么?这一点连美国的历届领导人都从未讳言过,郭先生却慌不迭地要给十条诫的主谋者和实施者遮盖、掩饰、贴上一块遮羞补丁,真是活脱脱地表现出了一种奴才对于主子过敏和过度的“忠诚”啊!

  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早已随着“文革”结束而过去。但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谆谆告诫全党:“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明明白白地写在2007年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里的。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不能做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未知郭先生是否是党员,如果是,他在实际上就不配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按照他近年来一贯的观点(岂止此文),他早已从党的队伍中叛变出去了。

  郭先生用近年重庆市开展的“打黑”作为如同“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的口号来说事。郭先生认为那不叫“打黑”,是“黑打”。他引述了不知是哪一张见不得人的“媒体”“透过”的种种非法的“黑打”手段,说什么抓捕了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件冤假错案,云云。我们大家知道,重庆的“打黑”,其部署,其方针政策,种种具体举措、做法都是经过中央批准认可的。其中功过是非,中央正在调查。目前,调查结论尚未公布,郭先生就如此猴急在大量引用了他都不敢点名的哪家媒体的“透露”,来支持他宣称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文革要素”迄今依然发挥着它的“现实有害影响”的观点。那么我们大家相信谁呢?是相信党中央呢,还是相信郭先生呢?

  第二条罪状是“维护领袖个人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郭先生认为:“文革后,这种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文革“所以发生的条件,其变种还在流传”。郭先生攻击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没有“结算‘文革思维’”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政治工作”及其“高度集权”体制,相反还予以“极力维护”,并扬言,这是违反了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这是一句十足的谎言。如果说,这违反了郭先生这样一种人的意志,人们完全相信;说是违反了党内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那是对党内大多数老干部意志的污蔑,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污辱。绝大多数老干部子女是同全国人民、全党、全军的民心、党心、军心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是绝不会签名的。郭先生说,“改革开放以来文革幽灵仍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不时左右我们的政局”。他举的一个例证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方阵。这是郭先生的一种恶意攻击,也是一种无奈。60周年大庆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方阵是十分正常、得民心、军心的事情。亿万军民为之欢呼,理所当然。因为这是在如实重申建国60周年以来一个全世界都不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个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深深刺痛了郭先生以及郭先生这样的人,他们又根本无力遏止亿万群众的这种高涨热情,无奈之下,他们就只能暴跳如雷,咆哮不已了。郭先生还举了另外一个例证,就是重庆的“唱红”。对此,应该作出什么评价我们当然也在等待中央的调查结论。但是,“唱红”本身没有错误。我们学雷锋,唱歌颂雷锋、弘扬雷锋精神的歌,不是“唱红”吗?我们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70周年,大家在那场央视纪念晚会上听到那么多动听的、激动人心的歌颂延安精神、党和党的领袖的歌曲,不是“唱红”吗?这种“唱红”,抒发了广大群众内心深处的激情,在华夏大地四处激荡着,喷薄着,久盛不衰,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民意所向,不可轻慢、不可污辱。看来,郭先生是绝不唱红的。他对别人唱红,也是恨得牙痒痒的。至于在毛泽东故乡,千万人民群众怀着朴素的对毛泽东的崇敬激情,瞻仰毛泽东像,以至采用纯粹是普通群众自己的方式,例如烧香跪拜来作出表达,郭先生也是万难容忍的。他嘲讽这些老百姓是信教的“善男信女”。这又是郭先生情不自禁的恶意歪曲。毛泽东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党的决议以至坊间的民意早有定论。毛泽东谢世已经将近40年,中国的广大群众仍然在心头燃烧着如此炽烈的崇敬感情。这是郭先生们最不愿意看到和认同的。但你是蒙住自己的眼睛也好,死不承认也好,这一股汹涌澎湃的崇敬感情的强热流,谁也压制不了!

  第三条罪状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郭先生攻击“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事实上仍然凌驾于公检法等国家机关之上”。这是郭先生以及党内民主派下狠劲攻击的一条。上一期《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里讲到江平认为,政法书记“主宰政法工作,很可怕”。这句话也可谓说出了江先生以及郭先生们的心头语。这是他们至为心悸的一条。他们就是容不得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他们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把西方的所谓“三权分立”那一套西方式民主体制移植到中国来。他们一切所为,就是要逼党下台,逼党让位。当然不只是政法系统,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都在他们反对之列。这是问题的本质。郭先生还认为,当前有些政法干部打着“依法办事”的幌子,“以法谋私”、“以法反法”,其所依之法却是“黑法”。举的例子是今年全国人大占90%以上的绝大多数代表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对其第73条和第85条的相关规定,即公安部门认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秘密拘捕,无须通知其家属,郭先生攻击为“只便利公安而侵犯人权”,而完全无视这一法案的必要性和合理合法性,依郭先生的判定,此法条也属于“黑法”无疑了。郭先生戴着“法律专家”的帽子,竟然把全国人大会议上这一全国最高立法机关绝大多数代表通过的法律诬之为“黑法”,他的法律常识恐怕是等于零了。

  第四罪状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郭先生攻击“文革”后,“变相的”群众运动不因“某个领导人的意志而终止”。郭先生硬说针对不法犯罪分子开展“专项斗争”和“严打”,就是这种变相的群众运动。“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本来应该从轻处罚都从重处罚了”。郭先生没有举出一个案例来说明他的这种攻击,使人十分怀疑他是站在“严打”对象和“专项斗争”对象的立场和公检法部门较劲。文章还把某些地方发生的不文明执法,并已得到公开揭露和批评的个案,作为当今中国“扭曲司法公正”的一般进行攻击。郭先生以偏概全,对多年来“以法治国”的进步置若罔闻,他的偏执狂是惊人的。

  郭先生在逐一“清算”于“文革元素”在当今政界、社会上的种种“罪状”以后,断然判定:“像重庆这样,特别是某些‘文革元素’的局部乃至大面积复活,则已是可以触摸到的现实”。郭先生指的当然绝不止重庆一地,他一定是在全国各地都“触摸”到了这些“文革元素”了。郭先生说:“人民期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口干舌燥”,“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民心所向”。他举环球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为证:“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且期待一场新革命的受访者居然占到49%以上”。这些数据使郭先生感到“惊心动魄”和“警悟”(当然,对郭先生说来,与其说是惊心动魄,不如说是喜出望外)。可见这个调查具有何等的“杀伤力”和“说服力”。这句话还有个后半句:“如果还依然不为所动,其后果就不是执政者所愿和所能承受得了。”这显然是对中央的一种威胁和恐吓了。如果不实行西方式民主,一场新的“革命”降临,执政者不能承受,就必然倒台、被打翻在地了——而这正是郭先生满心期盼的“后果”吧。我们不知道环球时报这项调查,其对象是否经过选择,可信度是多少?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出于什么动机和考虑,在一张党报的版面上公布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连郭先生都感到“惊心动魄”的调查结果。我们倒是从最近一家中央大报上公布的国人对爱国主义的认同感和调查中看到,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被调查对象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八九十,而相信普世价值的(即环球时报调查中所谓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的那种被调查者吧)仅占调查对象总数百分比的二位数以下,这应该是符合民心的,可信的。

  如何防止“文革重演“,郭先生开出的方子是:一、对照重庆经历的这场”小文革“(对于这样一种认定,未知三千万重庆市平民百姓是否认同),要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看来郭先生是要全国老百姓都来参加一次对历史问题决议的讨伐了。在郭先生的眼里,那个决议没有“触摸”到“文革”的实况,而是要郭先生呼吁和促进当下要开战一场对“文革”的“复原”了。二是“通过纪念新宪法诞生30周年,宣传宪政精神”,郭先生在这里继续兜售他以及《炎黄春秋》诸位先生们累次重复的宪政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等老一套。三、“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成长”。对于这一条,郭先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他认为,“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是“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是“无可厚非的社会力量”。人们知道,维权力量和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如果离开了党和政府的支持、领导以及党和政府制订的政策的导向,很难想象可以正确地积极地发挥作用。贵州瓮安事件最终获得了较妥善处理,正是省委领导积极引导的结果。难道这不是体现了党和领导的良性作用?郭先生强调所谓“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是“更可靠的社会力量”,无非是要攻击党这支社会力量(党本来就是一支最先进最积极的社会力量),其可靠程度要大大逊色于郭先生心目中的那些社会力量。郭先生尤其看中的是这股“更可靠的社会力量”能够“抗衡政府”、“抗衡行政力”,甚至在汶川抗震救灾活动中做得比政府更好。我们当然不否认并积极评价许多热心公益的社会力量,在包括抗震救灾等种种社会公益事业中,做出过有益的贡献。但是面对汶川地震这样极其巨大的浩劫,正是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消防战士、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党的组织尤其是成千上万的基层党组织……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努力,有的付出甚至达到了生命的极限,才获得了这场及其巨大的救灾活动的胜利。郭先生对社会力量和政府行政力的各自付出,进行挑唆和污蔑,用心之险恶和歹毒是不言而喻的。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清醒地记得,“踢开党委闹革命”,“让各级党委靠边站”,崇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是不折不扣的文革思维方式和实践。我们在上文引述的郭先生的种种思路倒真是使人深深感觉到,这同郭先生极力鞭挞的那种文革思维方式何其相似乃尔!这里,让我们再仔细思辨一下郭先生为清除当今“依然存在的文革思维”即显摆、卖弄的上述锦囊妙计以后说的一段话包含了什么动机。郭先生在文章的结尾部说:“只有这样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对这两支力量,我们不妨再作些稍稍的解读。前者是郭先生百般称颂的“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和那支可靠的社会力量,即“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后者一定是属于包括郭先生在内的《炎黄春秋》诸位党内民主派衮衮诸公了。前者和后者的”上下互动“,郭先生于是就看到了“政治改革和法治进步的希望”。如果认为郭先生的思维及其锦囊妙计以及对“上下互动”如此热切的期盼不是在和党、和党中央、各级党的组织以及广大党员、群众唱一场针锋相对的对台戏,那么,华夏大地上大概就没有什么对台戏了。郭先生头上戴着好几项显赫的桂冠: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不知道广州大学等这几个组织是不是都认同郭先生的这些有关整体改革的煌煌“灼见”,如果认同,那么就是同流合污了。如果不认同,难道能容忍这位“法学教授”顶着你们这些堂皇的组织的名义,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大问题上招摇撞骗、大放厥词吗?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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