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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私有化阳谋国人需警醒

2012-06-26 18:19:04  来源: 环球财经  作者: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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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财经2012年第4期
环球财经2012年第4期

  私有化不等于公平,把私有化当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药,而对于私有化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不良影响视而不见,不是别有用心也是被洗脑的结果

  本刊副总编辑、国研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张捷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2012年3月1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表示。至于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一旦下定决心解决它,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股票都在市场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这些股份转让出去,包括分给老百姓。”

  多么熟悉的“药方”。上一次用这味猛药的,是苏联。只不过俄国人服下这剂猛药的实际结果,并不像张教授描述的那般美好——苏联私有化的结果并不是运转良好的、西方经典教科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毁灭。那么到底是张教授信誓旦旦勾绘出的美好蓝图、还是这幅蓝图在俄罗斯实践下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更有说服力呢?

  私有化与社会公平之间不仅没有等号,而且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是: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国,一切战略产业都垄断在少数几个大财团手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论是垄断石油产业的西方石油巨头“七姊妹”,还是垄断西方农业的孟山都等,更不要说垄断金融产业的大摩、花旗、高盛们,不但垄断,而且比中国的所谓“垄断央企”暴利多了。而所谓搞私有化转型的前苏东和拉美国家,资本寡头的垄断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想必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威名”读者也都听过。作为一名知名的经济学者,把私有化当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对于私有化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不良影响视而不见,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知识结构上出了问题。

  在此更要注意的是苏联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两国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有很大不同,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也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中国搞私有化的结果将是无产化,这样迥异的差别却被“忽略”了。

  “张维迎疗法”的苏联攻略

  在上述提及的张维迎发言中,迄今为止未见有张维迎对“怎么分”的具体方案。但他的具体方案并非无迹可寻。在“2009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幕式上,他曾表示:

  “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应利用此次危机推动改革,将国有上市公司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给老百姓,给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现在国有资产是15万亿,如果拿出40%就是6万亿,财富效应非常明显。”

  “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再拿出1万亿美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5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据报道,“张维迎甚至还建议,这笔财富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或者富人给一份,穷人给两份。他认为,国家将一部分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

  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看看这个“药方”的现实范本:

  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一小部分出售给外部投资人。俄罗斯企业私有化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需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国家财产作价约1.5万亿卢布无偿地分配给了全苏人民。

  按照张维迎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然而,现实的结果是:据俄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6年,私有化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按1995年价格计算,超过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卫国战争期间损失的2.5倍,并且引发恶性通胀,81%的国民经过这样的私有化被掠夺一空。

  为什么张教授口中的“财富效应”、“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没有成为现实,结果却是81%的俄罗斯国民被掠夺一空呢?

  对于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以及私有化问题,主流学者大多笼统地以私有化休克疗法造成国家灾难而论,但少有人在经济理论上指出私有化与国家灾难和国民遭到洗劫的具体理论联系,更没有人把这样的联系通过理论定量化。如果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具体分析计算一下这些财富是怎么被洗劫的,把俄罗斯私有化的问题分析清楚了,对于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有了全面的认识。

  事实上,张维迎提出的私有化方案比当年俄罗斯的方案还要激进,还在俄罗斯的模式上更进一步地把外汇私有化和把国家核心企业交给外资控制。在俄罗斯私有化灾难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不足,在私有化过程中国家汇率受到冲击,造成汇率的失控,失控下的俄罗斯不得已出让了部分国家核心产业;现在张维迎提出的方案不仅要分掉中国的核心产业,同时还要分掉外汇储备,这是要做什么呢?更关键的是当前中国企业与当初俄罗斯企业股权结构根本不同,从大型央企到行业内排头兵(含细分行业)基本已经上市,张教授的方案会直接导致外资控股中国核心企业,而一旦如此,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殖民。

  一个直接交出国家经济命脉的方案

  部分人士主张私有化国企的依据就是国企的“低效率”和“蛀虫多”等等,并且以此为逻辑前提提出了交出国家经济命脉控制权的方案。表面上看,这种依据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其逻辑前提就必然是正确的。

  首先关于央企“蛀虫”的情况,这也是饱受舆论诟病的。据《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2012年3月24日报道, 2011年央行公布的侵吞国有企业资金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间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资金从国企转移到了海外,10年千亿美元听着巨大,但每年平均到每家央企头上不到1亿美元。此外,备受诟病的还有央企高管的收入。但目前央企高管年薪最高的不超过280万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动辄几千万美元的薪资相比,二者有天壤之别。

  任何的管理都要有成本的,但是很多人鼓吹央企私有化的根据就是所谓央企“蛀虫”的问题,而因为这点损失就要把国企百万亿的资产私有化,那是因噎废食。如果中国的央企私有化了,且不说央企私有化给了谁,单是央企高管的工资市场化与国际接轨,给他们的多支出的工资就远远超过于此!

  还有人说央企管理不到位,但是海外私企的管理效率就一定很高吗?如果真的按照张维迎等人说的平均分配股票,结果就是股权极其分散,根本无法监督职业经理人,而公司董事会对于这些职业经理人的监管从力度上说怎么比得上国家强力侦察机关?怎么比得上党纪国法的震慑力量?近些年来中国平均每个贪官的非法收入是3000多万元人民币,以10年收入计算,每年为50万美元,与外国同类企业高管的收入相比,仍有距离。如果这些企业私有化以后,他们的收入立即就要与国际接轨,变成合法收入。

  即便在西方股权分散的公司,经营层肆意侵占股东利益的事情还少吗?经营层可以动用企业的强大资源压制股东的权益,这样的私有是谁的私有?这些经营层的老总们在私有化以后是权力空前膨胀和不可控的,就如中国平安(601318,股吧)入股比利时富通一样,对方董事会做出决定转移企业的核心资产,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平安保险反而没有发言权,因为转让下级子公司业务这个决定董事会就可以做出!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大公司平安保险尚且如此,股权分散以后老百姓的那几张股票能够决定什么呢?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实际上就是将掌控中国央企等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合法化;私有化图谋得逞以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会更加膨胀失控,以前国家还可以撤换央企老总,等把企业股权都分散了,别人持有10%的股权就可以决定一切了。

  现在许多利益集团都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中当“小非”,是二股东、三股东,份额很低,等到国家把央企大股东的股票平均分配给了社会,这些利益集团就是控股大股东了,现在来搞私有化,总不至于把央企股权中原来私有的部分先给公有化剥夺了再搞私有化平均分配吧?如果还保留央企原来的小股东,那么在张教授的私有化方案当中,他们就成为了企业的法定控制人。这与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时国有公司没有任何私有股份和外国股份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舆论总是在鼓吹:私有化是高效率的,央企是低效率的且有大量蛀虫,以此激发中国民众的愤怒,认为私有化是未来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个逻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米仓里面有老鼠”与“米仓是老鼠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虽然都是米被老鼠吃了,但是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对于“米仓里的老鼠”我们可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对于“老鼠的米仓”则要依法保护老鼠吃米的权利,而鼓吹私有化的人实际是在主张与其防着米仓的老鼠偷吃,还不如干脆把米仓送给老鼠算了——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他们还说企业私有化了,企业管理者就不会腐败并对企业有责任心了,这就如说现在米仓是老鼠的了,于是老鼠就不偷米了,还要雇佣狗来看护米仓!现在搞私有化就是这样的混账逻辑。

  张维迎的私有化方案就是把中国核心企业的控制权交给外资的方案,中国的央企等核心企业是中国的国家命脉。世界各国对于自身的核心产业都是严格保护,严格防止外国资本的“渗透”,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就在此方面屡屡碰壁,就连华为收购美国一家市值仅为200万美元的三叶公司也要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而张维迎的方案通过分掉国家控股的股权,直接就达到了让外资战略投资者控股的目的。而他具体的所谓平均分配,实际上就是造就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当中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这些央企私有化以后的控股和控制人,更让潜伏在央企上市公司的所谓国际战略投资者成为控股人,让他们与国企的管理层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了被外国资本主导的利益集团。

  利诱的民意和金融乾坤大挪移

  现在为什么“私有化”的提议在中国民间和舆论界占有一定的市场?因为有人利诱了民意。这些人提出把财产分给个人,尤其是让穷人得到更多的份额,给了人无限的遐想,让老百姓觉得这样的分配就可以自己不用付出而得到财富。

  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但谁都期待老天爷能扔个馅饼砸到自个儿的脑门上。这样的诱惑往往是难以抗拒的,因为人的趋利本性,使得大多数人在利益面前是短视的,因此遵从利诱出来的民意行事是非常危险的。在俄罗斯私有化先例中,老百姓的财富尽管不是“一夜归零”,却最终被恐怖的恶性通胀洗劫一空(参见后文)。

  给老百姓分配财富却造成严重的贱卖和通胀,最后把老百姓的财富给掠夺光,这个巧取豪夺的过程老百姓是很难接受和理解的,这里有必要再深入揭示一下西方金融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建立现代金融资本统治的情况下,原有的货币概念已经被偷换了,现代货币概念与中国人传统理解的货币从概念上讲是根本不同的。而通过这样的概念偷换,金融资本合理合法地窃取了老百姓的财富。

  世界上关于货币的理解分成各种学派,这些学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货币商品说还是货币媒介说,古典经济学派大都主张货币商品说,亚里斯多德等人就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重商主义也是以贵金属货币为财富的,马克思把货币变成了劳动价值论统治下的一般等价物。而现代经济学则更多倾向于媒介说,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国家信用。依据这两个不同的货币理念,也产生了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

  古典货币: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作是古典货币。古典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

  现代货币:是指以某一权力机构为依托,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推行的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及作为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凭证。这样的权利凭证就是一种信用凭证,现代货币使用国债抵押来发行,背后就是国家信用。

  在这里,贵金属货币是当然的古典货币,到了金本位纸币则是在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的过渡,既有物的属性也是一种凭证,而金本位破裂以后的货币就是彻底的信用货币了。在古典货币时代,拥有货币就是拥有商品,就是拥有财富。但是到了纸币时代就不同了,货币实质上是一个欠条,你拿着货币的背后是别人可以利用你的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就如农民上缴了粮食换取了白条一样,粮食已经被他人收走利用了,纸币只不过是可以流通的白条。

  但是到了金本位破裂的时代,货币不但可以被利用、不受你的控制,更可以掠夺你。金本位保证你的货币与对应的商品价值对等;而没有了金本位,货币则是不断贬值和缩水的,至于贬值和通胀是多少,更是货币的持有者无法控制的事情。因此在现代货币概念下,你对所持货币不但没有利用的控制权,而且你的货币本身也没有抵抗通胀掠夺的能力。能够利用他人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样的制度和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以后,人类就进入了资本社会、货币社会、金融社会,所谓的金融就是把货币给融合起来被再利用。因此在现代模式下理解货币,怎样通过金融体系利用他人持有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财富,这才是金融的真谛!这样的金融手段,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将你所持有的财富来了一个吸星大法般的乾坤大挪移。

  在印钞时代,谁拥有了全球的货币发行权,谁就可以乾坤大挪移他人的财富。只要你的财产货币化、私有化了,你想要卖了你的财产换来货币改善生活,不管你提出的价格多高,他都可印钞来买,等到你的财富被买走以后,留下的一大堆欠条性质的纸币没有相应的资产对应,通胀的苦果就由你来吞下。

  中国老百姓对于货币的概念普遍停留在古典货币上,认为自己的货币就是自己的财富,根本不知道以现代凭证和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早已经变了质,给你的货币其实只相当于一张欠条,这个欠条的价值是要依靠国家信用来保障的;如果私有化导致国家信用降低,你的货币信用也就降低了,不但给你的货币不是财富,你原来存储的货币也不是财富了,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

  西方货币的信用也是他们央行的信用,背后是他们控制的巨大的资产财富,如果美联储的股东们没有了对于世界黄金和石油的控制,若不是当年美国通过中东赎罪日战争让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们控制了中东石油、取得了足够的信用,美国是没有今天的!

  西方金融资本的成功就是在于改变了全球的财富游戏规则和分配规则,让货币所代表的财富被自己的金融体系所控制,而不是持有货币的财富所有人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大的偷换概念,是货币概念和财富概念颠覆性的偷换,这样的变化造成了西方资本对于全球的控制,但是对于这样的游戏规则变化,西方的理论却在刻意掩盖,西方的货币主义甚至说良性的通胀有助于经济发展,要以一定的通胀刺激人们不食利货币财富停止创造等等,但是对于这样偷偷的印钞和贬值,导致货币所对应的财富实际控制人,也就是金融资本的控制人,得到巨大的财富却在西方理论上奇妙地消失了,这样的乾坤大挪移,就是对于世界财富的吸星大法。

  西方经济学原理揭示的私有化陷阱

  在《环球财经》2011年3月刊“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中,笔者曾引入西方货币价格理论中著名的费雪公式来说明上述问题。20 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为:MV=PT(其中: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通过费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初始的货币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减与价格涨跌成反比。在产权流通领域的货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进行产权交易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数额,这样的结果就是价格急剧下降以及进行产权交易的富人和外来者取得极其巨大的收益。

  这就导致看似公平的私有化,结果就是普通人拿到这些债券后一定是极其廉价的抛售,以此取得现金改善生活,而产权交易领域的现金数量却远远不足,导致这样的抛售极其低廉,低廉的债券价格引发恐慌再造成进一步的抛售,所有这些都使得市场中的资本得到暴利,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分化。俄罗斯的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的经营者和有钱人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手中集中。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截至1996年,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多得多。

  前苏联的情况可能距离大家过于遥远,而且俄罗斯当年卢布贬值的速度太快,以致中国老百姓很难在数据上有所体会,然而有些人也是以私有化中国国有财产为目标的,这里我们就不妨以中国的经济数据做假设进行分析一下,根据国资委2011年12月的最新数据,中国央企资产总额逼近28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没有计算价值的划拨地、矿山开采权和其他各种特许权利的价值、以资产的2倍计算,其价值也应当在56万亿元左右。

  而中国市面上可供交易的钱有多少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2月份,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广义货币86.7万亿,而广义货币的存款很多是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等等,是不会进入产权交易领域的。同时我们的央行准备金还锁定大约12万亿,其中还有31万亿是企业储蓄,这些储蓄很多就是要出售企业的流动资金,因此很多资金是难以进入交易市场的,个人的资金也不可能全部进入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以此粗略和乐观地估计,也就是1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这些产权,到底有多少资金能够参与,我们参考股票一级市场“打新股”的资金就可以大约推算出来了。而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是把价值将近60万亿元人民币的央企分掉,这样一下子50多万亿的私有化债券进入市场,与市场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10万亿资金相比,肯定是要被严重贱卖的——按照费雪公式,如果其他货币条件不变,俄罗斯式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要让上述国有资产的售价变成实际价值的1/10。

  中国社会的资金是短缺的,大量可以参与产权交易的富裕资金其实是海外热钱。如果中国进行了私有化,热钱会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核心产业将立即被外国占据,中国就要立即拉美化了,这也是中国现在私有化与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不同之处。因为当年俄罗斯进行私有化的时候海外热钱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俄罗斯,即使是这样,海外资本依然通过各种黑市进入俄罗斯控制了大量的俄罗斯产业,因此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比当年俄罗斯还要危险。

  张维迎式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恶性通胀

  在上面的论述当中,我们只看到了这样的私有化过程中民众抛售国有资产债券、市场货币供应不足造成资产被贱卖而集中到少数富人和外国资本手里,这样的贱卖实质就是洗劫了一个国家,但是这里有人会说就算是贱卖,只要卖了钱,不论多少也是给国民增加了收入,似乎私有化多少都是给人民增加了财富、造福于民,更有人说财产属于私人了以后,私人怎样贱卖只是个人问题。但真是这样吗?问题是这样的私有化不但没有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反而在私有化过程当中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胀,把老百姓取得的私有化财产换取的货币和以往的积蓄全部洗劫光!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至1999年,81%的居民已经没有储蓄存款,所有的劳动积蓄被彻底洗劫。

  在俄罗斯的私有化以后,为什么会导致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费雪公式中找到答案。按照MV=PT,可以看到老百姓贱卖了债券和产权等权益,所得的现金数额还是极其巨大的,等于对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货币(M),而老百姓需要购买的商品(T)却难以快速增加,尤其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一切按照计划生产,生产能力没有冗余,适应需求的快速增长是没有余地的,因此在商品总量(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M)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P)的暴涨。更进一步的是,在这样的价格暴涨下,老百姓持有现金的欲望极大降低,导致原来不参与流通的定期储蓄等广义货币M2也加入到流通中来,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急剧增加,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本来是要一个月花光的月工资,必须在得到工资的当天抢购当月生活必需品,这样的结果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30倍,按照费雪公式价格就要增加30倍,这样的结果相互作用是一个乘积的关系,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导致货币恶性通胀100倍以上。

  在这样的通胀下为了维持政府的开支,政府原来的收入按照通胀前的货币计量就严重不足,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大规模印钞,导致恶性通胀进行一个正反馈式的增长。就如私有化后俄罗斯政府债台高筑,仅仅是1992年就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声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如此造成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如山崩一般难以阻挡。

  在此,为了让大家明确这样的威胁是多么严峻,我们可以以中国央行当今的数据再次推算一下。目前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7万亿元,广义货币86.7万亿元,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35.2万亿元,企业存款31.4万亿元,加其他各类存款,存款总额82.6万亿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18万亿元。按照费雪公式MV=PT,如果私有化在一年完成的话,原来的PT只不过是18万亿而已,中国国有企业价值接近60万亿,就算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60万亿已经是原来的MV的3倍,这样物价在私有化的一年内就要涨价3倍,而老百姓的恐慌会让中国的约82.6万亿的储蓄也进入市场,这样物价就要一年内变成涨价8倍。

  恶性通胀下社会不愿意持有货币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急剧增加,其流通速度是可以数量级地增加的,就如我们把经年不花的存款拿出来一夜花掉,原来一个月花光的变成3天花光就可以了,因为通胀成倍增加的时候是一天一个价格,老百姓拿到工资就会跑步到商店抢购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速度就是一个月慢慢花的工资半天花光,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增加60倍的。如果以流通速度增加十多倍计算,这样的私有化就是要造成一年内上百倍的通胀,通胀100倍的结果就是原来给老百姓什么好处、给多少都不重要了,老百姓的所有财产都将被洗劫一空。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际资本的渔利。由于需求和通胀的暴增,外汇的失衡导致汇率暴跌,使得国家私有化的资产被贱卖给外国资本的同时,各类资金在消费品不足的时候就要找到一种替代商品,那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外国货币。各路资金扑向外汇的时候就要造成国家的资本急剧外流,同时世界各类资金会进来购买廉价的资产,一个国家的私有化也成为了国际食腐者的乐园。

  俄罗斯的私有化使得国家同时在国际收支上陷入国家实际金融破产的境地,美元与卢布比价1991年时为1:59,1998年时已达到1:6000。同时,贸易自由化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据1997年资料,外国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份额达84%。而这样的私有化,即使对于中国这样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的国家同样也是不安全的,就如前面的计算,我们的私有化所释放的货币投放量可以达到上百万亿,也就是私有化的50多万亿央企价值和因为恐慌进入市场的80万亿存款,但是我们全部的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只有20万亿左右,其中还隐藏了大量的热钱、随时可能逃离海外,这样的私有化给国家汇率所造成的冲击,甚至是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冗余国家所无法应付的。

  “私分外汇储备”的骗局

  张维迎在2009年时就针对我国当时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建议,应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为什么政府持有美国债券,而不是老百姓持有美国债券?如果将政府持有的美国债券给老百姓,让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张维迎可以分配外汇储备的思路逻辑是这样的,央行属于国有,国家是人民的,当然人民可以分享属于国家的财产。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对于所有人而言,可以主张享有的是这个机构的净资产而不是这个机构的全部资产,而央行的净资产是多少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按照人民银行网站公开的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自有资金长期只有219.75亿元,与现在20多万亿的外汇资产相比只不过是外汇资产的百分之一,同时也是央行总资产的千分之七左右。央行这样低的净资产与世界其他国家是类似的,美联储当初也就是注册1亿美金,在2008年危机后大规模盈利的情况下,现在所有者权益也只有540亿美元,与美联储现在3万亿左右的资产规模相比,美联储的净资产比例与中国央行近似。

  所有的分配只能分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而不是全部资产,如果分配全部资产必定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分配外汇的结果就是侵犯央行的债权人,央行的债权人是谁呢?所有发行在外的货币就是央行的债务,央行的债权人就是持有货币的人,这样的分配就是对于社会存款的一次财富清洗,严重侵犯央行的债权人也就是持有存款的人,而且在这样的清洗过程当中还要出现财富的外流,因为现在全球化了,这要引发的是一场全球的财富再分配,一个国家央行资不抵债的操作,受到损失的肯定是资不抵债央行货币的持有者,这个持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就更好理解了,大家都知道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美联储有美国的黄金储备8000多吨,在美国私人产权是神圣受到法律保护的,在法律保护私权之下,作为所有人的美联储的股东可以把这8000多吨黄金的美国储备给拿走分了吗?显然不能。原因就是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是资产,而不是所有者权益,不是净资产。作为知名的经济学者,张教授不应该不知道这样的常识。

  下面我们再具体计算一下这样的分配所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中国央行2011年末的外汇资产是232388.73亿元,央行的总资产是280977.60亿元,央行的储备货币是224641.76亿元。在央行的资产被无偿分配以后,其他央行债务所对应的资产是难以减少的,能够减少的就是央行的自有资产,央行将立刻严重资不抵债!这就意味着央行发行在外的货币没有了财富的保障。央行的其他债务都是刚性的,真正失去财富保障的就是央行的储备货币。如果把外汇储备分配一半的话,以央行的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相当的22~23万亿的规模,就可以知道基础货币背后的财富保障缩水了50%,基础货币要贬值50%。而我们的所有的货币都由央行的基础货币衍生而来,这样的通胀或贬值也就是说我们的财富要缩水!

  按照2012年2月人民银行数据,个人储蓄存款为362004亿元,银行总存款837340亿元,如果人民币贬值50%,将是存款持有者40多万亿的财富增发,也是居民原来储蓄的18万亿的财富蒸发。我们不算中国企业存款的巨额损失,单单是得到分配的居民也是损失巨大,也就是老百姓得到的10万亿元外汇储备财富,结果还倒亏8万亿元。让央行资不抵债率接近40%~50%的恶果必定是恐怖的。

  大家可能会问:在这样的贬值下,货币通胀只不过是财富再分配的游戏,你的物质资产并没有减少啊,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

  关键就是看财富是怎样分配的。私分1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国民以后,国民是可以购买海外的15000亿美元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所对应的财富减少,人民币贬值50%,会造成汇率的大幅降低,海外购买中国商品的时候会变得更加便宜,他们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口中国商品,按照贬值50%来说就是半价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商品被大量海外资金廉价收购以后,中国的财富外流造成国内的商品不足而通胀涨价,这样的过程平衡下来以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的财富大损而外国人赚取了暴利,这是全球一盘棋的后果!即使是中国能够外汇管制,也难以管住全部外贸经常项目,通胀和贬值是必然的。

  此外,可能会有人以“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成功来提出反证,这里可参阅我在2011年3月刊《环球财经》上撰写的“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一文,此处不赘言。

  中国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

  国内很多金融专家学者,言必称西方。其实中国是有自己的金融历史智慧的。

  对于货币的变化和金融的乾坤大挪移,中国历史上的钱庄就非常清楚这样的规律,经营钱庄和票号实际上也是挪移金银背后的财富。中国历史上的钱庄能够开多少银票出去,其中的计算是很复杂的。在钱庄的眼里,钱、粮、土地三者是一个比例关系,这也是古代最重要的商品,如果把土地等变成商品。钱庄计算所需要货币银根的公式,这实际上是与费雪方程式一样的。不要认为中国没有金融理论,这就是中国古代、近代最朴素的金融理论与实践。钱庄的老板们要赚大钱,必然是粮站、典当行和钱庄票号一起来开。典当主要是土地,三者在不同时间点的流动性不一样,商品总量不一样,这些差别才是赢利的关键。大的商家不是简单地贩运买卖,而是都在当地利用银根的变化赚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的操纵运作。

  中国历史上推行纸币的时期早于西方。中国历史上的纸币破产与西方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对外战争的基础,也没有对外掠夺的基础。而美元则是经过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后,建立了强大的国际信用,并通过这样的“绿纸头”,掠夺了别国的财富。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区的货币能够在当时没有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发行,是得益于中国公有化的国家信誉。出身于中国近代传统金融中心、钱粮物流集散地青浦的中国经济核心人物陈云1949年2月时曾说:“人民币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不但不能紧缩,还要大力增发。应该用动态的眼光看增发——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片土地,就获得了土地上的粮食、森林和矿产等资源,人民币的发行就有了物质基础;与解放同步进行的土地改革激发了亿万农民的信心和生产热情,为解放革命增加了动力,货币的发行也有了精神基础。”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货币与国民党的货币同样大规模增发,但是由于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少,其货币对应的社会财富在不断萎缩,此时再印钞,不发生恶性通胀才怪呢!反之共产党解放的地区在扩大,货币的增发与其控制的财富的增长同步,货币的增发反而避免了通缩,并为战争筹集到了财富支持。我们的人民币的信用就是这些国有资产来支持的,如果私分了国家财产,央行的货币信用就要打折扣,再分掉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国货币的信用在哪里?老百姓在私有化当中拿到的货币和以往存储的货币将变得一文不值。

  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先人曾展示出的历史智慧,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惟有此,才能真正用好“拿来主义”,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被洗脑。

  私有化阳谋国人需警醒

  西方的评价体系控制了世界主流舆论,也洗脑了中国的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私有化这个招数在西方落自的棋局中已成为定式了,但是西方对于这个定式的结果却恶意掩盖,西方一些媒体的宣传,就是要为他们私利的阳谋做掩盖。

  比如对于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灾难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西方世界却是不断地高度评价。1997 年,法国《Le Nouvel Observateur》认为他是全球最重要的50位领袖。在俄罗斯陷入危局之后,这位经济学者却依然得到巨大的荣誉。也许,对于在瓜分苏联全民财富的俄罗斯私有化大潮中赚的盆满钵满的西方资本和俄罗斯新贵们来说,萨克斯教授确实配得起“世界上最重要、最知名的经济学家”的头衔。

  另外,俄罗斯私有化所造成的另外一个事实更加意味深长,在2011年2月环球财经副社长彭晓光撰写的《自由派:百年边缘》一文中,有过如下描述:

  “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俄罗斯的垄断企业即使是贬值也是价值天文数字级的资产,虽然俄罗斯寡头们个个是精英和商业天才,但是同时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成事所需要的灰黑色费用又是天文数字,因此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干了什么。苏联的解体恰恰给了美国巨大的机会,里根时代的大量印钞在苏联的解体和私有化之下,购买成为了美国的资产,里根时代的赤字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而当今美国又走到赤字危机和大量印钞的阶段,如果要解决美国的危机,也只有购买到足够的资产才可以解决放眼全球,这样的资产也只有中国的央企和土地私有化可以提供,因此一旦开放了资本管制、进行了私有化,发生一场洗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为“药师”和“药方”号个脉

  私有化“药方”能成为中国的良方吗?


  如果真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去改革,以“明晰产权”的名义将公有制经济私有化,那么政府从产权让渡中将得到大量“无用”的货币(中国不缺人民币而且手中的美元也花不出去),却失去更多实际的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这些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一旦被不同的私人利益集团所掌控,就会形成社会生产要素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如果每种生产要素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调节机制就会变为一种恶性的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就是纳什均衡下的全社会福利损失

  ■ 本刊编委 潘亮

  在2月28日世界银行于北京举行的一场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发布会上,一位独立学者严厉指责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是中国经济的“毒药”。不过,情绪化的表达需要理性的分析作为支撑。

  对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笔者并没有阅读全文,所以也没有资格指摘其内容。但抛开内容不说,单就世界银行为中国经济“诊病”和“开药方”这一行为本身,在逻辑上似有不合理之处。

  世界银行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俗称,它包括国际复兴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5个成员机构组成。世界银行按股份公司的原则建立,成立初期,全部股本为10万股,每股10万美元。世界银行每一会员国拥有250票基本投票权,每认购10万美元的股本即增加一票。在世界银行的股份比例中,美国认购的股份最多,有投票权226178票,占总投票数的17.37%。在重要决策需要85%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对世界银行事务与重要贷款项目决定,有着“一票否决权”。因此,说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一家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国际金融机构,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如果让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我们首先要考虑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由谁造成起的。如果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身是由美国金融资本造成的,那么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就难言是单纯的“治病救人”。

  “芝加哥男孩”的拉美“药方”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拉美各国纷纷出现债务危机,当时一些由美国培植的被称作“芝加哥男孩”(自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家正在拉美各国经济领域占据要职。为了解决债务危机,这些拉美经济学家给各国开出了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新经济(310358,基金吧)自由主义“药方”。

  拉美之所以会在上世纪70年代欠下巨额美元外债,是因为1971年美国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为了构建石油美元霸权暗中挑起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石油价格暴涨。然后在1974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中东展开一系列访问,迫使沙特为美国做了三件事:首先,沙特同意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惟一货币;其次,沙特还会将美元再以投资的形式回流美国金融系统;第三,沙特帮助美国政府游说其他OPEC成员国,让他们也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的惟一货币。在这种安排下,原油价格从1973年初的3.01美元/桶暴涨至1974年1月的11.65美元/桶,价格暴涨约4倍,直接导致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需求暴增。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4倍,而油价也正好上涨了4倍。

  当然,中东各国也从油价上涨中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贸易盈余。按照秘密协定,这些石油美元在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大卫·马尔福德(担任沙特阿拉巴伯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的“指导”下,回流到伦敦和纽约的银行,一部分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为美国财政赤字融资,一部分被华尔街投资银行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借给急需美元的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通过购买石油,再将美元输送至中东产油国,中东产油国再将美元输送至华尔街,由此建立了石油美元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华尔街得到了美元和利润,拉美等国则欠下了大批债务。

  由此可见,拉美的债务危机根本上是由美国金融资本造成的。而“芝加哥男孩”们所开的“药方”给拉美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上世纪50~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涨价,增长率也仅上升至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上世纪60年代,拉美的失业率为4%,而80年代的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失业率为9%;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到了1990年上升到48.3%。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详情参阅《环球财经》2011年6月“拉美历史之鉴: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的实质”一文)。

  世行“开药方”的二律背反

  再看看中国,当前我们的经济主要有两大隐患:一个是由于能源、资源涨价导致的输入型通胀;一个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及西方的贸易保护措施,导致外贸出口下滑。显而易见,前一个隐患根本上是由美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恶意贬值造成的,后一隐患在根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同时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强制征收反倾销税或各种碳税造成的。所以,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真的出现问题,那么美国金融资本无疑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幕后推手。现在让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世界银行给中国的经济“诊病”、“开药方”,就好比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故意推入火坑,然后掉入火坑的人指望这个推手把他从火坑里拉出来一样可笑。

  其次,如果中国经济真的需要“医生”来“诊断”、“开药方”,那也应该请妙手回春的“华佗”,而不应该请只会用虎狼药的“庸医”不是?判断一个医生是“华佗”还是“庸医”,关键是“不看广告看疗效”。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那些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所谓经济学家或国际金融机构,在给他国提供经济改革方案的历史记录上可谓是劣迹斑斑。除了前文所说的拉美外,俄罗斯、东南亚诸国无不深受其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俄罗斯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就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经济改革放案,即“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一经济改革方案被时任俄罗斯总理的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奉为圭臬,结果是俄罗斯约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高达2000多亿美元,7个寡头便控制了整个俄罗斯。

  “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的经济和民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与1990年相比,20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42000倍,消费价格上涨170万倍。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仅仅够买几个面包。1989年休克疗法之前,俄罗斯只有200万人生活在贫穷中,到90年代中期,据世界银行统计,有74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1996年,25%的俄罗斯人,近3700万人,生活在被描述为“绝望”的贫穷中。随着经济的巨幅衰退,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的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至64岁,男性平均寿命更是降到58岁以下。从1992年到2006年,俄罗斯人口萎缩660万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起到了屠杀人命的作用。

  再看看东南亚,上世纪80、90年代,马来西亚、韩国、泰国等国纷纷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收购国营公司,国家掌控能源和交通等部门。他们阻止日本、欧洲和北美的产品进口,积极培育国内市场。在此政策下,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繁荣,但却使得美国金融资本大为不悦。90年代中期,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东南亚国家施压。东南亚国家顶住了将主要公司私有化的压力,但接受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结果热钱大量涌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激增。1997年,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操纵下,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外资热钱出逃,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此时,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与IMF趁机向这些濒临破产的东南亚国家“兜售”纾困计划。

  根据IMF的“救助”协议,泰国将取消外国人拥有当地银行的持股上限,印度尼西亚将削减粮食补贴,韩国将取消保护工人免于大批裁员的法律。IMF甚至在韩国设定了严格的裁员目标:为了取得贷款,该国的银行业必须裁撤50%的员工(后来降至30%)。IMF甚至企图直接干预韩国内政,要求参选的4位总统候选人必须书面保证IMF的方案。在IMF的“援助”下,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开始了,短短20个月,跨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186件重大企业并购案。这是过去50年来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将资产转移给外国公司的浪潮。美国通过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药方”,剥夺了东南亚国家数十年的劳动成果,1998年后有2400万人因此沦为贫民(详细内容参阅《环球财经》2011年3月“国有企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一文)。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惨痛的教训,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尤其是卢拉在2002年当选巴西总统以后,拉美一系列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2003年5月,代表左翼力量的阿根廷胜利阵线候选人基什内尔赢得总统选举胜利。2004年11月,塔瓦雷·巴斯克斯当选为乌拉圭总统;2005年12月,玻利维亚左派反对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在选举中获胜。2006年11月28日,厄瓜多尔的左翼“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拉斐尔·科雷亚当选该国新一任总统。而在2006年11月初,尼加拉瓜左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丹尼尔·奥尔特加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再度跨进阔别16年的总统府。而普京之所以能够掌控俄罗斯国家核心政治权力长达10多年之久,也是因为他在俄罗斯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支持。这些政治现象不正是拉美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对于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一种反思吗?

  除了拉美、俄罗斯和东南亚作为现成的“教材”摆在我们面前外,我们自己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也吃了不少“暗亏”,交了不少“学费”。从2004年起,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诸如《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伦敦《金融时报》这样的国际权威财经媒体上,大肆渲染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呆坏账规模,然后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投行纷纷“献上”股份制改革、引入西方金融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药方”。最终,这些国际金融资本以平均每股不到2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我们三大国有银行相当数量的股权,但他们宣称将带给我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健全的风控体系”和“创新的金融产品”,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原形毕露。而当初被他们妖魔化的中国银行业,反倒成为了西方金融资本在金融风暴中的救命稻草。

  由此可见,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绝不是治病救人的“在世华佗”,他们提出的所谓“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红利的“虎狼药”。按方抓药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都患上了经济衰退、民生破产和国家财富外流这三大“后遗症”。如果我们连银行放贷这样的经济决策都需要贷款人信用记录作为决策依据的话,在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方向的重大经济战略决策上,为什么我们反而要将“口碑”和“疗效”都不敢恭维的“庸医”奉为上宾,任其为中国经济把脉诊断呢?

  第三,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有违背利益回避原则之嫌。众所周知,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债欧债,是美欧的直接债权国,而美欧则是中国的直接债务国。从常识上讲,债权人的利益取向是如何保证自己的债权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且债权购买力不贬值,而债务人的利益取向则是如何尽可能的延迟还债、少还债甚至不还债。如果让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那么这个“药方”是维护债权国的根本利益,还是维护债务国的根本利益,就可想而知了。在上市公司经济决策上,我们有董事表决回避原则;在司法裁决上,我们也有法官任职回避原则,这不都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即作“运动员”又作“裁判员”,不都是为了杜绝直接利益关系冲突可能造成判断、决策的不客观、不公正吗?

  第四,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这个行为本身,在逻辑上就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如本刊副总编辑张捷所言,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它跟世界的博弈将增强,所以国家的经济秘密就非常重要。世界银行要给中国经济开出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药方,那就必须掌握中国全部的经济秘密,否则,它开的药方就不是“对症良药”;但如果世界银行掌握了中国全部的经济秘密,中国的经济安全就难以保障。退一步讲,就算世界银行现在给我们开的是“对症良药”,但由于它知道我们的经济症结,同时也了解我们的应对策略,如果我们未来的博弈对手从世界银行处获得了这些信息,再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有针对性地博弈,那么现在的“良药”就会立刻变为将来的“毒药”,希腊就是最直接的例证。

  2001年,希腊热切盼望加入欧元区,但根据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加入欧元区必须达到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以及总负债不能高于GDP的60%。然而,希腊当时的真实预算赤字比重为5.2%,远超欧盟规定。此时,高盛主动找到希腊,为其设计了一个“创新”的融资方式(让希腊政府用美元发行债券,于一定时期后交换为欧元债务,债务到期后再换回美元),使希腊预算赤字比重得以保持在1.5%。就这样,希腊体面地加入了欧元区,而高盛则获得了3亿美元的佣金。

  正是这个“创新”的融资方式给希腊埋下了无穷的隐患。因为在这份协议中,高盛提供给希腊的美元贷款与欧元贷款的汇率是固定的。换言之,假如当时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1.3,如果希腊发行100亿美元的债务表面上相当于发行了77亿欧元的债务。但是高盛给希腊设定的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1.15,那么希腊要偿还100亿美元的债务实际就必须支付87亿欧元。所以,当美国需要打击欧元的时候,高盛就趁着这笔债务即将到期之际,把希腊的“难言之隐”曝光,挤兑希腊。它自己却通过向另一家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信用违约互换(CDS),同时再做空债务抵押债权,这样高盛就可以趁着希腊债务违约再暴赚一笔。

  这种“一鱼两吃”的做法在主权国家融资方面也许还比较少见,但是在美国金融资本市场上,这早已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盈利模式。也许很少人知道,在美国资本市场上,风险投资(VC)和对冲基金(Hedge Fund)根本是同一伙人。当一个企业要上市的时候,他们就以风险投资的身份出现,帮助这个企业“解决”各种财务、公司治理问题(其实就是用财务手段、法律手段通过一系列秘密协议,暂时掩盖问题)。等到企业上市,风险投资顺利退出后,一旦股市疲软,它们就会以对冲基金的身份出现,选择相关的股票建立空头部位,然后再把这些企业上市时所掩盖的问题公诸于世,通过做空赚钱。前段时间,做空“中国概念股”的对冲基金背后,其实就是当初帮助这些中国企业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接受了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世界银行来给中国经济开的“药方”,很可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

  假作真时真亦假

  最后,笔者再谈谈对世界银行这份报告内容的一些粗浅理解。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聪明人说高明的假话时,决不会全部内容都是假的,他通常会讲大部分真话,而把最致命的少数假话掺杂其中。同时,他说的假话也不会让人一眼就能识破,而必定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这样大多数人就无法辨别真伪,即使有人反对,也无法切中要害,反而会被其利用以混淆视听,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就是这个道理,这次世界银行的报告就颇有此“异曲同工”之妙。

  在《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概要中,世界银行提出了6条改革建议,其中第2条“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第3条“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4条“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实际是改革的具体目标。而第1条“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第5条“通过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和第6条“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则是实现前三条改革目标的手段。笔者之所以认为世行报告的内容真假掺半,就在于它提出的改革目标是无可指摘的,但实现改革目标的手段却似是而非。

  因为,要实现上述3个改革目标,政府必须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的社会资源除了金融资源(货币)外,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能源资源等其他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掌握金融资源的是金融资本,掌握其他非金融资源的是产业资本。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恰恰能够确保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根本利益取向是一致的,只要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唤起国家资本的理性状态(遏制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欲),政府就能主动利用市场调节机制,让社会各生产要素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博弈的良性局面。这种社会生产要素间的良性合作博弈,在政府宏观调控所引导的发展方向上,能够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建国初期那样恶劣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基础,捍卫了革命政权;也正是因为有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后,成功地抑制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通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并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确保了中国经济近30年的平稳高速发展。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去改革,以“明晰产权”的名义将公有制经济私有化,那么政府从产权让渡中将得到大量“无用”的货币(中国不缺人民币而且手中的美元也花不出去),却失去更多实际的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这些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一旦被不同的私人利益集团所掌控,就会形成社会生产要素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如果每种生产要素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调节机制就会变为一种恶性的非合作博弈,其结果是纳什均衡下的全社会福利损失。

  比如说,如果政府想加大对教育、新能源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可以直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但是按照世行的建议进行改革后,政府无法直接调动社会资源,只能用手中的货币去购买投入所需的社会资源。但是政府会发现,当初让渡这些社会资源产权所兑换获得的货币,想要再买回等量的社会资源,一定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后都必然经历一段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一方面本该大量投入的基础性领域会因为政府财政紧张而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推动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经济福利,只得依靠发债融资,最终陷入无尽的债务链条中去(美国债务危机就是例证)。在这个债务链条中,社会最高权力将从代表人民的政府手中转移到掌握资金渠道的金融资本手中。所以,如果真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去改革,中国到2030年是否能跨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还不好说,但一定会变为像美国那样“金权至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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