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炎培《延安归来》记载，当年，他与毛主席的著名对话如下：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有人说，黄炎培的“周期率”只触及现象，不触及本质。
实际上，他也不是没有作一点因果分析：
他将“因”归结为两个，一个是环境，即所谓“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以及后来“渐渐好转了”的环境；
一个是（人的）精神，开始是“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后来随着环境的好转，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这自然也不失为一种历史解释论，虽然带有浓厚的“以现象解释现象”、停留在现象层级的味道。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观，很多都是如此。资产阶级的“谦谦君子”们都是“现象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语言”才是触及本质！
黄炎培不是马列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能捕捉到历史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已经有一定的进步性。
问题是，作为马列主义者，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能不能用这个“周期率”去看待历史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按照黄炎培的因果分析，如果把根源看做是所谓“精神”，看做精神的集中或懈怠，那么，也就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主观、人们主观的变化，这显然滑进了历史唯心论的泥沼。
用不着说，我们身边是有很多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唯心论者的，我们思想上接触到的或明或显的历史唯心论也是很多的。比方说，把腐败归结为官员们过不了所谓“心关”，看成官员们“一念之间”的问题，不懂得或不敢触及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是“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
问题是，既然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既然还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决不能对“周期率”不加分析、拿过来就用，甚至把它当做对历史的完全科学解释。
如果把根源归结为所谓“环境”，所谓环境的变化，那么，这就成了一种机械的环境决定论，也即一种机械的唯物论历史观。
因为，他没有看到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自我矛盾运动，更没有看到阶级斗争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的具体表现。
总之，我们对“周期率”不能不加分析地拿来就用，千万“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又怎么看毛主席的回答呢？
这个回答，堪称“没有一字提到马列，但处处是马列”的典范。
这也说明，主席的思想是一贯的明确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若干年后通过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以“四大”为标志、以明确规定人大“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和罢工自由的七五宪法为总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加以实现，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才能实现之。
自然，这样的大民主，即便在当时，也还是不很完备、不很成熟的，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加以探索，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老同志们。
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自不必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包括当代流行的被资产阶级控制的“票选”、竞选等，是把群众当群演，让他们从经过资本集团挑选、过滤的两颗或几颗糖果中再选择一个。
这些资产阶级的“好看”的形式民主，也根本无法实现主席所说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
换言之，主席在这里体现的，已经是彻底的民主观。
多年以后，他说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各种文化事业，把这种管理权看做无产阶级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并且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等，只不过是“人人起来负责”的翻版和具体化而已。
黄炎培先生大概也是想不到这一层的，这丝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今天有些人依然害怕群众，在害怕群众这一点上还不如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才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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