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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两种货币观念的全面尖锐冲突

2022-01-08 14:31:3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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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货币观念的全面冲突

  ——为什么要反对“世界货币”

  与一位前辈的聊天记录

  作者:吴铭(20210107)

  前辈:

  您好。

  关于货币的本质,马克思说是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整个中国主流社会,无论左右,均持此观点。恐怕没有多少人反对。我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

  而我个人认为,从中国汉朝、新中国的实践来看,货币是一种工具,是国家根据战时需要和平时建设,充分动员人力物力、合理分配各行业劳动力数量、调节平衡各行业劳动利益、突出重点经济军事建设的一个工具,也是国家动员能力的重要抓手。

  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的本质,我认为,是指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货币的本质(还不是今天的资本主义货币本质,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货币,已经发生在重大变化,不再与黄金白银挂钩),不代表马克思就赞同、支持这种货币,至少不代表马克思认为所有的货币本质上都是商品交易的媒介、一般等价物。至于货币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功能,特别是中国古代货币的性质和功能,及实践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该是什么样子,该如何运行,我想,马克思主义可能并未触及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太敢公开,我害怕别人骂我贬低马克思。

  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和实践,我认为,是工具论,而不是商品交易媒介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实践,也是将货币作为工具,而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媒介。这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是公有制、私有制均有,并不完全是公有制,所以,货币的工具属性更加突出。

  我感觉,中国货币理论,显然是忽略了作为工具的货币的存在,当然也忽略了工具、媒介两种货币的重大区别。对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易媒介还是动员工具,这个认识上的区分,所产生的后果,将是极其巨大的。

  解放后,三大改造完成,货币作为工具和商品交易媒介的功能其实是在萎缩。如果完全是公有制经济,没有私有经济,没有小生产,我想,货币是可以消灭的,银行当然也会消失。

  当然,作为工具的货币,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以不同比例存在的社会,也同样自然会有商品交易媒介和一般等价物的功能。

  但是,对于政权这个货币发行者来说,显然,工具才是主要的,而交易媒介功能,是次要的。要坚持工具论,就必须强调发行权!因为,没有发行权,实质上就无法掌握这个工具。

  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公有制经济制度建立,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之后,货币的商品交易媒介功能,其实萎缩了。

  此时,中国经济主要是公有制,私有制占比很低。

  这种情况下,货币,其实是公有制生产体系内的,衡量劳动价值和商品价格的尺度,这是其主要功能。甚至,分配各行业劳动资源这个功能,也可以由政权承担,不必乞求于货币。比如,多少人炼钢、多少人从事石油工业、多少人当解放军、多少人从事农业、多少人从事医疗教育等,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可以自给自足,这个可以由政权按照实际情况负责分配。而如果政权不能控制全国的劳动力,那只能利用货币发行手段,需要石油,就向石油工业多投钱,需要钢铁就向钢铁领域多投钱……不过,这种投入,恐怕盲目性比较大,效果也未必多好。

  当然,新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后,当时还有私有小生产,还有私有财产,还有小生产者与公有制体系的交换,这时,货币仍然有商品交易媒介的功能。即使是公有制体系内部调拨物资,也要按照商品价格记账,也还是需要货币这个媒介或者说价值衡量尺度。但是,公有制体系内部的交易,可以用转账方式进行,并不需要印出这样的钞票,按照当时的会计规定,公有制体系内部的交易,不允许用现金,只能通过银行转账,这就少了铸币环节,提高了效率。这样,在公有制体系内部,货币的商品交易功能,其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仅仅是衡量价值的尺度,不再是交易媒介,不是一般等价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有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银行,其实是和财政密切相关的,银行负责发行货币,货币发行对象、领域、数量、时机、方式,财政方面的意见是决定性意见,本质上是银行听财政的、听政权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搞什么央行制度,银行没有独立性的。

  三大改造完成后,这个关系更加稳固。

  文革期间,为了让银行更好地服务于公有制经济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合并于财政部、成为财政部之下负责货币发行的一个部门,各省、地区、县的人民银行,合并于各地的财政厅、局。如果参照西方央行的情况,可以认为,中国消灭了银行。其实,公有制体系之下,可以没有西方的那种银行。请注意,中国古代也是没有银行的。我甚至认为,所谓央行制度的建立,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上的政变。

  银行合并于财政之后,货币的发行工作,更加听命于财政,也就是服从于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建设发展,按照国家的经济计划,确定货币发行领域、对象、时机、数量、方式,以及用国营企业按照商品定价,回收货币,稳定货币信用——现代货币理念,似乎是不讲货币回收的,但货币回收问题,极其重大,是货币信用的基础,不能回避。我个人分析,货币回收所占发行总量的比例,应该是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也可以推测出,货币并不一直是越发越多,也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可以越发越少。同样地,所谓通货膨胀,也不是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而是私有资本垄断商品价格导致的。这个问题,我想,比较简单,容易理解。

  可以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中国,银行的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银行是财政的一部分,职能是在财政的领导下,负责货币发行业务,而如何发行货币,则由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计划来确定,银行不能自专。

  如果再准确一些,我认为,新中国,实际上是没有银行的。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的银行,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银行。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往前说一些,中国古代,也是没有银行的。比如,汉朝汉武帝之后,货币铸造由户部等中央政权部门负责,地方政府、豪强、权臣,均不得染指货币铸造,中央可以按照需要发行货币,不必考虑什么“锚”的问题。汉朝的货币币值改为5铢。这个“铢”很有意思。他既不是重量单位,也不是体积单位,他是个抽象的货币单位。

  这意味着汉朝中央对货币的定价权,让货币与商品彻底分开——总不能认为这样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吧,即使是一般等价物,也是中央政权决定其定价。汉武帝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就是因为汉朝中央有强大的货币发行权,有相当强大的国有工业、商业,且农村土地兼并还不那么严重,可以运用货币发行来充分地动员人力物力。

  历史发展到明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向中国大量输入白银,这是外因;也由于大明各地豪强、大商人势力强大,为了避免税收,他们的交易中,使用白银结算,不再使用中央发行的铸币。这其实是侵蚀了中央政权的铸币权、发行权,是破坏了中央政权使用货币发行这个方式,动员国家人力物力、分配劳动资源、调节平衡各行业利益、组织重大建设和军事行动的能力——本质是金融领域的政变。我认为,这是明清两朝政权衰落的根本原因。当然,丧失国有企业,即丧失货币发行对象和领域,或者说丧失货币发行依据,也是重大原因。

  对于政权来说,白银与黄金,均不能发行,不能作为工具。因为白银黄金作为货币,中央政权必须占有相当数量的白银黄金,才有相应的组织社会动员的能力,而黄金白银的生产,显然比不过印钱快。这种情况下,即使“官山海”、即使劳动人听从中央的号召,也不可得。

  所以,白银与黄金作为货币,也只能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而不能作为中央政权动员人力物力、组织生产建设、分配各行业劳动、调节各行业利益的工具。以黄金、白银为货币,政权的能力必然萎缩。

  黄金、白银,或者与黄金白银挂钩的货币,即没有发行权,也没有主权!是去中心化货币。但是,作为工具的货币,既有发行权问题,也有主权问题。现在,中国主流经济金融界忽略发行权这个最关键的主权,可能是把人民币误作为商品交易媒介,而没有认识到其工具性。当然,即使按照商品交易媒介论,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极其唐的,无法理喻的。

  我想,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或许与货币的形态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是决定关系。西方传统上是白银黄金为货币的社会,是中央政权是不可能有货币发行权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任何事情,都得向大商人、大资本家征税,或者集资,即征收黄金白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强大,但侵略性极强。

  如果是中国汉朝武帝时期,组织那么多军事行动,其实对税收(我是指对商人和大私有工业主的税收,不包括对农民粮食、布匹的税收)的依赖,没有那么重。因为,中央可以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征集人力物力,组织重大建设,组织军事行动。

  当然,中国汉代的国有企业,还不是很强大,仅仅是盐铁铜等关键物资专营,食粮专营,有官方市场。因为还有比较强大的私有制生产,所以,这时的货币发行权,其实是不完备的;运用货币发行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也是不够充分的。

  就农业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王朝,均是私有制。如果土地兼并不严重,小农生产,是不会对货币发行造成干扰的,不会影响粮食、布匹等税赋。

  但,当土地兼并严重时,小农少,国家必须通过地主才能向小农征到粮食、布匹等基本物资。

  这个征税(指粮食布匹等)的环节,大地主必然要从中渔利,甚至,大地主所得的地租,比国家征走的粮食还要多得多。就是说,私有大地主实质上损害了国家的动员能力。

  而工业领域,由于大工业由政权专营,而私有资本其实又搞不了大工业,所以,工业领域,倒容易成为国家动员的主要依赖。

  货币发行,主要对象是公有制经济。通过向公有制企业拨款,让公有制生产出马匹、军械等军备产品。公有制企业使用政权拨给的货币,向社会采购原料。另外,请注意,历代王朝都宣扬“官山海”观念,也就是自然资源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只有政权才能开采,私有资本不得染指。

  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的指挥下,发展工业、矿业,然后,运用国家的拨款,采购食粮等生活物资,供养国有企业的工人。

  我不知道古代官营工业是“收支两条线”,还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推测起来,应该是“收支两条线”,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为,如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那么,军械、马匹、甲帐、草料等战争必须品,国家必须采购,不能调拨。这就有个定价权的问题,很麻烦,效率很差,被私有工业主要挟。所以,我想,古代王朝对于国有企业生产的物资,是调拨,而不是采购。既然调拨,那国有企业就必然是“收支两条线”,而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和新中国时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基本相同了。

  既然中央政权要调拨公有制生产体系的物资,那么,在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建设发展任务、具体的战争需要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各类物资生产、相关服务保障工作,进行一个科学的分工。比如,军队多少人,生产军械的多少人,生产枪炮的多少人,生产粮食、草料的多少人。这个分工,其实就是计划经济。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本质上讲,并不是指企业生产有没有计划,而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建设,是不是结合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有没有统盘的计划;二是有没有占国民经济优势的国营企业体系,以作为货币发行(拨款方式)的对象。三是各生产体系或者说行业的劳动力数量,是不是合理。四是,最关键的,政权是否能够垄断货币发行。

  这才叫全国一盘棋。

  中央,必须完全垄断货币发行,自主决定货币发行的对象、领域、数量、方式、时机,不能让豪强干扰之。

  货币,主要用于公有制企业向私有经济、个体生产者采购生活资料,而不是采购公有制企业生产的军械、马匹、粮食等军用物资。当然,有些军用物资,比如,马匹、粮食,部分地也可以向私有生产者或者个体生产者采购。

  但是,如果国有经济占比低,私有生产占比高,那么,向私有企业采购必须占大数。

  向私有资本采购,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必然有相当数量的货币,流入到私有资本手中。二是私有资本必然要讨价,要高价,以便于提高自己的利润。三是私有资本必然要求发展自己的生产,要开发自然资源,要进一步侵蚀国有经济。四是私有资本要兼并土地,垄断资源,垄断生产。五是会向政权讨要政治地位。

  马克思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垄断,非常准确,也不难理解。

  所以,国家的生产,不能过多指望私有生产,必须建立强大的国有生产体系,并且,不能让国有企业“自主经济、自负盈亏”。如果让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那么,其一最关键的国有企业,比如生产军械、发展尖端科技、基础工业的国企,可能根本无法生存。这当然是对国家总体能力的破坏。其二,必然存在定价问题,引起政权与国企的争端对立。

  我认为,汉朝的桑弘羊,就是要建立这个体系。桑弘羊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汉武帝极其重视之。

  汉武帝时代的一切政治矛盾,所谓儒法斗争,也是围绕着这个体系的建立展开。法家主张:一是中央要控制货币发行,二是中央要建立盐铁铜等专营的国有工业体系。三是还要建立常平、均输这样的国有商业体系,经营大宗商品,稳定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时,也稳定所发行的五铢钱的信用,及时按比例回收货币。四是反对地主、豪强、大商人、大资本控制过多的工人,反对残害工人。这样,国家才有足够的动员能力。而权臣、豪强、地方实力派、地主,均反对这个体系,这个反动势力,都喜欢打儒家的旗号。

  请注意,五铢钱,与今天的人民币一样(我是指今天的人民币,不是指毛主席时代的人民币),是铸币。

  但是,地方豪强,当然不愿意放弃铸币和发行货币的巨大权利,所以,汉朝要统一币制,要打击私铸即打击私自发行货币,要“告缗”“算缗”,打击豪强,防止豪强侵占国家控制的山海资源。甚至还打击虐待、杀害奴仆的行为,保护劳动人民。也就是解放劳动力。要建立强大的国营工业,反对土地兼并,以便于土地税赋能够充分征收。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应该可以认为是“国有制”社会,而不完全是私有制社会。

  关于土地,汉朝中央只想到小农经济,反对土地。汉朝中央没有想到土地改革,没有想到土地集体化,没有想到人民公社,所以,为了充分的粮食、草料、布匹等税赋,农业生产,只能靠小农,不能靠地主。土地兼并,必然影响国家粮食收入,影响小农向国家上缴的布匹、劳役。所以,汉朝中央想到的办法是打击土地兼并。这是其进步意义,但也有局限性。

  而新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李顺达、申纪兰等搞农村合作社,开历史之先河,解决了农村土地这个生产资料的兼并问题,算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历史贡献,写经济史,万万不可忘记这个贡献。毛主席对此极其欣慰,高度赞扬申纪兰。因为,如果不搞农村集体生产,新中国的社会,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基础,还是古代封建主义式的,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共产党的基础,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因为农民人多。工人阶级,国营企业,反而好办一些,鞍钢宪法差不多解决了一大部分。

  农村的集体化生产,真正实现了土地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让国家可以动员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和资源。顺便说一下,新中国的农民,不光负责农业生产,还负责重大工程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还有消灭传染病、提出兵源、为工业品提供市场等重大贡献。

  集体生产,让农民彻底动员起来,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农田改造,消灭传染病,妇女解放,扫盲,爱国卫生运动。这是个了不起的事件。

  农村集体化,也为相关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以前,小农生产,很难买得起拖拉机等农机,生产效率当然低下。

  农村集体化,让农业壮大了,可以购买农机,提高生产效率。

  同样,中央控制货币发地,可以针对重点发展的领域,发行货币,调节各行业人口,以使各种工业、农业、商业、科研、教育、解放军的人口,按适当比例分配;同时,利用强大的公有制工、农、商业,中央有定价权,可以通过调节各行业产品的价格,合理分配各行业的利益,让大家所得都比较公平。

  我们知道,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还在勒索白银,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在美元与黄金挂钩。所以,西方国家,我认为,它们并不知道货币原本是组织国家建设、动员人力物力、合理分配各行业劳动力、调节平衡各行业利益的工具,不知道货币发行是怎么回事。当然也不知道中央政权发行的货币,不存在任何信用问题!不知道,在中国古代,私有生产者,谁敢对国家发行的货币提出信用的怀疑?那当然是“欺君大罪”。

  公有制占据主体之后,中央发行货币,并不存在信用问题,也不存在“锚”的问题。

  所谓信用问题,所谓货币的锚的问题,是西方把货币仅仅定位在商品交易媒介、对私有钱庄的要求,不是对中国的把货币当作工具、由国家垄断发行权的货币的要求。

  就是说,作为工具的货币,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货币,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是不可以混淆的。

  您提出的班柯论,我认为,实际上按照过去西方资本主义的货币观念,设计的货币。这样的货币,当然不考虑发行权,不会被当作国家动员人力物力、分配各行业劳动、调节平衡各行业利益的工具。货币的工具性,实际上被摒弃了。

  因为不能控制和个体货币发行这样的工具,所以,这样的货币,对社会主义国家,是极其有害的。

  今天,或者说上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应该是从中国人民币的发行中,懂得了货币发行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货币的工具性,懂得了控制货币发行权。倒是我们自己,反而忘记了货币的工具本质,忘记了货币发行权,反而去接受货币是商品交易媒介、一般等价物这样的西方的落后观念。

  这样的所谓世界货币、班柯,必然是某种国际金融寡头控制其发行权。如果这样的货币体系建立了,那么,谁控制了这个货币发行权,谁就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统治者。

  我想,在当前中国还有许多国家按照货币是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媒介这观念认识货币的情况下,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是非常喜欢这种世界货币的。因为,它可以很方便是控制这种货币的发行权,从而统治世界。

  所以,我本人,坚决反对世界货币,也反对班柯。

  这个对话,我会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我的公众号上。

  (全文完,请提出宝贵意见)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吴铭三评说”,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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