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个明明是阴阳怪气的“两面人”，却总是以经纶满腹、一贯正确的祖师爷自居，捣糨糊，搅混水，信口雌黄，造谣惑众，近阶段就“共同富裕”话题所抛出的“杀富济贫”论，就是其中一例。
或许，“杀富济贫”的理论依据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吧，不论后人对此有多少理解和诠释，但基本上也就只是小生产时代其代表人物的管中之见——社会多数人贫穷的弊端，哪能靠杀几个贪官、几家富翁根治得了？
据说，“杀富济贫”与平均主义相连，未必吧。自古绿林“坐地分赃”论功行赏，有不得平均主义存在。《水浒》好汉啸聚山林，“路见不平一声吼，你有我有全都有”，但哪一仗得胜了，不是“排座座”后才“吃果果”的，梁山好汉一百零八，黑旋风与宋头领可曾有过平起平坐？所以，“杀富济贫”与“平均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孪生兄弟”，并无天然联系。
《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共产党的领袖级导师都鲜明地指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推翻肮脏、浑浊、黑暗、少部分人压迫、奴役大多数人的旧世界，不是因为与任何依仗权势起家的暴发户或者通过剥削积聚资财的富豪有什么私仇，而是要“为天下的穷人争自由”、“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否定不平等不合理、“少数人吃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建设一个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清净、美好、光明的新世界，如此“天翻地覆”的宏伟蓝图，千秋大业，与“杀富济贫”的草莽行径八竿子打得着吗？
曾经起过“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灭亡中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由资本家阶级操控的市场经济并非如诸辈祖师爷们所粉饰的那样“自由平等博爱”，普世永恒，完美无缺，他们早就把用来对准别人的武器对准了自己，堕入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的历史隧道，替代它的，必将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社会正义公平、财富极大增长、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最高级社会制度。
以此为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走的是光明磊落的人间正道；艰难困苦中，立党是为公，初心是为民，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百年奋斗，玉汝与成，从来不以“杀富济贫”为然，既没策划平均主义的“顶层设计”，也没提供杀富济贫的“灵丹妙药”，依靠的是“改进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所焕发的千百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依靠的是具有坚定信念和崇高理想的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慷慨献身和前赴后继。炒作“既不能杀富济贫”“又不能平均主义”的谎言，硬是往中国共产党史册中塞去，难道不是赤裸裸的造谣和诬蔑吗？
斗争起始，赤手空拳，革命力量处于“星星之火”阶段，“剥夺剥夺者”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启步的，但武装工农民众的枪支弹药，主要还是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后得到的“蒋大队长”的“厚礼”，要不，工农政权区域内有几家土豪可打、几枝破枪可缴？至于对反动派阶级中冥顽不化的死硬分子，除确实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者经公审后处以极刑坚决镇压外，一般都是“攻心为上”宽大为怀，采取“教育改造政策”给予出路，“杀富济贫”绝对不可能维持得了革命力量形成燎原之势后的生计和活动。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我们党就贯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方针，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政策，其所起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历史上任何绿林好汉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堪以比拟的吗？
历经百年风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站起来强起来，进入了富起来的新时代。解困脱贫、建成小康迈向共同富裕，是责任所在，担当所在，党中央自然会有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和举措推进，既没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也没偏离“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没放弃“两个坚定不移”，是要让最广大的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成果共享，幸福美满。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必定越走越宽广，何以一提“共同富裕”，一说“三不代表”，祖师爷们就心惊肉跳，如坐针毡，歇斯底里这也要“防止”，那也要“防止”，吵吵嚷嚷，喋喋不休，难道真是太放不下那副“祖师爷”的嘴与脸？
“杀富济贫”，“平均主义”，充其量只是小生产的狭隘意识，与共产党人的远大抱负、崇高使命、纲领路线、政策方针都格格不入，毫无关联，是那些别有用心者泼往毛主席的脏水，砸向共产党的黑锅。为人不做亏心事，祖师爷们大可不必“杞国无事忧天倾”，如果还懂得“谦逊”两字，那就该静下心，定住神，守住魂，阅读一下《毛选》，看看毛主席从井冈山开始到穷过渡、浮夸风盛行期间直至晚年，在反对平均主义方面有那些论述和告诫；也不妨学唱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脑袋体味“缴获要归公”和“不虐待俘虏”，或许能对“杀富济贫”和“平均主义”开出点新的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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