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一篇热文，说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这些国家知识分子中文科居多。一些网友由此联想到方方萍萍尼尼抗抗等国内人文社科系列的恨国一族，由此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结论不无道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传承便是通过四书五经科举及第，十年寒窗的最终目的就是做官。至于科技之类，反而成为淫技奇巧。故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家一说，只有能工巧匠的记载，且很难入正史。像长城故宫等宏大建筑，只能在砖块或梁柱不显眼处偶尔发现个别建造者的姓名。
到了近代，由于国运的整体沦落，民众虽知旧学的弊端，但由于与西方实证科学差距太大，反而是文科知识分子啼血呐喊，鼓吹救国之道。像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典型的举人变法。这个时候，中国纯粹的科技知识分子还在孕育之中，为国奔走呼号的仍然是从传统士大夫中裂变出来的旧派文人。
中国文人亦或文科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就是治国修身平天下。这种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自然可取，问题是并非每个文人都具备兼济天下的个人素质与能力。但当局者常常自我迷失，这就为如今文科知识分子中恨国者居多埋下了伏笔。
大凡文人，每每自视甚高，长处是善于发现问题，但能解决问题的却是凤毛麟角。五四运动，就是以北大一批文科知识分子为主发起的，其中就有现代公知的祖师爷胡适。他们率先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救亡图存的问题。但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中共一大上那个学历不高足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山里人。
改开之前，知识分子，主要是文科知识分子的确受到了压制，他们觉得自己才高而未获重用，计多而不被垂青，理深而难得认同。甚至于，还要放下高贵的身端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理科知识分子则不然，身体力行一步一个脚印是科学研究的前提。由于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自己认识整个世界，故理科知识分子中爱国反而成为一种潮流。几代领导人中，理科出身的比比皆是。
其实，教员从在北大做图书馆馆员始，就对中国文科知识分子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虚妄、飘浮、狭促、自以为是、私心过重、缺少气节、崇洋媚外、目光短浅，不能俯下身子做一件有益的事，更不愿拔一毛而利天下，这是中国文人或文科实施分子给人的基本印象。平时喊喊口号可以，生死关头，一点脸面都不要，何谈舍小家为大家？教员在中央苏区几上几下，全拜那些留苏的文科知识分子所赐，因为他们说了，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涉及到自己的生死，这些人未必会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教员主掌大局。
延安整风，说白了就是对这些只会背书的党内文科知识分子的拯救。教员曾对这些人进行了形象的勾画：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句话概括了中国文人的全部劣根性。从五十年代大鸣大放，到八九十年代启蒙西化，再到此次疫情期间各路牛鬼蛇神竞相出笼，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中国文科知识分子眼高手低责人严待己宽夸夸其谈的臭毛病。
有人说，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亏了文科知识分子的持续批评。这简直是放屁。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没有工人农民的流血流汗，没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筚路蓝缕，没有无比活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文人的那张臭嘴，能骂出今天这样一个让美国生畏的国家来吗？
就中国文科知识分子这个德性，仇国反共是历史必然。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就是当今的张良与孔明，不管谁治国理政，都会被他们评头品足指指点点。他们真心崇尚的是”人家＂。但是，这些只能说不能做的废物，＂人家＂也未必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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