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群众见面会的方法解决群众诉求，落实群众路线避免矛盾激化
在卡车司机金德强疑因车辆的北斗定位系统掉线被罚款2000元，服用农药，于4月5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之后，又发生一起卡车司机自残以证清白的事情。据新华社广州4月15日电（记者吴涛）：15日，关于“一名大货车司机质疑检测点超载结果割腕换复磅”一事的初步调查结果公布。据调查报告，涉事检测点地磅经第三方鉴定合格，调查组向司机致歉并要求检测点提升服务水平，相关情况将进一步核实。
今天早上听新闻，说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1〕10号），其中“（二十二）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制定出台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明确行政裁量种类、幅度，规范适用程序，纠正处罚畸轻畸重等不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鼓励各地区依法依规建立柔性执法清单管理制度，对轻微违法行为，慎用少用行政强制措施，防止一关了之、以罚代管。”
虽然这个意见中的第二十二条没有和金师傅的事情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总算是有个回应，这是值得欣慰的。不过，“轻微违法”和本位主义还是要去别开的。
但这就够了吗？此前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还不够，甚至远远不够。成都大学毛洪涛书记自杀身亡，以死明志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只落得一个“精神病”的结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的。再看下面这个“红歌会网报道的事件——
武汉蔡甸区检察院的一起案件告诉我，外企高管在中国违法后，为了不影响该企业的正常运营，是可以享有豁免权的。
2021年1月22日晚，在某大型外商独资企业担任重要职务的周某，无视我们国家禁止酒驾醉驾的法律规定，醉驾回家时被逮了个正着。
该案件移送蔡甸区检察院起诉后检察院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安排专职委员与检察官到周某所在企业调研，听取企业代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经过讨论研究后，蔡甸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周某作出了“不起诉处理”的决定。
两相对比，不禁让人气愤！包括我在内的社会各界一再对检察院系统对有钱人的“少捕慎诉”提出严厉的批判，可是依然如故——看来很多系统、部门、领域是要好好“清理门户”、彻底大扫除了！
更让人深思，普通群众（甚至大学党委书记）的诉求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满足甚至表达渠道都不畅通，需要以死相争（以自残证明清白）。这其中当然有更深刻的原因，笔者也曾对此向党组织多次反映过，这里只从技术层面简单讨论一下。
群众诉求得不到满足（如果是不合理的诉求也应该说明教育）说明原有的体制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在这个体制内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本着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群众对此的第一反映就是“上边总是总好的”，于是就发生了上访的问题。但在“属地责任”、“一票否决”等高压之下，许多群众已经不再相信上访。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以死（自残）明志的事情，就必须引起足够的警示。不能以上述卡车司机的案例不适合上访就否认这里面到逻辑。更不能有这种想法：如果在这种事情之后，就立即整顿，那么肯定会有人效仿，所以要压一压，避免更多的人“以死明志”。
这都是糊涂观念。“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唯一和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方法。如果工作中出了问题，就应该立即纠正，而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思维去应付、掩饰。这种应付、掩饰背后的逻辑是这些问题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只要不是以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就行。这已经是严重背离党的初心的剥削阶级官僚思路，必须摒弃。
那么，为什么会搞到这么极端的程度呢？结合“外企高管醉驾被免于起诉”的例子来看就明白了——如果“有关部门”也能向对待外企那样对待群众的诉求——主动上门听取调研、听取意见，会怎么样？如果群众有创议权，能够召集这样的会议，“有关部门”和领导必须参加。对于群众的疑问，不是要求群众拿出“真凭实据”而是由被怀疑的领导“自证清白”——这符合信息占有的实际情况，那么，群众还用得着上访吗？还用得着“以死明志”吗？当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搞到让领导“以死明志”的地步。但是，至少现在这种担心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信息的不对称，一个是以创议权为代表的主动权问题。
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群众（包括上述反映问题的毛书记）之间，信息显然是不对称的。群众只是感受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怀疑某个领导干部、机关存在问题。显然，只要不发生“窝里反”的情况，举报的群众是无法掌握真凭实据的。再比如说这两起卡车司机事件，无论是卫星导航器（不要扯上“北斗”——有些媒体恐怕是别有用心）的“掉线”、还是“超载”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后者稍好一点，这也许是解决不同的一个原因？），在管理单位和卡车司机之间形成了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如果群众只是被处罚，甚至在被处罚之后连申诉的机会实际上（注意：我说的是“实际上”不是理论上或纸面上）都没有。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广泛存在这种问题的情况下，被处罚的群众以死（自残）明志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如果再麻木不仁或者耍小聪明，恐怕以后就不仅中小学门口，还有不知道多少单位都要特警来保护的问题了！果真如此，那说明许多人和部门已经不仅忘记了“初心”而是已经发生了蜕变！其严重性就不用多说了。
与信息不对称紧密相连的是主动权问题。群众有没有权力及时知道管理部门的有关信息——这是信息对称问题。群众有没有权力充分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并且选择方便于自己的方式表达和解决——这是以创议权为代表的主动权问题。我们都不喜欢“格式化”合同。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合同对我们这些“散户”最不利，而对大公司最有利。同样的道理，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治理过程中，必要的程序、手续肯定有其合理性，但是如何防治官僚化、甚至牟利化？如何切实保障群众的利益？
那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信息公布”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了吗？那种水土不符的“听证会”解决群众诉求了吗？都没有。甚至成为一种灾难——不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还加重了有关部门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透支了党和政府的信誉。
在目前这中条件下，赋予群众拥有召集“群众见面会”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
“群众见面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听证会”、“质询会”，而是我党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是宪法赋予公民有关权利的具体落实——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形式，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宪法中的有关条款也就被虚化空置了。
具体说来，群众遇到问题，达到一定程度（这需要在实践中逐步细化）就有权不经批准自行召开“群众见面会”，有关部门和负责人必须参加。在会上群众提出疑问，有关部门和领导干部有责任解释、说明。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两者在管理（治理）中的不对称问题。“当面锣、对面鼓”肯定要比藏着、掖着好得多——效率高、人心顺。官僚就是喜欢后者，群众就是喜欢前者。现在就要恢复我们共产党人这种优良传统。
现在这种办法可以主要应用于上访等问题的处理。“领导下访”或者“接访”因为没有解决上述两种不对称，实际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地方变成行政主义。在取得经验以后，可以推而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和做法——每个单位再开总结会——领导掌握着会议的主动权——之后，也可以开一个有群众掌握主动权的“见面会”。这种会不仅本单位领导要服从群众的安排（就如同平常工作和总结会一样），而且上级机关也要派人参加。这种会不以讲成绩为主，而以“吐槽”——不是从个人利益和情绪，而是从全局和工作出发——为主。当然，为了保证群众敢说话、说实话，人事管理、奖惩等等都需要改革。必须坚决改变现在这种“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比如说，人事管理由上级甚至上两级管理（以前有过这种做法即“下管两级”）。再比如说，处分人员，必须经全体党员或者职工大会所有人员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通过才能上报（这里说的是因为 给领导提意见的人员。和党章等规定如何协调只能在群众的实践斗争中探索。但是，繁琐哲学、文牍主义肯定是不行的。）。又比如说，一个单位的群众如果有三分之二对现任领导强烈不满，就有权力暂时停止他的工作——这和“党管干部”并不矛盾。至于具体怎么做，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去规定，但是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充分吸收历史经验，在实践中发挥首创精神，探索出一条道路。
这些年来的改革，说来说去，就是加强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实际地位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虚化、空置甚至贬低了，这是客观事实，也不必忌讳。现在到了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时候了。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走向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必然逻辑。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不现实”、“空想”。真的是这样吗？看看武汉蔡甸区检察院（这个检察院的领导还好意思在自己单位中提到“人民检察院”这个全称吗？）对外企高管“贴心”的做法，就知道，对于很多部门和领导来说，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嘛！
“不忘初心”教育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党正在学习党史等历史。在这个“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在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只有把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和宪法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才能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深化改革，用“群众见面会”的办法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密切联系群众，化解矛盾、凝聚力量和智慧。
上述“群众见面会”的核心其实就是红军时期开创的“士兵委员会”的精神。在今天，我们只有回归这种精神才能战胜艰难险阻，才是“初心”的映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归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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