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纵论天下 > 网友杂谈

钱昌明:谁该对大革命失败负责? ——再谈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

2021-04-15 10:30:3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钱昌明
点击:    评论: (查看) 字体: / /

  笔者《应怎样正确评价陈独秀?》一文发表后,有“红歌会网”网友“风和日丽”提出不同看法:

  “感觉作者偏激武断。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对陈总书记的追责不能求全,毕竟当时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没有领导责任? 难道不要承担第一位的责任?”

  言下之意,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主要责任是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笔者以为,网友此论有三点不妥。

  第一,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内因,不是外因。

  发生在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是发生在中国的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联合中国国民党——由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一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主心骨,是内因。

  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历史的原因,中共虽受共产国际指导,但毕竟只是外因。诚如毛主席所指出:

  “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1]。显然,这个“机会主义”的头子,只能是陈独秀,而不是共产国际。

  第二,共产国际当时的指示是正确的。

  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促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从革命内部寻找代理人破坏革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其时武汉的汪精卫的右派面目尚未暴露,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强烈谴责蒋的反革命背叛行径。

  形势剧变,5月,共产国际召开第8次执委会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并作出决议。议案正确地预见武汉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可能性的增长,及时地对中国党发出警告时局危险的信号;并对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和共产党的领导权等问题,发出明确指示:

  关于土地革命: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2]

  关于建立工农武装的紧急措施:“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3]

  关于制裁叛变阴谋分子:“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4]

  历史证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是有预见性的,这在当时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陈独秀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由于与其本人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不合,竟独断专行地进行强力抵制。1936年埃徳加•斯诺在采访毛主席时,曾问及此事。当时毛主席的回答是:

  “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5]。

  陈独秀在党内封锁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关文件甚至也不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任弼时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做了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竟被陈独秀当场撕毁[6]。是陈独秀的家长制统治,窒息了党内毛泽东等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

  第三,陈独秀确实推行了投降主义路线。

  “4.12”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生怕汪精卫集团也背叛革命,要千方百计要拉住汪精卫。面对汪精卫集团制造的反共、反革命事变,一味地妥协、退让。

  “5.21” 长沙许克祥发动反共叛乱,制造“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百人以上。湘潭、宁乡、平江、浏阳等十多个县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打算围攻长沙,吓得反动派惊恐万状。在这最需要反击的革命紧要关头,却被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以“唯恐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下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命令,硬压了下去。

  再往后,汪精卫步步紧逼,陈独秀步步退让。汪指责武汉店员工会,陈即下令解散店员工会;汪不满武汉工人纠察队,陈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汪攻击农民自卫军,陈即下令解除农民自卫军武装;汪只讲了一句“童子团是否需要?”陈即下令童子团停止活动,直至让童子团交出了木棒。……

  正是陈独秀这样的投降主义路线,终于酿成了汪精卫集团的“7.15”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喊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共、反革命口号。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陈独秀?

  毛主席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评价的:

  “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

  在《西行漫记》中,毛主席也曾经专门谈过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责任”:

  “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7]

  “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鲍罗廷站在陈右边一点点,’……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8]

  注释:

  [1]毛泽东:《矛盾论》

  [2]、[3]、[4]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1页

  [6]见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35页

  [5]、[7]、[8]斯诺:《西行漫记》第138——139页

官方微信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