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2日阎连科于布拉格卡夫卡奖颁奖典礼上发表题为〈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的演讲，他是这么开场的：
“站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间，出现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就在那次举世震惊的‘人祸’后的一个黄昏……我只有几岁，随着母亲去寨墙下面倒垃圾，母亲拉着我的手，指着寨墙上呈着瓣状的观音土和散粒状的黄土说：‘孩子，你要记住，这种观音土和榆树皮，在人饥饿煎熬到快要死的时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种黄土和别的树皮，人一吃就会更快的死掉。’
说完，母亲回家烧饭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随风而去的一片枯叶。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着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来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从此，我成了一个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外扬家丑如此高分贝，好一个最能感受黑暗的人！这恐怕是为自己的黑中国写作寻找历史铺垫。早前他曾写道“‘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坝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也必须种地。”这就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主要是因久旱不雨的天灾加部分虚报高产的人祸，绝非不种地所导致，把不种地嫁祸于革命头上，转业解放军这种心术太那个了吧！不正是因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党革命，人民才有了种地之所吗？至于饿死成千上万、死尸能堆叠出一个三峡大坝的根据又在哪里？我们就来读读196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一则《新华社》前一天发自珠穆朗玛的电文：
“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的三名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5月25日清晨北京时间四时二十分集体安全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拔海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珠穆朗玛峰，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路攀上它的顶峰的创举……中国登山队这次由我国著名的登山家、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率领，从3月25日开始先后经过三次适应性行军，到第四次行军时突击主峰。在登山过程中，队员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克服了高山极度缺氧和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的严寒等重重困难，发扬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互助，彼此支援，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谁能想像一个饿莩遍野的国度居然还能有此豪情耗费人力物力去征服天险！再看同年其它月份的国内相关大事记：
一月举办冰上运动会
二月决定在黑龙江大庆进行石油探勘大会
三月北京举行运动学术会议
四月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六月地质学院师生登上7100米积石山
七月打破女子600公尺日间集体综合跳伞世界纪录和摘下国际男网双打冠军
八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歌舞团在北京公演“刘三姊”
九月举办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并破男子600公尺蛙泳世界记录
十月打破女子日间1000公尺及600米集体综合跳伞世界纪录
十一月打破男子日间1500公尺集体综合跳伞世界纪录并获国际乒乓锦标赛7项冠亚军
十二月打破直升模型飞机留空时间世界纪录
他口喷的“举世震惊”的人祸还能相信吗？
再说观音土和榆树皮真的开了作家的黑暗童蒙吗？2019年25期《亚洲週刊》一篇〈阎连科：无尽黑暗之中 他的笔下有光〉有这样一段文字：
“可能很多人会惊讶，屡屡在中国出版界举步维艰的阎连科曾经是一个体制内的军旅作家。1978年，阎连科参军入伍。隔年，22岁的他在军区《战斗报》副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如今的阎连科常自嘲自己当初的‘根正苗红’，戏称那部小说为‘新时期文学正能量的鼻祖’。”
既根正苗红地展现过文学的正能量，则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黑暗感受之说难免令人起疑，尤其可怪的是，最能感受黑暗者一碰到白种尤物就两眼发亮：
“我在师图书馆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了金发碧眼的女人费雯•丽，惊讶到被美带来的恐惧所慑获，站在那儿足有几分钟，木呆呆地不知道那时候我的人生正被书籍重击着。我无法相信原来外国人长得是那样。不能理解世界上竟然还有和我们长相完全不一样的人。我把那印着《乱世佳人》中费雯•丽艳照的三部小说，带回到连队白棺材般的蚊帐里，用三个晚上看完了玛格丽特•米切尔上、中、下三卷本的《飘》，恍然间，明白之前我对阅读和故事的理解是多么偏颇和错谬——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小说都和我读过的红色经典、革命故事一样，可情况却完全不是那样……是美国作家米切尔，把我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她就像穿着随意、有些俗艳的使女，牵着我的手，将我领进了神圣、庄重的教堂一样。”
作家显然要弃红色革命，奔向西方普世教堂。《飘》的故事那么神圣、庄重吗？一个最能感受黑暗的人怎么就书中女主角郝思嘉对黑人的歧视视若无睹：
“黑人是多么愚蠢啊！他们从来不会去想任何事情，除非你去命令他们。”
“他们竟然敢笑，这些黑猩猩！她真想把他们全都抓起来，用鞭子狠狠的抽，直到他们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北方佬要给他们自由真是见鬼了！”
惨烈的南北战爭所带给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北军在亚特兰大展开的报復性大屠杀难道不黑暗吗？解放军营房中的白棺是假，而美国南方州战场上的死尸累累却如假包换，事实上米切尔正是因对战爭阴暗面的透彻描写而荣获普立兹奖。
另红色经典如《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创业史》均出版发行一甲子并广受读者赞誉，不知偏颇在哪里？发行四百万册的《铁道游击队》蜚声国际，杨子荣、少剑波等英雄演义的《林海雪原》及改编的影剧《智取威虎山》轰动华夏，因江姊等在烈火中永生而成共产党人正气歌的《红岩》印数上千万，难道这些革命故事也俱属错谬之作？
拒绝作协职位安排者曾故作姿态：
“你一手拿了人家的，另一手就得给人家抚摸……站在边缘观看更有趣。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站在时代国家民族对面去审视，天是不会塌下来的。”
看似独立清高，但他所站的国家民族对立面其实并非什么边缘，而是反华势力的制高点；作家先后从人家那里拿了红楼梦奖、世界华文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也就是说他背靠的势力乃一跨国联盟，当然给人家抚摸的代价也就非同小可，且看今年三月他于纽曼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表态：
“有个给我叫哥的邻居，专门到我家闷头坐了大半天，等到家里没有他人安静时，他很郑重地轻声问我道：‘哥，你说一个核弹头丢下去，能真的让一个国家消失吗？’在我朝他点头并做了解释后，他又非常不解地大声质问我说：‘既然核弹头这么厉害，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趁全世界都毫无防备时，朝所有的国家都丢一个、几个核弹头，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了。’”
如此话音已不是百年前黄祸的口径，而是远逾911攻击的超级恐怖分子了，这不是陷国家民族于不义的背叛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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