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民粹主义者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首次打出“按劳分配”旗号：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按劳分配”后，立刻成了套在中国专家、学者头上的紧箍咒。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学术研讨中，众多专家、学者不是研究如何实行共产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而是画地为牢，围绕分配高谈阔论。他们对什么是“按劳分配”争论不休，但无人敢否定“按劳分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先看看现在中国如何“按劳分配”。
每年春节过后，湖南、贵州、四川等地许多农民离乡背井到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寻找工作。他们身强体壮，又肯吃苦耐劳。许多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他们干得十分卖力。可是，“按劳分配”并没有青睐他们，多劳并未多得。
2003年8月26日，《当代法制报》以《南京百万民工活得好辛苦》为题报道“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说：
“他们游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60%的人月收入500元以下；用工单位为他们交纳失业保险金和工伤医疗费的寥寥无几；他们缺乏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活动阵地，他们的孩子入学不得不‘打游击’；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干着重体力活的他们，希望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价值，成为被人尊重的独立的人，能够像‘城市人那样’活着……”
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工人、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也是劳动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最大的群体。社会的一切财富都离不开他们勤劳的双手。没有他们辛勤劳动，我们不可能安心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宪法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现在中国工人、农民皆成了“弱势群体”，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工农子女也面临着无钱上学读书的困扰。
2002年3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
“据国家有关部门1996年的调查统计，在校大学生中，有学费、衣食之忧的贫困大学生有近百万人，其中特困生占30%。5年后我们发现，贫困大学生人数和比重呈快速增长趋势，在有的高校，贫困生的比例已接近50%。
在北京、上海、陕西等地采访，我们发现贫困生的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来自城市贫困生家庭的学生增多。这些贫困生的父母大都是下岗职工。对外经贸大学学生处田晓阳老师告诉记者，该校贫困生中，来自农村和来自城镇的贫困生各占一半。”
如果说中国下岗职工、“农民工”是体力劳动者，缺乏文化知识，不能胜任“知识经济”时代，成百万上千万大学毕业生既年轻力壮，又有科学文化知识，号称“天之骄子”、“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他们命运又如何呢？
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两位硕士为了获得理想劳动岗位，放弃人格尊严屈膝下跪，引起议论纷纷。
大学毕业生不管体力多么强、智力多么高，社会不为他们安排劳动岗位，英雄无用武之地，“按劳分配”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白日梦。
司空见惯的“按劳分配”，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无人能解释清楚具体含义。
“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按劳动岗位、劳动能力还是劳动效果分配？
如果按劳动效果分配，那么，是按个人的劳动效果还是企业的劳动效果？
那些亏损企业的劳动者，究竟应当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少得？
目前并不鲜见的“穷庙富方丈”，是合乎“按劳分配”还是违反“按劳分配”？
“上市公司作为实施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理应实行高管人员的收入与其勤勉尽责及企业效益挂钩的原则，但实际情况是，不少公司滥定高管薪酬，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业绩好的公司高管薪酬整体上并不高，而业绩差的公司薪酬反而更高，甚至亏损之王成了薪酬之王。2001年，沪市业绩排行榜前十名的公司，均没有出现在高管年薪前20名的名单上，深市业绩排行榜前十名的公司，也只有中集集团、中兴通讯、新兴铸管三家进入高管年薪前20名。在一些中西部地区及大型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不少效益相当不错的上市公司的高层人员报酬相当低。如地处牡丹江的恒丰纸业，去年净利润为4569万元，每股收益为0.33元，7名在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年度报酬总额只有17.97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和前三名高管人员的报酬分别为8.59万元，人均年薪仅为2-3万元。与此相反，去年经营业绩下滑的公司，却纷纷进入高管薪酬排行榜的前列。更有甚者，一些亏损公司或巨亏公司高层人员的报酬竟然大大超过盈利公司的报酬水平，而且亏损越多，薪酬反而越高。紫光古汉去年亏损2361万元，但其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为67万元，其中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为32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人员的报酬总额为44万元。广州冷机去年亏损8877万元，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为149万元。其中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为52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人员报酬总额为32万元，年薪在15万元至21万元的有5人。更为不可思议的是，科龙电器2001年亏损15.56亿元，系沪深股市四家巨亏15亿元以上的亏损大王之一，该公司却以最高年薪750万元列沪深1170多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首，亏损之王竟然成了薪酬之王。
二是并不勤勉尽责的公司高管薪酬在上市公司群体中也遥遥领先，与勤勉尽责的公司高管形成鲜明反差。2002年5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ST国嘉及公司现任董事王英玲、吴钢，及原董事衡保华、冯俊发、唐灯林、梁勃英予以公开谴责。其事由一是未及时披露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担保而被起诉的重大诉讼事项，涉诉赔偿金额累计约10628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104.44%。二是未及时披露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其他经济纠纷而被起诉的重大诉讼事项，被法院判令支付或返还款项累计金额约达10112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99.37%。同时，负责审计的会计师对ST国嘉2001年报出具了拒绝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原因之一是，公司应收账款加其他应收款合计高达78395万元，其中主要管理人员曾经任职的企业长期占用不还达5.95亿元，致使净资产仅1亿多元的ST国嘉银行贷款达5.32亿元，其中2.67亿元已逾期，公司因此蒙受惨重损失，2001年净利润亏损16814万元，追溯调整后出现最近两年连续亏损，于2002年4月24日被戴上ST帽子。就是这样一家公司的高管人员，2001年前三名高管年薪高达127.9万元，人均42.6万元。这对那些勤勉尽责而薪酬远远低于ST国嘉的高管人员而言，岂不是莫大的嘲弄？
三是股东分红一家比一家少，而高管薪酬却一家比一家高。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级别再高，他也是为股东‘打工’的；而上市公司的股东再小，他也是公司管理人员（包括高管）的‘老板’。股东利益不容侵犯。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这种利益本末倒置的情况比比皆是。去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位于前20名的上市公司，派现能力并不怎么样，大部分都是‘意思意思’，而高管年薪却居高不下。2001年，丽珠集团6名高管薪酬203万元，股东红利918万元，前者为后者的22%；创智科技7名高管薪酬276万元，股东红利998万元，前者为后者的28%；北方股份8名高管薪酬200万元，股东红利680万元，前者为后者的29%。其中典型的要数小天鹅，2001年，公司高管薪酬300万元，而股东红利仅500万元，前者为后者的60%！
投资人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些亏损公司老总的年薪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钱并非出自他们经营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因为这些企业都出现了亏损甚至是巨额亏损，没有赢利来支付他们的高薪。很大的可能是来自社会公众股东的口袋。是他们供养起了这些‘高薪贵族’，使他们在企业巨额亏损之时，照样悠然享受普通人难望项背的豪华生活。过去人们谈论国有企业管理的弊病，常常认为奖惩机制不完善，‘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重要一条。如今某些按现代企业制度框架构建的股份制上市公司，不仅干好干坏仍旧一个样，甚至干坏的反而比干好的赚得多。”（何晓晴：《高管滥薪谁来管》，见2002年5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专家、学者面对许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严重亏损，居然认为“按劳分配”只调动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压抑了资本所有者积极性。
“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七章第二节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中说：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呢？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既然现实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作为它的‘背面’的，就只能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只有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达到‘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事实上，“按劳分配”不能算是列宁的“理论创新”。
19世纪的德国工人党，早已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写进了自己党纲。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尖锐指出：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这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那些先富起来的地主、资本家、专制帝王、贪官污吏、上市公司高管，何尝不认为自己在“按劳分配”呢？
中国从未制订出全国统一的劳动工资法，也无全国统一的商品价格表，因此，中国从未有过统一的分配制度。按权力大小分配、按社会等级分配、按城乡差别分配、按职务高低分配、按工龄长短分配、按传统习惯分配、按事先约定分配等等各式各样的分配办法应有尽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而言之是无政府主义。谁有权有势，谁说了算。
《高级政治经济学》补充一种“按生产要素分配”并非无关大局。
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想当然的“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允许不劳而获，回到国王高高在上，地主坐收地租，资本家捞取利润，工人、农民当牛做马的“万恶的旧社会”。
经济学中，“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按法国萨伊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公式”分配。萨伊提出“三位一体公式”是证明：
地主获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各得其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等级社会无限和谐美妙，人人都应心满意足，无怨无悔。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出现，宣告中国专家、学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统虚张声势。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将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得十分清楚：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力’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谈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等价交换，共同富裕。这才是我们中国人应当追求的分配原则。中国古代伟大经济学家管子亦阐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
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写于2014年8月16日，2021年3月36日修改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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