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潮变寓真谛——社会主义须过两大革命关

　　任何社会形态的成长过程，都必须通过两大革命关：一是经济基础革命关；二是上层建筑革命——核心是文化革命关（这就像小孩子要发育成熟，就必须学文化开智脱昧一样）。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更是这样。

　　国际共运潮起潮落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并不会马上就发育成完善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朴素的社会主义——即通过经济革命初步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尚未进行文化革命建立起公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的半拉子社会主义。

　　这种半拉子的朴素社会主义，虽然不同程度地具有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上层建筑，但打天下坐了天下的执政党，尚不能有效遏制官僚主义膨胀引发的革命意志衰退，不能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不能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朝代更迭”的历史周期律，处于不进则退、不建设则烂尾的社会状态。

　　在“朴素社会主义”时期，既可以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公有思想文化革命，从而建设成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即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公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大众民主上层建筑的“大众民主社会主义”。反之，也可以埋头于以经济建设为纲，排斥思想文化革命，放任私有观念和官僚主义的日渐膨胀，从而蜕变成“官僚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不可能超越历史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作出具体的理论阐释，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决裂”的原则思想（同私有制关系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应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心，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核心原则。

　　初步具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列宁，已经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等深层问题。例如，列宁曾经指出：“党和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但由于列宁的英年早逝，使得他的这种天才理论路线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为列宁继任者的斯大林，也是一位在理论和实践上贡献卓著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毕竟还不是一位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师，在一些紧要处，未能冲破深重的历史局限。在他的身上，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史观的传统认知错误正在萌发。例如，在一定程度上——

　　以为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条件的、单向的决定关系；

　　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完全适应，故只要埋头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科技和生产力，社会主义就能自然建成；

　　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革命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就消灭了，阶级矛盾（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阶级软战争”）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以为公有制的建立与公有观念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自然的同步过程，看不到以“弥漫的剥削性质经济形态”（表现为：官僚超限特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雇佣劳动小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超限膨胀等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剥削阶级”正在顽强复辟“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的致命危险；

　　未能认识到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对于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的天敌克星作用，更不用说按照列宁的遗愿推进思想文化革命、建设大众民主政治机制了。

　　总之，在功勋显著大于过失的斯大林的身上，已经隐约可见后来赫鲁晓夫们的阴影了。

　　由于新生的朴素社会主义脱胎于旧社会，处于“资产阶级法权和意识形态场”的深重历史局限之中，这使得列宁逝世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难以自觉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文化革命路线，难以建立与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标配的大众民主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从而难以抗拒以资产阶级价值观为核心的私有观念的高强度渗透和俘获（这使得领导层极易犯“左”、右倾错误，但长期的根本性危险，却只能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尚未通过文化革命突破私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局限——则正是后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能够在社会主义阵营蔓延成政治瘟疫，以至爆发“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夭折的根本原因!

　　但有思潮却认为，苏东社会主义，并非失败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所谓右倾路线错误，而是失败于“经济落后生活贫乏”、“计划经济体制空想无活力”等原因。

　　其实，这是一种“主观犯错误客观找替罪”的政治谎言。

　　如果说，“苏东社会主义因经济落后生活贫乏而崩溃”，那么，为什么苏东国家在国民经济相对落后、生活非常贫困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蓬勃发展？而又为什么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生活极大提高了以后，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了？所以，经济、科技和生活因素虽然是重要因素，但绝不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这里，认为“经济无条件决定政治”（包括“（经济和武器）落后就要挨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发展才是硬道理”，“猫论”等等）的思想观念，绝不是以“经济基础性决定政治，政治统帅性决定经济”为精髓的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而是机械唯物史观与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实用主义杂烩！

　　还有，鼓噪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空想无活力”等，也是二元论历史观的忽悠。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到底孰优孰劣？历史和现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市场经济，是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占据了统治地位）。关于这一点，不论持什么政治立场的人都无可否认。而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就必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化。因而，市场经济，绝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运用的中性经济手段，而只能是私有制的、劳动者为资本雇佣奴仆的资本主义独有经济形式。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实际上搞的，就是私有化的“反向经济基础革命”。

　　市场经济的按资分配原则，是资本独占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谓等价支付的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价值（工资）。这样，市场经济所生产的产品就可以从价值上分成两部分——一是“相当于成本价值的产品”，二是“相当于剩余价值的产品”。一般来说，前一种产品具有对应的现实购买力；而后一种产品，由于从价值上（货币购买力上）被资本家所独占，而资本家阶级的人数又极少，根本消费不了那么庞大数量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虽有货币购买力但却没有相应的现实购买欲望，因而，相当于剩余价值的产品基本上等于“生产过剩的产品”，即基本上是没有对应的现实购买力的产品。为了不断消化生产过剩的产品和产能，资本必须不断地侵夺国内外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侵略成性的原始动力。

　　市场经济的这种独占剩余价值的分配原则，从骨子里就造成了“生产供应”极大地超过具有现实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的病态生产过剩。而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对产品和产能的过剩生产，不但制造着周期性经济危机（销毁过剩产品和产能），同时还不断加剧着挥霍浪费、超前消费和世界性的资源濒临枯竭，从而不断加剧着软硬战争对市场、资源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烈度。因此，恶性循环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成了市场经济的夺命绝症。

　　应该承认，市场经济的企业微观效率可以较高，但市场经济通过恶性循环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消灭过剩产品和产能的运行方式，却决定了其国家宏观效率（效益）极低，且越来越低。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垄断资本的金融化、全球化和被资本绑架的现代科技的智能化，正在引发“无产阶级的负产阶级化”和世界性的失业大潮（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酿成老龄化的根源），这使得现代市场经济正在进入加速腐朽垂死、软硬战争多发的世界大变局时期！

　　而本质上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的计划经济（不是指共产主义的“产品计划经济”，而是指社会主义的“商品计划经济”——它以公有制为主体；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而非资本的雇佣奴仆），则绝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在社会进化中对身患绝症的市场经济的必然代替，就像市场经济是对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代替一样。

　　正是因为计划经济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故其国家的宏观效率（效益）之高是空前的。这已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西方国家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所证实。

　　而计划经济的企业微观效率则有不同的表现——如果领导干部能够出以公心，以身作则，那么其微观效率就会相当高（例如，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王铁人影响下的大庆，焦裕禄领导下的兰考县，王宏斌领导下的南街村等等）；而如果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以权谋私，则计划经济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就都要大打折扣。

　　计划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因私有观念和官僚主义的膨胀而每况愈下，这是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遍现实。本来其出路在于进行文化革命、确立公有价值观的统治地位，但官僚精英阶层却顽迷地追求特权享乐，排斥改造世界观的思想文化革命。于是，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就只能打着所谓“改革”的旗号，激励“经济人”的自私积极性，走上了亲资本、亲西方、亲市场经济的向资产阶级法权及其价值观投降的堕落道路。

　　其实，选择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也有个历史机遇问题。

　　如果说，在19世纪中叶之前走上自由市场经济道路还算是历史进步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盛极而衰、行将就木的垄断市场经济时期，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垄断市场经济全球化殖民——金融帝国主义运用“白条美元霸权”野蛮掠夺全世界——的时期，再战略上短视地选择市场经济道路（自毁本国独立自主的计划经济基础），就只能陷入新殖民主义市场经济的泥潭，这就不但是历史退步问题了，而且还是在客观或主观上配合金融帝国主义侵夺本国权益、制造资本主义回光返照的卖国问题！

　　而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就已经对上述诸多关系到社会主义根本命运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和应对。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发展到了更加完善的高级阶段，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领导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革命。可以确定地说，毛泽东是国际共运史中创建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也是引领世界进入大众民主政治时代的先驱，促进了当今的世界大变局从深层本质上形成了大众民主政治代替精英民主政治的时代。所以，毛泽东思想当之无愧的是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后的第三阶段——毛泽东主义！

　　然而，深重的历史局限是无情的。正当中国的朴素社会主义向大众民主社会主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紧要时刻，人民领袖离开了我们。结果，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一毛泽东主义之皇冠上的明珠，这一开启世界大众民主政治时代的标志，却被邓**路线全面否定为“晚年严重错误”、“极左”、“浩劫”等等！这，不但在客观上为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准备了一把解体中国的政治尖刀，而且也导致中国陷入了社会发展的悖谬之中——

　　由于文化革命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观念深入民心，使得走资派十分忌惮采用叶利钦式的“休克疗法”改革模式，而是委曲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渐进模式。于是：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却自毁社会主义独有的计划经济基础；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却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必配的上层建筑大众民主政治；一方面搞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宣传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构建市场经济基础（其标配的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却坚持具有封建性质的上层建筑官僚民主政治（这是比西方宪政民主还落后的政治文明。虽然，中国若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搞了宪政民主，就必定会走向国家解体）……

　　这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可悲可怕的非驴非马“十字路口状态”——因为，只要正能量不发展、不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式的苏联解体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另一方面，造成这种十字路口的状态，又是不幸中的悲情幸运——因为，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洗礼，中国早就“休克疗法”、“剧变解体”了（而人口多资源少的中国解体后，绝不会有苏联解体后留下个强大的俄罗斯那样的幸运！）。所以，正是毛主席晚年不怕粉身碎骨也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才使得中国在世界性资本主义复辟的狂潮中，能够保留下共产党的牌子和社会主义政治框架这种进可攻的合法基础（只要这个基础还在，走资派就没有走资的合法性！）；才使得毛泽东精神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快速“充电”于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基因之中——毛主席逝世四十多年以来，日益炽烈的毛泽东热，正是毛泽东精神原子弹经由人民群众缓释能量、保佑党和国家的过程！去年以来，中国在新冠抗疫中的亮丽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毛泽东精神政治能量释放的结果。

　　总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而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并且，也只有大众民主政治才是计划经济基础必配的上层建筑；同时也只有大众民主政治，才是与今天的网络时代和虚拟经济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文明，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正途。还有，至关重要的是，只有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大众民主革命），才能建设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才是避免“武化革命”的代价最小的社会革命，才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革命。而推动文化革命的根本动力，不是“神仙皇帝和权威精英”，而是人民群众自己，是“党群一体化”的奋斗模式！

　　注释：

　　[1]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35卷。

　　[2]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

　　2021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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