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那个因疫情的发生而“火”在西方的人物——“方方”，她的一篇作品竟然进了大学教材，咋一看不像是真的消息，查了一下还就是真的，是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材编入的。
有人感到很庆幸，大学的教材并不是全国统一的，不是全国所有大学的教材都有方方的作品，确实值得庆幸。据说，大学的教材教育部不进行审查，那是编者和出版者通过的，当然作者也是欣然领受。大概方方的那个“日记”只能在西方出版她可能有点憋屈，在国内得找点噱头，不知这事是南开大学出版社主动找她，还是她主动找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反正这事成了，只是不知有多少大学的学生看到方方这篇作品会有什么想法。
方方的作品能不能作为大学的教材恐怕将引起不小的争论，像作协的一些同伙自然是非常高兴，但大多数的学生们将是什么态度呢?武汉、湖北的普通百姓们又将是什么态度?反对者居多吧。
一般来说，像方方这样的普通作家若不是在疫情中跳了出来，有人知道吗?虽说湖北地处显要，位置特殊，也不过六千万人口不到。就人口讲不算大省。方方虽做过该省作协主席，充其量还是一个省级的作家，一个地方作家而已，算不得国家级作家，其作品进入大学教材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或者说没有什么竞争力，且不说全国作协的那些头头脑脑们，且不说牌子很亮的作家们，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这样作家的作品太多了，有谁的作品能成为大学教材?南开大学出版社不知是发现了“新大陆”、还是敢于逆风而上真不知其目的何在?
有人把方方视为敢于批评政府，敢于揭露阴暗面的“斗士”，西方的那些政客们似乎就是这样认为的。真的希望她也到西方国家去游历一番，是不是能发挥出她的“嗜好”，针对西方政府来批评一下，如果不能，或者是不想，那这所谓的斗士就是假的。如果她的批评是出于真心，出于帮助政府纠错，出于消除社会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起点作用似乎是值得鼓励的，但那得基于最基本的事实，是从事实出发。可那个代表性的作品，也就是因它而“火”的、在疫情中抛出的“日记”是这样的吗?
一旦离开了事实，其所谓的批评，所谓的揭露岂不是变成别有用心，甚至是造谣抹黑?
据说，她还想移民西方国家，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接纳她，是躲她唯恐不及?还是投名状不够分量?反正她想从中国溜掉的目的没有达到。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因噎废食，不要拿方方“日记”来否定其作为作家的全部作品吧?这个观点非常正确，当年的方方自然不是如今的方方，否则怎么会被选为湖北省作协的主席?是当年的选举有问题、还是方方完全抛弃了初心?或许她原来也没有什么初心。
不过，那个被选进大学教材的作品自然不会是疫情中凑出来的“日记”，能让大学生们多看点不同的作品，包括反面人物的作品是无可厚非的。可我们的大学让那些尚未走上社会的学生们看这样一个媚美媚西的还是称她为作家的作品是不是有分不清是非之嫌?
回顾我们大学教育的种种，总让人有种遗憾的感觉，或者是感觉还有不良的影响在发酵?究其原因，难道不是上世纪出现的西化之风的毒害?那批受西化影响很深的人如今也都成为了这家那家的，或者也可称为公知们，他们肯定希望这一代的学生也接受他们曾接受过的那一套。
为影响下一代的大学生，从教材入手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不是选方方作品进教材的背后因素?
在下以为，大学的教材应该引起我国相关部门的重视了，不能让个别人随意而为，像方方这种人物的作品也能进大学教材，难道不是一个警讯?
用方方这样人的作品进大学教材，能教出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一心为民族振兴的接班人吗?且不说培养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国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在国家、民族、价值观上究竟应该提倡什么?纵容方方这种人的作品来渗入大学教育，容忍方方这种人的作品来影响大学生难道不是问题吗?
在下以为，方方作品进大学教材应该是给国家提了个醒，大学教材的编写应该纳入国家相关部门管理的范围，不能以自主为借口削弱在政治观念上，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对大学生的教育。或许在大学教材里，还有一些不适的作品也需要严格审查，不良人物的作品进入大学教材虽不是主流现象，其恶劣影响却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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