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胜：“窑洞对”新解

　　后世王朝的所作所为，因腐败而亡国，不知道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明知故犯，是真正的不可以原谅，自作孽，不可活!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6位民主人士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考察，在此期间，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对”，即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而能够长久执政不腐败的对话：

　　毛泽东问我(来延安)感想怎样?黄炎培回答的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仅仅存在了42天，真是昙花一现)，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都没有能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关于“窑洞对”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析，与历史周期律(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的发生存在着密切关联，“窑洞对”就是要找到解决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而能够长久执政问题的关键钥匙，从而打破历史周期律的限制。那么在“窑洞对”的对话中究竟找到了钥匙没有呢?我认为已经找到了，钥匙就在毛泽东的回答中：民主。当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意义上完整的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是人民监督政府为人民工作的间接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人民亲自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直接民主。毛泽东为了避免苏共的错误，寻找自己的道路，在1959年-1960年动员党的高级干部研讨苏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对周围同志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换言之，只有直接民主才是真民主，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真民主。人民必须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而不能寄希望于由代表代理自己管理国家，自己享受各种权利。否则正如毛主席所言，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

　　一直以来，中国人最流行的一种观念就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该典出自《中庸》，意思是：执政的人在位的时候，他的政令能够推行;而执政的人不在位的时候，他的政令也随之停止。说明政治的残酷性，表明“人走茶凉”的悲哀和深刻道理。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是这样的，遵循“人亡政息”规律，很少有人能够摆脱这一铁律和魔咒。因为人具有忘性，会根据需要选择性遗忘他人所做的历史贡献，甚至于会抹黑前朝，搞历史虚无主义，还因为后世的人们不太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在同样的问题上发生历史的悲剧。

　　商鞅变法造就强秦的基础，商鞅本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人亡而政不息”的人(“商鞅虽死，其法不灭”，从秦的政策和基本制度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来看，秦始皇也属于“人亡而政不息”的人，“秦始皇虽死，其法不灭”)。而就大秦帝国的早亡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是因为大秦的(暴君)暴政导致了秦的早亡。但这其实是一种很笼统的说法，没能具体分清秦始皇时期的大秦与秦二世时期的大秦在政策上面的巨大差异，而是将两个时期混为一谈了，也没有能够说清究竟是秦始皇的暴君暴政还是秦二世与赵高的暴君暴政导致了秦的速亡，确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贾谊《过秦论》作为汉代论说文的典范名篇，与其说是在论理，不如说近乎文学。说理的核心在于客观透彻的分析和逻辑推导。就秦朝灭亡的原因而言，贾谊认为在于仁义不施。然而这恰好是需要论证的命题，为什么仁义可以长治久安，为什么暴政会危如累卵?其次，即使得出必须施仁义的大原则，也需要具体可操作性的方案及其效果的评估。因此，此类论说文给后世治国者的启发不大。这有点像茶馆里面的几位书生，高谈阔论半天，最后得出原则性结论，却因为没有可操作性而不了了之。杜牧的《阿房宫赋》认为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古代历史从来不缺乏文学性的高谈阔论，却罕见鞭辟入里且富于启发的论著。因为都停留于缺乏实证支持的大道理上，所以后人也随性取舍，没有把暴政的后果分析透彻。

　　我认为，朝代兴亡存在着一般原因和具体原因，一般原因就是共同原因，历朝历代大致是相同的：腐败或暴政，其中主要是腐败，其次是暴政。秦王朝的速亡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暴政或别的更具体的原因。历朝历代皆因为腐败而亡国，而只有秦是因为“求治太急，善后无方”而速亡，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特殊和例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里就不具体详细展开讨论，只简单的提一点：正是因为秦的速亡，他都来不及腐败。

　　从上面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王朝的早期一般不会腐败，“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腐败往往发生在王朝的中后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那么秦的灭亡也是因为腐败这个原因吗?我认为不是，这也是大秦速亡与别的朝代最大不同的地方。大秦帝国是唯一亡于“求治太急，善后无方”而非腐败和制度崩溃的王朝，别的王朝基本上都是亡于腐败这个基本上差不多的共同原因。所以，我们只能从腐败之外来探寻秦灭亡的原因。

　　其实在黄炎培与毛泽东上面的“窑洞对”中已经提到了大秦灭亡的这种特殊原因：“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这就是说，秦的治理是“求治太急”，不是“出于自然发展”，而是秦始皇“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秦的治理不是“政怠宦成”的原因，也不是“人亡政息”的原因(事实是，秦人亡而政不息，“商鞅虽死，秦法不灭”，“百代皆行秦政法”)而恰恰就是“求荣取辱”，秦始皇“求治太急”，短时间内就制造了太多的大工程、大项目，这是为王朝甫定，新朝刚立，人心不稳所不允许的，也为当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所不允许的，大大超过了人民群众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导致了起义和造反。说暴秦暴政导致秦的速亡可以说得过去，说贪大求全，盲目搞大工程大项目劳民伤财，也说得过去，只是这些都与腐败无关，不是腐败导致了秦的速亡。

　　秦的速亡也非贾谊在《过秦论》中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只是表面原因，一般的原因，笼统的原因，因为后世所有的朝代也都是因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都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具体的原因在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尽相同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嘲笑秦的灭亡(速亡)而不嘲笑后来那些已经有了前车之鉴，甚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还是不可避免灭亡的王朝呢?隋朝也是二世而亡，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仅仅存在42天，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政权也是速亡，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嘲笑呢?须知秦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大王朝，时间也很短，根本就来不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因为没有任何前车可资借鉴。我认为这种由于经验不足而且求治太急的原因而导致王朝出现不可逆料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而相反，后世的王朝该有足够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资汲取与借鉴啊，可是还是照样的灭亡了，那就不可以原谅了，他们恰恰是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的那样，“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些后世王朝的所作所为，因腐败而亡国，不知道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明知故犯，是真正的不可以原谅，自作孽，不可活!其灭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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