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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就《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大秦赋”,真不知是何居心》一文谈点不同看法

2021-01-06 11:58:1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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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天瑜教授是42年生人,快80岁了,原先是湖北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后被武汉大学高价挖走了,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在市场经济猖獗的当下特色时代,人才和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地方,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足为怪。可是今看一篇冯教授的随笔,其对电视剧《大秦赋》高度评价秦始皇颇多微词,成为名副其实的“愤老”,感觉不以为然,作为对历史有精深研究的大家,不应该看不清历史的真相啊,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应该糊涂呀。笔者读过其《封建考论》一书,确实有新意,下了一番考究的功夫,该书一版再版,发行过多次,销量很大,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在冯教授的随笔中仍然以当代人的眼光和视角来审视古代的人事,采取苛责古人的态度,我认为是极为不可取的,为什么就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地替古人考虑考虑一下他们的艰难和困苦呢,开创一个朝代特别是一统天下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自己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不要苛责古人了。依我看,冯教授仍然是犯了儒家知识分子和文人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只会说不会做)的老毛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现,其中很多观点和看法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儒家批评和抹黑了秦始皇几千年,难道就不容许喜爱千古一帝秦始皇的人民来说句公道话吗?他们这是在还历史以原貌,还历史以真相,还秦始皇以清白啊,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并不是在吹捧秦始皇。毛主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你却来个“劝君少颂秦始皇”,这不就是在唱反调,与毛主席对着干吗?骂秦始皇骂了两千多年,物极必反,现在颂秦始皇才几十年,是在拨乱反正,也属客观辩证实事求是了,怎么就不可以呢?为什么就只许你们儒家文人的州官放火,不许法家人士的百姓点灯呢?太霸道了吧?儒家知识分子不是说要王道不要霸道吗?你们这样干,不是在说一套做一套,实行双重标准吗?

  (一)

  约于十多年前,笔者草撰《评时下清宫戏历史观》,简析《雍正王朝》等一批颂扬清代帝王电视剧的史观偏失:把暴君美饰为爱民仁者,将尽斩同类、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的阴谋家胤禛(雍正)褒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扭曲历史真实,惟此为甚!此类史剧,显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李尔王》《战争与和平》等中外文学杰作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

  (杨注:没有雍正帝一朝13年的辛苦卓绝,就没有乾隆帝的挥霍与潇洒,雍正帝还是不错的,做了不少工作,在我印象中并非是个暴君的形象。对待历史人物特别是帝王之类的人物,应该辩证地分析其功过,要看大势和大节,不能不做具体分析,总是以“暴君暴政”来一棍子打死一船人,难道历朝历代的灭亡都只是因为“暴君暴政”这唯一的一种原因?没有具体的和其它的原因吗?秦始皇的二世而亡是“暴君暴政”,其它王朝的灭亡也是因为“暴君暴政”吗?是否所有帝王都是一样的“暴君暴政”呢?这怎么可能呢?须知,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何况是一个朝代的更迭。以这个唯一的原因来分析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和朝代更迭,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暴君暴政,似乎是偷懒的表现,是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

  值得注目的是,此后十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的分贝愈益高昂,可谓震耳欲聋。如电影《英雄》,启用一流演职人员,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连准备前往刺杀的侠士也为其感化,拜服阶下,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

  (杨注:大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是大争之世昂扬向上,充满朝气的标志,没有大秦的一统天下,有后来的千年统一文明——百代都行秦政法吗?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吗?看看迄今为止仍然纷乱不已不能统一的欧盟就知道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万里江山和统一文明,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啊!至于荆轲大侠的刺秦行动,其实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而已,阻挡历史的车轮,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而已,何来豪气和伟业?不过是追名逐利失败了而已!)

  令人讶异的是,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七十八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一史观。

  (杨注:《史记》是史书吗?毛主席说司马迁是文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史记》不能算真正的历史书,而只是司马迁个人的记录和看法而已,是不能完全当史书来看的。特别是“太史公曰”那个部分就完全只能算是司马迁个人的一孔之见了,能够代表几千年的历史事实吗?司马迁个人的不幸是他写作《史记》的动力,他对历史上的法家改革变法(包括对汉武帝)是怀有深刻成见的,难免不怀有个人的私心与偏见啊!他的一支笔就代表了全部中国古代过往的历史吗?《过秦论》是文人的作品,虽然文辞华美,但也是一己之见,不能代表客观真实的历史,《阿房宮》据考古资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是文人凭空虚构的无病呻吟罢了!怎么能够当作历史来看待?《孟姜女哭长城》则更是儒家知识分子和文人墨客虚构的历史故事和所谓民间传说,能当作历史本身来叙述吗?合乎逻辑吗?孟姜女能够把长城哭倒吗?有谁哭倒过长城?开玩笑吧!这也能够相信?你认为“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就是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吗?那只不过是你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而已。思想特别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难道不应该统一吗?人心齐才能泰山移啊。要说,百家争鸣的断送者还真不是秦始皇而是后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是站在儒家一边的,你们应该感谢他不是?秦始皇还有前面的商鞅只是禁止儒家的歪理邪说影响人民的思想,并没有禁止百家争鸣啊,不然的话,诸子百家之言怎么可以流传到现在,我们都能看到和学习呢?)

  (三)

  《大秦赋》的史论依据,归结起来是: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一天下”既然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成功实行者秦始皇当然便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

  为辨析上说,我们首先看看,秦王扫六合,是否意在解万民于倒悬。

  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

  (杨注:“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这是客观事实,至于是不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我认为可以在所不问。为什么呢?因为结果是中国大一统了,并且能够延绵几千年,越来越兴旺发达了。相反,如果不是秦始皇的大一统,还是欧盟那样纷争不已,能够有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局面吗?至于后世出现的问题,那应该是后世自己的责任,不能一味归罪于古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问题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非得甩锅给古人和老祖宗?难道需要古人和老祖宗把一切都安排妥帖,天衣无缝,让后世的人民完全无所事事,一无所能吗?对待古人和老祖宗我们只能感激,而不能骂骂咧咧,说三道四,显得后世子孙大逆不道,没有尊老之道啊!就是古人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是财富,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啊,只要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够了,就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避免走前人所走过的弯路,而完全没必要骂上个几千年不罢休啊!再说,不能从古人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骂古人有用吗?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过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杨注:商鞅变法真是残民、弱民、穷民、愚民吗?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商君书.更法第一》)法治要爱民,护民,为民服务。那么法治又是如何爱民的呢?首先,要通过法律明确公私界限,不能因私害公。商鞅说,“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修权第十四》),区分公私的界限,是国家存亡的根本。“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修权第十四》),国家立法明确各自的职分,而不为了私人利益危害到法律的执行,那么国家就能够治理好。其次,君主要爱好和推崇法律,带头宣传和执行法律,作护法的楷模。“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商君书.修权第十四》)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来奉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谗言来奉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谗言,身边就都是奸佞。再次,君主通过重罚轻赏来爱民。商鞅强调:“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商君书.画策第十八》)只有大仁不仁,惩恶扬善才是爱民。把国家治理好,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才是真正的爱民。“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第四》)商鞅还认为,君主通过法律爱人,但不能徇私。“夫爱人者不阿。”(《商君书.慎法第二十五》)第四,君主依重刑主义,通过减少或消除犯罪行为以及刑罚来爱民。“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商君书.算地第六》)。“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商君书.开塞第七》)。“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商君书.去强第四》)。“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商君书.说民第五》)。“重轻,刑去。”(《商君书.说民第五》)。“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商君书.赏刑第十七》)刑罚严明,就不用杀戮。“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商君书.赏刑第十七》,刑罚严明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刑罚了。“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第十八》)只要能够通过刑罚的方式消除刑罚,即使刑罚重一点也是可以的。第五,刑罚制裁要能够预防犯罪并制止犯罪,才是真正的爱民。“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商君书.开塞第七》)刑罚如果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如果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就必然会发生动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会产生;把赏赐用在揭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发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那么国家就能够治理得很好了。因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商君书.开塞第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杀戮和刑罚能够归于道德一类,而“义”则反倒合于残暴一类了。商鞅认为,依法治国是利国利民的伟大功业,“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第一》)只要能够强国,不用效法前代或过去的老办法;只要能够对人民有利,不必遵循过去的礼制治国。“治国,能令贫者富,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第四》)治理国家,能够让贫穷的人都富起来,那么国家就能积聚力量,国家能够积聚力量和运用好民力,那么就能够称王。“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商君书.开塞第七》)对天下的老百姓都有利的,莫过于把国家治理好。

  《商鞅变法全传》的作者鲁力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成千上万,能与商鞅齐名而“家喻户晓”的能有几人?廖廖无几。为什么呢?因为商鞅以“反潮流”的精神锐意变法治国取得的成功,创下了八个第一:他是把历史明确地划分为“上古”、“中古”、“下古”的第一人。他坚持历史进化论,和改革变法要与时俱进的观点,是真正经邦治国的圣人;商鞅是在战国中期,彻底把一个礼治国家变为法治国家的第一人;商鞅是古代把辩证法用于经邦治国的第一人。他把法令视为经邦治国的重中之重;商鞅是历史上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第一人。他要求“普法教育”深入到户,户户皆知,人人明白;商鞅是历史上由国家制定农业法的第一人。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第一道令就是《垦令》;商鞅是历史上提出和实践“法无等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第一人;商鞅是提出经邦治国“三一”说(即“壹言”、“壹赏壹刑”和“壹教”)的第一人;商鞅是历史上执法敢“碰硬”的第一人。

  “秦国由战国初期十分贫弱的诸侯国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国,与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功,以及秦孝公之后秦国几代国君继续沿用商鞅变法确立的基本国策和法令,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秦王嬴政能够一统天下是秦国长期推行商鞅变法路线的结果。”(赵明:《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4页。)

  商鞅的政策是否是愚民政策呢?商鞅的所谓“愚民”究竟是何意?是不是真的愚民?我认为,商鞅要求秦人学习和掌握农业知识、兵家知识(合为农战知识)、墨家知识、道家知识、医学知识、种树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法家知识,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除儒家诗书以外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学,这怎么能够叫愚民呢?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四书五经是官方唯一指定的必考教材和必学知识,其它知识都被排斥在考试之外,有的(如墨家)甚至销声匿迹达两千余年之久,为什么没有人说儒家才是愚民呢?原来历史是由儒家史官书写的,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可以认清究竟是谁在愚民了。再说天下知识那么多,专业人士都学不完,学不好,你要老百姓学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知识有什么好处呢?愚不愚民不是以掌握知识的多少来划分的,而是以是否蒙蔽和欺骗百姓,引导他们到错误的方向,使其利益受到损害为标准的。凡是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政策、知识就是愚民的政策、知识,凡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政策、知识都是惠民的政策、知识。有人说,商鞅徙木立信是愚民,这种看法很奇特。商鞅徙木立信的目的是为了变法顺利推行而通过徙木赏金这件事来树立国威,目的是取信于民,这怎么可能与愚民问题扯到一起呢?真是瞎扯淡!

  商鞅变法真要是残民、弱民、穷民、愚民,秦国怎么能够富强和后来居上?能够上下一心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当时的东方六国有六百到八百年的历史,枝繁叶茂,根深蒂固,都不是吃素的,为什么是秦统一了六国而不是其它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为什么秦国的老百姓不起来反抗秦的暴政呢?后来的陈胜吴广不就起来造反了吗?显然,商鞅变法是非常成功而受老百姓欢迎的,是得民心的,秦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是得民心合乎历史潮流的,秦得天下也是有道理的,是合乎民心之举,这是历史事实。残民、弱民、穷民、愚民的秦国怎么可能得天下?自己早就被老百姓推翻了,灭亡了,还有能力统一天下吗?!)

  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但长剧《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杨注:《商君书》中的徕民篇,就是招来民众。当是时秦地广人希,三晋人多地少,民众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议秦孝公对外来移民采取优惠政策,将三晋民众招来秦国,以便开垦荒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事实上后世的秦王一直遵循这样的国策,东方在与秦的斗争中越来越削弱,秦越来越强大,证明秦的徕民政策是有效的。所以电视剧中有东方特别是三晋之民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并不是编造,而是真实的场景和客观事实。)

  (四)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对此类历史现象,若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则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

  (杨注:看过大法官程步的书《真秦始皇——仁定天下》,冯教授应该能够改变看法。秦始皇十年灭六国,没有屠一城,难道还不够仁慈吗?统一战争的死人是难免的,现在你能够做到和平统一台湾而不死一人吗?你做得到吗?被统一的一方如果闹独立,不愿意和平统一,而是拼死抵抗,难道就不统一了,放任不管了?你不动用武力,不死人能够最终实现统一吗?我看你是蒋介石的地图开疆和臆想统一,在做白日梦吧!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确实是有大功于秦,之所以皆死于非命,那是有各种原因和各自不同原因的,特别是有死者自身原因的。不要全部都推到秦始皇的头上,比如李斯、蒙恬、芈氏等人之死那都是秦始皇死后的事情,与始皇帝何干?这也能算是秦始皇的罪过?太扯了吧!中央电视台的六集资料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也说明秦始皇是足够仁慈的千古一帝,而不是什么暴君。)

  (五)

  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战国时人的共同愿望。墨子多作其说,孟子有天下“定于一”的名论,韩非子有更明确具体的设计。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此点必须肯定。李贽在这一意义上称嬴政为“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切范畴都不应该绝对化,皆要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大一统”亦如此。一般来说,国家大统可以休止兼并征战,有益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我们赞同柳宗元《封建论》的言说,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杨注:秦始皇超越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才能称其为始皇帝啊,我认为名副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不能求全责备。好的可以继续发扬,不好的加以克服就够了,总不能自己什么事情也没干,尽想把好处都占全了,一碰到任何不顺的地方就怨天尤人,责备古人留下了什么祸患,就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其实我们的古人和老祖宗已经做得够多了,够好了,留下了一个无以伦比的千年统一文明,还要怎样做才够呢?才符合你的心意呢?不要太贪心了,对古人求全责备,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却没有丝毫的愧疚,这是欺祖灭宗,真正的大不孝子孙啊。)

  (六)

  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杨注:“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是“先进国家”吗?是真正的典范吗?究竟先进在哪里?文明在哪里?我们应该像这些蕞尔小国学习民主宪政吗?看看疫情下的西方诸国之表现,把放任自流,草菅人命说成是群体免疫和最高级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对人民应该做的事情,应负的责任吗?这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学习他们草菅人命,放任自流,大难临头各自飞吗?从根本上说,私有制下无文明,私有制下无先进,私有制下无典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死路一条,现实面前,难道要我们相信西方文明是光明大道而不是一条死路?)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

  (杨注:“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你这是想干什么?想分裂国家吗?居心叵测啊!统一是统一,杀人是杀人,秦始皇的统一是付出了最小的代价而取得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文明成果的,至于后来的统一过程中屠城与杀人的问题,那与秦始皇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他要后人这么干的吗?他下过命令吗?有白纸黑字的证据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把当下该做的事情做好了,就问心无愧了,就可以向先人和后人交代了,而不是仅仅责人而不责己,求人而不求己。)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以秦王扫六合而论,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皆有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应予肯定,然而,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从战国中期到秦统一的百年间,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邯郸、大梁、郢都等繁华都市毁灭殆尽,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文明至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方得恢复。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秦二世而亡,是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绝非偶然。

  (杨注:当今天下,大争之世,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特色时代,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你不落后怎么就挨打了呢?甚至被灭国了呢?肯定是有原因的啊,所谓先进的文明被落后的野蛮所征服,破坏性极大,那其实就说明你的所谓先进和文明不是真正的先进和文明,真正的先进和文明是永远稳如泰山而打不败的,如新中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怎么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打败了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的呢?究竟是新中国落后野蛮还是美帝野蛮落后?两宋相较于蒙元各方面都该是文明先进的吧?既然这样,你怎么屡战屡败呢?甚至于连两个皇帝被连锅端了呢?不腐败不落后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狼狈不堪的局面?你所谓文明先进和野蛮落后究竟是什么标准?至于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单一的原因能够说清的。难道存在的时间短就说明它是无道的,是坏的?就必然灭亡?譬如说一个人只活了十几岁就因为他短寿能够说明他就是坏人吗?一个大汉奸和卖国贼活了一百多岁就能够说明他是好人,甚至是英雄吗?“人都是会死的,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朝代也是一样的,秦帝国即使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却做了很多朝代完不成的历史任务和伟业,其存在的意义是很不同的,也是很伟大的。)

  唐人柳宗元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又批评其暴虐之“政”;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对专制一统之秦制与封建分权之周制,作利弊得失的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颂秦;近代民主主义者谭嗣同更严厉遺责残暴的秦政,认为近世中国的落后与之直接相关。

  (杨注:作者自相矛盾,一会儿引用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批评其暴虐之“政”,一会儿又认为“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那秦究竟是亡于“制”还是亡于“政”呢?如果是“政”的问题,即人的问题,那秦二世而亡就与秦始皇无关,而与二世和赵高有关,同样,如果是“制”的问题,即郡县制的问题,那秦二世而亡与秦始皇也无关,因为“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现在依然在执行,是有效的,并没有什么问题,认为有问题的是少数公知和希望国家分裂的卖国洋奴而已。)

  回到《大秦赋》所涉时代,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杨注:毛主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你却来个“劝君少颂秦始皇”,这不就是在唱反调,与毛主席对着干吗?骂秦始皇骂了两千多年,物极必反,现在颂秦始皇才几十年,是在拨乱反正,也属客观辩证实事求是了,怎么就不可以呢,为什么就只许你们儒家文人的州官放火,不许法家人士的百姓点灯呢?太霸道了吧?要解决“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还得回到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毛主席的窑洞对才是真正的民治啊!人民当家作主啊!一切私有制条件下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只有公有制,人人平等,个个解放,人民扬眉吐气,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了,才能达到世界大治天下太平的目的,才能避免治乱循环和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如果像西方学习,依然是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虚伪的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依然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依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同样避免不了治乱循环和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爆发。记住:“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西方世界徘徊。”)

  2021年元旦,冯天瑜识于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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