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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恐怖均衡: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021-09-26 15:57:3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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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时殷弘扬言:“我国应该主动销毁核武换取美国信任,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攻击导弹等武器,还应该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只要中国销毁核武器,美国、日本等西方列强就会视中国为鲁迅笔下的“友邦”?!

  滕建群曾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冷战后核威胁不确定大大增加了,比如核走私引发的核扩散,有关国家的核材料与核放射源的保护漏洞很多(如工业用与医疗用放射源的丢失与被盗,核能产业复兴、大批核电设施投入建设与使用但生产、保卫安全文能同时跟上,国际恐怖势力蔓延而有证据证明制造“脏弹”或打击民用核设施都曾被纳入选择。现在一些传统武器的破坏力惊人,美国大力推动核裁军,把中国抬到与俄罗斯同等的地位,会不会是项庄舞剑,借削减核武器巩固其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这有可能为常规军事竞争埋下了导火索。冷战期间美国造了大量核武器,花了不少钱,今天已不可能再花这么多钱来维持这么大的核武库。况且,早期的弹头差不多寿命也该到期了。美国高举建立“无核世界”的大旗可提升美国的软实力而为更有力地遏制核扩散埋下伏笔,还可利用其军事技术优势寻求常规军事竞争上的突破,比如导弹防御系统,维护其军事优势。现在战争的低烈度趋势,特别是在外空与信息战领域,美国进军的步伐越来越迅猛。美方并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后门”,其对伊朗、朝鲜等国施压的意味十分明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就得出核武器并不万能、也不是致胜终极武器的结论。尽管核武器既有实战意义,也具备威慑作用,但中国从开始就把禁止与销毁核武器当成国际社会应承担起的义务,而自身研发核武器的目的也是用核武器消灭核武器。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对待美国核裁军政策上还存有争议。在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应早于美国,从而保证在道义的主动地位,但也有人担心,一旦中国批约,美国不批,中国会处在进退两难境地,仍认为只有等美国批准,中国才会着手考虑这个问题,这样的争论还将持续。在核裁军政策上,中国应静观其变适时反应。

  自二战以来,人类不得不站在核武火药桶上栖息生活,那么我们的人类文明会因此毁于一旦吗?但事实上,因为所谓“相互保证毁灭”的平衡状态存在,人类毁灭于核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大幅下降,降到了安全线之下,这种政策其实是一种“纳什均衡”,因为各方都在竭力避免出现最糟糕的结果——人类灭绝。对立的双方只要有一方全面使用核武器攻击另一方,因为对方执行“相互保证毁灭”政策,反而造成双方都被毁灭的情况。表面上看似人类文明很有可能毁于核战争,但其实在无形间,“核冬天”反倒离我们更远了一些。冷战期间使用核武器“威慑理论”来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战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如果一国在对方发动的第一波袭击中就直接丧失核反击能力,那么有核武器也是白搭,所以二次核反击就成了各国需要掌握的重要能力,尤其是弱国。一旦核战争发生,各国撕破脸皮,核弹被发射了出去,那么威慑就失去了效果,人类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所以早在1959年美国就已提出了成熟的核威慑理论: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必须始终处于待激活状态,但绝对不能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保证毁灭”理论的提出就成了保护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一思想假设对立双方都掌握有毁灭彼此乃至世界的核打击能力,而双方都知道如果贸然发动核战争,那么自己也会在对方的反击下完全毁灭,最后没有任何赢家。这显然不是人类想要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策略进一步的假设中,双方都不敢发动首次核打击,于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原本政策极为强硬,嘴上总是挂着要“核平”对方的两方势力虽然仍然保持紧张关系,但核战争几乎不可能再会到来了,一种变相的和平也就轻易地营造出来了。当然,“相互保证毁灭”原则要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个核国家,且彼此的核打击能力不能相差太多,否则相互制衡的条件根本无法创造。那么假设如果苏联没有紧跟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搞出核武器,很有可能美国已肆意妄为地使用核武器打压对手了,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相互保证毁灭”理论的核心或维持世界和平的根本就是威胁的可信度,即确信核打击(反击)顺利实施的能力,这时双方都需要在核武投射系统上下足血本,即使用不上也得疯狂向里面砸钱。另外最荒谬也是最有趣的一点就是,由于要保证相互毁灭,所以双方防御对方核武器的手段不能太强(比如某一方的导弹防御体系强到能确保拦截所有来袭的核导弹),不能让对方认为无法“核平”自己的敌人,否则“相互保证毁灭”原则立刻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为了害怕刺激到彼此,就会不约而同停止研制或部署核武器,并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的相应条约,美苏两国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但2001年美国退出该条约,加之特朗普政府于去年正式退出的《中导条约》,这种行为就是在放任核战争。

  一旦了解核恐怖均衡背后的机制,时殷弘恐怕就不会如此大度了。把一件事讲的有道理是很简单的,只需在自己的话语中隐含足够的假设就够了(但我们经常忽略自己的假设),而这种言论往往是极为片面的,因为他们的假设足够狭隘,却又忽略了其他的情况与因素。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发生,用博弈论这一工具论述核战略是必要的。战争也是一种博弈,而即便将军们有时会作出不理性的决策,不理性的或不符合逻辑的决策本身就没法用逻辑来分析。博弈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互动,那么博弈的基础自然就是参与人,参与人之所以要参与博弈,自然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自己的目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参与人在博弈中收获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博弈所得,还与博弈所得在他心目中的重要程度有关,所谓“彼之砒霜,吾之蜜糖”正是此意(基础较好的读者可理解成目标函数)。参与人具备的资源与能力(其实就是权力)决定了他的可能做出的全部行动,参与人会根据自己的目标与掌握的信息从中选出可选的几种行动,这些所有可行的行动构成的集合在战略学上叫行动自由,在博弈论里称为战略空间,博弈中的各方最终要选出自己的战略。各方的战略确定,假如执行无误,那结果就已确定了,结果在博弈论中称为支付。当然,每个人的支付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偏好。以上就是博弈论中的四个要素:参与人、信息、战略、支付,有了这个框架,接下来的分析会系统的多。最简单的博弈问题是静态博弈,即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行动便开始执行自己的战略,通俗地说(这种通俗当然不严谨)就是双方同时出兵,这是几乎不会发生的。现实中的战争往往是动态博弈,一方先出手,后行动的人根据先行动的人的决策制定战略(先手一方应会考虑对方的反应)。交战双方无论攻防均有一下两种思路,一是制敌机先,二是坐以待敌;坐以待敌又可分出两种选择:绝对防御与发动反击。核战争与一般的战争与博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核武器的引入仅仅是扩大了参与人的战略空间而已,核战略中的选项也是这三种,即第一击、第二击、与防御(拦截与保护措施,后者的典型例子是避难所)。使用核武器攻击涉及一个目标选择的问题,即“对抗兵力”与“对抗城市”,前者的本质是影响甚至摧毁对方的行动能力(战略空间或行动自由);而由于国家利益在长期中的表现就是生存,所以后者是直接影响对方的支付或核心利益。我们把第一击、第二击设为A、B,把对抗兵力与对抗城市设为1、2,我们就得到了四种战略A1(屈服)、A2(同归于尽)、B1(有限核战争)、B2(实现同归于尽)。战争必然因一方主动进攻开始,下图所示即为理论上的全部情况:

  首先要强调没有人会选择A2战略,这样等于直接实现相互摧毁,这显然不是正常人能做出的决定,当然这也可能是当前国际对核武器流入恐怖分子之手担忧的原因。选择A1战略的原因可能是先手方有压倒性的优势,可彻底摧毁目标,也可能是认为本身有的防御力足以削弱对方的第二击到可忍受的程度(这并不意味着先手方所想是事实,博弈的四要素仅仅是先手方所掌握的信息决定的)。以上两点就是进攻性的核战略的发展目标,这也是苏联方面采取的核战略,苏联谴责冒险主义,并不求战,但核战争开始后必须赢得核战争,因此苏联的思路是制敌机先(这可能与巴巴罗萨计划给苏联的刺激与伤害有关),同时发展防御,并以对方兵力作为打击目标。苏方几乎不考虑对平民作战(苏方几乎没提到MAD)。如果核力量没有被第一击彻底摧毁,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二击(B)。当然这要求防御力与保存能力,防御力已有所提及,而保存能力一般指的是三合一兵力结构,即陆上基地导弹、潜舰导弹、战略轰炸机。陆上导弹基地转入地下,战略空军保持空中常备,加上导弹潜舰以保障生存能力。B1即有限核战争,这是美国后期的策略,自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取代原来的MAD,即依靠大量不易被摧毁的战略兵力,迅速结束战争并控制战争的升级,这种战略对实力的要求比MAD高得多。常规核威慑即核吓阻就是B2战略的结果,就是第二击对抗城市。但在讲核吓阻之前有必要先看一个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一个垄断性质的企业已占领了市场,而另一个潜在的挑战者正虎视眈眈,后者的可选择是否进入市场,前者则会根据后者的选择决定是否通过降价(降低利润)等方式恶意阻挠。

  如果用博弈矩阵并站在在位者的角度分析(其实就是实施第二击的国家),最好的结局就是(0,100)。当在位者的战略是不管挑战者如何行动均采取斗争的态度时,这个结果就能实现,毕竟挑战者在-10与0中自然会选择不进入,这也就构成了一个纳什均衡。在这个结局中,挑战者进入后的情况并未发生,因此一旦挑战者进入,在位者选择斗争这个战略被称为“威胁”。当然,实际情况远不可能这么简单,动态博弈的核心在于后者的决策是取决于前者的战略的,已占领市场的企业在行动之前可掌握潜在竞争者是否进入的信息,所以两个企业的行为并不是对等的。相比之下这种博弈更适合用下图的博弈树来具体展示:

  一旦挑战者选择进入,局面就会变成当前在位者需要在1、2两种结局下做决择,理性的人只会考虑可改变的。选择默许尚且有钱可赚,选择斗争则两败俱伤,如果挑战者相信在位者是理性的,那么挑战者就不会认为自己会遭到斗争,因此他自然会选择进入市场、分享利润,他会认为在位者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这在博弈论中称为“不可置信的威胁”。所以,如果双方都是理性的,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40,50),与之前的结果一样,这也是一个纳什均衡,但这是唯一的子博弈纳什均衡。通俗的讲,就是一旦挑战者进入成为既成事实,在位者只能默许,他在事前以斗争相威胁是不可信的,所以挑战者就会肆无忌惮的进入。然而现实生活中反而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往往会采取不理性的反击,即便相比于妥协反击会让自己的境况雪上加霜。但实际上这就是“理性的不理性”,因为从长期看,我们可能会面对无数次这样的遭遇,如果事事退让,那么会不断的受损,而如果在开始时强硬到底,那么这种威胁就变得可信了,自然也就没有后续的烦扰。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篇幅来讲解动态博弈呢?原因在于这其实与相互摧毁(MAD)没有本质的区别,挑战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是否发动第一击,而在位者选择则是是否发动第二击,而MAD的设想就对方考虑到将会遭受的B2(第二击对抗城市)从而放弃发动战争,是为核吓阻。然而有了刚才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核吓阻是有条件的,即要让对方相信你有足够的核力量与保存能力,有机会发动第二击;同时对方也会相信你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意志,真正愿发动第二击。对一个有能力发动第二击的国家来说,让对方知晓自己的能力是有好处的,而如果一个国家并不愿透露自己的核武数量……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让对方的百姓意识到这种威胁反而可能让局面变得更紧张。读到这里,嵩县的扩核篇就不难理解了,考虑到美国并不傻,再考虑到我国目前还没有谈有限核战争(B1)的资格,那么我们要实现的就是能让美国相信的MAD战略。这就要求物质上有足够的核力量与保存能力以实现第二击,在精神上也要有绝对的共同利益让对方相信我们的决心,达不到这两点要求,我们的威胁就是不可信的,也就不会形成核吓阻下的和平。物质的要求很好理解(详见下图嵩县的回答),精神上的要求就未必那么明确,要知道核战争与一般的动态博弈是不同的,即一旦发生就不会再有出现多次博弈的机会,我们不可能靠我们“不理性”的本能。之所以我们平时会实现“不理性的理性”,那是因为这次博弈完还有下次,这次的损失可让以后的威胁变得可信,然而核战争呢?还有下次吗?这种精神要求是非常高的,远超一般人的想象。而如何做到这点还不够,还得让对方相信这一点,毕竟MAD追求的是和平而不是真的相互摧毁,因此除能力与决心之外,沟通也是必须的。真的存在核吓阻下的和平吗?核吓阻的本质是对双方行动自由的限制,而非让双方没有行动自由,在行动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每一次行动也就变的可贵的多。在行动自由受限的情况下,最典型的战略就是蚕食战略,也就是希特勒自1936年进军莱茵兰开始,德奥合并、恢复苏台德、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系列的行动。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人,能想到这样的战略是十分天才的,试问谁会为了莱茵兰,为了苏台德就开启一场世界大战呢?希特勒就是利用了这种心理,要不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太过贪心,可能连旦泽也到手了呢。由于核吓阻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是双向的,在面对局部的小冲突时可能反而自缚手脚,这也使得局部冲突的增加变得更为可能;另外,战略行动也不仅仅会局限在军事行动,经济上的、外交上的行动也相当于是某种意义上的蚕食战略,核吓阻实际上不可能是万能的。

  谢林《冲突的战略》一书认为,“恐怖平衡也是有区别的,一种是任何一方都能消灭另一方,还有一种是无论谁先发动打击,其中一方也能消灭另外一方。”《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曾呼吁中国军方发展更大的核武库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与对华冲动,现在中国正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与威胁无疑来自美国的蛮横耍赖与战略威胁,因为真的不排除美国政府赖掉中国债务的可能性与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状态后美国对华战略冲突升级。在讲博弈论之前先来讲个故事:詹姆斯与比利是两个长久以来臭名昭著的罪犯,在美国西部全盛时期各自潜入了堪萨斯州的道奇市。这个城市将屏息迎接即将发生的一切。一山难容二虎,争斗只是早晚的事。终于,比利与杰西在朗布兰奇大厅相遇了,两个人距离不到几英尺。眨眼间,两个神枪手同时掏出他们的六发式左轮手枪瞄准对方。两个人的枪法都很好而且位置离得又近,只要开枪肯定致命,但两个人都没有扣动扳机。他们俩就站在那里,像两座雕塑一样。假想博弈中的每一个亡命之徒首先想到的都是让自己身为神枪手的神话更加完美,其次才会想到活命。亡命徒最想要的是能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枪手”的称号而不是落下个“千年老二”的名声,其中一个在目前的对决中存活则肯定被后人认为是最伟大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两个都死了或都活下来了,那么两人将继续被称为不分伯仲的卑鄙小人。如图 2 所示,我们用收益矩阵的形式总结了这些因素。请注意,每个亡命徒都有开枪的占优战略。对于詹姆斯而言,如果比利开枪,杰西也倾向于开枪,来保证他不会在神枪手名人堂里位列第二。但如果比利不开枪,杰西还是倾向于开枪,现在就可拿第一名了。当然,两个人都开枪的结果(平局与死亡)比都不开枪(平局与活命)还糟。

  每个亡命徒有一个开枪的占优战略,但两个人都不马上扣动扳机。为什么会这样?两个人都知道他自己开枪不能立即杀死对方,并且事实上,另一个枪手会在自己中枪的瞬间条件反射性地扣动扳机。既然开枪打另一个人等同于开枪打自己,那么两个人都会尽量避免决斗的开始。这样至少双方都是安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你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与核武装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像呢?墨西哥式僵局就是“相互确保摧毁”(MAD)博弈的一个例子。相互确保摧毁博弈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双方即使在承受致命的打击后,均仍有能力发动毁灭性攻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惊奇科幻故事》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名为《最后期限》的故事,详细而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原子弹的内部构造。故事反映出了人们的恐惧,特别是当时的科学家们,都害怕原子弹的爆炸会导致不可控的连锁反应,从而引起毁灭。这个故事的灵感是《惊奇科幻故事》杂志的出版商约翰 · 坎贝尔想到的,他致信这篇小说的真正作者卡特米尔:“他们害怕(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能量是极具毁灭性……能让周围的物质消失……后果就会很严重。可能一个岛,或大陆的一部分,就会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地球都会为之震动,所产生的地震都会影响到地球的另一面,爆炸会彻底摧毁方圆(几千)英里内的一切。”就像坎贝尔想的那样,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特工拯救世界的冒险——销毁炸弹”。听起来还挺刺激的,但《惊奇科幻故事》杂志的读者们却不太感兴趣。在一次读者调查里,《最后期限》在1944年3月那一期里发表的6个故事里排名最后。那时的读者不知道这种炸弹已不只是科幻故事了。尽管科学家们对原子弹爆炸的连锁反应的恐惧毫无根据——新墨西哥白沙试验场没有爆炸——1945 年7月16日的第一次核爆炸却掀起了战略连锁反应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影响。仅仅4年后,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核弹。又过了4年,双方已成功研制出氢弹,这种所谓的热核武器比摧毁广岛与长崎的第一代炸弹强1000倍。到了1960年,美国已有近18638枚核武器储备,苏联有1627枚,双方的武器都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美苏两国都被追保持大规极的核武器以防对方首先发动攻击。毕竟,即使是最成功的优先核打击也不能完全摧毁另方导弹,许多核弹被深埋在地下的独立掩体中或装载在隐蔽的核潜艇舰队上。甚至是一次小小的反击,比如几十个核弹也能对攻击者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逻辑很有说服力,并且觉得用相互毁灭威胁来保持和平这个想法安全。然而事实上,相互确保摧毁博弈会更加令人害怕,甚至每个人都至少为这个计划可能出岔子感到担忧。依赖抽象的理论对现实世界做出预利的方法是危险的,比如交易者的盲目信仰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导致了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金融危机已够糟糕的了,但我们谈论的核战争风险更高。“相互确保摧毁”有危险理论的两个关键特点:简单且有说服力的逻辑,一旦这个逻辑依赖的隐藏假设消失则整个理论将会遭受惨痛的失败。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至少有三个主要假设,如果没有这些假设则理论预测的战争不会发生就大错特错了。这些假设都与双方发动核反击的有效性与可信性有关:一是理智性,双方都尽可能避免自己遭受核打击;二是反击能力,任何一方在首先遭受打击之后都有能力毁灭对方;三是反击动机,任何一方在首先遭受打击之后都愿毁灭对方。理智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想要遭受核打击,或希望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向另一方发射导弹。好莱坞编剧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概念,编造各种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有人想要挑起一场核战争,从疯狂将军(《奇爱博士》)与内部叛乱(《红潮风暴》)到智能机器漠视人类的苦难(《战争游戏》)或是积极取代人类(《终结者》)。当然,所有这些虚构电影场景十分牵强,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我们比想象的要安全。相互确保摧毁失败最现实的风险(尽管概率仍然很低)是由其他可信性较高的反击有关的假设失败引起的。有毁灭性核武器的国家之间,互相确保摧毁,才会互相忌惮彼此的核威慑实力,尤其是矛盾冲突的核武装大国(比如美俄)。当然,面对不同的声音,我们都应去倾听,明辨其是否有道理有深意,批判不等同于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下面我们来听听反对“中国应大规模扩大核武库”观点的声音。针对观点1:冲动的美国就像一个“疯狗”会到处乱咬人,冲动与变得更加冲动,其实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要咬你的,甚至有要咬死你的可能性。但大家有生活常识或实战经验的都会知道,你弯腰捡石头扔向或准备扔向疯狗时,它会有所收敛,甚至仓皇而逃,不敢造次,不敢放肆。我们手中的石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核武器!是那种有足够核威慑实力与美国抗衡的一定规模的核武器!但大家还会有一个生活常识或实战经验,就是如果你只弯腰而不捡石头去扔疯狗,就会打破这个威慑平衡。如果让疯狗意识到你只是在做战略忽悠而又没实质性的战略部署,那你下次再弯腰而不拿石头扔它,可就要担心了,它会冲过来咬你的!有趣的是,中国扩大核武库规模与我们弯腰捡石头扔向要来咬我们的疯狗的行为很像,留给你细细品味吧。针对观点2:当今的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混淆而谈,也不适合做类比推理。尤其是中国扩大核武库规模会引发中美军备竞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针对观点3:思考全球无核化问题,就有必要思考核武器诞生的缘由与使用目的了。核武器到底是为了带来稳定式或动荡式的和平?还是带来灾难性甚至毁灭性的战争?当然就目前而言,多半是前者,但不排除后者。从图 7 的分析来看,博弈双方不论对方的决策如何,都有拥核的占优战略。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希望有核武器。显然,在这个博弈分析的框架下,“无核化”貌似并不符合博弈者心态,因为各博弈方都不希望被别的博弈方压制或被威慑,而博弈均衡是各博弈方能“互相确保摧毁”或具备这个对等优势。虽然我们在前面分析过这个理论是有假设前提的,且有一定危险性缺陷,但较之于无核化而言毕竟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博弈均衡。

  拥核-无核博弈也是一种囚徒困境,要打破这个平衡则须引入一个促使博弈各方都会严格遵守的全球无核化协议或条约,但这并不容易。能严格保证没有一个协议签订成员国会暗地里部署核武器吗?能严格保证没有一个协议签订成员国会突然反悔乃至撕毁条约然后拿着核武器威慑甚至威胁其他无核成员国?我们宁愿承担在拥核情况下守护安全的忐忑压力,也不愿面对随时可能被毁灭而无法报复的悲哀。事实上,我们承受的拥核压力有那么大吗?请问你感受到了吗?评估核武器的风险,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分为二。比如,作为拥核大国的美国与俄罗斯,他们之间突然发生大规模核冲突的风险如何?由于美俄对乌克兰的紧张关系加剧,这种风险是否会增加?在考虑核冲突的风险时,重要的是要区分故意核攻击的可能性与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根据胡锡进的观点,核武器不既是军事工具,又是中国对美政治的基石,也是对美心理的支柱。中国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我们的核威慑如果相对削弱了,中国在美国面前的原则坚持就有可能某一天被压弯。现在中国已被美国当成头号竞争对手来谋算,如果我们还拿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对美核威慑的定义来指导今天的博弈,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今天,核威慑仍然是俄美两国的基本国家安全政策。他们每个武器库中约有900枚核武器准备迅速发射,美国或俄罗斯的蓄意核攻击几乎肯定会导致对方的大规模毁灭性核报复。哪怕是这些武库中的百分之几在城市引爆,也会破坏我们的社会。丘吉尔在1955年的“铁幕演说”中认为,在这种互相冲突的冷战局势下,“安全将是坚强的恐怖孩子,而生存将是毁灭的孪生兄弟。”我国有一定量的核武器是必须的,并且这个数量应足以与别的博弈方能“互相确保摧毁”。大国之间实力较量的本质,是军事战备力量,归根结底是核威慑实力。核战争一旦爆发后,可能会是像下面这样的景象,我们或在核爆的中心区域或在边缘区域。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再重要了,因为我们将同归于尽。

  “核恐怖均衡”能一劳永逸吗?有核武器的几个军事大国在当今全球社会经济稳定时,只装备有常规威慑力的核武器当量,并共同遵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保持一定势力均衡的态势,以确保不会因过度装备核武器而互相对恃,造成社会民众的恐慌,就像美苏争霸时大规模部署核武器。核武器是迄今人类制造的杀伤破坏威力最大的武器。经过50年的发展,核武器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怀特的《这就是纽约》一文认为:“原子能释放后,有很短一段时间,强大的国家即是安全的国家。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无论它掌握了怎样的热核离,可在充分独立的意义上称之为强大。大国是虚弱的,因为它的实力中看不中用——使用时过于恐怖,爆炸后过于歹毒。小国是虚弱的,因为它们一向虚弱,现在又必须与大国一道呼吸污浊的空气。史蒂文森认为:我们达成了均衡,不是实力的均衡,而是恐怖的均衡。”曹方辰的《核扩散:颇具人类特色的自杀方式》一文设问:“你了解全世界现在有多少核武器,它们能把地球毁灭多少次?如果发生核大战,世界将出现怎样的结局?为什么在世纪之交会提出这样严肃的问题呢?主要是有些核大国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大作文章,它们不是把它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手段,而是作为政治上互相要挟的筹码。这一切将使我们人类美好的家园蒙上一层恐怖的气氛。不加限制的核试验不但打破地区间的核势力均衡,还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使我们有限的土地变为墓地”!世上凡是事物都有利有弊。利用和平开发核技术,“民为军用”发展核武器技术,是核大国发展核武器的辅助方式,更被准核国家采用。核能被世人利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制造极大毁伤作用的核武器;一种是建造高效益的核电站。两者利用目的虽存在天壤之别,但在许多技术问题上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当前由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迫使各有核(准核)国家另寻新的途径发展核技术。现在的各国势力都在刻意的保持这种所谓的核衡势,但仍有一些国家因为国家或因政治需要,或因军事需要,在发展核技术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继续开展核研究工作。一些开发民用核项目的国家也许会忍不住要去掌控燃料周期各个方面的情况。一旦走到这一步,距离制造核武器就不远了。但和平离不开世界各国共同维护,所以只能勉强保持这种核衡势。凡事物极必反,核武器的恐怖威力也使得核武器本身并不具备多少实战意义,其实际意义在于是使没有的害怕,有的也害怕。前者害怕是因为怕遭到核攻击,后者害怕是因为担心遭到核反击,这一情况在核均衡出现后变得更加现实起来。即使一个拥核国家真的打起仗来,除了冷战时代脑子都不太正常的北约与华约,谁都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动用核武器,原因很多,但在即将战败时,拥核国家会不会豁出去对敌人大搞核攻击?这个假设其实是有真有例子支持的。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阿拉伯联军突袭以色列,猝不及防的以色列几乎被赶进大海,当时绝望的以色列人已把核弹挂在战斗机上,预备在首都特拉维夫陷落时,就对阿拉伯国家们的首都展开核攻击,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以色列的核力量规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恐怕连美国都不清楚,但不知道不代表不猜,以色列至少有200件核武器,威力有多强不知道,但足以使阿拉伯国家不敢轻举妄动。核武器最有价值时就是在发射架上时,综合各方面考虑,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能打核战争,这早已是人类的共识。

  沃尔兹曾直言:“核武器造就和平这一效应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好处,但好处并非没有代价。”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因为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而保持了克制,但双方奉行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使美、俄两国至今仍然保留着庞大的核武库。同时,由于核武器在赢得所谓大国地位中被认为有重要分量,继美苏之后不断有新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目前世界上有九个国家有核武器,据公开资料统计共有约15000枚核弹头,其中有40000多枚处于战备状态,储存在核武库的有5275枚。一旦由于战略误判或是重大冲突导致核战争的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冲突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相互碰撞,可能引发局势的扩大与先发制人的行为,这些原因使得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大提升”。同时,核武器的安保形势也愈发严峻,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将十分严重。冷战后爆发大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大大降低了,但局部核战争的风险并没有消除。美国在核武器使用方面难以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且明确提出会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另外,美国一直以来为其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坚持延伸核威慑战略,并且在地区核问题上一直持双重标准。2010年奥巴马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只要核武器存在,美国就要保留安全、稳定与有效的核力量用以威慑潜在的敌人与保障世界各地盟友的安全。”朝鲜曾宣称,“针对美国的核威胁,为自保已有了强大的核力量,将毫不迟疑地以全面战争回答全面战争,以朝鲜式核打击战回应核战”,这极大地提高了爆发核战争的风险。从核武器发展的历史来看,核武器的存在确保了相对和平,即使在出现了九个国家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也未曾在任何拥核国家间爆发过使用核武器互相打击的战争。但从传统安全视域出发,核武器开发处于极其恶劣的“非正义场域”。不同的视角看待核武器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拥核国家应遵循核正义理论的规范与指导,直至实现彻底的无核武器化。

  二战后高歌猛的全球化让许多预言家误以为人类已步入“地球村”的大同世界,但全球金融危机一浪高过一浪,新冠疫情更将人类打出原形。一时间,世界各地极端势力肆虐,逆全球化狂潮此起彼伏,国际合作秩序遭到挑战而越来越有崩塌的危险。所幸,重大历史变迁有可能促使人类重新理解其自身而不断重塑世界,尤其是足以让世界各国高度敏感的核恐怖均衡问题。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多次爆发核危机却一再化险为夷,21世纪激动人心的突破都不来自技术,而是对“生而为人”更本质、更准确的理解。反思战争是为了更好地警示当下,尤其是在深刻反思二战争时有一群特殊的德国人最值得关注,那就是二战期间德国裔的科学家们。二战的暴风雨呼啸袭来之时,有的在枪林弹雨的威胁下为维护科学的尊严与人类和平抗争到底,有的背井离乡在新的国度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研究事业,有的则帮助纳粹政权研发武器荼害生灵……这些人凝结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最高的科学智慧,他们的每一项发明与发现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而他们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时间给他们做出最公正的评价:正义者流传千古,为恶者遗臭万年。如果二战时德国率先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整个战争局势与人类历史是否会改写?二战期间德国领导核弹专家海森堡已告诉我们,这个假设永远不会成立。如果美国没有因二战接受大批从德国前来避难的科学家,又会不会顺利地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火箭专家布劳恩已用行动告诉我们,科研无关国界,但关乎人类和平,一切罪恶都将以科学之名实现。二战时期交战各方为了胜利不顾一切加大科研投入确实是“最好的时代”,对当时饱受战火之苦的世界人民而言却又是最坏的时代。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剪不断理还乱,再读原始社会史则不难发现对人的认识只须抓住“暴力”这个关键词。暴力泛指通过武力侵害他人身体、财产或精神的行为,人类诞生于暴力的世界,又靠暴力赢得生存权,在进化过程中强化了自身的暴力基因而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人类是诞生于暴力世界,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精神世界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人为何物”?抓住暴力这个关键很重要。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均从局部入手,在专业范围内刨根问底,关于人的讨论在总体上还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最终,我们收获了关于人的很多说法:善人、恶人、自然人、高尚之人、卑劣之人、社会人、理性人、情感人、上帝的子民、统治者的臣民、自由人、主人、奴隶。从特定角度看人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要超越这类对人、对“局部人”的各种说法则有一个知识结构上的巨大挑战,我们掌握的知识不是太少就是太多,过去或许太少而现在肯定太多。杜兰特曾指出,现代人掌握的知识早已超出其理性能承受的极限,这造成科学家的知识日益深而不博,而哲学家的知识则日益博而不深,科学家在获得知识时失去了问题与方向感,而哲学家则在讨论问题时失去了知识与专业性。要从本质上、整体上系统准确地回答“人为何物”问题,既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又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如何才能让业已积累的海量知识,成为载舟之水而不是覆舟之水?怎样才能了解局部又超越局部,既见树木也见森林?必须以一个简单的概念为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认识关于人的所有局部。成为原点的条件是关于人的一切、人的基因、人的行为与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因其而生为其而成,暴力就是这个原点。

  现代社会科技术先进,但现代科技与原始人性的共存意味着现代社会对人类的最大挑战来自人类自身。在社会层面,人类一直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时至今日,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以暴制暴,以暴止暴。关于现代社会的暴力阴影与以暴止暴的问题,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仅从社会管理、国际关系、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四个方面,各举一例,点到为止。在社会管理上,若无国家暴力的威慑,便会盗匪横行,遍地都是暴力。在国际关系中,今日世界大国之间的和平,要靠核恐怖维持。在政治制度中,有一种设计叫民主。谈民主的人很多,谈民主产生与维护条件的人很少。有意无意,大家好像在忽视一个基本事实:民主都是打出来的,其产生与维系都要靠武力的微妙平衡。民主对武力均衡的要求很高很微妙,所以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主流制度。在经济制度中,有一种设计叫市场。亚当·斯密解释了理想市场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产权得到保护,人们公平竞争,通过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配置。斯密没有解释,市场制度为何这么晚才在这么少的国家确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鲜有提及的事实是,打得赢的人不喜欢等价交换,更喜欢抢。去问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希特勒,若非打不动、抢不到,怎么会有市场?以上举例虽是蜻蜓点水,却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今日世界,暴力的阴影仍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离开对人类暴力基因与行为的理解,就很难理解人,很难理解人类社会,很难理解人类建立的各种制度。对“人为何物”的理解也与个人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人类的基因凝结着对数百万年进化历程的记忆。原始人遗传的基因驱动着现代人的行为,决定了现代人做什么、不做什么。而原始人留给我们的基因,难得与暴力无关。我们来看生活中一个熟悉的小例子,个人体重问题。很多人都觉得控制体重很难,因为人太贪吃,太懒动。好吃懒动,有基因基础。原始社会食物稀缺,来之不易,有吃就要吃个够。整日饥肠辘辘,吃带来的愉悦,可想而知。同时,食物稀有时,少动、节省体力,也是达到身体平衡、维持生命的一个重要方法。数百万年的饥饿历史告诉人类,多吃少动,储藏脂肪与能量,是应对饥饿威胁的正确方法,对生存有利。正是这种进化的经历,在人类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人类的基因中铸就了“好吃懒动”的本能。大家都知道控制体重需要做什么,“迈开腿、管住嘴”的说法广为人知。但知道归知道,能不能做到则是另外一回事。现代人携带的原始基因,让体重问题成为典型的知易行难的问题。与基因、与本能对抗是很难的。既然“好吃懒动”由基因所致,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是,又不是。“是”很容易理解,上面已解释。“不是”是因为,有如其他自然规律,人类基因的组成与功能,天生就存在着对抗与平衡的力量。我们可利用人类基因中固有的对抗力量,用其他基因的力量可事半功倍。比如为了在暴力环境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原始人必须生活在集体中,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归属需要,养成了从众心理。这个基因也延续给了现代人,给我们控制体重指出了另一条路。在归属感的驱动下,个人在进入集体后,会自动向集体的行为规范看齐,尽力融入这个集体。这导致个人行为越来越与集体其他成员行为同步。脑科学告诉我们,当他人处于某种状态时,旁观者大脑的相关部位也会同时活跃起来。听到他人唱歌时,人们会情不自禁想跟着唱;当他人处于危险与紧张状态时,人们也会心情紧张,手心冒汗。这就是大脑的“镜面效应”。镜面效应发生在有意无意之间,告诉我们“我是谁”取决于我周边是谁,我与谁在一起。这跟控制体重有何关系?关系就在于,大家一起努力,能更好地克服好吃懒动,比个人关起门来拼命效果更好。这就是为何健身俱乐部能成为一门很大的生意。是否去健身俱乐部只是形式,关键是要与健康生活、热爱运动的人在一起,形成氛围,互相推动,大家一起崇尚与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借助集体的力量,克服“好吃懒动”的本能。这样就可能会事半功倍,达到控制体重的目的。这个思路在行为心理学上叫“助推理论”。这个例子足以证明,人要做好什么事则最重要的不是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而是明白谁擅长此事,向他们靠拢并接受他们的影响,即“沾光”。这个例子还告诉我们,基因决定欲望,欲望驱动行为。人生充满欲望,人生动力来自欲望。欲望之满足带来人生的快乐与幸福,其不满足带来人生的痛苦、失落与愤怒。足够强烈的欲望驱使人以死相拼,去获得欲望之满足。这个例子再次确认,欲望是矛盾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是可能的。在控制体重的问题上,好吃懒动的欲望与从众的欲望都存在。人很难对抗自己的欲望,但可用一个欲望平衡与抵消另外一个欲望。

  2016年美国冷战学史者加迪斯曾悲观地认为当代世界正在显出可能比冷战更糟的征兆:“冷战得让它冷着……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回归一战前欧洲那种状态……”一战前的欧洲为这个世界开启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今天仍有必要认真对待加迪斯30年前关于冷战这一别出心裁的观点:那是一个长期和平时代,冷战至少不是热战。加迪斯这部论文集《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便是他这一观点的汇总,虽不及他另一本名著《冷战新史》那么系统,但这一主题却是他最重要的创见之一。虽然加迪斯的冷战“长期和平”论并非学界共识,比如齐柏林的《冷战杀戮场:重新思考长期和平》一书认为加迪斯的视角容易忽视冷战时代因为代理人战争等各种暴政与军事冲突造成的1400万受害者。齐柏林的视角显然更个人主义,他的观点与加迪斯的观点其实互补,并不相互否定,毕竟,冷战避免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热战是个基本事实。加迪斯对当代世界忧心忡忡,而30多年前,他对这个世界忧心之中却有着古怪的欣赏,虽然这种欣赏在其自身是苦涩与无奈的,于他人则甚至可能让人不快。加迪斯归纳了冷战造就长期和平的一般要因: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美国率先发明并且使用过原子弹带来的自律,美苏的核恐怖平衡,美国对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利用,美苏双方对透明度的相互忍受,虽不彻底但高度的经济隔绝。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一书曾有一段探研俄国史方法论的心得之谈:“移民与国土的开拓是我国历史中的主要事,所有其余的事都与它们有或近或远的关系。”直到现在俄国史的核心依然是开疆拓土问题,苏联对占领扩张的热衷在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其实表现得更为贪婪。不过,加迪斯不很强调苏联继续开疆拓土的强烈欲望,他更在意的是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冲动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加迪斯认为,自1780年就开始交往的俄美两国,在最初时虽然总体上是比较友好的,但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冲突——即使这种冲突更多不是来自地缘,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只是双方都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因此,分歧并不那么显眼,而且能解决。一战以后,随着美国开始介入欧洲事务,俄国十月政变带来的冲击,美俄关系中开始突降冰霜——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予承认。随着苏联的日渐壮大,美苏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越来越烈。美国的民主共和观念虽然并没有苏式意识形态那样咄咄逼人,但它同样有强烈的布道冲动,于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在裹挟着利益的同时就变得日益尖锐,所以“二战”盟国之间的联盟关系极其脆弱。加迪斯援引了威尔逊总统给20世纪美国外交奠定部分精神气质的理由:“一国国内的极权主义会产生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警惕、防范、抵御、遏制极权是20世纪美国的一项基本外交战略。虽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个时期奉行的政策与采取的策略也并不相同,但原则是一致的。罗斯福去世前两周才醒悟“斯大林没有履行他在雅尔塔做的任何一个承诺”。接棒的杜鲁门初主白宫时也误以为斯大林是值得信任的,但随着苏联在东欧的急剧扩张态势,到1946年3月,杜鲁门即使对斯大林个人还抱有幻想,至少对苏联不再抱有期待。虽然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大卫·麦可洛夫,并不认为他的这一状态与不久前接到的乔治·凯南长电报有多大关系,而是哈里曼灌输了一年所起的效果,但这可能是个综合的效果。也许真正对杜鲁门外交战略直接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6年9月由乔治·艾尔西基于凯南长电报基本精神执笔的《克利福德-艾尔西报告》,即《美苏报告关系》。这份十万字的报告揭示的态势比凯南的长电报更为惊心动魄。加迪斯强调的冷战首要条件是苏联向全球推广意识形态的行动,乔治·凯南也认为苏联的这一意识形态运动将消灭一切伦理原则,而这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苏联及其领导人从试图信任到感到恐怖以及最后全面对抗的根本原因。《克利福德-艾尔西报告》中详细记述的苏联在世界各地的领土扩张活动,也正因为是包裹在意识形态外衣之下,从而显得更加怵目惊心。凯南认为对待苏联应以大夫对病人的方式,不能以常人常理推断。以自由民主共和理念的各类学说共性而言,自由民主共和观念因其非封闭性而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但面对某种极权主义时其坚韧性甚至封闭性也将出现与极端的意识形态相似的姿态。这既是事态所需,也是避免被极权主义吞没的必需。形成冷战特别重要的要素之一,在加迪斯看来,显然是美国率先成功制造了原子弹,并且以此结束了二战。在使用了原子弹之后,杜鲁门意识到,核武器与历史上所有新发明的武器都不同,它的杀伤力之恐怖不仅在于威力超强,还在于它不区分军人与平民、军事设施还是民用设施,它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它无法实现克劳塞维茨所谓的军事从属于政治的宗旨。杜鲁门因此取消了军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决策权必须在总统手中。在后续的遏制战略中,美国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自律地取消了核武器的使用。尤为重要的是,苏联并没有因为美国有了核武器就停止扩张的步伐——虽然原子弹显然也让他放缓了步伐。斯大林认为,原子弹只能吓住懦夫。美国政府对核武器的评估也认为,这种超级威力的武器并不会让苏联投降,只会让他们更为同仇敌忾。更为重要的是,对核武器的伦理评估,同样使得美国政府认为,轻易使用核武器将遭到全球舆论的唾弃,这对于一个民选政府而言当然是个灾难。设若原子弹最先是由苏联有,世界到底会发生什么,就很难想象了。加迪斯认为,“核威慑是维持二战后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行为机制”,造就冷战长期和平的最重要因素是美苏双方的核恐怖平衡——虽然苏联于1949年成功制造原子弹后,双方的核实力从未真正达到势均力敌,但苏联对美国的这种核实力落后,并不妨碍双方形成实质上的核恐怖平衡。因为美国在核武器上的伦理自律让它的核实力大打折扣。而即使如此,双方的核武器毁灭双方都已完全够用,并且这种两国的相互毁灭与毁灭这个星球之间并没有根本差异。在《论大战略》中,加迪斯笔下的大战略家也包括乔治·凯南。凯南是公认的遏制战略的创始人与总设计师。在那份8000字的著名长电报中,乔治·凯南认为,当时美国民众由于对苏联的不了解而导致了过度的恐惧,他认为共产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可尝试在美苏之间打入楔子,并且如果对苏东阵营持续施压,就会导致其内讧。后来“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计划书就是凯南率领的团队完成的,它不只是一个经济上拯救欧洲的计划,更是遏制战略的一个具体尝试。按加迪斯的看法,斯大林掉进了遏制战略的陷阱,它使得苏联因为需要经济上支持自己的卫星国而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上的匮乏,导致东欧卫星国对苏联长期的不满。铁托对斯大林的反抗验证了凯南关于东方阵营内讧的预言,美国的应对方式是不对铁托示好,但只是继续施压。苏联实行高度封闭的情报体制,外界很难了解其详细信息,但苏联发现美国对自己的侦查有利于让美国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从而不敢轻举妄动而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于是开始忍受这种透明度。这种透明度是互惠的,美国也允许苏联了解自己的部分实情。这种默契只是在双方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存在,并非正式的制度,因此并不稳定。但加迪斯认为,无论如何,这虽然带来敌对,同时却增加了和平系数。美苏经济上虽不绝对却高度的隔离,在促成和平方面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人们的常识认知。加迪斯认为,“它们相互独立的程度本身构成了对两国关系稳定的一种结构性支持,不论其各自政府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因为“美苏之间只有很少的经济杠杆可用。”因为经济依存度极低,所以经济战没什么可打的。

  2018年普京曾表示,“全球低估核战争爆发的风险正在逐渐扩大,很多人都认为核大战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在历史上也多次濒临核战的边缘,自二战之后,至少有9次差点遭到核武器的摧毁。1960年10月5日,美国接收到了格陵兰图勒的雷达站发来的苏联发射导弹进攻美国的预警,该预警侦测到有来自苏联的数十枚导弹。美国立即开启最高警戒,稍不小心一场核大战就会爆发,但之后就被证明这是一次误判。仅过了一年,该预警雷达突然与总部失去联系,以为是苏联向该地发起了打击,再次让美方紧张起来,最后证明,原来是一个开关故障导致双方信号被关闭。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最令人记忆犹新的一次核对峙,1962年10月14日,美国发现苏联在离美海岸200公里的古巴部署核导弹后,两国之间关系瞬间恶化,核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美俄都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中,民众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10月25日,美国空袭的警报响起,当美军飞行员前往查看时发现原来是一只熊触发了警报。之后美苏之间再次正面相遇,美国的一架U-2F侦察机被击落,于是美海军发现一艘苏联的潜艇后,紧缠其不放。当时这艘潜艇上携带了一枚核鱼雷。一旦触发后果不堪设想。10月28日因为一场模拟测试又差点引发核大战。1983年苏联差点因为将发射光误认为是来自美军的导弹袭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差点因为一枚用于研究北极光的科学导弹引发全球性核大战。

  21世纪美国霸权衰落的最严重的后果将是美国失去防止核武器在中小国家中扩散的能力,核恐怖主义随时有可能变成现实。冷战时代美、苏各自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库,但由于美、苏统治集团内部都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各自都有足够的动机来维护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但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对中小国家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发展核武器以及投放核武器的战略导弹能力。中小国家暗中发展核武器将大大增加因为各种偶然原因引起区域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区域核战争可能引发全球核战争。中小国家资产阶级(或其他形式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薄弱。在“非法”有核国家中,巴基斯坦濒于“失败国家”的边缘,政治与经济均不稳定。巴基斯坦情报当局与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长期存在着秘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巴基斯坦政局动荡,或巴基斯坦情报当局出于某种考虑希望将祸水引向其宿敌印度,都可能导致巴基斯坦塔利班或其他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某种形式的核武器。如果巴基斯坦塔利班获得了核武器,那么阿富汗塔利班也可能获得核武器,甚至中国新疆南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最终也可能得到一些核武器。在中东地区,伊朗统治集团的主观意图,是生产出足以制造若干枚核弹头的浓缩铀,并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制造出实际可使用的核武器。但随着伊朗越来越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实际能力,以色列统治集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对伊朗发动战争冒险。无论以色列是否对伊朗发动战争冒险,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色列常规军事优势的逐步丧失,以色列冒险使用核武器或以色列的核武器落入某些非国家武装集团手中的可能性都会增加。在东北亚,如果朝鲜国家尚能保持稳定,朝鲜不会主动使用核武器。但如果朝鲜国家崩溃,朝鲜的核武器(或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专家、原料)可能通过种种渠道落入韩国、日本乃至台湾手中。美国霸权的衰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造成了若干关键地理区域的严重动荡,也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为偶然的区域核战争或全球核战争而灭亡的可能性。

  21世纪初萌芽的以核工业生产设施为袭击目标或以核技术与产品为主要工具、为实现一定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核恐怖的核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在表现形式上应被视为一种“新恐怖主义”,从导致的严重后果来看则应视为一种“超级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有跨国性的特点,核恐怖活动主要包括脏弹袭击、袭击核设施、核武器发动袭击等,其有很大的潜在危害,各个国家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200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通过对方式与目的的规定明确核恐怖主义犯罪,如有放射性材料或制造或有一个装置与以任何方式利用放射性材料或装置,或以致使放射性材料外泄或有外泄危险的方式来利用或破坏核设施。根据该《公约》条文可将核恐怖主义犯罪这样定义,即任何人实施的,意在致使他人伤亡、危害他人财产与破坏环境,通过非法持有或制造放射性装置、破坏核设施等行为来实现恐怖主义的犯罪。《公约》界定了三类核恐怖行为:有放射性材料或制造或有一个装置,其目的是致使死亡、人体受到严重伤害,或致使财产或环境受到重大损害;以任何方式利用放射性材料或装置,或利用或破坏核设施,以致放射性材料外泄或有外泄的危险,其目的是致使死亡、人体受到严重伤害,或致使财产或环境受到重大损害,或迫使某一自然人或法人、某一国际组织或某一国家实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通过威胁或使用武力,非法与故意索要放射性材料、装置或核设施;威胁利用放射性材料或装置,或威胁利用或破坏核设施。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产生与不断蔓延,恐怖组织一直在寻找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巨大物质损失的恐怖手段,尤其是核爆炸装置。具体来讲,恐怖份子实施核恐怖活动大体包括三类:第一,脏弹袭击。脏弹又称放射性炸弹,一种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常规炸弹,用传统爆炸物将球状或粉末状的放射性物质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内,对城市、街区建筑物产生辐射危害。接触者可能会慢性中毒甚至在短时间内死亡。当“脏弹”被引爆后,放射性物质随之而扩散。相对而言,恐怖主义分子获取工业或医学用低水平放射性物质的概率较大,“脏弹”是其最有可能使用的袭击手段。第二,袭击核设施。核恐怖主义分子以反应堆等核设施为袭击目标,制造爆炸、火灾等事件,人为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的外泄,导致核设施周围与下风远距离的公众健康受到严重的危害,进而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由于各国均对核设施安全保卫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戒备森严,核恐怖主义分子袭击核设施相对困难。第三,核武器袭击。核恐怖主义分子通常是高智能化的,有可能掌握核武器技术。从理论上讲,他们如果掌握一定数量的浓缩铀或钚,就有可能生产出核武器。不仅如此,在有核国家失于防范的情况下,恐怖主义分子也可能窃取核武器。一旦恐怖份子掌握并利用核武器发动袭击。随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伊朗核问题引发剑拔弩张,这使长久以来形成的全球核军控体系正在坍塌。与此同时,核材料走私、核恐怖主义活动不断增加,全球核军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如何缓解核大国之间的博弈,加强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沟通,防范核恐怖主义等已成为影响全球核军控的重要议题。全球核军控的核大国主导特点鲜明,大国战略博弈、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分歧等成为全球核军控面临的难题。受国际形势影响,以伊朗核问题等为代表的地区核不扩散问题成为核不扩散领域的焦点问题。朝核问题是当今世界最棘手的安全难题之一,有历史遗留、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复杂因素,经历多次战争危机与对话协商,至今依然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同样涉及历史、地区安全等诸多因素。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国内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对继续履约产生质疑。日前,伊朗原子能组织宣布将突破浓缩铀300公斤的存量上限。2010年的全球核安全峰会凝聚了世界各国领导人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共识。但在峰会结束后,由于缺少政治领导人的推动,后续有关协议与行动计划陷入难以落实的困境。全球极端势力又呈复苏之势,“伊斯兰国”被打散后,“独狼式”袭击不断。同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制造核武器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恐怖分子可能获取核技术,核恐怖主义的风险显著增加。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先后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加大更新核武器投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提高核威慑力,甚至暗示美国将扩大核武器使用条件,提高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今年2月,美国正式启动退出《中导条约》,为发展该条约限制的武器“松绑”。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宣布暂停履行条约义务。照此趋势发展,美俄核裁军不仅会陷入停滞,甚至有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展望未来,全球核军控将受到核大国、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国家与核恐怖组织等三组力量不断博弈的影响。全球核大国博弈依然会主导全球核军控的进程。美俄两国掌握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核武器,在全球核军控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俄关系持续恶化,既有核裁军进展中断。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以“实力优先”为导向,提出要重返大国竞争时代,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在核军控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导致冷战时代形成的全球核军控体系正在坍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美俄等五国规定为合法有核武器的国家即有核武器国家,其他国家为无核武器国家。条约对无核武器国家防扩散的义务有明确界定,但对有核武器国家核裁军义务的定义十分模糊,这种安排导致无核国家与有核国家矛盾不断。与核大国一味强调核不扩散不同,无核国家认为,只有核军控取得重大进展,核扩散才能得以制止。2017年联合国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是无核国家长期努力的结果,国家与核恐怖组织之间的博弈将影响全球核军控的效果。由于核材料走私、核技术门槛降低等,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组织掌握核武器正在成为全球核军控面临的新问题。在反恐问题上,国际社会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应对全球核恐怖主义,更需要国际社会的齐心协力。核裂变的发现者是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玻尔的脾气非常坏,哪怕是与著名科学家讨论时都能把别人气哭。当时与玻尔有交际的科学家都不喜欢玻尔,直到年老时才学会在花园拔草缓解自己的暴脾气。恐怖组织一旦与玻尔这种科学家同流合污,围绕全球核军控的方向与进程会更加复杂。

  2018年兰德公司发布的《人工智能对核战争风险的影响》报告宣称,人工智能到2040年有可能颠覆核威慑战略的基础。该研究认为,虽然人工智能不可能创造“末日机器”,但人工智能对核安全的危害在于它鼓励人类去冒险。现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发展与飞速跨越,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被定义或是被重构。由核威慑维系的“恐怖平衡”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悬在世界各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武器的降生绝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各军事大国之间的核威慑的力量均势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有效遏制了大规模世界战争的爆发。不过眼下,这种均衡或将随着人工智能的演变迭代而逐渐被打破。原先核大国倚仗核军备与核战争威胁,迫使敌方因面临可能导致无法承受的报复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借以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的“威慑”战略,以核报复力量为后盾,以可能采取敌对行动一方的大城市中心或军事基地为攻击目标而只承担最小的战争风险,收获最大的威慑效果。在这个时期,斗争双方都处于这种微妙的和平状态。他们必须让对手相信,光靠先发制人绝对打不赢核战争。这就需要不断制造比对方更多的核弹,以确保自己在遭受核弹攻击时仍有反击的余地。双方都有大量的核子武器,存放在不同的地点。一旦直接冲突,可能导致全人类毁灭,因此双方都尽力避免发生全面的“热战”。时至今日,双方的庞大的核武库仍旧存在,不管其有效性如何,对彼此乃至全人类都是巨大的威胁。随着国际关系的波谲云诡日益增多,地缘政治博弈建立在由多国介入的不确定、不稳定前提上,战略家们在评估冲突时明确能采取的方案及其后果的过程中更多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分析。人工智能往往比人类更容易出错,诸如在对较为复杂的冲突局势预判或分析的过程中,当敌方尝试干扰或欺骗人工智能系统时,人工智能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发出错误的指令。这不仅导致未来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国际关系分析将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与极端性,致使“让机器帮助世界避免核战争”的美好愿景落空,同时也将导致核威慑构建的相对平衡失去调控。再加上,在如今的大数据环境下,原本有不确定性、不透明性的国家意志与战略考量等主观因素,将能通过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算法中以量化的形式加以展示。国与国之间的核试探、威慑乃至最后的抉择都将被人工智能在充足的数据分析后“再定义”。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一方将有清晰评估对方核反击的可能性与破坏性的能力,从而有更加灵活有效的战略选项。而技术相对落后的一方,其核反击能力在数据的佐证中将变得不再有可信性。行为体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将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明晰,传统的“相互威慑”的国际安全体系将变得不再稳定。此外,随着各型传感器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人工智能根据不同来源的信息分析、预判的能力不断增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将可能会对本国核导弹与核潜艇是否更容易遭受精准打击而深感担忧。而处于信息优势一方则往往更注重寻求削弱敌方“第一次打击”的能力,这无疑将大大增加意外核战争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对军事领域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从军事武器到战略设计、从全球军事力量平衡到军事伦理,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这场冲击中,优势方将有全面超越传统军事力量的能力,使对方原本有效的威慑原则与伤害手段失效。新的不平衡状态可能会使“意外核战争”模式重新抬头。在并不遥远的将来,人类将面对“AI+核战争”的威胁。

  三哩岛、切尔诺贝利与福岛核事故表明,核设施安全运行必须确保,核材料安全管理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一个木桶的盛水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的,一国核材料丢失足以让全世界遭到灭种威胁。如果各国不能一道筑牢核安全防火墙,和平利用核能的希望之火就有可能积薪候燎,人们对实现持久核安全的信心、对核能事业造福人类的信心也将随之受损。在全球核电逐渐复苏、核能运用日渐广泛的背景下,纷繁复杂的观念、不同利益的博弈揭示了核安全面临的“共识挑战”。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安全无国界,核安全“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是核心要义。随着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泛滥,恐怖分子利用核装置来发动袭击的威胁正在增加。2005年“基地”组织就曾在网站上公布一本说明手册,详细介绍如何利用浓缩铀制造“脏弹”。美联社一份报告显示,现在全球各地都有专门贩售核材料的黑市,获取核材料的经济代价与技术要求都已不再高昂。不少国家至今仍未签署并批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仍未按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的范本与该机构签署协议;全球分离钚与高浓铀存量依然惊人,很多国家发展核电将增加核材料存放地点;一些国家有意建立独立的燃料循环能力,将增加全球核材料存量……“凡物置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展望未来,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提升全球核安全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核安全能力;应吸收更多国家加入国际核安全进程,使各国既从中受益,也为之作出贡献,争取实现核安全进程全球化;各国应加强交流、互鉴共享,有关多边机制与倡议要统筹协调、协同努力,争取做到即使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也不让一个伙伴掉队。重要核材料“一克不少、一件不丢”,这是中国自发展核事业以来来在核安全领域给世界交上的一份优异成绩单。2016年3月18日,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的大门缓缓打开,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设施最先进的核安全交流与培训中心正式落成并投入运营。中日韩三国2008年启动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2011年签署“中日韩核安全合作倡议”,确定将建立合作框架,承诺在地区核安全标准、区域应急响应机制与监管能力等领域开展合作行动。“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自身到国际,从合作到分享,中国在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进程中始终与世界同行。加强核安全是一个持续进程。核能事业发展不停步,加强核安全的努力就不能停止。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积极同各国携手合作构建“核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知乎”网站有一问:“核威慑在未来的什么情况下会瓦解?”“AAAAA”答:当前的核威慑基于强国核俱乐部,也就是目标相对较少,博弈困境容易演算时才有用。如果是博弈演算极为困难,扰动太多的话,大家就只能实打实的争取优势,也就是核战术化。此时大家都会选择承受核攻击,经济增长要求会放缓,防核成为日常活动。一旦如此,那么有限的核攻击带来巨大的效果的可能性降低,以少量核弹牵制威胁的能力就几乎不存在了。那么就只剩下核反击与核攻击,核威慑几乎没用了。这时核威慑也不算是核威慑了。威慑是基于大家都对平衡信心很高,所以商业与社会生产中心集中,这时少量核弹就算小概率突防也可能彻底改变力量天平,所以才能核威慑。当大家都把吃核弹当作很可能的事,并且加以应对时,生产就会分散,少量核武器就无法威胁到对方太多东西了,这个过程现在来看用不了30年。我国现在开始预先增强核反击能力,除了毛子持续衰退以外也有更多目的,提前疏散人口也是。“不眠之眼”答: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实用高效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出现,谁有,谁就不怕别人核威慑了,但这东西毕竟成本高昂,而打破核均势之后的世界安全均势崩溃的代价更高昂,弱智小布什以后基本没有太大动静搞这个了。第二是可无视核报复的非国家性质的核武持有者的出现,比如恐怖分子有了核武器就敢炸你,你却无法以核武反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为啥绝对不能让伊朗搞到核武器,这种三流宗教狂国家天知道会把核武流到什么人手里。“石川”答:……三种态势:会有超越核武器杀伤力的更强大的武器出现。抑或是将存在完美防御核武器的武器系统(包括类似中子干扰器或米氏粒子这种架空的脑洞武器)来粉碎如今的核威慑;在人类移居太空以后,地球的核捆绑将失去威慑与互相牵制的作用,相对于那些移民;最悲观的类似我个人的答案,那就是核武器已足以灭绝整个人类文明,当所谓“审判日”到来,核威慑自动消失。其实个人认为三种说法都是有可能的,但也都存在自己难圆其说的问题。一是反制武器的发明,最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以个人对物理学的浅薄了解,也只是明白从核裂变理论产生了原子弹、而核聚变理论产生了氢弹。二者的发明都源自质能方程的基础理论,但实际威力也是在进化的:氢弹的爆炸当量一般要大于原子弹,氢弹自身也分为二级式与三级式。而新晋的中子武器也是热核打击武器的可控小型版本,三相弹又是聚变与裂变效应的统合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说核武器就是人类科技发展的最终尽头,也不能说核武器不会再根据新理论革新自身的发展。假以时日,出现比核武器更强大的武器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新出现的武器不仅需要威力强于核弹,更要自身存在反制核弹的功能,这二者是不能分割的,就好比一辆坦克不仅需要有击穿对手装甲的能力,同样需要有抵御对手攻击的防御能力。二是有关地外移民问题,本人在知乎上最早回答的问题,就是有关高达世界观里新移民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首先人类的科技发展到原子时代,就不可能倒退回去,因此即便离开了地球,无论到了哪里,核武器依然还是人类最后的杀手锏,无论是对异星族群还是一奶同胞。因此人类只是躲过了地球政府本身的核威慑,但却无法躲避核武器本身,更何况人类的星船动力系统兴许本身就是核动力呢……三是究竟有没有核捆绑?所谓核捆绑(也称死手系统)其理论来自于苏联军方,是一种鱼死网破的高层报复理论,目标直指中苏这类有间隙的敌对国家。但久而久之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也都不会去刻意去琢磨核捆绑本身的战略可行性,再加上很多末世作品的推波助澜比如《终结者》系列或《辐射》系列,使得人们认为核捆绑是默认的必然事物。事实是从没有除了苏联与朝鲜以外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有声称本国存在这种攻击系统或想要用此系统弄一个大新闻,这使得核捆绑本身的存在性非常值得商榷。威慑是单向的,捆绑是双向的。并且捆绑是五常仅针对敌对国家的二元论还是存在一个连锁效应的多元论。一个弹丸小国可否通过引爆一颗核弹就能达到引发世界性核灾难的效应?这在热核战争真正爆发前还只是一个未知数。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核技术的民用化,使得如今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潜在核国家,而这些有潜在核武器或核技术的国家又往往是区域冲突的热点(比如印度、巴铁、以色列、朝鲜等等),更不用说是否会有发生拥核国的核弹头流入武器黑市这种常见的电影桥段描绘的那样的潜在可能性了。现在的核威慑,与其说是大国间的捆绑对峙,更表现为一种多元的威胁。也许有天某颗核弹确确实实是爆炸了,虽然并没有引发连锁反应,却实实在在伤害到了无辜民众。却又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国家出来承担责任。我想这种核恐怖主义威慑才是当今时代核威慑的本质。当今的人类是理性的,并且核武器的严密控制与销毁工作也在持续,毁灭地球确实有些夸张了。至于朝鲜、ISIS神马的……就交给中国与美国的高层去解决吧!“杨东”答:说技术的实在太遥远,也太不靠谱。财富分配不均衡至今还是一个全球性老大难问题,当阶级矛盾大到一定阶段,这时对于某些大国统治阶级来说,要么被革命推翻要么出去打劫,通过战争转移矛盾,万一打赢了呢?我们现在看纳粹德国,其实希特勒一点不想打二战,他还一直幻想英国会支持他入侵波兰,入侵苏联呢!希特勒或许是疯子,但6000万德国人并不全是疯子…战争还是要有的,万一赢了呢?对于日本也是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打不赢,万一打赢了呢?难道被原子弹炸死,与被枪打死有什么差别吗?那为什么人们怕核弹不敢发动战争,却不怕枪,不怕炮的发动战争?核威慑当然是过去人类社会总体和平的客观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阶级矛盾在二战后迅速的缓解了。《21世纪资本论》里,就描述了1910年西方国家最富裕的10%人口占社会财富的80%,其中最富裕的人口占社会财富的45-50%(美国略低),到二战结束时,西方社会最富裕的10%人口,占社会财富就只剩30-35%了,而到2000-2010年呢,最富裕的10%人口已占据社会财富的80%以上,其中美国的不平等最为明星,最富裕的10%已占据社会财富的90%,而且最富裕的1%占据社会财富的接近60%,其实已远远超过20世纪初一战前的水平。当一个社会一半以上的人连正常活都活不下去的时,难道还怕核武器?在被核弹炸死与饿死之间,是我也会选择前者。当世界没有穷人时,才会没有战争,当没有战争时,核弹才没有意义。“云游灯下”答:……第一,必须增强对网络危机的认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国际结构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主权国家已进入“用大数据稳定与治理”的时代。网络的特征日益使这一概念更加突出:互联网可用来杀人与推翻一个国家。第二,优化权力结构。网络空间已成为除陆地,海洋,天空与太空之外的第五维战场。尽管普通用户是网络空间防御的前线,但网络战不能主要依靠“民兵”。“正规网络军”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建设网络空间大国的重要选择。第三,需要发挥网络威慑作用。中国不仅需要具备在网络空间发起反击的能力,而且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核反击能力的特殊情况。我们必须对旨在使我们的网络瘫痪的网络攻击保持核威慑力。俄罗斯最新更新的核威慑战略列出了四个条件,这些条件将触发其实施核打击。在一种情况下,如果袭击破坏了其核力量反应行动,俄罗斯将考虑使用核武器。网络攻击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因此俄罗斯的核威慑考虑了网络攻击。““已注销””答:1,太空军事化,激光反导星座彻底把ICBM按死在地面上;核大国衰亡带来的内乱,几百年内迟早发生,未必有苏联解体那么平稳。“匿名用户”答:当然是核弹攻击无效或效益极低之后,核威慑自然解除,历史上有过多种武器威慑被解除,故可鉴此猜测。大概有三种情况:更强攻击。参考早期人类石头,弓箭对付野兽利齿,总的思路就是更强更快先攻击,脑洞大开星际大战后,反物质炸弹,黑洞攻击;绝对防御。参考坦克vs机枪。导弹拦截这种思路只能解一时之急,不能长久。脑洞:等离子防护盾罩住整个国家,能量吸收系统;降低命中,例如早期大炮巨舰,主炮虽然威力极大,但不易命中。脑洞:星际大战后人口密度极低,一个星球数百人,不惧核弹。以上均是脑洞,按历史上规律,例如火炮,称霸近千年。核威慑也将持续很多年。“匿名用户”答:核武器的直接威力其实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大,比如全球核武器都放撒哈拉大沙漠里爆一遍,也就是听个响,给沙子翻个身而已,放太平洋里,也就是几个小海啸,远远达不到民间人士认为的可把地球炸个四分五裂,生物圈彻底灭绝的水平,但核武器的特点正好完克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痛点。核武器在某个局部区域的威力无坚不摧无可抵挡,光热辐射冲击波多重效应都棘手,而目前人类社会的高级生产力呈现高度组织化集中化发展,人才人力资源与生产资源都是如此,所以核战争的短期效果特别明显,全球核战爆发足以在极短期内让人类文明整体回到小农时代。而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依赖于地球表层生物圈环境与资源,根据目前的社会准备与技术水平,核战争毫无疑问会给整个生物圈造成长期的恶劣影响,对人类社会来说形同大洗牌,初期的核冬天效应就会导致幸存者死上一大批,而后高本底辐射会导致环境大变,千年文明积累的经验技术很大程度都需要彻底更新,而人类社会的组织度却遭到极大破坏,生产力一下子打趴到地底,后续发展很不乐观。核威慑的彻底瓦解,需要人类社会发展可超越这些桎梏,至少要初步的星际航天移民技术成熟,有足够宽广的纵深,有了足够的备份,大幅度分散风险,而物理学有了突破性发展,能低成本高效率解决辐射残留、核尘埃等问题,在这以前,随着技术的缓慢进步,核武器的威慑只能小幅度削减,实质威慑仍然如芒在背。预计在历史时间尺度,这种核平衡不会持续太久,远远到不了星际宇航时代,持久的和平导致地球资源已入不敷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因素日积月累形成巨大浪涌需要宣泄,而技术进步导致核威慑可部分削弱的情况下,急红了眼的人民不再顾忌,大规模战争避无可避,核武器也终将送上实战,发挥巨大作用,也露出纸老虎的真面目。经历这场血火考验,人类社会进一步整合,才能更集中资源突破星际宇航技术瓶颈,真正冲出地球,开始灿烂的新纪元!“匿名用户”答:一,人类不再需要战争,再也没有纷争,在那时甚至连武器都不需要了。但在可见的未来这是不可能的;二,新的更强大的武器出现了,可低成本无后遗症的快速消灭一个有核弹的国家;三,一种新技术使核弹失效了。“123123”答:核威慑想要结束,必须出现核武器威胁不到的地方。只要人类没有走出地球建立其他移民星球或星舰文明,核武器就一直存在。(核武器在宇宙真空环境威胁力将下降到非常低的程度)核武器威慑消失那就得有国家建立长期生存的地球外基地,那时是否有其他更强大的威慑武器谁又说得清!“匿名用户”答:有效的防御,比如成本极低却命中率极高的防空设施的出现;人类进入宇宙后星际打击容易被拦截时。“匿名用户”答:当全世界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时:外星文明;生化危机爆发时变成丧尸,还有无药可救的瘟疫;全球大一统时。

  中国特色核安全观强调必须从制度上有效防范核恐怖主义,五个核大国更有责任与世界各国共担防治核恐怖主义的重任。习近平曾提出了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一是发展与安全并重,在安全的前提下求发展。要保证我国的核安全就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一系列针对核安全的标准与突发事故的应急预案,从治理的角度将隐患与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权力与义务并重,在核能产业的发展道路上权力与义务的权衡、规范与落实是历届峰会讨论的热点与议点,中国强调各国国情、核能发展程度不同,因而面临的挑战、承担的风险与履行的义务也不尽相同。中国本着尊重别国、和平交流与互帮互助的原则尊重与理解他国根据本国自身国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核安全政策与举措的权力,始终为国际核安全法律机制贡献力量。三是自主与协作并重,通过互利共赢的途径寻求核安全。一个完整的国际核安全治理体系是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家等多个层次相联系相协调的机制,而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自主发展本国核能事业的同时也应不遗余力地为世界核安全贡献力量。四是治标与治本并重,作出以消除根源为目的的努力来推进核安全进程。在核安全问题上,中国踊跃参加并配合国际组织构建和谐健康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在各国核事业继续发展的同时争取形成良好的治理体制,为营造和睦开放、稳定健康的国际环境打好基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新世纪《中导条约》被美俄废除后中美关系变数增大,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中国既不能违背核武器运用基本规律,又要持续坚持“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中国的核军备必由之路是:第一,在大国核恐怖博弈均衡中寻求自我良性核博弈均衡的恰当定位。全球核武器国家发展战略与确立使用原则的博弈均衡解决国家为什么使用核武器与准备如何使用核武器问题,核武器打击能力包括核弹总数、核武当量与核“三位一体”运载能力。第二,根据中国经济建设及其建立国家核安全的需要以恰当量的核常兼备特色博弈均衡。全球核武器打击能力与核武储备能力(量)的博弈均衡解决研发、生产与储备多少核武器,用什么方式运载攻击敌方的问题,核武储备能力包括核研发、核生产与核储备能力。第三,与高档质的可持续稳健国家结构性核武器博弈均衡发展框架。全球核武器承载力与核反击能力(质)的博弈均衡解决面对敌方攻击能否防得住、承载得了以及有效反击敌方的问题,核防御、核承载与核反击能力。第四,与对手方相互确保在全球各国之间达成核不对称性效果与国家效益最大化的核博弈均衡。全球核武器能效比与不对称国力支持(结构)的博弈均衡(核攻击的战争、经济与政治效果、与核维护、核支撑持续发展能力问题)等全方位发展路径,核攻击效果支持建设能力、核维护能力与核支撑持续能力。有核打击能力的中美两国存在事实上的核能力不均衡,但在对核打击的承受能力与防范能力方面同等较弱。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且分散在农村,美国人口都集中于大城市。如果中美爆发核大战,首先绝种的是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而不是有14亿人口的中国。美国有比中国多N倍的核弹,但在对核打击的承受能力与防范能力并不比中国强。相对于核武器之类的高精尖武器,弱小的国家更容易获得信息战武器与信息战人员,技术设备不很复杂而造价也不昂贵,进攻的潜在威胁也很难判断,早期预警难以实现,防御效果很难预料,这就给发展中国家加快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契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谁都清楚信息攻击对他们的威胁程度,总担心别国对他们的信息攻击正说明了这一点。我军应借鉴“等效核均势”思路发挥有限军费的最佳效益急起直追,直至争得核恐怖均衡的战略主动权。

  多极化战略格局是保证21世纪世界各国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主题的基本要求,20世纪末两极对抗战略格局的解体是其形成的必要的前提条件,最终构成这一多极化战略格局的各极国家与集团在军事上是否采取防御性的战略与世界和平力量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则将是其能否最终形成的两个重要的安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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