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会让孩子获得的童年成长，究竟会呈现多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否会对孩子长大成年后的发展产生强烈影响，并塑造这些人的流动空间，然后通过其为人父母对再下一代的影响，悄然地锁定阶层流动空间？
过去100多年来，欧美专业人员为父母管教孩子提供的建议，已经发生了几乎是天翻地覆式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父母尤其是贵族阶级、中产阶级成员，都相信专家所建议的严厉管教，使用体罚，父母会竭力控制在孩子面前流露情感。这种做法当时也被相信是绝对正确的。此外，专家当时还建议牛奶喂养。但在20世纪晚期至今，非但母乳喂养被重新推崇，而且管教方式也变成了温暖怜爱、冷静反省，父母注重孩子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鼓励对话交流，尽可能为孩子创造发展兴趣的条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安妮特·拉鲁在其所著的《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一书中就指出，20世纪晚期至今，在美国以及相当数量的欧洲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发展出协作培养模式，以上述方式来培养孩子。但在工人阶级以及城市贫民家庭，孩子的成长是遵循自然成长的逻辑——不一定都会变得很糟，但有很高概率留在父母所在的阶层。
两种阶级，两种家庭，两种结果
书作者撰写此书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调研。正如书作者所观察到，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孩子只能获得相对更差的物质条件，也缺乏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的条件——即便其佼佼者因为某方面的运动、文艺天赋而获得了罕见的机会，那也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更谈不上经验指导。书中指出，穷人家的孩子在长大后，会“表现出一种逐步形成的局促感”，“很少有可能去改变同他人的互动来为自己所用”，这将大大限制他们（她们）参与任何层面的社会竞争。
但这些孩子也并不是毫无所得，他们（她们）会拥有更像孩子该有的生活，在长时间的闲暇时光中成长，并进行自发嬉戏（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大人和孩子之间有着分明界限，体罚常常有之，但孩子对于父母有着足够的尊敬（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那就是在丧失自我）；孩子的人际关系基本上是围绕邻里、亲戚以及同学关系展开的（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这又是浪费时间，而且人以群分，相互传递和模仿糟糕的行为举止）。
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花费大量时间用来陪伴自己的孩子，而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家庭的父母则因为忙于生计，以及沉溺于酒精、赌博以及耗费于与亲戚朋友的高频率互动，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虽然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穷人家孩子拥有更像孩子该有的生活，也更独立得多，但他们（她们）确实面临更多的风险，包括误交损友而导致误入歧途，更多地沾染酒瘾、烟瘾，迷恋赌博，沉迷于网络游戏或是肥皂剧、电视综艺。
中产阶级的孩子通过家庭的支持，获得了学校之外的相当多的发展机会，培养出协作精神——比如球类运动，集体性的文艺活动，这些压力型、项目型的群组，与成年人职场的小组运作方式惊人一致，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孩子从学前班阶段就开始为未来的职场进行准备——还有交流能力、组织能力，意味着他们（她们）不会动辄怯场。更重要的是，由于参加上述活动需要与成年人主导的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私营企业、赛会机构、社区、警方等组织打交道，所以这些孩子从小就学会跟组织机构进行正常沟通，包括运用这些机构的规则甚至漏洞，以及投诉机制。
协作培养对语言能力的训练
然而，中产阶级的这一套养育法则，也并没毫无问题。书中指出，同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孩子相比，中产阶级孩子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竞争和敌对，而且与亲戚之间也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换言之，他们（她们）从很小的年龄就认识到并适应了社会关系要通过金钱、时间以及才艺的叠加去建立与维护。这也将导致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实质上是被金钱、时间以及家长与孩子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不一致所异化的。
有意思的是，按照书作者根据其调研所了解到的事实，美国的中产阶级父母安排孩子参加大量的学习日晚间、周末活动，包括钢琴课、舞蹈课以及多种项目体育训练，这其实使得孩子不堪重负。这种情况下，父母会坚信自己为孩子倾尽所有，无私地爱着孩子，但孩子并不是充分接受这样的逻辑。
中产阶级父母家庭的协作培养，注重孩子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鼓励孩子发言（当然也不能因此挑战父母为孩子安排的诸多课外课程），孩子对于晚餐吃什么也有足够的发言权。这对于贫民家的孩子来说，虽然不至于不可想象，但后者所可能获得的选择，无非是从一家快餐，转到另一家快餐。
由此带来的结果自然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充分训练。而且，家庭成员共同外出时，中产阶级家长往往能够与服务人员、公职人员、企业人员等专业人员进行良好的沟通，这也是一种良好的示范。而穷人家的孩子，往往会被父母要求保持绝对服从，尤其是在外出的情况下。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书中指出，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与成年人之间的“开怼”颇为常见，尤其是父母要求孩子遵守某些规定（比如吃饭不能吧唧嘴）但自己不能以身作则时，孩子会马上指出。协作培养模式对于家庭成员角色尤其是家长权威的侵蚀，也是非常显著的。
此前，欧美已经有不在少数的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意识到，穷人家的孩子成长环境中，词汇量要大大少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这本书以实证调查再度证实了这番结论。不仅如此，穷人家的孩子习惯于接受两极化的语言：发出，或是接收强硬的指令和威胁。
在与学校、培训机构以及其他服务机构的互动中，中产阶级家长善于找到规则和通道，实施对上述机构的监督，这对于保障孩子不受或少受歧视以及其他方面的伤害，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家境的力量：被重复的人生
中产阶级家长通常意义上比工人阶级和贫民家长，拥有更长的教育经历，科学素养更高，也更可能接收并理解新的科学发现。而对于孩子的课程的理解上，前者的自信程度也大大高于后者，前者更可能因知识传授的方式甚至知识对错，质疑学校教师，而后者通常保持着对学校教师的绝对认可。
出自中产阶级家庭，但因故无法正常学习，或是不能跟上进度的孩子，家长往往会给教师施加极大的压力。而且家长还会自信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当然，正是因为这种家长的存在（造就了孩子的悲剧），再加上穷人家的孩子之中也有一些天赋异禀的个例，所以才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阶层下滑和向上流动。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书中也指出，中产阶级家庭，与对应的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家庭，仍然有着相似的特点，那就是孩子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重复各种仪式上：起床、铺床、洗澡、穿衣、梳头、三餐、写作业，与家长互动。这些情况下，哪怕是家境相对更好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很可能难以避免紧张的氛围，这类家庭也不乏缺乏责任心，一味以“钱”来解决问题的个例，完全无视自己的教养方式导致孩子的价值观念和性情的高度扭曲。反过来，穷人家成长起来的很多孩子，经受住了原生家庭以及成长环境带有的诱惑、弊病，依旧豁达、宽容和坚毅。
当然从总体上讲，家境对于孩子成长空间的影响还是巨大的。正如书作者所说，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家庭的家长，受到高度不稳定工作以及经济匮乏等多重压力，还有很多人沉溺于不良习惯，缺乏能力和精力像中产阶级家长那样陪伴孩子。虽然，穷人家的家长其实依旧爱孩子，希望孩子过得好，但他们的家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孩子会重复自己的人生。
固然，《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这本书主要着眼于对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两个阶级的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实况进行剖析。书中部分结论有益于我们考察中国当今社会状况下已经越来越得以凸显的“起点公平”问题。但我们确实也需要意识到中国不同于美欧国家的几个特性：
第一，中国家庭哪怕是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多数情况下非常关注孩子的教育。而无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较低收入家庭，家长在管教中仍然习惯于采用威权手段。这意味着，不同家境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在中国要相对小于美欧国家，但这也是个相对性的数值。
第二，美欧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工时稳定，而在中国，近年来，许多行业的用工单位采用了所谓的“996”、“007”工时，或是以项目方式让员工“自愿加班”，或是以严苛的绩效考核逼迫员工“自愿”追求高绩效目标（比如高校里的“青椒”），或以外包、派遣等方式让看上去过得风光体面的创意阶层人士也深陷长时段的辛勤工作——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要做到像美欧国家的同阶层家庭那样，由家长耗费大量时间陪护孩子，是难以实现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美欧国家中产阶级家庭协作培养模式的弊病所带来的影响。
第三，在一些城市，中国家长无分家境情况，迷恋娱乐和沉溺物质享受的现象颇为显著。这意味着，美欧国家主要集中于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家庭的一些相关问题及影响，会相对随机地出现在中国相关城市的不同家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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