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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阿富汗经济陷阱对新疆经济的启示

2021-09-02 09:15:3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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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是看经济数据,国外经济学家恐怕很难理解2001年至2021年的阿富汗亲美政权何以连1996年至2001年开历史倒车的塔利班政权也斗不过,卷土重来的塔利班政权同样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进退两难。被嘲讽为买办代言人的卡尔扎伊与加尼的确曾靠国际援助成就阿富汗的经济奇迹,2020年阿富汗的GDP是2002年的近5倍,人均GDP也达当时的2.8倍,被亲美政权控制的地区几乎在所有能反映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上都有进步,从生活水平、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到性别平等方面无一例外,但为什么账面上的经济建设与民生改善方面都很出色的亲美政权最后还是失去了民心甚至不能靠拜登所谓的30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打赢内战?这个问题不妨冠之以“阿富汗经济陷阱”这个专有名词。如何规避此类陷阱,对于环境相似的新疆而言无疑也能有所启示。

  第一,杜绝畸形的现代化改革。

  阿富汗公知“大片”《追风筝的人》吹嘘的苏联入侵之前的阿富汗“黄金时代”的所谓繁荣景象一直局限于其上流社会(尤其是城市精英)且极度依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援助,阿富汗的绝大多数农村则持续凋敝,以至于该片户外取景不得不在西方国家吹毛求疵的新疆“剽窃”。如果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是靠石油起家的,查希尔则是坐在美元与卢布上维持其在阿富汗的统治地位的。杜鲁门在冷战初期制定的“第四点计划”对阿富汗的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阿富汗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美国进出口银行还为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中苏决裂之际苏联更将大批本来是要援助中国的资金转给了对阿富汗,此后十年苏联为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还为阿富汗修筑了输油管道与首都高速公路。比苏联财大气粗的美国当然不甘示弱,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共为阿富汗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十年之内两个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相当于当时的阿富汗一整年的GDP,这个1965年的人口还不到一千万的小国想不当土豪也不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富汗政府开支的40%左右。这一时期主政的阿富汗首相达乌德模仿苏联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靠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外援投资于国民经济而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化的工业门类与基础设施的浩大工程。但执行此类经济政策的绝大多数阿富汗精英属于“食利者”,一项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阿富汗经济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阿富汗精英主要“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导致绝大多数地主定居于乡下,城市精英的主力军则是商人阶级,行商与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从业者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现代化的阿富汗初具雏形时行政官僚也主要招募于各地原有的社会精英。由此形成的近代化的阿富汗官僚阶级竭力将政府投资偏重于城市。本来就在向城市倾斜的经济发展政策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导致大批外援在阿富汗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开外援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以商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城市精英,进而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而使其生活条件也有所提高,城市的医疗与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由此而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彼时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阿富汗的城市青年群体。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然贫困、传统而保守,阿富汗的所谓“黄金时代”对于阿富汗的农村而言毫无意义。美苏两国持续的经济援助又让阿富汗的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的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而只靠政府补贴就能维持下去。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贾拉拉巴德制糖工业,当地官僚建厂时只追求产能而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清楚,而当地的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年产甘蔗总量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当地官僚不得不到周围省份收购甘蔗。然而,彼时阿富汗的绝大多数农村依然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尤其是贾拉拉巴德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吸引农民卖出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也就反而拖了阿富汗经济发展的后退,政府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以支付虚高的甘蔗原料成本与制糖厂雇员薪水。丝路上的新疆经济若不想重蹈阿富汗经济之覆辙,城乡统筹发展且靠科技进步同步提高生产率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启示。

  第二,敢啃既得利益集团的“硬骨头”。

  贾拉拉巴德制糖厂那种赔了本却能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像寄生虫一样一旦扎根则会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即便彼时查希尔国王正也想靠宪政改革壮士断腕,但其经济政策依然要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委派的技术官僚及其信赖的精英亲信负责,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与被雇佣后摇身一变为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援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而将外援向大城市与官办工业倾斜。阿富汗经济陷阱的恶性循环由此而来:腐败而低效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后者极力影响经济政策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官办工业。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也成了超级大国扶持的温室花朵,由于农村的发展水平提升有限,阿富汗的粮食、设备与消费品长期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也会被鹬蚌相争的苏联与美国竞相高价进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年至1972年的阿富汗饥荒中一览无遗,尤其是以阿富汗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近五十万灾民饿死,上百万农民逃往伊朗。但彼时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还在莺歌燕舞,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僚们也没及时上报灾情,更不用说深入基层及时救灾了。彼时阿富汗的大城市已严重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自给自足的贫困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假公济私而连灾区农民的死活也不顾。阿富汗前首相达乌德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这个野心勃勃的政客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门类已足以自力更生而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渗透,陆续辞退苏联顾问与工程师们而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转而与印度、伊朗等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但这样的新朋友显然不可能像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得既得利益者也不愿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直到被推翻前夕,达乌德的共和国在任何经济部门都没能实现其“七年计划”要达到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逐步陷入停滞而反对势力迅速坐大。苏联入侵后请发货各地的叛军与封疆大吏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只能控制几座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苏联再次带来巨额援助,但依然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得到实惠。再度复制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后,以前被王室控制的个别官办工业摇身一变为无孔不入的巨型国有企业,但其吸血外援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为了稳定阿富汗民心,苏联还向阿富汗的亲苏官僚输出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都能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乃至剃须刀片。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约有三十四万个阿富汗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阿富汗政府在苏联入侵期间的开支翻了五倍多,其中近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的补贴,另外还有近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的油气等出口商品。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很难被政府高层从国民经济中剔除了,何况他们还是与同样靠补贴发财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塔利班政权第一次执政期间的掠夺经济模式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企图则靠西方经济顾问开出的自由市场猛药一夜暴富,苏东剧变后西方官家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心爆棚。阿富汗新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将苏占时期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阿富汗国企的既得利益者各怀鬼胎。其中,工商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消极抵制私有化,甚至多次企图恢复苏式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就是阿富汗工商部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而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阿富汗的政治、社会精英则充分发挥人脉优势巧取豪夺了私有化的国企资产而摇身一变为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但与苏联解体后寡头经济的坐大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美国的自由市场顾问设想的经济活力又难以为继苏式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但在西方国家有增无减的经济援助与贸易优惠之下,阿富汗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仅被进一步掩盖,而且反而能悄然加深。西方经济学家将这种模式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即西方国家与亲西方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经济援助,其中一部分被阿富汗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而转化为有关部门的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与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由于无论私有还是国有的产业效益都极度堪忧,阿富汗的官僚-买办-资本家联盟对外援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西方国家还将其迷恋的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而导致其政府无法对民族企业采取保护措施,本来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土工业现代化就更是举步维艰而更依赖补贴与进口了。2020年阿富汗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9倍以上,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这时的阿富汗怎么也不像一个近百年来国外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与漫长而巨量的工业化催生的现代化国家,反而是近百年来的娇生惯养导致寄生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根深蒂固而阻碍阿富汗的一切结构性经济改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着的是红旗还是星条旗。2014年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要靠国际援助,另外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缩减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则阿富汗的一切“繁荣”景象都会迅速灰飞烟灭。经历过战乱的阿富汗上层阶级当然早就想逃离这个国家了,官僚-买办-资本家早就把子女送到西方国家接受西式教育了,自己当然也早就安排好了后路,留在国内的则只有能让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阿富汗的官僚、买办与资本家都能迅速卷钱跑路。真正寄生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则是在靠补贴提供优厚待遇的大企业里工作的城市职工,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富汗政府与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之下持续扩大,其中又有少数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预备队,如今至少达到了四百万人以上的规模,所以2021年美军撤离喀布尔机场期间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的中东男性相似的男性喀布尔居民绝望地围观阿富汗的官僚、买办与资本家登机。如果塔利班只是保守反动那么简单,此时急于逃离阿富汗的就应只有妇女儿童而已,但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四百多万城市职工与城市化农民近百年来靠援与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丝路上的新疆经济若不想重蹈阿富汗经济之覆辙,引进外资则不宜被官僚-买办-资本家联盟假公济私而不能让城市职工与城市化农民受惠。

  第三,土改政策循序渐进。

  从王国到亲美政权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长期坐拥经济、军事、技术上的全方位优势却不敢将外援用于发展或至少补贴落后的农村以避免军阀与恐怖分子的渗透?中国左翼学者曾认为阿富汗应模仿新中国的土地革命实行土改,废除封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以对滋生恐怖分子与军阀的温床釜底抽薪。1979年尚未被苏联干涉而还能大体上控制全国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就是以土改为工作重心的,从约四万户地主家庭那里再分配约一百六十万亩耕地在阿富汗不可不谓大手笔。此前的达乌德政权也曾想抓土改,且其政策略比人民民主党温和,但何以也会失败?达乌德领导的“人民派”共产主义者们坚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能动员多数贫苦农民反对部落与地主,以合作社循序渐进地取代村社就能削弱反对现代化的部落的影响力。但“人民派”没料到不只是地主与部落反对他们,就连理论上有可能获利的多数农民也纷纷反对这样的土改政策,由此引爆的广泛抵制与随之而来的农村暴动更是苏联出兵的重要借口。因此,“人民派”迅速放弃了激进的土改政策,直到苏联扶持的新政权在小范围内循序渐进地完成再分配。阿富汗的农民思想保守且宗教氛围浓厚,对阶级斗争叙事完全无感,传统伊斯兰教教义又反对损一穆斯林耕地之有余而补另一穆斯林耕地之不足。阿富汗的土地分配只能以部落与村社的所有制为基础,与中国人民眼里的“封建社会”不是一回事,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才有可能让越来越多的农民饥寒交迫而导致阶级斗争星火燎原。阿富汗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很难用西方国家继承的罗马法描述,这种高度依赖不成文的传统与社会纽带的土地所有制足以让农民自给自足而天然抵制现代经济与法律制度,以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又足以保证农民阶级所受的剥削不至于变本加厉而激化阶级矛盾。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结论是:部落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阿富汗农村的地主与农民比南亚、中亚的传统社会平等得多。阿富汗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有自己的耕地,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自耕农阶级。阿富汗的地主阶级也掌握了比重较高的土地,但绝大多数属于雇佣三个以内佃户的小地主,这种小地主自己也会住在乡间参与耕作,坐拥大片耕地、自己住在城里而委派代理人下乡收租的大地主只在阿富汗毗邻中亚草原的狭小北部平原与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谷零星散布。遍及阿富汗的小地主对大城市与中央政府并不感冒,无心参与官僚体系而只会在地方利益被触犯后才会以抵抗的姿态参与政治,因为这样的土地贵族往往严重依赖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会关系,其土地所有权也源自所属部落的习俗与认可,进而被当地政府期望维持雇农、佃农起码的生活条件。丝路上的阿富汗商业一直很发达,农民们往往会向乡镇商人或行商借贷而不会背负对地主的大笔债务。传统习俗使然,佃农与地主通常每年都能签一次合约,所以阿富汗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很高,名声不好的地主极易被孤立而家族衰败。阿富汗多山的地形反而有利于农民维持生计,因为贵族们占据了河谷与能被灌溉的耕地,不毗邻水源的土地就成了事实上的公地而任何人都能开垦,第一批开垦者即可宣称其所有权且不必纳税,这在阿富汗王国时期就已被法律确定了。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均田式土改面对的往往是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且剥削农民变本加厉的大地主极力维护的土地所有制,此时农民的自发反抗早已星火燎原,这样的土改只是给干柴带去了火花而已。但阿富汗的部落与村社足以遏制土地兼并,即便绝大多数农民陷入贫困也会对现状大体满意,反而是部落、村社自给自足的特性与社会纽带阻止了简单粗暴的指令式土改。阿富汗的农民并不觉得苏式土改分配的土地能让其生活显著改观,摧毁其世代生活的部落与村社则不可容忍。土改的低效与土改官僚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又反过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直至本来是没那么大阻力的土改工作寸步难行。在土地确实是被少数大地主垄断的地区,土改工作也收效甚微,因为公务员的工资较低,大地主能轻易贿赂他们。靠农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国政权后曾颁布恢复在过去的苏式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苏军陷入阿富汗的人民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阿富汗王国时期也曾有循序渐进的土改尝试,因为王室同样也会将部落视为中央政权与现代化的绊脚石。查希尔曾试图绕过部落征收直接税、实行直接兵役,而阿富汗传统的农业税是部落代为收集后上缴王室的间接税,征兵也要靠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选出一定人数的士兵,所以查希尔此举激起了一系列的地方叛乱。虽然政府军将其镇压,阿富汗王室却再也不敢推广系统性的土改或挑战部落的地方权威了。君主政府的首要使命是维护自王室的统治地位,这样的政府在高枕无忧时偶尔会想到国民利益,但当如此知行合一的代价是给自己带来政治风险时就少有人敢出头了,继续躺在卢布与美元上而只把忠诚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国明珠不就够稳妥了吗?丝路上的新疆经济若不想重蹈阿富汗经济之覆辙,在土改政策上就应有理有利有节地因地制宜。

  第四,不让“三农”问题动摇国本。

  阿富汗亲美政权建立后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封建制度与部落土地所有制的广泛遗留、前左翼政权未竟的土改事业、战火的破坏与塔利班的倒行逆施等历史幽灵迟早都要向活人讨要说法。2016年阿富汗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5%的农村居民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掌握了土地,但多数农民的土地要么源自传统习俗要么源自前塔利班政权对土改成果的逆转,总之都不可能被西方顾问带来的资产阶级法权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彼时阿富汗的多数无地农民在战乱中投入罂粟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受雇于地方豪强或军阀也能维持生计。美军及其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出于维稳考虑而本来就无意彻底调整广大农村的经济格局,所以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过程中反而与部分军阀或地方派系合作,后者由此摇身一变为地方上合法的产业所有者而继续维持古老的部落与村社。土改结果差强人意,农村的开发与现代化则无从谈起。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行政人员甚至搞不清楚土地归属的前提下,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往往会被人脉广泛而消息灵通的地方精英纳入自己的腰包。阿富汗亲美政权一直想将西方国家的援助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建设,但除了个别技术性的成就,如改善耕地灌溉等基础设施、扩大化肥的使用,阿富汗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善,文盲率依然居高不下,部落与村社的势力依然根深蒂固。阿富汗持续四十多年的战乱更催生了罪恶的战争经济,长期割据的民族武装在阿富汗边境发展了独立于大城市的经济体系,黑市、走私、鸦片与保护费泛滥成灾。割据武装的军头们在黑市上交易多数为苏军撤退时遗留的军火后拉起自己的武装,再到阿富汗边境有组织地从邻国走私消费品与日用品维持日常开销,进而吸纳流民与无地农民种植能消耗大量劳力的罂粟、生产暴利的鸦片乃至海洛因,同时又以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战火之名或干脆靠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上述种种利润最后又都被用于采购军火扩大势力。这种军头时常大打出手,如2002年南格哈尔省的军事冲突涉及的当地军阀对一条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争夺。这种战争经济起源于地方割据,但尝到甜头的军头与地方政客都会致力于维持割据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改革以保护自己的财富密码。政府军与西方国家的联军开进时,这种地方势力也能作出鞍前马后的归顺姿态,只是暗中消极对待中央政府要推广的政策。政府军与西方国家的联军撤出或占下风时,这种地方势力又能变回山大王的嘴脸而恢复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传统制度。塔利班武装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后能摧枯拉朽地瓦解政府军,原因之一就是阿富汗亲美政权即便在实际控制区达到顶峰时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也要建立在各地军阀保民生归顺的脆弱基础之上,但后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军事独立性与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实际上与喀布尔并无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纽带,这种地方势力在同样默许地方实质割据的塔利班武装占上风时就会见风使舵地改旗易帜,以免在新的对抗中白白损失自己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经济利益。如果认为阿富汗农村的保守、贫困与随后的意识形态极端化是阿富汗经济建设失败的原因则有因果倒置之嫌,地方势力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王国而花式抵制中央政府的农村现代化改革,刻意维护农村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部落土地所有制并通过与部落、宗教等传统权威的合作乃至合流强化自己有组织的经济犯罪的割据势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哪怕是大城市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制成品也无法流入农村战胜从黑市走私而来的外国货,更毋庸说现代基础教育与世俗主义文化等上层建筑了。截止目前,塔利班政权对地方与农村的现状的维护比前亲美政权还要夸张,不仅是因为巴拉达尔要在对全国地盘的争夺中拉拢地方势力,而且是因为塔利班政权本来就是在部落割据势力与战争经济中起家的。现在塔利班政权统治的多数地区依然保留着通过部落代收的实物税、间接税,连中国明代一条鞭法的财税现代化程度也达不到!塔利班武装也要仰赖鸦片与保护费等收入的给养,所以也会继续维护这种地方割据经济的支柱产业。丝路上的新疆经济若不想重蹈阿富汗经济之覆辙,在“三农”问题上也要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灵活调整中央与地方之权界。

  第五,打好穆斯林中国化的经济仗。

  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一文认为:“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与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与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与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与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当然,恩格斯对伊斯兰教的论断不宜照搬于现在的阿富汗,苏联与美国的侵占对阿富汗经济的影响更大。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阿富汗改造为现代化民族国家到塔利班武装第二次开进喀布尔,阿富汗的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又自给自足的地主农民的经济对立贯穿了阿富汗近一百年来的复杂历史。宗教冲突的导火索往往是经济矛盾达到的临界点,蒂利的模型里的与“战争制造”与“国家建设”相辅相成的还有提供保护与榨取利润等经济活动,这才是阿富汗宗教问题的关键所在。阿富汗政府的军事活动被外援提供充足甚至过剩的资助而不再有改革财税等经济制度以资军费的压力,阿富汗的城市工商业又在外援下畸形生长而与本国的农村日益割裂,以捍卫原教旨主义为名的地方治安战并不能赢得城市的商人或资产阶级对国家建设的支持。除了肉体上能消灭少量敌人,这种治安战只是外来金主资助下意义不大的无底洞而已。自近代以来,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在很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案例中都是以多样的形式体现的,但此类矛盾在阿富汗不仅涉及外国的宗教等意识形态干涉,而且涉及外国并非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无节制的银弹攻势,外国的卷入及其复杂的动机导致此类矛盾越来越纠结与险恶。面对此类矛盾,阿富汗的多数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目光短浅而只考虑眼前的政权稳定,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越来越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对阿富汗的全面现代化推进的国民利益远远不如自己脖子上的头颅重要,超级大国扶植的喀布尔政权更乐意收买其实际控制区的城市居民或清除党内的异见分子,因为这种人及其背后的超级大国主子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其自讨苦吃地试图改良整个国家政权还不如填满个别既得利益集团精英的腰包并保证他们能随时举家移民到超级大国来得实在。阿富汗昔日的君主政府至少能被保守派视为稳健与理性的政治象征,美军还没撤走就被推翻的阿富汗亲美政权也有充分的相对平稳的时期与充分的政治资源实行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但巴列维式急于求成的全盘西化加速了阿富汗老中青三代保守分子集聚在与苏联原教旨主义的旗帜下的绝地反弹。阿富汗的官僚-买办-资本家联盟等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都会竭力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争取更多的特殊利益而越来越难驾驭,相关的政策调整务须建立在对经济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任何只顾维持眼前的政治稳定的重大决策都会为日后的宗教冲突等意识形态之争埋下始料不及的隐患。丝路上的新疆经济若不想重蹈阿富汗经济之覆辙,对“东伊运”等宗教极端势力影响的边疆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釜底抽薪才能治本。

  东山再起的塔利班政权若不想全盘清算喀布尔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集团则势必要与官僚-买办-资本家联盟同流合污,否则喀布尔等大城市又将变成抵抗塔利班政权的坚实基地,浴火重生的塔利班政权若真的如此合流则不难预见其从某个新的或旧的外来金主处讨要新的国际援助以喂饱这种寄生虫对的必然性,未来的塔利班政权若无土改与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挑战地方势力的能力或意愿则其精神领袖也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政教合一的古老国家,如此抉择还有可能迫使曾靠割据起家的塔利班集团内部的战争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临阵倒戈。任何旨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改革尝试都有可能引爆塔利班政权的内部或外部的重重反弹的火药桶,尤其是表面归顺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乱。丝路上的新疆经济若不想重蹈阿富汗经济之覆辙,“稳中求进”的改革总基调务必须臾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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