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失去的论述能力
——台湾人的国语经验
20世纪上半叶，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语言现代化的进程，而彼时台湾已被割让给日本，并未参与这一进程。这一段历史构成了今天台湾语言问题的一个大背景，而它又直接影响到今日台湾的社会形态与身份认同问题。本文以笔者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分析台湾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政策以及台湾人在各个时期的国语经验变迁。
▍母语能力退化的“乙未世代”
1963年，台湾有个“周鸿庆事件”。那年10月7日，一位中国大陆到日本的访问团成员周鸿庆，走进了东京的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将其交给日本政府处理，而日本政府最后在年底将他遣返中国大陆。在这期间却传出周鸿庆原先是要去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因不知所在才找到苏联使馆。因此台湾当局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把他交还给大陆，并召回了驻日公使以示不满。
当时初中一年级的我也时常读报关心时事。一日我在餐桌上对“周鸿庆事件”中日本政府的行径大肆抨击起来。父亲原先如往常并不多言，后来听我说多了，忍不住讲了几句，说日本政府有其应遵守的国际规则，有其为难之处。这下更令我义愤填膺，我争辩的声音更大了。我的政治早熟带来的那个激愤的小心灵，并不完全针对日本政府，也有着一个成长中的男孩对父亲公然挑战的成分。而在我一番渐次升高的言辞挑战下，父亲除了嗫嚅而出的那么几句外，竟然还是无言。
然而我并没因为父亲的近乎无言而有丝毫的胜利感，反而觉得挫折。如今想来，在周鸿庆事件这个议题上，相对于我能将闽南语与国语并用，还不断引用报纸上的成语修辞，父亲却只能说清楚他较为熟练的日语。他那一代人既说不好国语，也说不好闽南语，日语才是他们的论述语言，闽南母语只能用在日常生活上。然而我听不懂日语，于是他只能沉默以对了。由于母语论述能力的不足导致父亲在我面前的失语，这件事让我铭刻于心。类似的经历在往后的岁月也一再发生。
这种母语能力的退化首先发生在我的父辈，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之后，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出生的“乙未新生代”。这一代台湾人，即使是对文字较为敏感的文学家，也不能免于母语能力退化的问题。作为台湾日据时期所培养的一代知识精英，虽然在日常口语与业务交流上讲闽南语没问题，却是丧失用闽南语进行思辨和论述能力的第一代人。在他们家里的书架上是难得有汉文传统经典的，甚至连一本最通俗的《唐诗三百首》都没有，更不曾从蒙书《幼学琼林》中学到基本的历史与地理知识。这就是1963年在家里晚餐桌上，父子两代人言语交锋不成的原因。
▍台湾人母语能力退化的历史因素
需要指出，我父亲那代人学了日语之后并非就不会说闽南话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是以闽南语沟通的。他们失去的是用闽南语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以及运用中国传统经典词汇来述说与书写的能力。这后一部分高层次的闽南语，也被称为“典雅闽南语”。在一般生活口语中，闽南语是文白夹杂使用的，哪些词汇得用读书音，哪些词汇得用白话音，都已形成通则；而读书人在阅读传统经典与诗词时，则需使用读书音。由于大半传统经典诗词的词汇在日常生活中是用不上的，所以学童必须在学堂里，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开始学习这套读书音。这就造成了语言的双层性：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妇女与劳动阶层男性，可以流利地使用文白夹杂的闽南口语，而读书人则还可以使用文言文与读书音这个上层典雅闽南语来书写与论辩。这是很多汉语方言，尤其是闽南语，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现象。
在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前，闽南语和客家话是各自成套的传统中国语言系统。台湾的闽南和客家语族从日常生活、欣赏戏曲、读书识字，到更抽象的理性论辩，都只用一种语言，就是各自的汉语方言闽南语和客家话。在书写上，他们与其他地区的汉人一样使用文言文，一个读过书的人可以以此与其他方言区的人书信沟通。这是西方现代化浪潮尚未冲击到东亚时的语言状况。
1895年乙未之变后日本帝国占领台湾。日本对台湾进行的是“去中国化”的同化政策，而教育改造是其中的重要一环。1898年，日本当局设立了给台湾人就读的现代小学，全面实行日语教育，同时逐渐要求停办教导孩童用闽南语或客家话读书识字的传统汉文学堂。到了20世纪初，日语就成了台湾学童学习现代化事物的主要语言。20世纪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开始设立台湾人就读的中学校，培养从小接受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湾知识精英。
从20世纪初到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台湾，台湾子弟有能力接受教育的，绝大部分是经由日本殖民政府这个教育系统培养的。他们在新式学校里全面用日语来上课，而且不准讲母语，其严格程度与执行力度比后来台湾地区政府的政策强悍许多。小学的历史课不仅不讲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没有台湾本地的历史。虽然新式学校里也有汉文课程，讲解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但是使用日文来上课，而日本人使用的汉字也有限。因此，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以日语来接受现代化观念与事物，以日语作为抽象思考与论述语言，却失去母语论述能力的一代精英。不仅如此，代表西方现代性的日本还具备着“文明优势”，用来传授现代学问的日文被视为高尚、进步的语言，相形之下闽南语与中国传统经典学问则成为落后的事物。典雅闽南语的失传，正是在殖民教育与自我抛弃这内外两个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
▍母语的断裂与母体文化的疏离
“二战”结束，日本人败退后，语言的问题又一次浮出水面。战争末期，大部分头脑清楚的台湾人都明白日本即将退出台湾，日语将不再是台湾的主导性语言。于是当时许多人提出赶快去学北京话或者英语。但无论学什么语言，对于日据时期出生的乙未一代来说，寻回闽南语能力这件事是不在选项中的，因为那是代表着和上一代人一样的落后的东西。何况经过那几十年的教育改造，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丢掉了什么东西。
在这语言交替的关键时刻，一批来自大陆的“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们也面临着这个问题。1945年底，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即聘请魏建功与何容来台筹建“国语推行委员会”，1946年4月正式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原先在大陆推行国语的经验无法适用于台湾。在大陆，他们是借由各地既有的汉语方言来推行国语，因为作为方言之一的国语和其他汉语方言之间有着强大的内在联系，所以方言本身就可以作为学习国语的重要媒介。然而他们来到台湾后，却发现台湾人已经失去了方言能力，台湾方言也失去了原本该有的社会地位。这使得推行国语变得无所依靠。
何容后来在1947年6月1日刊登的《方言为国语之本》里写道，“到台湾不久，我们就发现一件以前没有预料到的事，就是多数台湾同胞丢掉了，从‘方言学国语’这把钥匙。这现象，我们认为相当严重” ，“现在本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作文，有的是先用日文起稿儿，再丢掉假名，换些汉字，略改句法；有的虽不先把日文写在纸上，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起腹稿儿，循着日本话的‘思路’想出意思，用汉字写出来”，以致让他觉得“老是像教外国语那样教本省同胞学国语”。因此何容悲叹，作为社会领导指标的台湾知识阶层已经丧失了方言母语能力，无法作为学习国语的表率。
委员会推行闽南话和国语双管齐下的策略并没能得到施展的机会。不仅乙未新生代对此无感，接着的“二·二八”事件与1949年的变局也让整个时局改观，魏建功和陈文斌回到大陆，只有何容留在台湾。1949年之后，台湾当局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做法就基本看不出这几位有识之士当年的构想痕迹了。这个恢复母语能力的契机就此失去了。因此，我们这代人不仅没能在家里从父执辈那里学习到这一套典雅闽南语，也没能从学校的语言教育中学到。其实国民党当时即使认识到这套具有中古汉语传承的闽南语的重要性，恐怕也无力恢复，而只有余力来推行国语。这是台湾人百年来语言上的再一次断裂。
从这个历史视野来看，政府在学校压制方言并不是台湾闽南语退化的主要因素。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是：针对战后新生代从小学强力推行国语教育，完全不管方言母语，有如日本殖民政权当年对乙未世代之所为。此举很有成效。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语言教育下学会的国语，不能如魏建功等人期待的那样将自己的方言母语与国语联系起来，两者仿佛是两种互不相干的语言。这种国语和方言母语之间的疏离构成了后来分离主义者主张的所谓“台湾话不是中国话”的心理基础，台湾人就一步步走上了自我疏离母体文化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以为政治人物在台上的口沫横飞就是我们母语文化的最佳表现；而近年来中学国语课本的“文言文比例之争”，更是显现了如今台湾精英将古代经典当作是国民党强加的外来物的扭曲认识，将自我传承的重要成分当成外来物来加以排斥，这毋宁是最扭曲、最悲哀的事。
▍战后新生代的国语环境
回到“周鸿庆事件”。1963那一年我对父亲的大声辩驳是闽南语夹杂着国语。为了让家人听得懂，我当然要用闽南语，然而我的闽南语能力却是不足的，因为我们战后这代人并没能从父亲那辈人学到闽南语的论述能力。我论述所需用到的语法与词汇，已经超出我的生活闽南语范围了。我刚学会的国语这套论述语言，却可派上用场。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失语后，60年代正是本省男性在语言论述能力上的复原期，所依靠的即是当时新学习到的国语。
在我上小学的20世纪50、60年代之交，国语逐渐成为一套可以公开言说的语言。虽然年纪大的老师讲不好国语，但光复后的师范教育所培育的年轻教师多已能说一口标准正音。同时，国语还从渐渐增加的外省同学口中说出。平常这些外省同学说的，不过是些生活口语，并不引人注意。直到五年级时，一位住在郊区眷村的外省同学李海生上台讲故事，竟然口沫横飞，比手画脚，讲得大家捧腹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同辈中有人可以用国语在台上说出这么精彩的话来。
上了初中后，同学的组成开始有了变化。虽然我就读的台南市中还是以讲闽南语的学生为主，班上最喧哗的声音仍是台南声腔，但已不像城里小学那般清一色闽南语氛围了。首先，年轻老师几乎全是台湾师范大学毕业的。他们不分省籍与性别，不仅讲得好国语，也更能借由国语说出一套文学与思想。此外，台南市中也不像永福学校那样主要由城里子弟构成，而是广招台南县市与高雄县的学生，同时外省同学也多了起来。有一次，来自高雄冈山的外省同学江枫，被安排在周会时上台报告国际时事。他用流利的国语在台上侃侃而谈，分析国际形势，对我来讲又是一个震撼。于是我开始努力学着说国语。从一个南方闽语音系转成北方官话音系并不容易，尤其是要学到外省同学的腔调，以及那些卷舌音。我不仅开始努力对外省同学讲好标准国语，也对台南当地的同学讲起国语。然而不多久就遭来白眼，有一位同学揶揄地说：“吓！郑某某这嘛拢咧讲国语呢（郑某某现在都在讲国语呢）。”——此话立即让我不敢再在本省同学面前讲起国语了。
到上了高中，由于有更多的同学来自外县市，台南府城的色彩就更降低了。而外县市来的本省籍同学，国语居然讲得比府城子弟还流利。这样，国语便取代了府城口音，成为学生间的“通用语气”。周遭大剌剌的国语声不绝于耳，台南人说国语不再感到引人侧目的压力，这又一次让我有了学习的动机。并且我也与像江枫那样的外省同学结为好友，国语很自然地成了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在高中期间，语言自然地形成了双重性：在校园生活中，平常与同班的陈水扁这样本省籍的同学脱口而出的还是闽南语；然而在心灵开始开窍、思想开始寻找出路的文艺青年中，国语则成为能用来不断探索、急于表现、互相论辩而又彼此交流的重要思想工具。
▍国语作为文学的语言
在这种环境中，发音的标准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学时代学会了国语这么一套完整的语言，可以用来叙述、抒情、论辩；而当内心的理性思辨都无碍地用上这套语言时，内含在这套语言里的整个思想世界就都为你打开了——我们战后新生代如此学会了用这套语言来思想。而这套语言是从文学的语言开始被吸收学习的。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青年学子需要经历初中、高中、大专三次联考的煎熬，而文学阅读是在这种煎熬下的一种暂时逃逸。国语作为文学的语言，首先被学子所掌握的，除了课本上的东西外，第一个打进大家心里而且数十年难忘的，就是像叶宏甲、刘兴钦、陈定国等人创作的漫画了。作为广义的文学作品，这些漫画里的诸葛四郎、真平、阿三哥、大婶婆、魔鬼党、妖蛇党、哭铁面、笑铁面、吕四娘等人物，在小读者的心里都是用国语念出来的。漫画中的那些震天杀声与刀光剑影，也都是呈现在国语的语境里。
接着漫画之后，就是出现在报纸副刊、皇冠杂志等的言情小说，接着还有武侠小说。20世纪60年代开始，爱好文艺的青少年，没有不曾读过琼瑶的。情窦初开的青少年除了被这些文艺作品的爱情内容所吸引，还从其中学到了作为文学语言的国语。谁也不能否认，这些言情小说除了继承了白话文学运动的成果，还包含着许多传统诗词、文学经典，因而成为那个年代台湾青少年的文艺启蒙。
就这样，国语作为文学的语言，成了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文学启蒙的语言。在整个过程中，国语的确是更早地作为“文学的语言”被台湾人学习与使用的。在光复之初，对于受过日本教育的一代人，国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比作为论述语言更容易被学习掌握。这在日据时期就已有人尝试，像赖和的白话中文小说。那一辈人如杨逵、钟肇政等，在光复之后也都能顺利转换成以现代白话中文来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不需要口头陈述，不需要标准发音，也不需要雄辩滔滔，文学是一种内在世界的想象与倾吐。只要有足够的模板作为学习的参照，也就能很快上手。尤其现代中国文学又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比较不重视经典隐喻，而重内在感情与外在实境的描摹。这对于不曾受过传统汉学教育的这一代台湾作家而言，却也是一个有利之处。
因此，20世纪50年代光复之后，一批受过日本教育的老一辈作家就有文学作品出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一代的台湾文学创作者更如雨后春笋，纷纷冒芽茁壮，甚至长成大树。新一代的台湾文学创作者或许在发音上还是讲不好标准国语，但写出精彩的中文作品毫无问题，这个时代产生了陈映真、黄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祯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甚至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流派，引发风潮。当年初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发现他们就正写着当下在地的事物，而那个用来传达当下在地情境的语言，除了一些地方口语外，竟就是从小学习的国语。这些乡土文学不仅是战后台湾新生代学习国语的第一次文学高峰，也反过来对现代白话中文做出贡献。
▍国语作为“五四”传承的语言
在度过严厉肃杀的20世纪50年代后，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出现了出版的繁荣景象，这构成了国语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台湾人文学与论述的语言的重要背景与条件。当时不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本土创作与外文编译的新书，更有很多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务、世界、中华等，将大陆民国时期的旧书大批翻印出版。其中例如商务的“人人文库”，涵盖了大陆时期二三十年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些以成熟的现代白话中文，也就是台湾所用的国语写作的文献，构成了台湾战后新生代整代人的思想资源。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称之为台湾的“文艺复兴”。
大陆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除了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鲁迅、茅盾的被禁外，其余的都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翻版流通。而那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不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西欧的小说都大为风行。基本上除了左翼文学之外，大陆民国时期的整个外国文学翻译都在台湾再版了。其中很多小说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以颇为素朴的印刷包装出版，价格不贵。这些文学与思想出版物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再次流通，不仅让台湾知识青年大开眼界，还是对中国近现代史非常重要的补充教材。那段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面向，如今我们可以用“五四”一词来概括。台湾知识青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方面学习国语这套论述与文学语言，另一方面同时对“五四”进行补课，这是我们父亲那一辈人所不曾经历过的。可以说，我们所掌握到的国语不仅是一套论述与文学的语言，还是一套“‘五四’的语言”。
对“五四”时期的补课，不只限于阅读新旧书籍，甚至还以思想论战的方式实际发生了一次，即李敖以《文星》杂志为基地所点燃的“中西文化论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一批爱好文艺的南一中学生在1968年曾组织了一个小读书会，会上读到的书，正是那一二十年来台湾的创作或大陆的翻版，可说是民国从大陆到台湾一脉相承的作品。而这个相承所使用的语言，当然就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又经过四五十年锤炼的现代白话中文，来到台湾称之为国语。虽然闽南语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语言，但当我们在进行讨论时，就都用国语来表达了，国语这时真正成了我们思考的语言了。我们平常用闽南语招呼寒暄、谈天说地，但会很正经地用国语来讨论严肃话题。大家就是在这么一种氛围中熟悉并掌握了这套语言的，并且至今也还没能说出另外一套来。我们就这样学到了雷震的民主宪政、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李敖的个性解放、柏杨的愤世嫉俗、张爱玲的哀矜勿喜、陈映真等人的社会意识，以及他们背后的鲁迅、张君劢、胡适等整个“五四”世代的丰富思想资源。而统合这一切的，则是现代化下的中国民族主义。
我们这一代人对国语的学习，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复兴的氛围中完成的。在那时，不管是忠党爱国还是心怀不轨，大家同是中国现代化运动来到台湾的一支传承。战后出生的我们这整个世代，基本上都是在学国语的过程中，吸吮中国现代化的奶水长大的。而这些奶水提供的养分，如今还是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资源。不管后来政治立场如何，20世纪60年代的我们都认定国语就是自己的语言。这与上一辈使用日语的心境有很大不同。我们中间一些人，后来走向了与中国民族主义对立的“台湾独立运动”，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成长过程中，大家都是用这套处处散发着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气息的国语，以毋庸置疑的中国人身份一起交流和论辩。因此，这一代的“台独”运动者一样继承了同一国族语言的框架，饱受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启蒙。
▍国语成为台湾人的论述语言
国语使我们这代台湾人恢复了论述的能力。回溯光复后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恢复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虽然有像《自由中国》这样的刊物紧扣着台湾的政经情势，但基本上还是由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在主导。但到了60年代初，就已经有不少本省籍知识青年能够纯熟地运用国语来书写与论辩了。当李敖以《文星》杂志引燃“中西文化论战”时，诸多参与论战的殷海光的弟子都是本省籍的，像何秀煌、许登源、洪成完等人。他们虽还年轻，分量不重，但都能洋洋洒洒、下笔成章，运用中文的逻辑思辨能力，比起大陆渡台的知名学者如胡秋原、徐复观等毫不逊色。
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中表现突出的本省知识青年只是凤毛麟角，到了70年代，我们在论述上就普遍地了无障碍了。“保钓运动”之后的1972年底，在台大校园的学生报刊上发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论战”。引起这场论战的台大哲学系老师王晓波曾说，这是光复后台湾第一场“统独论战”。当然论辩所涵盖的其实不只是“统独”，还有“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民族主义vs.美式民主”“现代vs.乡土”等左右观点的问题。我们“保钓派”的对手是亲“台独”的、自由派的、国民党学生的集结，但不论立场如何，参与论战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台湾子弟。也就是说，到了70年代，台湾重要的思想议题已经是战后本省青年以国语积极参与论辩的领域了。光复之后，这个新的“现代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就重建起来。
1975年《台湾政论》出刊，接着出来《夏潮》《美丽岛》等异议性刊物，上世纪70年代末又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在这些影响台湾后来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思想论述中，统/独、左/右、性别、现代/本土等议题的思辨架构，都以国语来承载、发展并限制。到了我们这代人开始当起父母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年轻的世代而言，国语就基本不再是到学校另外学习的“外来语言”，而成了所有台湾人自己的语言，甚至是最主要的语言。于是当我们在餐桌上面对晚辈以新的“周鸿庆事件”来挑战时，就不会再有失语的情况，而是可以流利地使用同一种论述语言——国语来交流。
▍小结
总的来说，在母语的论述功能在日据时代被摧残、光复后也没能恢复传承的情况下，父执辈是无法传述给我们一套文学与论述语言的。因此，“二战”后出生的我们这代本省人，别无选择地必须尽快学好国语，以便能顺利地进行文学创作，与人论辩，并拓展出一片思想的世界。不仅如此，我们这代人还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出版繁荣与思想争论，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一次密集而精炼的历史性补课。以致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议题——国族与现代化——如今仍阴魂不散地在海峡两边持续发酵，两岸的学者们继续用这同一套语言来论辩诘难。
最后来讲两个吊诡：首先是，台湾人母语能力的退化竟给了国语发展的机会，让台湾成为全中国方言地区推行国语最成功的地区。再则，相较于香港“占中”现场粤语的一枝独秀，在台湾所谓“天然独”的“太阳花运动”中，与大陆相通的国语则是现场主要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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