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深入发展，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图景。举个例子，自从去年关于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中”的报道引发热议后，平台经济作为资本的新形态越来越被大众所警惕。
当然，第三方平台作为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网络空间，很早以前就已经是电商运营的主要模式，但是这主要是由于中小商家本身分散的特点。而传统的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必须要在特定工作场所的纪律约束下才能进行。外卖骑手问题的突显，说明当前平台资本的力量已经深刻影响到生产劳动领域。
围绕着平台产生了各种讨论（比如废除平台，或者将其纳入国家监管甚至国有化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外卖平台的存在也意味着一支庞大的“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存在。当然这个不稳定群体的形成一部分是由于疫情影响：工厂停工导致不少工人被迫成为外卖骑手等实行弹性生产的零工。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想回到过去，有媒体采访发现，传统制造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而越来越多的工人正在逃离工厂，投身于不稳定的平台经济。
这是因为一方面有机会挣到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时间安排上拥有“自由”的权利，对于自由接单的骑手平台并无强制要求，钱赚够了就可以停工休息，这当然是在工时很容易超过八小时、工作单调且纪律严格的工厂里难以想象的。
自然，我们可以说停手停口的外卖骑手逃离工厂纪律只是一种平台资本制造的“伪主体性”，他们在平台经济中依然摆脱不了被压榨和剥削的命运。但如果我们要去看客观趋势，一个劳动力更不稳定同时更自由（或者说具有弹性）、资本主要通过平台租金获利的前景似乎正在浮现。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似乎前互联网时代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不仅仅是外卖骑手的事情。一个大转变正在发生，我们要面对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比如传统的阶级叙事正在面临更加多元和个体化诉求的挑战，比如金融正在借助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全面扩张，比如在网红经济和流量明星的出现正在简单粗暴地重塑文化工业的形态……但是我们又能够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一边是资本无序扩张，另外一边是相对贫困、生活压力的上升，金融风险的存在也在提示我们危机的可能性。
实其实早在1999年，著名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在狱中的奈格里就和他的学生哈特在《帝国》一书中试图对这个大转变进行回应：资本通过全球化和生命权力来进行控制，而游牧和流动的诸众在非物质劳动主导的新生产方式中将积累起反抗的力量与欲望。关于弹性生产和资本的“地租性质”（就像平台经济一样对公共品收取租金），关于互联网技术引发的生产方式变动，哈特和奈格里都有相当篇幅的讨论。时至今日，互联网经济和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不减反增，哈特和奈格里可以说是预言成真、未卜先知（其实只是立足趋势的判断），今天我们通过哈特和奈格里的视角聊聊资本主义转型的趋势。
遇冷的哈特和奈格里
但是，多数读者会问，哈特和奈格里到底是谁？这种疑问是有道理的。近几年左翼思潮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广泛关注总是有所侧重的：最为直观地以娱乐性为主的B站为例，“齐泽克”的相关搜索数据有六百多条（包括各种恶搞生草视频），“巴迪欧”的相关搜索数据有一百多条，阿尔都塞的相关视频有51个。与此相比，哈特和奈格里明显遇冷，只有一个视频出现了他俩（还是一个托福听力材料）。在知识资讯为主的知乎上，齐泽克火爆而奈格里遇冷的现象也同样存在。
就出版而言，据笔者查找哈特和奈格里著作的简中译本只有六部：《野蛮的反常》、《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艺术与诸众》、《帝国》、《超越帝国》和《大同世界》，而且译本质量多半差强人意，考虑到哈特和奈格里其实著作颇丰，这难以支撑起中文思想界对他们进行全面研究。而热门的激进思想家译作要么早就保持跟进（比如齐泽克和阿甘本），要么近年来成为出版热点（比如阿尔都塞和朗西埃）。
实际上在对公共议题的左翼讨论中，来自传统资源和“明星思想家”的术语范畴显然更为常见：从经典的“剩余价值”、“阶级意识”到更晚近的“规训”、“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等等，而哈特和奈格里的一些核心范畴比如“诸众”、”“帝国”、“非物质劳动”却显得更加冷门小众。
笔者看来，哈特和奈格里的遇冷，一方面在于语境与立场的差别，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阶级斗争（指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运动）、种族斗争和性别斗争是平行的，而不是由其中某一项作为决定性要素。因此他们反对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而主张自治民主的革命，在很多场合他们支持多元主义议题（虽然对身份政治也进行了批判），这与国内的现实语境有所隔阂，而赞成列宁主义的齐泽克和阿尔都塞在国内更容易获得理解语境和信众。
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来源庞杂（比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斯宾诺莎、阿伦特等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相去甚远。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提法是重解乃至排斥的，特别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被他们完全拒斥，代之以新兴生产力的代表“诸众”，这使得他们的理论遭到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反对。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阅读哈特和奈格里著作时需要分析和取舍的地方。
但是阅读哈特和奈格里依然有其重要价值，这不仅由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转型的独特观察。当前世界疫情形势依旧严峻，超越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呼声也越发强烈，而早在写作《帝国》之时，哈特和奈格里就立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趋势，试图提出一整套社会解放方案。在该书最后一章，两位作者提出“诸众”的三项诉求：空间上开放全球公民权、时间上设置社会报酬权利（即在工作之外也能得到报酬）和对非物质劳动的生产方式进行重新占有，并要求诸众建立自己的“反帝国”来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对抗。
而在08危机背景下写作的《大同世界》，他们既给出一套“减震加固”的资本主义改良计划，也呼唤更加激进的诸众革命去超越财产共和国、现代性和资本。无论我们是否认为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充满乌托邦幻想，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探索（实际上很多都是来自新世纪抗争运动的经验与口号）是很有启发性的。
超越马克思？
在“帝国四部曲”（分别是Empire,Multitude, Commonwealth, Assembly）的第二部《诸众》中，哈特和奈格里声称自己在方法论上是“步马克思的后尘”，而且“为了跟随马克思的脚步，必须真正地超越马克思，并在他的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装置以适应我们当下特有的形势。”而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方法，当然就是“内在论”的方法。
从哲学上来说，内在论源自斯宾诺莎那个无所不包的上帝实体，这意味着必须从自因而非外因的角度寻找存在和运动的依据。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我们都知道“内因决定外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内在论思想。我们可以比较马克思与哈特和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看出他们方法的一致性。
马克思的经典论证我们再熟悉不过：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呼唤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产生矛盾，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得大量的供给无法通达需求，从而巨大生产力无法实现出来，只能通过经济危机来加以消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是自我毁灭的，推翻资本主义的根据是内在于其运动规律之中的。
而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劳动形态是“非物质劳动”或者“生命政治生产”，“非物质劳动”概念侧重于这种劳动的具体形式，依靠和生产非物质性的产品（比如知识、情感、符号、图像等等，这些可以共享的，所以也被称作共同品the common，平台就是一种共同品），在他们这看来主要有三类：信息技术之上的通讯交往劳动、生产象征符号和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以及生产情感表达的劳动。
“生命政治生产”概念侧重于这种劳动不断再生产自我的特性——产品不仅仅是下一步生产的生产资料，而且也通过消费来丰富生产者的主体性，就像一场群众运动所生产的象征符号（比如口号、旗帜乃至领袖）会引导这场运动继续深入下去，这是一个“人生产人”的过程。我们分析诸众及其劳动时候，一定要立足于社会整体的角度，因为诸众的生产不再只是工厂之中，而是体现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之中。
那么他们如何在这种新环境下分析资本主义呢？在他们看来，资本并不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一样提供生产资料和组织协作，因为诸众进行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共同品，像知识、符号、图像或者情感交流之类的东西几乎不会一开始就被私人占有，同时诸众之间的协作也围绕这些共同品自行展开，协作的过程被两位作者描述为具备个性的诸众在共同品基础上“偶然相遇”，显然这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那种规训式的协作方式相去甚远。因此资本只能通过控制协作和剥夺共同品的方式（就像以前的地主收取地租一样）来获得剩余价值。
关于“非物质劳动”的例子，不光包括各种在限定的工作场所和时间内创作的文化艺术作品，也包括当今各种博主，UP主，乃至每一个普通网民这些诸众的活动，它们被平台用来无偿创造流量价值。
关于“生命政治生产”，哈特和奈格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看法：现代金融资本不仅仅是虚拟的，而且是将城市诸众生产出来的共同品占为己有，而这些共同品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作“外部性”。比如说房地产资本往往利用所谓的区位抬高价格，而区位绝非资本创造的，而是城市诸众共同创造的结果，就这样，房地产商把诸众的劳动成果剥夺了，并将其腐化。当然，我们开头讨论的外卖平台经济，也是资本对共同品的经营与腐蚀。
如此下来，诸众的非物质生产必然会遭到资本的阻碍而困难重重：不仅协作变得不自由自主，而且生产出来的共同品不能促进诸众主体性的丰富（甚至会阻碍）。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版本的资本主义矛盾的重演，而这必然产生某种管控危机：诸众生产的生命力和资本的控制不断发生冲突。
我们还是以房地产为例：诸众的共同劳动使得城市环境适宜居住和工作，但是这种宜居被剥夺、被包装为商品高价出售，最终使得很多年轻人难以找到安家之处，于是诸众生产随着年轻人的逃离而转移，房地产商所占据的区位也随之贬值。很大程度上，当今资本主义在投资和生产不断扩张的同时，也是这样一个自我紧缩和自我毁灭的过程。
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关于解放斗争的前途有不同的理解，不如说他们把内在论更推进了一步：马克思那里的无产阶级需要通过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教育才能具备阶级意识，从而“成为”革命主体，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对“无产者”阶段的超越。但是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革命同样需要内在论的理解：诸众生产本身的力量（不仅仅是其生产力，而且是其生产主体性和协作能力）和欲望（促进自身生产能力、展现生命力、向往解放的趋向）本身就是革命的基础，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实际上可以贯通。诸众的生产、组织和反抗，以及对新社会的构想是原则一致的，其根源都在于诸众自身的内在力量。
这当然是哈特和奈格里被批评得很多的地方，暂且不论其是否成立，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启示我们从事物内在因素来把握其根本动力，而拒斥把动力看作外在推力的超越论。
哈特和奈格里在互联网时代
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在21世纪初曾引发西方学界热议，齐泽克甚至将《帝国》称作“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可见其理论创新力度之深。当我们再去阅读关于“生命政治生产”或者“诸众”相关的论述时，很可能会惊异地发现，这很切合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正如开头所说，两位作者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回应一系列发生在新世纪的“大转变”了。
但是我们不应把两位作者看成那些售卖畅销书的预言家，将诸众和生命政治生产的理论范式简单套在当代现实并非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更何况哈特和奈格里的很多想法本身存在缺漏（比如对拉美解放运动和诸众革命的乐观估计，对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兴起的估计不足），如果要取其精华，那么哈特和奈格里给我们的启示应该集中在他们的思想方法上。
比如再说回外卖平台的问题，困在系统中的骑手本身或许难以达到非物质劳动的高度，也不能简单诉诸一场诸众运动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能够在外卖平台和相对自由选择的骑手之间关系中发现一种内在力量和欲望，前者体现在外卖骑手的劳动越来越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外卖骑手已经是城市诸众生产的一部分了，后者则表现为骑手们逃离工厂、追求对自己时间的自由安排。这可能是我们发现新思路的起点。
笔者看来，正如辩证唯物主义诞生于19世纪科学进步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年代，哈特和奈格里这种重视内在论、拒斥超越论的思路恰恰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随着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将人与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产逐渐从特定场所转向被联系起来的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巨大的内在力量被发现。内在性得以成立在于共同品和特异性的膨胀，这都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哈特和奈格里既给了我们指出资本主义新的转变，也给出了面对这一转变的新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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