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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阿明预言的资本主义内爆

2021-07-27 15:41:3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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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裔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e Amin)预言的资本主义内爆主要体现在政治、社会与生态三个方面,资本主义将因此而崩溃,第三世界新生力量(特别是中国)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对本国发展方向的自主把握就尤为重要。

  阿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全球性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垄断资产阶级籍此剥削水涨船高的剩余价值而不断自肥。“金融投资”(抑或投资于金融投机)以令人晕眩的速率膨胀而越来越与实体生产投资主导的GDP增长脱节,进而是GDP导向也会青睐虚拟增长。传统意义的主权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手段(如汇率、利息)因为膨胀的垄断金融资本的肆虐而失去效用,导致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实际上被垄断资本操纵,而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与欧洲的种种乱象都在制造或加剧各种不均衡。其目的绝不是为了让多数劳工获益,而是为了让少数寡头牟取暴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统治阶层被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吸引而主动与其利益捆绑,但又不可能与分散的民族主义脱钩。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终将危及西方国家的政治正当性与政治稳定性,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寡头垄断而实体经济不断萎缩乃至空心化将危及就业。金融垄断资本顶层实力极度发展而中低层不断萎缩,导致本国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进一步下降而赤贫现象越来越普遍。实体经济与金融投机的利益息息相关,基于对利益的追逐而被吸纳到全球体系的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以扩大物质生产,导致超出物质生产能力与商品实际需求的超负荷生产普遍化。

  阿明认为,现在的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进程的又一个新阶段,意即帝国主义新阶段。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力量)的过分膨胀导致政治力量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受到掣肘而日渐萎缩,又会激化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新的内部核心矛盾,而现有结构之内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失去了主导与协调这种核心矛盾的能力。这种体系的内部矛盾主要是由美欧日三巨头的经济金融化催生的内部矛盾激化的危机,以及三巨头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的集体性覆灭。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离不开各种形式的债务“燃料”,尤其是西方列强的主权债务。霸权国政府声称要“减债”,但实际上是在对其“资本驱动”的秘密粉饰太平。金融化垄断集团的既定策略是通过债务增长吸纳垄断的剩余利润,所以只会追逐债务而不是减债。所谓的为了“减债”而强加的紧缩措施其实反而是要增加债务。这种现象正在不断深化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直至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都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而最终导致其内爆公开化。

  阿明认为,资本主义内爆首先会叠加到生态环境领域,因为金融资本垄断下的生产环节不再是被真正的市场机制掌控,而是超越了地球生态承受能力的过度压榨与过度破坏。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选举制度,但现实状况是这种选举机制越来越不允许人民谋求实质性改变的任何尝试。所谓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市场”恰恰说明经济金融化下的垄断金融资本正在决定一切事务的运行,此类新自由主义论调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的民主性反噬,民主政治的能力的空洞化反而有可能推高川普式新法西斯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是阿明等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中影响最大的一类概念,其基本观点是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本主义超越美欧日三巨头的起源与范围而蔓延为一种“全球化”现象。这种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所以全球资本主义亦可称为“全球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世界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左翼学者与右翼学者在肯定这种全球化的到来以及这种全球化催生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又迅速分道扬键了。右翼学者从根本上对全球资本主义持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左翼学者则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阿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公正的,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与压迫之上的。现在的世界体系已分裂为中心与外围两大部分,中心地区就是少数发达国家,外围地区则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日益依附于中心国家,发达国家的发达只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之上,而发展中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恰恰是靠这种不均衡一夜暴富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等数据显示,358名“全球亿万富翁”的总财富相当于23亿最穷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5%)的总收入。“实际上,只有22%的全球财富属于占世界人口大约80%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然而,这绝不是这种两极分化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当前指定给穷人的全球收入份额还要更小:1991年,85%的世界人口只获得了15%的收入。难怪30年前由20%最穷国家所占的区区2.3%的全球财富到了现在又进一步下滑,降至回1.4%。”这种新的两极分化其实是一种“一种新的拦路抢劫”。

  第二,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消除或减轻两极分化,反而会衍生新的两极分化,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加剧原有的两极分化。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不公正,导致权力、财富、自由由于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全球性分配结构的不公正,这种新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为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其次才是阶层隔阂。

  第三,这种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的两极分化首先会加速发达国家的内乱。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突出,但绝对的贫困化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世界经济10%到15%的上层人口与其余人口之间在剩余额消费上的“差距”加速扩大,“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人民中也许有多达 85%的人,其生活水准明显不会高于5O0年到1000年前的世界劳动人口。人们确实可以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恶化了。”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化”催生的各种“占领xxx运动”绝非偶然。

  第四,全球资本主义造就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全球工人阶级。与传统的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西斯,全球资本家阶级与全球工人阶级也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通过新的国际分工与分配体制剥削压迫后者,这种新的资本集团对劳动人民的剥夺分别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上展开。全球资本家阶级对其他穷国人民的剥夺越来越默契,以至于“最富有的国家的消费额是最穷困国家消费额的400倍,瑞士居民一天的消费比莫桑比克居民一年的消费还要多。”然而,这还只是保守的平均值。富国大工业企业的经理一天的收入高于穷国百姓一生的收入,企业主的收入更高。一个南非矿产主的年收入为 20亿美元,相当于500万乍得居民年总收入的三倍。全球资本家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夺越来越公开化,这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已在美国造就“铁锈地带”失望的“红脖子”及其支持的新保守主义政客。 工人阶级的相对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较之以前反而是相对下降了,因为资本集团越来越善于在全球范围物色最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越来越不如从前,尤其是中国的“996福报”。全球资本主义“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守纪律、有生产能力、不施加压力、不提要求、对消费社会使他们在文化上日益贫困的状况心安理得的人民”,进而“企图消除主人公,不想再见到主人公,想以某些能自动调节的规律取代主人公,希望出现主人公的必要性愈来愈少。”此类话语权也是政治风向标。

  第五,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为超级霸权与跨国公司干预国际事务或别国内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直至取代国内市场而升级为全球性经济活动的中心。“如果试着按照经济组织与种种经济过程对全球化的重要性程度给它们排队,那么跨国公司将会处在首位,然后是生产技术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资本的流动性、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性与贸易壁垒的消除。”当然,跨国公司的首要目标依然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某级政府的政策乃至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利于其取得最大利润或损害其利益时就会干预其内政,比如美国的“长臂管辖权”。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控制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操纵着国际经济与国家政治的主要规则,其他国家的政策或制度不符合其利益时就会在要求遵守国际规则的名义下干预他国内政。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到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八国集团)的百强企业,国内政治经济权力则日益集中到渗透于立法机构的跨国公司及其利益集团或政治代言人。

  第六,全球资本主义直接导致后殖民主义模式而标志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束,即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与反殖民统治的结束。近现代从殖民国或宗主国那里争得民族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政权的继承者纷纷在经济上情愿或不情愿地重新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重新依附,其政治与文化上呈现的既独立又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后殖民状态”越来越剪不断理还乱。这种“后殖民性”也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学术界的普遍状况:“指出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是后发展主义的‘原因’,或者后殖民主义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本身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组成要素。”后殖民状态的新形式在非洲、阿拉伯国家、东亚与拉丁美洲四大地区大同小异,但正是全球资本主义把这些地区纳入“后殖民的世界”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呈现了既有本国传统又有殖民痕迹的“杂合”状态(hybridity and hybridization),进而形成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反经济危机互补机制。

  阿明眼里的当今世界可分为三个部分:以美国、欧洲与日本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体系、南方国家与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显然,中国不难对号入座。

  新帝国主义的内爆已在新帝国主义体系公开化,尤其是英国脱欧。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的经济困境与美国的国债危机等都在亟待政府的有效治理,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已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融合而别无他法摆脱这种体系化束缚,指望通过根本性的改革解决其核心矛盾则如与虎谋皮。这种内爆终将导致欧元体系的崩溃与欧盟的接替,无论在政治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都会衍生各种危机与冲突。新保守主义死灰复燃的美国也无力建立积极一致的跨大西洋机制解决此类危机与冲突,川普宣布将在2024年美国大选之际卷土重来颇具象征意义。

  南方国家的困境与对抗将越来越普遍化,其源头则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挣扎在温饱线上。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全球化垄断资本体系的实质是全球化(帝国主义)与金融化(为自我再生产所需)的结合,主动或被动卷入这一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国内事务都不得不完全接受所谓的全球化规则,而资本能完全自由流动的国际垄断资本力量可不受约束地实现全球化金融投机。发展中国家失去经济主权也就不可能保障其民众的生存权,“中等收入陷阱”终将指向赤贫化大军。针对这种状况,拉丁美洲与非洲的个别国家已在公开反对全球化而希望赢得完整的经济主权,这种反对力量将会不断壮大而终将诱发新兴经济体的反对行动。

  新中国曾试图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国家,但“先富带动后富”的迂回路线正在折向“先富剥削后富”。截止目前,中国的土地还没有被完全私有化而属于国家或农村集体所有,从而有足够的能力避免多数农民流离失所。过快的城镇化则会催生大量没有土地、工作、住房乃至希望的人口,直至威胁政治稳定。中国融入全球化的体系后金融体系相对独立,而保有金融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缓冲全球化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保险杠。人民币汇率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于美元霸权而言不是障碍就是附庸,这种两可终将迫使中国政府对美国掮客摊牌。

  阿明认为,中国有必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与经济特性,在与西方国家竞争的同时更要保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密合作与共同发展,与南方国家的人民形成共同阵线才有底气地美国的贸易战说不。中国有必要发展全球性政治、社会与生态环境所能支撑的未来发展模式,这也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

  2018年5月5日,阿明在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对林毅夫直言,“不要幼稚,就算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也不会放过中国的!”俄罗斯殷鉴不远,中国只要不加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就能避免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震荡。中国不能放弃“土地不是一种商品”的原则,至少不能让土地私有化无孔不入。放弃对金融与土地的主导权,中国就不可能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崛起为一个大国。西方列强对朝鲜、阿富汗的持续攻击与它们是中国的邻国有关,分裂西藏与新疆是“集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远地缘战略,尤其是美国要拆除中国足以崛起为一个大国的所有潜力,版图更大的俄罗斯就是一个突出的先例。

  阿明认为,“毛主义”为中国提供了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的理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左派与此相关的创新计划可分为三个大题目:

  第一,社会化垄断产业产权。另类替代方案的效力在于质疑垄断资本的私有产权原则,调控金融操作回归市场透明度才有可能使市场参与者的期待更有理性,界定达成这种共识的细项条件却不提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则无疑于蒙蔽天真的公众,迫使垄断集团“管理”自我改革却无视其绕过此类改革目标的各种伎俩。另类替代社会计划要扭转垄断集团的策略导致的社会失序,确保稳定雇用与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改进而工资亦有合理相应的增长,不取回垄断集团的权力则不可能达到这种目标。西方经济学的各种“预期”则把民主从经济决策的管理环节驱逐出去,这方面的创新要从教育领域找到突破口,比如对经济学家的教育与对管理工作者的教育。垄断产业体制要根据民主原则管理,神圣化私有产权则是开倒车。“公共品”(commons)是从新自由主义者那里移植的概念,因为常常与有关社会冲突的含义的辩论割裂而容易忽略阶级矛盾普遍化的现实,但借用此类概念限制“公共品”垄断是必要的。废除垄断产业的私有产权要靠国有化,法律行动是无可避免的第一步。进而是计划以社会化国有化后的垄断产业的管理,然后才有可能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推动民主抗争。资本主义农民像小农殊途同归:一边是上游的垄断集团提供农需品与信贷,另一边是下游垄断集团迫使农民要依赖其加工、运输与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两种农民都没有真正自主的“决策权”,剩余价值被垄断集团榨干后沦为“分包人”。发展中国家应以公共机构取代垄断,在法律的框架内确立管治方式。从农民(主要利益攸关者)、生产链上游的单位(农需品生产者、银行)与下游单位(食品产业、分销链)、消费者、本地公共部门(涉及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如学校、医院、城市规划与住房、运输到公民,各部门代表要根据与其社会化管理相配合的规定程序自我推举出来。例如农需品生产部门的单位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包括单位直接雇用的工人与有关分包商雇用的员工。管理结构的设计应结合管理人员与各层次的员工,例如开发独立技术的科研中心,若有必要还可包括国有化过程中衍生的资本提供者(“小股东”)。创新工作方式以在经济管理上实践真正的民主而便于涉及利益的各方公开协商,这种方式要把社会民主化与社会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民主与社会环境割裂开来。现实的民主被化约为政治的形式化管理,而社会环境则被遗弃给“市场”,但市场本身被垄断资本生产的东西主宰了,惟有经济管理民主化能确保真正的市场透明度,而透明的市场要由社会化管理的制度形式所控。这在农民只占工人总数的3%~7%的发达国家已属于边缘问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属于核心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保证所有的农民均可获得耕地使用权(尽可能规避不公平条件)是保护小农经济的底线,还要不视其为“落后农业”或贬义化“传统”、“农民工”。小农经济的进步的确要靠不同程度的“现代化”(这个概念的误导性在于能让改开派鼓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提高小农劳动的生产率要靠更有效率的农需品投入、信贷与生产供应链。推动在方式与精神上皆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要筛选具体的制度化的例子,比如垄断部门(工业、运输、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国有化/社会化应被赋予相同的精神构想,在董事会的构成方面要考虑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功能,其成员应包括企业的工人与分包人、上游产业代表、银行、研究机构、消费者乃至市民代表。工人面临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垄断产业国有化/社会化才能正确回应其根本诉求。垄断集团主宰的积累才有可能自我再生产惟有“市场管理”领域不断扩张,所以不惜推动过度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剥夺市民)与自然资源使用权私有化(剥夺人民)。垄断集团从“独立”经济单位榨取剩余价值,甚至连一般资本家也会被金融寡头剥夺!垄断集团靠剥夺人民累积资本而在经济管理方式上变本加厉榨取剩余价值,对其反制只能靠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

  第二,去金融化。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产业意味着要废除“股东价值”,其实质是资本累积策略为了垄断特权而强加于社会的概念。实行垄断产业国有化/社会化还要推翻经济管理的金融化,我们不必回到凯恩斯在大萧条年代提出的“食租者的安乐死”,通过金融回报鼓励储蓄的条件是其来源(工人的家庭储蓄、商业与社区的储备)及其赚取条件的清楚界定。西方经济学有关宏观储蓄的话语掩盖了垄断集团排他性占据资本市场的组织方式,所谓的“市场所推动的回报”其实是无论保证垄断特权的扩张。当然,国有化/社会化垄断也适用于银行,但社会银行切入经济的方式(“信贷政策”)自有其特殊性,其董事会成员要有适当的设计。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只是由国家取代由私人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原则上可实施国家制定的银行信贷政策,但仅限于此还远远不够,社会化要让利益攸关的社会伙伴直接参与银行管理。银行职员“自我管理”当然不恰当,银行员工的工作条件要由员工参与决策,但除此之外都不能仅仅由银行员工参与,因为信贷政策并不能只让他们决定。董事会要决定涉及利益冲突的问题(提供信贷的银行与接受信贷的企业双方)则设计董事会的组成方式时也要考虑企业的情况及其现实需要。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对银行业的监管架构在中国近四十年改开期间逐步被废除,银行体系因此而过度集中化。以专门化的方式重组银行业才有可能规避金融危机,银行业应根据信贷接受者的需求及其经济功能(提供短期流动性与为中短期投资提供融资)重组。例如,创新“农业银行”(或由多所农业银行组成协调集体),其顾客不仅限于农民或小农,还要包括上述的农业产业链“下游”。银行董事会要包括银行家(由董事会招募的银行职员)与其他客户(农民或小农及其他上下游单位),其他组成方式的银行系统要各自配合不同的产业部门,其董事局包括产业客户与确保该产业的生态影响受监控的技术与服务研究中心以尽量降低风险,尽管没有任何人类行为是完全没有风险的,透明公开的民主辩论的监察功能也不可或缺。经济管理的去金融化要靠两方面的立法:主权国家禁止境内的投机基金(对冲基金)活动与涉及退休基金(经济体系金融化的主要操作者)。设计此类基金就是要把资本投机风险转嫁给员工,而承担风险恰恰是合理化资本回报的理论依据,此类可耻的制度安排甚至违背了替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论据,但对于垄断集团主宰的累积策略而言又是一种“创新”工具。为了分配性退休系统的利益,废除退休基金是必需的,估定应偿付金额的数额与期限乃至退休金额与支付报酬的关系,退休系统的本质绕不开民主辩论。在尊重社会权利的民主体系里, 退休系统应为所有的工作者共享,但为了不压制个别已设立的补充性退休基金也可容许此类基金继续存在。所有去金融化措施都会指向一个没有华尔街的金融世界,跨国经济仍然主要由“市场”控制,但这种市场将能第一次真正的透明公开,由正直的社会伙伴经民主协商调控(这种人将第一次不再是对手而激化资本主义内爆)。务须被废除的是金融“市场”(其性质是不透明且只服务于垄断资本)。关闭股票市场的前题是财产权(包括私有的与社会形式的)以不同的方式而存在,为此而务须重建股票市场。去金融化决不意味着废除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宏观信贷管理),宏观政策将由此得以从寻租垄断的策略中解放出来而重拾其效能。国有中央银行将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同时附属于国家与市场,靠社会伙伴之间的民主商讨调控。这样的中央银行将恢复其传统力量,使宏观信贷政策的规划行之有效并服务于社会化的经济管理。

  第三,去依附。“去依附”不等于“去全球化”,与世隔绝自及自足是不现实的。面对内外势力的围堵,为了回应自主发展无可避免的需求而采取策略性的去依附政策重建全球化是必要的,基于协商而不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垄断的排他性利益至少能缓解国际不平等关系的膨胀压力。去依附的必要性也来自上述两大措施不可能在全球层次甚或区域层次(例如欧洲)真正实施的内部压力, 只在具备发达的激进基层社会政治抗争的国家的背景下推行是不可持续的。坚定推动经济管理的社会化进程,其对立面包括两次大战前后的帝国主义形式打造的工业化帝国主义核心与政策被宰制、工业被压抑的边缘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通过去依附政策选择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足以激活边缘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此类去依附运动伴随间或激进的社会改革足以加速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的国家崛起,中国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当代世界的美欧日三巨头帝国主义被迫退让并自我“调节”以适应新时代环境,基于其“传统优势”保住其排他性特权涉及五个领域,即技术、挪用地球资源、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整合、通信及信息系统与大毁灭性武器。由此,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列强去依附也要挑战这五大特权。新兴经济体正在这五个方面对发达国家去依附,尤其是融入全球化“自由”体系后以“资本主义”的方式通过发展工业加速崛起。这方面的成功也许会让发展中国家以为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能升级为为新的“平等资本主义伙伴”,尝试把此类国家的突出代表纳入G20集团助长了这种幻象。但帝国主义的持续内爆(所谓的“逆全球化”)打破了这个幻象,三巨头帝国主义强权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已被贸易战激化。新兴经济体若想继续向前走则惟有通过民族计划与南南合作实现更自主的发展模式,把去依附所需的措施与本国人民渴求推进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积极而连贯清晰地朝这个目标迈进。社会民主化与接着实现的社会进步以及反帝国主义立场,不仅是新兴经济体,被“遗弃”或“注销”的南方国家而言也将被迫朝这个方向迈进。此类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受制于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而一度被再殖民化,现在的“占领xxx”运动已在多数拉美国家取得个别战果,但在阿拉伯国家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此类社会的激进左派要有更大的勇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新的挑战,进而支持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斗争并持续深化下去。发展中国家的去依附政策势必铺下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系统解体之路,受全球货化币系统或金融体系影响的地区尤其明显,而这是美元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但试图以另一个“更平衡、更有利于边缘地区发展的世界级货币金融系统”取代现行金融系统只是妄想,试图由上而下寻求国际共识推行金融改革更是一厢情愿。资本主义系统的内爆以及重建国际另类替代体系(在国家、大陆或区域的层面),在拉美国家已有端倪,其左翼政权的蔓延无须过分忧虑帝国主义的反应。去依附政策及其互相关联的问题群组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一样有意义,欧盟也是附属于垄断集团主宰的全球化的一个子集。欧洲一体化刚起步就被用来剥夺其人民实践民主的能力,欧盟作为垄断集团的保护领地则终将难逃内爆。随着欧元区的内爆及其屈从于垄断集团的意志,鼓吹废除民主体制的右翼政党执政将在欧洲泛滥成灾。现在的民主选举已在西方国家沦为闹剧并走向极端,选民只关心“市场”(其实是垄断集团)与“评级机构”(另一种垄断集团)对川普式新保守主义的反应,至于人民有什么反应则无所谓。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大胆创新以外别无他途:不再听命于欧盟宪法与想象出来的欧元中央银行,解构欧盟体制与欧元区乃大势所趋,而重建属于欧洲人民的欧洲共同体将是其先决条件与全世界的样板。

  帝国主义三巨头社会的激进左派有必要投身于建设另类替代的反垄断社会联盟,边缘地区的激进左派则要投身建设另类替代的反买办社会联盟。建立此类社会联盟要循序渐进,但如果激进左派决心投身于推动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这个进程就有可能加速缩短。资本主义惟一的合法性是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而后者注定要是文明社会的更高级阶段。资本主义的陈腐系统不可能无限自我改良,延续资本主义只会导向越来越野蛮的丛林状态,发展中国家再无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可供尝试了。跨地区的文明冲突会衍生各种不确定性,不是激进左派通过大胆创新成功推动革命的进步就是反革命的回光返照,这两种对资本主义内爆挑战的回应都要不可能达致任何有效的折中妥协。所有非激进左派的策略实际上都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系统内爆的事态而走一步看一步的见风使舵,“改变生活而不用触及垄断权力”的投机心态是非常有害的。非激进左派无法规避资本主义野蛮状态的回光返照,缺乏投身战斗的意愿是不可能在此类斗争中一劳永逸地完胜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将被其利益攸关的内爆者敲起,进而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或“世界大同”有秩序地分阶段递进。

  2018年辞世的阿明不可能预言新冠病毒“全球化”的连锁反应,但其关于生态危机加速资本主义内爆的预言正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的美欧日帝国主义三巨头之间蔓延,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角色互换抑或“狗咬狗”导致的地缘政治边界伸缩足以表征其大势所趋,阿富汗乱局更是最扎眼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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